三国鼎立和江南人才崛起及其盛衰之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衰论文,江南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东汉末江南政治、经济发展，促成了以南北人才之争为特色的“三国鼎立”局面。曹操南伐刺激了江东、荆州文化教育事业的长足进展，把一批江南人才推向南北争夺的政治舞台。以诸葛亮、庞统和周瑜、鲁肃为代表的荆州人才和江东的人才群体，就成了当时“得之以定天下”的英雄。但由于江南人才“性情相契”，保守割据的政治意识和狭隘的宗族色彩相当浓厚；江东和蜀汉统治者也没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内部争斗和人才政策的失误，三国纷争最后归于北方的司马氏统一。
三国魏、吴、蜀之争天下，史家皆称“人才之争”，深入观察分析起来，实乃南北人才之争。自189年董卓乱两京，曹操统一北方，继而刘备、孙权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策划孙刘联盟，联络起用南方各地人才，赤壁一战，以弱制强，打败不可一世的北方曹操，拉开天下三分的南北对峙局面。此后，襄樊之役，夷陵大战，刘孙猜忌相疑，大动干戈，经济破坏，政局失去平衡，江南人才大受损伤。终致刘汉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东吴自鲁肃、周瑜、陆逊之后，人才不进，内政混乱。曹魏则开始经济恢复，人才兴旺，280年杜预、王浚、王浑等六路南渡，“方舟百里，兵甲满江，旌旗烛天”，一举亡吴，结束了70余年的三国纷争。诚如孙皓弟孙秀所叹：“昔孙策以一校尉创业，江淮士大夫咸皆向之，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陵山庙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得人才者得天下”，在这一意义上说，三国以南北人才之争始，也以南方失人才而终。
汉末大乱，孙策、孙权兄弟和刘备，各在江南东、西分别建立了吴国和蜀国，周瑜、鲁肃、庞统、诸葛亮、法正等一跃而登上政治舞台。其间步骘、顾雍出任江东为相，诸葛亮、庞统出辅刘备，而为左右丞相，汉末天下大势为之一变，这些都反映了三国时期江南人才崛起，南方强烈对抗北方的历史趋势。东汉末年军阀董卓、袁绍、曹操、吕布、袁术等抢夺地盘，发动战争，北方陷入空前的动乱之中；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的江南，凭借“鱼盐舟楫之利，丝绸布帛之饶”，开始在经济上逐步赶上江北，并推动经济重心的南移。当时长江沿岸的四川盆地，洞庭、鄱阳湖流域以及太湖、钱塘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极快。建康京口地区，是江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四方辐辏，为东南第一都会。京口，北临大江，南通吴会，西连建康，而成为一方军政交通的水陆都会。山阴是豪门大族聚居之地，又是两浙绢米交易中心，誉为“海内剧邑”。吴郡和会稽，地处太湖和钱塘江流域，是江东世族的大本营，又是建康后院，人文荟萃，经济相当发达，是江南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当时益州的成都，社会相对安定，中原人士纷纷避乱入蜀，工商业得到充分发展，左思《蜀都赋》称：“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襄阳是南北经济、文化和通商贸易的据点，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襄阳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陆士仪《思辨录》提及襄阳七便中即有：“襄邓之间多闲田，区外耕种，可以处四方辐辏之众……湖广地饶，一岁再获，京师可常足。”江陵则是江南另一政治经济中心，王士性说其“西通巴峡，东连鄢郢，环列重山，襟带大江，介重湖之尾，据上游之雄，为物资四集之地”，后有“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①]之誉称。江南各地借助这股强劲的经济开发的东风，从益州、荆州、扬州到三吴会稽，人才纷纷崛起，一时就冒出了如孙坚、孙策、周瑜、鲁肃、孙权、陆逊、顾雍、虞翻、步骘、吕岱、陆绩、庞统、法正、蒋琬等，堪称国内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文臣武将，这在我国人才发展史上还是相当罕见的。他们跃登三国政治舞台，导演了一场场有声有色的历史壮剧。赤壁之战、襄樊之役、夷陵之战，既是南北政治军事力量的角逐，也是人才智慧的较量。典型的赤壁之战，结果南方的诸葛亮、周瑜、鲁肃、庞统、孙权等年轻政治家、军事家，协同刘备、关羽打败了拥军百万，不可一世的北方曹操及其同僚程昱、荀彧和曹仁。当时孙权27岁，周瑜32岁、鲁肃34岁、庞统25岁、诸葛亮27岁；而曹操已是53岁、荀彧45岁、曹仁41岁。赤壁之战曹操败北原因很多，但在政治军事战略，筹谋划策布局，以及临战智慧发挥等方面，南方远胜北方，这是南方人才崛起的一个明显而突出的反映。
对于江南政治、经济和人才的崛起和优势，当时南北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有不同角度的论述。诸葛亮和鲁肃不约而同地说：“江东国险民附，贤能为之用……刘备收众汉南，与操并争天下”；又说：荆楚巴蜀，“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②]周瑜说得更其明白：“江东英雄乐业，兵精粮足”，“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③]江东人才也别有一番惊人之举，史载孙坚“为国讨贼，勤王兴义之中，最为勇毅精忠”。横行天下的董卓曾说“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唯孙坚“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④]孙坚之子孙策、孙权“明略绝群，猛锐冠世”，北方军伐也说他们是：“览奇取异，志凌中夏”的“猘儿”！江东孙氏确为当时众多英雄豪杰中佼佼者，天下三分有力的开创者和推动者。所以后来曹操感叹说：“生儿当如孙仲谋！”《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孙权评价极高：“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足之业。”尤其是开发江南经济和拓展海上航运方面，孙权确实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江东吴国已成为中世纪世界历史上的“海上强国”。
再者，我们从三吴会稽和荆襄一带的人才状况来看，江南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所作出的功业，都不亚于北方。在《三国志·吴志》所传72文臣武将中，出于江南的有50人，占总传68%，其中三吴会稽的有30人，占总传41%。尤其是当地朱、张、顾、陆、虞、周等6大望族，不仅“园囿拟上林，馆第僭太极，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而且“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群吏常以千计”。当然，孙氏父子是会稽三吴人才之杰，而全力支持立国江东的周瑜、鲁肃更是江淮流域的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再如吴郡陆氏一家，代出名贤：丞相2人，封侯5人，将军、司马、中书、御史、都督者不下20人。陆逊、陆抗是军事家，陆机、陆云等是文学家，陆绩更是“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注《易》释《玄》，所作浑天图，《开元占经》称他：“推步度数，不失毫厘”，[⑤]当是博学多识的科学家。顾雍一家，顾雍为相19年，即便“长子邵早卒，侯统废绝”，但其子侄为少傅、侯尉、将军、太守等也不下10余人。江东的主要文武人才：如朱桓、全琮、贺齐、陆凯、虞翻、阚泽、朱治、张温等，也都出自三吴会稽，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卓绝的作为，有不少还享有“声震东南”、“名称中原”的誉称。如虞翻，博学多才，国内知名，因性疏直，得罪了孙权，流放到交州之后，“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他所注的《老子》、《论语》，皆传于世，为孔融誉为：“与神合契可谓探颐穷通”[⑥]的鸿篇大作。家世儒学的嵇康，侨居北方，也是出色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在《卜疑论》中对人生社会提出30个问题，都是“远念长思”的结晶；在《释私论》中提出“越名教而任其自然”，向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儒家思想公开挑战，带有革命性的意义，被鲁迅赞为“龙性难驯”的豪杰。三吴会稽一带的地方史志，就出了7种：《会稽典录》、《吴郡·丹阳三郡志》、《会稽郡十城地志》、《会稽土地记》、《吴兴录》、《临海水土异物志》，都是我国最早最出色地方史志，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浙江、福建、以至东南沿海政治经济和海上航运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荆州、益州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也相当发达，尤其是荆州首府襄阳，人文荟萃，群星灿烂，成为南北交往的要冲，八郡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诸葛亮和庞统，就是生活在“英雄用武之国”的襄阳。荆襄一带的庞、黄、蔡、蒯、马、习、杨七大豪族，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并借助姻亲关系，担任政府要职，出现了一批“南州士之冠冕”的大才。如，庞家有庞德公、庞统、庞林，蒯家有蒯越、蒯良，马家有马良、马谡，杨家有杨仪、杨戏等，他们“皆一时海内之俊杰”。在诸葛亮、庞统周围，形成了一批出色的人才群，在当时国内，可以说是“得之以定天下”的雄杰，诸如徐庶、庞德公、司马徽、石韬、崔州平等，出则皆为“丞相郡守”、“将军吏郎”之大任，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在曹魏担任要职。综观蜀、魏、吴三国人才，很多来自荆州，尤其是蜀汉，更是“刘备入蜀，荆州人贵”。我们从《蜀书》所传56人中，荆州占了29人，几占一半以上，其中襄阳、南郡、新野、江夏一带就有17人，几占三分之一。刘备进蜀后，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多开拓进取，的确得之诸葛亮、庞统、魏延、向宠、马良、马谡、董和、杨仪等荆州人士的竭尽谋划和支持。
荆州之出人才，当然有主观和客观原因，该地是南北政治、军事要冲，又有经济长足发展的基础。当时北方大乱，特别是北方军阀势力，尤以曹操发动的赤壁之战，刺激和推动了江南经济和人才的开发，史称“唯荆州地胜境广，西通巴蜀，南当交趾，年谷独登，兵人差全，军资委输前后不绝”。[⑦]他们为了荆州免遭有如北方大乱的灾难，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献计献策，全力以赴，促进当时政治和思想战线更加活跃，“乱世出英雄”，把一批年轻人推上三国竞争的历史舞台。但也不容忽视的是荆州刘表采取“保境安民”、“发展文教”的方针和政策。刘表“非兵戎之任”，在军事和政治上是不足取的，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兴办教育，繁荣文化，整理典籍，并辅之自由讲学，开创学派，在造就一批批出色人才方面，则是尤足称道的。他重用当时经学大师刘忠专管教育，史载当时襄阳：“广立雍泮，设俎豆，陈垒彝，亲行乡射，跻彼公堂，笃志好学，吏子弟受禄之徒，盖有千数，洪生巨儒，朝夕讲论”。[⑧]《镇南碑》还称当时北方的“关西、兖、豫学士归（荆州）者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当时私学也有相当规模，《襄阳记》载：“杨虑，字威方，襄阳人，少有德行，为沔南冠冕……门徒数百人，宗其德范，号为德行。”又载：“颖容，博物多通，善《左氏春秋》，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千余人。”[⑨]最为可贵的还是这些洪生巨儒，自由争论，各抒己见。我们从隐逸襄阳、游学汝南的诸葛亮、庞统、徐庶、孟建等相互关系和学术、思想交往情况来看。如，骂“操为国贼，权为窃命”，“以兴微继绝王业为己任”，足见他们的学风关心政治，议论自由，志向宏伟，抱负远大。当时研究风气也值得赞许的，“刘表深愍末学远本离直，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芟除繁重，赞之者用日少，探微知机者又求遗书写还新者，留其本故。于是古典毕集，充于州闾。”[⑩]刘表还“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五经章句》，谓为《后定》”。(11)总之，学校教育发达、自由争论风气日开，不仅繁荣了学术文化，还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对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发展确实发生了极大影响和作用。如果说三国政治、军事之争，“天下之重，在于荆州”；而人才之争，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荆州也是“举足轻重”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可以看出，汉末三国江南人才崛起，有目共睹，他们带着江南人才那种“英气杰济，猛锐冠世”，又“足智多谋，览奇取异”的特色，志陵中夏，抗衡北方，以使当时国内政局产生巨大变化，这是出现天下三分的最重要的原因。
江南人才最明显的特色：年龄方面是年轻勇为，才气纵横；政治思想方面是志气宏伟，识见敏锐；组织方面是性情相契，割据意识和宗族观念颇为强烈。江东的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可为代表。孙坚17岁开始带兵，“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北方军阀最怕孙坚，“不敢轻与坚战”，董卓因“惮坚壮猛，遣将军李傕来求和亲，令坚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遭坚拒绝，并说“董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12)为裴松之赞为：“兴义之中最为忠烈”，死时37岁。其子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凌中夏”，确为一代天骄。他17岁继父业南北征战，时称“勇锐而不可当”。大军阀袁氏兄弟对他又气又怕，说“有子如孙郎，复夫何恨”！可惜死时仅26岁。孙权也是少年英雄，15岁随兄孙策领兵，史称：“性度弘朗，仁而多断”，“每参与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13)18岁开始主持吴国大政，“张昭、周瑜等谓权可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于是“江东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14)他以周瑜战赤壁，吕蒙袭荆州，陆逊败刘备于夷陵；又以吕岱、贺齐、全琮平山越，开辟东南、海南的海上事业，赢得“海上强国”之誉称，充分显示孙氏一门杰出的才干和用人的卓识。在江南青年人才中，英迈潇洒，才华出众的当推周瑜。他17岁领兵，争战横江、当利，24岁为中护军，时称“周郎”；31岁率领孙刘联军，打败“拥军百万”的曹操，是江南最出色的军事家。苏东坡的《念奴娇》一词，对他的神貌、才华及历史影响有过淋漓尽致的描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死时年仅34岁。此外鲁肃、陆逊、陆抗、顾雍、贺齐、虞翻、吕岱等也年轻有为，一时之杰。鲁肃懂政治，善军事，尤长外交。他与孙权论及“帝王之业，便及大略”，策划孙刘联盟，其为“主谋”，孙刘争夺荆州，他顾全大局，相安无事。可谓江南第一流政治家，死时年40岁。江东还有不少人才，不再赘述。
蜀汉方面的庞统、司马徽、蒯良、蒯越、法正、李恢、刘巴、蒋琬、费祎李岩、董和、马良、马谡等也都是江南的一时之杰。如年龄最小，卓识超群的当推庞统。《襄阳记》载庞统18岁时，“誉为南州士之冠冕”，和诸葛亮并称“卧龙”、“凤雏”，有极高的声名。他和江东少年名士陆抗、顾劭、全琮大会吴中阊门，讨论天下大计，自称：“论帝王之秘策，揽倚伏之要最，似有一日之长”，致使“江东诸人与之相约曰：使天下为太平，当与卿共料四海之士”。(15)史家认为刘备的事业得之三大谋臣：诸葛亮提出隆中策，定下天下三分大局；庞统劝刘备进取四川，取得荆益地盘，打下蜀汉立国的基础；法正在诸葛亮隆中策的基础上，主张进兵汉中，拓展陇右，从而扩大和巩固了蜀汉基业。此三杰，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临危善策，激流勇进，为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作出杰出贡献。可惜庞统在进取四川雒县时，不幸为流矢所中身亡，“时年三十六”。我怀疑庞统死时只有30或31岁。庞统称“凤雏”，年龄应较诸葛亮要少几岁，208年赤壁之战时诸葛亮是27岁，212年进兵雒县，庞统死时应是30岁上下。法正是大才，死时也只有44岁。刘巴也是难得人才，诸葛亮说他：“雄才盖世”，刘备攻成都时，下令“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可见对他的高度器重。其后和诸葛亮共同掌政，史称：“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16)可惜刘备称帝第二年，他就死了。
总之，汉末三国江南人才辈出，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都发生极大影响。北方关东军讨伐董卓，孙坚誉为“力战第一，义动天下”。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国险民附，贤能为之用”，特别是北方著名士人，如张昭、吕蒙、黄盖、程普、严畯等慕名进入江东成为吴国的骨干。刘备败奔荆州，固因汉室之胄“受左将军之命，而又密诏以首事，始得乘权正告天下而兴师”，但在江南取得了诸葛亮、庞统、蒋琬、马良等荆州杰出人才，故“崛起于孤穷”，(17)终于形成魏、吴、蜀三国鼎峙，南北相争的三分局面。
然而三国纷争经过了五六十年的风风雨雨，结果依然是北方曹操和司马氏统一了中国，我们又能作何解释？“得人才得天下”，可说北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打败了南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当然，三国归于北方统一，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极其复杂的。除了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因素，当时南北政治、军事、经济的实力以及各政治集团所凭借的地理优势；魏、吴、蜀三方在当时斗争形势下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军事战略，还有人才制度、政策等当有决定性的作用和意义。
如以社会历史条件而言，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北方经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生产技术也比较进步。黄河中下游以崤山、函谷为界的关中、关东地区，土地肥沃，渭、泾、伊、洛、汴、济诸水又纵横交织，以西安和洛阳为重心的大河南北，是中国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西安、洛阳一带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尽管东汉末年董卓大乱两京，军阀混战又极大破坏了北方的生产，以至“谷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二十万（钱），人之相食”，“城中甚空，无复行人”，但曾几何时，经过曹魏兴修水利，颁行屯田，洛阳至邺都，邺都至寿春一带农业和人民生活又呈观出一片繁荣富庶的景象。邓艾在许昌、陈蔡之间，广开河渠，且佃且守，结果“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18)晋左思的《魏都赋》还称：“水澍梗稻，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绽，均田画畴，藩庐错列”。北方已拥有统一南北的经济实力，何况当时政治、军事的重心依然也在北方。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秦灭六国，楚汉相争，南北朝归隋统一，都说明北方取胜了南方，后来的唐、宋、明、清的王朝更替，政治上也无不如此。王士性在他的《广志绎》中称：“古者雍、冀、河、洛为中国，楚、吴、夷、越为南蛮，声名文物，以北胜南”。又说中国地脉由昆仑东走有三龙：由阴山入太行去辽海为北龙；由岷山趋秦岭进关中，左落平原，由泰山入海为中龙；由吐蕃经漓江越五岭，进入江浙闽粤为南龙，然后评曰：“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最长；北龙次之，南龙向未发”。总之，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实力也好，人口、物产、资源的数量质量也好，北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北方凭借这些客观优势，再加上历史和社会的偶发原因，战争的结果总是由北向南统一，包括三国斗争的结局，这是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但是也毋庸讳言，上述这些条件和因素，也只能是客观条件，而取决统一战争的胜利，还有更为重要的主观因素，那就要求一个政治集团如何针对当时形势，及时准确地制定方针政策，军事战略，颁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这一方面，人才政策，人才发挥水平，当是关键中之关键，诚如诸葛亮、鲁肃所指出：“图取天下”，要“思贤如渴，总揽英雄”，又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诸葛亮后来又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衰颓也”。(19)那么在三国南北的争夺中，人才、人才政策以及人才发挥水平又是如何？而和北方战胜南方又有什么关系？
其一，政治思想方面，江南人才虽有许多特色和优势，但也有突出的弱点：保守割据的政治意识极强，这对于统一是非常不利的。综观三国争强五六十年，江南吴蜀以割据兴起，也以割据而败亡。诸葛亮提出“隆中策”，特别是鲁肃提出“榻上策”都带有浓烈的割据色彩。鲁肃说：“曹操不可卒除，汉室不可复兴，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是，亦是无嫌”。又说荆楚之地，“内阻山陵，外带江汉，有金地之固”，“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20)鲁肃是出色的政治家，但他最初是带着割据自保的意识登上汉末政治舞台的，《吴书》载：汉末天下大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摽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又“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阴相部勒，讲武习兵”。(21)其目的是争取划地自保。后来周瑜引荐鲁肃去会见孙权，也因“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事变”。(22)其后他向孙权呈献带有政治割据意识的“榻上策”，以张昭为代表的江东文臣，也都认为“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23)再如孙权、庞统、法正、吕蒙、陆逊、蒋琬等人物，在他们一生政治活动中，也无不有不同程度的割据自保的政治意识。吕蒙袭击关羽，陆逊进取夷陵，名为争夺荆州，实则放弃了大敌曹操，各顾自己的割据地盘。法正在刘备进据益州后，提出“北征汉中，蚕食雍凉，广拓疆土”，其目的还是“固守要害，为久长之计”。(24)诸葛亮提出千古传为佳话的“隆中策”，为刘备铺开了兴复汉室的宏伟事业，但取得荆益之后，也难见诸葛亮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隆中策的思想。所以王夫之说：“汉、魏、吴之各自帝也，在三年之中，盖天下称兵者已尽，而三国相争之气已衰……先主固念曹氏之不可动摇，而退息岩阻。孙权则望曹、刘之胜败，既知其情之各自帝……则何弗拥江东以自帝邪？”接着又说：“割据自保，即险以争，其势自危，皆败道也。”(25)正是因为这种割据自保的政治意识，致使吴、蜀称帝之后，各顾各的，不能同心协力，拼力奋战，还在同盟内部为争夺荆州这块地盘，先后发生了襄樊之役、夷陵大战，结果两败俱伤，促使三国斗争形势转而有利于北方曹魏。南方政治上割据意识的严重影响不是很清楚吗？
其二，江南人才年轻勇为，才识纵横，但稳健慎重不足，果躁冒进有余，这是割据自保的政治意识在思想和作风方面的反映。王夫之对南北人才作了如下的比较：“及其分荆据益，曹氏之势已盛……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轻、蜀之士躁，虽若费祎、蒋琬之誉动当时，而能如钟繇、杜畿、崔琰、陈群、高柔、贾逵、陈矫者，亡有也。”(26)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也说三国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江南人才的果躁冒进使得他们的聪明智慧得不到最大限度发挥。回看吴蜀襄樊之役、夷陵大战，意气重于政治，果躁冒进压倒沉着稳健，不知损失了多少文臣武将，而一蹶不振。曹营则不同，“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苟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故以曹丕之鄙，睿之汰，抗仲谋、孔明之智勇，而克保其磐固。”(27)曹操不轻举妄动，司马懿在诸葛亮五出祁山，百般挑战，而讥之为：“畏蜀如虎”。又据《明帝纪》引《魏氏春秋》载：“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仍依险不与交锋，待诸葛亮粮尽退军时“背水为垒”，堵击蜀军，从而取得胜利。兵家云：“两军相争，勇者胜；两勇相争，智者胜”。审时度势，多谋善断，智勇兼及，才能百战百胜，这在三国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不是反映得极其明显吗？
其三，江南人才在组织方面的弱点是带有浓厚的宗族、宗派的色彩。孙氏立国江东，其先得之南北士族的拥护和支持。赤壁战争后，北方士族有的老化，有的衰落，控制江东政局的主要是三吴、会稽的顾、张、朱、陆等大姓望族。孙氏需要江东大姓望族的支持，而大姓望族也希望江东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集团和他们的地主武装结合，共同维持江东的局面。这些大姓望族在中央“为王侯将相”，在地方“群吏常以千计”。《三国志·吴志》所传72人，三吴、会稽为30人，占41%，并且“官居要职”。陆逊、顾雍、全综、朱桓等家族掌握了江东军政大权，并先后出任过宰相和大将军。他们在取得政治权位的进程中，其宗族姻亲又不断兼并土地。陆逊初出时，就建议孙权把深山村社中的山越民众变成国家屯田上隶属佃农。他们采用军事征剿和政治安抚的手段，扩大了江东财政收入，也从中取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佃客。《三国志·诸葛瑾传》载：“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所掠山越生口整编而成），新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可见其部伍规模之大，兼并土地、人口之多。
顾雍、陆逊都是江东杰出人才，他们为相期间，曾使江东政治空气出现了和谐向上的气氛。但随着世族力量不断膨胀，宗族、宗派意识也油然而生。孙氏江东中央的君权和相权矛盾，地方的宗族、宗派之争也势所难免了。孙权为了保持君权的绝对优势，先则限制陆逊常驻京城，其后借争嗣夺位的矛盾，逼死陆逊，史载：“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迁。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迁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28)江东孙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族、宗派斗争，致使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大都督施绩、丞相步骘、大司马全琮、中书令孙弘等主要文武大臣都卷进漩涡，结果太子和被废，鲁王孙霸自杀，东吴宗室孙峻又杀了丞相诸葛恪，公卿大臣死者不计其数。
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族矛盾和斗争，特别是相权和君权之争，遂引起江东中枢政治的动荡混乱，致使吴国后期的中央一直处于结党营私，权争利夺，互相残杀的动乱之中。孙权后期的用人政策，也不是“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而是“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随着这种斗争的不断发展，江东吴国的“后叶陵迟，遂致覆国”，也是大势所趋了。
再者，割据意识和狭窄的宗族观念对于用人路线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刘备善于用人，且有独特用人政策，但其仍有“亲亲我我”的宗派观念。初命诸葛亮、关羽镇守荆州，后由关羽独挡一面，关羽兼资文武，骁勇绝伦，但他缺乏政治头脑。如刘备能以诸葛亮、法正、庞统其中一人为之辅佐关羽，不但荆州丢失不了，也许会是北征曹魏的伊洛主力，三国之争的结局，也许会是另一番面目。刘备入蜀推行“荆州人贵”路线，绝对信用荆州人士，如诸葛亮、庞统、蒋琬、费祎等都是荆州人。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和诸葛亮之间，也各有宗派的表现，当年为刘备摒弃不用，或罪责而不提拔的荆州人，先后都为诸葛亮赏识，并授以要职。如蒋琬为广都长时，“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后来诸葛亮临死，“以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29)又如李严，刘备在世，“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后来诸葛亮以“运粮不济”为由，把他废为平民，“徙梓潼郡”。(30)又如刘备临终遗言与诸葛亮，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后来诸葛亮“违众拔谡，令为先锋，并统大众在前”，结果有街亭之失，士众离散，损失惨重。习凿齿评曰：“亮为天下宰匠，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违明主之戒，裁之失中，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31)显然，刘备和诸葛亮用人各有利弊得失，不可苛求。但刘备、诸葛亮后期用人所表现出诸多失误，招致“蜀中无大将，廖化任先锋”的后果，一是“荆州人贵”的用人路线，既限制排斥了关羽、张飞、糜竺等北方元老集团的后备人才，也沉重地排挤和打击益州地区的人才。二是加剧了刘备、诸葛亮集团和益州土著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促进蜀汉后期矛盾重重，社会动荡，内政腐败，争权夺利，最后终为谯周、阎宪为代表的益州土著地主集团所出卖而致亡国。
注释：
① 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349页。
② (20) (23) 《三国志·鲁肃传》。
③ 《三国志·周瑜传》。
④ 《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山阳公载记》。
⑤ 《三国志·陆绩传》。
⑥ 《三国志·虞翻传》。
⑦ 《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四》卷145。
⑧ ⑩ 《后汉书集解·刘表传》注。
⑨ 黄惠贤、丁保斋：《诸葛亮研究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213页。
(11) 《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
(12) 《三国志·孙策传》。
(13) 《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14) 《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吴书》。
(15) 《三国志·庞统传》引《襄阳记》。
(16) 《三国志·刘巴传》。
(17) (25) (26) (27) 王夫之：《读通鉴论·三国》卷十三。
(18) 《三国志·邓艾传》。
(19) 《三国志·诸葛亮传》。
(21) (22) 《三国志·鲁肃传》注引《吴书》。
(24) 《三国志·法正传》。
(28) 《三国志·陆逊传》。
(29) 《三国志·蒋琬传》。
(30) 《三国志·李严传》。
(31) 《三国志·马良马谡传》注引习凿齿“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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