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勃列日涅夫主政苏联18年的历史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特征论文,历史论文,勃列日涅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苏联74年的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执政长达18年之久(1964—1982年)，仅少于斯大林 的执政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但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很 不充分。本文试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特征进行如下概括：
一、勃列日涅夫18年正是世界历史上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时期。适应世界科技革命的 潮流，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进行了经济改革并试图促进国内的科技革命，但在种种干扰 下经济改革归于失败，科技革命也陷于流产。到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经济仍处在高消耗 低产出的粗放式经营阶段，发展速度逐步减缓，缺乏发展后劲，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丧 失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逐渐在世界展开。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 ，战后世界经济进入又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苏联是战后科技革命的中心之一，它在核能 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等领域有一系列的发明发现。但是，在高度集中的 政治经济体制下和错误的对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先进的科技发明仅仅被用于与西 方国家进行军备竞赛，科技革命并没有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下放 了权力但没有改变经济管理的集中性质，经济发展活力未能被激发，当然也就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经济问题。只是到了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才开始在企业中进行以利润和资金为 核心的改革试点。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主持下，“ 新经济体制”改革在1965年底全面展开。“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企业提出 的计划指标越高，利润提成率越高；盈利率越高，提取的资金率越高；在加强利润指标 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就可大大缩减其他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权力。(注：陈之 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新 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在实行“新经济体 制”的“八五”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此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 8.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7.7%，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8%。70年代，苏联经济
发展势头虽有所减缓，但工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仍达5.9%，(注：刘克明、金挥主编：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页。金挥、陆南 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实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与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 家相比，仍有速度优势。1973—1975年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与60年代 相比明显下降，1965—1969年，美、英、日、联邦德国、法、意六国工业生产年增长率 为6.6%，1970—1974年为4.1%，1975—1979年为2.6%。(注：宋则行、樊亢主编：《世 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因此，只能说勃列日涅夫后期 苏联经济有停滞的趋势，但并非完全陷入了停滞。
苏联“新经济体制”改革受到多方面的阻挠，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保 守势力对改革的阻挠和反对。还是在改革刚刚开始时，勃列日涅夫便对改革抱有成见， 针对柯西金和经济改革，他散布风言风语：“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改革，改革……谁需 要这个，谁又懂得这个?需要更好的工作，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注：(俄)Ф.布尔拉茨基著：《自由的言说》，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1968年 ，“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后，勃列日涅夫等人公开反对“新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恢 复强化经济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他“拒绝改革，而在许多方面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行政命 令的体制上去”。(注：(俄)Ф.布尔拉茨基著：《新思维——有关工艺革命和苏联改革 的对话和讨论》，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进入70年代，在对改革 思潮的批判浪潮下，苏联的经济改革从强调改革传统体制到强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由 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加强对企业的控制，改革重心由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转移到合并企 业，建立联合公司。市场的作用在一步步被压缩，国家对计划和物资的控制在不断加强 。到这时，连当年大力鼓吹利润作用的经济学家列别尔曼教授也不得不站出来检讨，称 自己当年的建议“不适当地夸大了利润的作用”。(注：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 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9页。)70年代的官方文件中，
连“改革”一词也成了忌讳，只是在一些学术文章中，“改革”才零星出现。“勃列日 涅夫实际上把经济改革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不提物质刺激，而是要求更多的‘精神 鼓励’、宣传和诉诸爱国热情以复苏萧条的经济。”(注：(美)约翰·多恩伯格著、静 海译：《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 版，第310页。)到70年代末，从各项指标来看，苏联新旧经济体制之间已相差无几，( 注：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第70页。)“新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失 败。
苏联科技革命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与生产实际的脱离。苏联领导人也看到了现代科技革 命对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谋求以科技革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70年代初，苏联领导 人准备召开一次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专门组成了为会议准备材料的工作 组，这个工作组主要由经济学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工作组于1973年5月将准备 的材料交给中央领导，材料中论证出的结论是：“要加速科技进步而不在经济上进行根 本的变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注：(俄)格·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 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然而，在材料上交之后， 这份材料连同材料中的思想便如石沉大海，再没有音讯，关于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 也再没有人提起过。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人们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这份材料的一号文 本。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将这份材料束之高阁并取消中央全会，就是因为他出于政治上的 考虑而不同意经济改革。“因为经济上的需要和反映这种需要的理论思维遇到了当时的 政治现实这一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个政治现实就是官僚政治和行政体制无限制的权力， 以及已形成的种种机制和观念的惰性。”(注：(俄)格·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 ：知情者的见证》第218页。)在这种状况下，经济改革的失败和科技革命的流产就是不 可避免的了。
因为经济改革的失败和科技革命的流产，到70年代苏联经济仍远离科技革命，处在低 级的粗放式经营水平。7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不是靠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原 材料的生产和出口，尤其是石油的开采和出口。
70年代苏联的经济体制呆板僵化，企业没有动力，缺乏生产积极性，更提不到科技创 新，这一切使得苏联经济呈现停滞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亟需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 相应的政治改革。而且这一时期是苏联改革的最佳时机；改革是当时的世界性潮流；苏 联政局稳定，国际环境安全；苏联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勃 列日涅夫在形势紧迫但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错过了改革的良机，这是不可原谅的。(注： 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88页。)
二、政治体制上由集体领导转变为个人集权，帮派政治盛行，导致政治腐败，贪污受 贿泛滥，营私舞弊公行
在赫鲁晓夫后期，赫鲁晓夫本人由原来的主张集体领导转为偏向个人独裁。通过1964 年的十月全会，勃列日涅夫等人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在执政初期，勃列日涅夫注重集 体的智慧，建立了“三驾马车”的机制：勃列日涅夫与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 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1965年12月前为米高扬)并列，党的领导人、国务总理、国家 元首分工合作，各负其责。这时勃列日涅夫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集体领导的体制，他遇事 必与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苏斯洛夫商量的态度甚至让那些与他亲近的人愤愤不平。勃 列日涅夫本人也表现的特别谦虚，他总一再说这方面我不行，那方面我不懂，谦称“我 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他“在没有同其他同志商量和没有征得自己同事 的完全赞同的情况下，从不采取任何行动。”(注：(苏)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 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331页。)
但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后，勃列日涅夫改变了态度。正是从“布拉格 之春”事件中，他总结了教训，在他看来，如果不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和自己信得过 的人的手里，到关键时刻要吃大亏：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诺沃提尼的倒台，杜布切克执 意要走自己的路，以及政治局表决中主张出兵的人只以微弱多数获胜，无不证明绝对权 力的重要性。于是，从1969年起，勃列日涅夫加快了集权的步伐。
首先，勃列日涅夫侵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权力范围。在1969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 ，勃列日涅夫激烈批评柯西金领导的经济部门的工作；1970年，勃列日涅夫发动了“悄 悄的政变”，3月，他会见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部长，同他们大谈农业问题，而这本属 总理柯西金的职权范围；5月，他主持了本应由柯西金主持的部长会议并发表了主要讲 话；1971年，他主持讨论第九个五年计划指标的部长会议，并打破先例由他来签署公布 这一文件。其次，勃列日涅夫插手应属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的职权范围。镇压“布拉格 之春”后苏联谋求与西方国家和解，勃列日涅夫主持与西方国家的谈判，他的行为甚至 使西方国家的礼宾人员惶恐不安，他们不知应以什么礼节来对待这位苏联领导人；1970 年初，不是国家元首的他却在与西方国家缔结的重要条约上签字；这年4月，他在哈尔 科夫主持了授予列宁勋章的仪式，而这通常应由国家元首或政府总理主持。再次，勃列 日涅夫极力控制军队。在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表现出苏联军队也并非铁板一块。 在军中，不同意出兵的也大有人在。当时军中有两种力量的斗争，一是要求在国内和国 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的一批人；二是要求实行改革的一批人的力量。(注：参见(西德) 米夏埃尔·莫罗佐夫著、张玉书等译《勃列日涅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 75年版，第419页。)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努力在军界排斥改革和异 己力量。1969年的五·一节游行，勃列日涅夫取消了以往游行中不可缺少的军事检阅， 同时在列宁墓发表主要演说的也不再是以往的国防部长，而变为党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1969年上半年，军队中一大批高级领导人被清除，安插进的是对勃列日涅夫俯首听命 的人。此后，勃列日涅夫不断更换军界领导人，直到自己的意志能在军中得以顺利贯彻 。勃列日涅夫还十分注意在军中宣传自己，1969年9月中旬发排的《1970年苏联军人日 历》中，第一次编入了几页勃列日涅夫的语录。最后，勃列日涅夫控制权力核心苏共中 央政治局，他推迟了原定于1970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和应于当年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 ，置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于不理，只身去了白俄罗斯，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苏军军事演习， 与在那里的苏联武装部队高级领导人频频接触并亲切会谈，大有向政治局委员们示威的 味道。勃列日涅夫这一举动果然奏效，他回到莫斯科后，政治局委员们纷纷向他靠拢。 于是，在1970年春出现了一个树立勃列日涅夫领袖威信的宣传运动。(注：参见(苏)罗 伊·麦德维杰夫著《个人和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 91年版，第146—148页。)连当时与勃列日涅夫有过接触的外国领导人也惊异地发现， 从1970年春天起，勃列日涅夫在会见场合表现出“极大的自信”。(注：参见(苏)梅德 维杰夫等著《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3页。)勃 列日涅夫还以增加政治局委员的办法扩大自己在政治局的实力，1971年召开的党的24大 上政治局委员由原来的11人扩大到15人，增加的4人中有3人是勃列日涅夫的忠心支持者 。
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在争夺权力上的强硬态度为他在70年代的一步步走向集 权开了头。1976年，勃列日涅夫兼任国防会议主席，并领苏联元帅的军衔；1977年，他 又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早已图有其名的“三驾马车”体制至此 瓦解。这样，勃列日涅夫独揽了党政军大权。新的个人集权形成了。
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勃列日涅夫精心构筑自己的帮派体系。70年代 ，他的“第涅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帮”的实力越来越大，控制着各重要部门的权力。这个 帮派都是或与勃列日涅夫毕业于同一学校，或是他的亲戚、同乡，或是他曾经的同事。 勃列日涅夫曾经就学于第涅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和第涅伯罗捷尔任斯克两所冶金学院，单 是这两所学院毕业而得到重用的就有吉洪诺夫、楚卡诺夫、诺维科夫、谢洛科夫等一大 批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契尔年科、特拉佩兹尼科夫、维茨贡等曾在摩尔达维亚与勃 列日涅夫一起工作，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的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的副部长，就 连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布加耶夫也在1970年被提升为民航部长，后又成为苏共中央委员 和苏联空军主帅。
“第涅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帮”的形成充分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帮派政治特征。 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首的政治帮派的形成表面上保证了权力和政治局势的稳定，实 际上它对国家政治生活有十分消极的影响。第一，造成政治上的因循保守，不思改革。 由于勃列日涅夫本人对改革的反对态度，其他人也随声附和；同时这些人也担心改革会 触及自己的利益而宁愿维持现状。在1976年后，勃列日涅夫几乎已经不能处理政务，但 由于他扶植的帮派的存在，使他的权力地位丝毫不受损害，而且这些人还牢守着勃列日 涅夫保守的政治观，拒改革于千里之外。第二，导致贪污腐化和营私舞弊现象的盛行。 由于帮派成员有政治上的靠山，同时他们之间又相互关联，形成官官相护的关系网，所 以他们往往放心大胆地利用自己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勃列日涅夫晚年政务的松驰使这 些官员拥有了更大的权力，贪污腐化和营私舞弊现象极为盛行。在这种环境下，拥有权 力的人互相效仿，使得“有整整好几个阶层的人越来越卷入到贪脏受贿和政权的腐败中 去”(注：(俄)Ф.布尔拉茨基：《新思维——有关工艺革命和苏联改革的对话和讨论》 ，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第三，形成个人崇拜之风。这些被勃 列日涅夫提拔上来的政客们对勃列日涅夫感恩戴德，他们无原则地吹捧自己的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被授予数不完的勋章，他的讲话无数次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他被誉为“ 伟大的和平战士”、“伟大的列宁主义者”、“伟大的理论家”……。
三、恢复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使得意识形态日益僵化和教条化，从思想上扼杀 了一切改革
自赫鲁晓夫下台后，在苏联高层领导人中保守力量便越来越大，不少人主张推翻党的2 0大和22大的决议，正面评价斯大林，“党的领导成员中许多有权威的人要求恢复斯大 林‘社会主义伟大领袖’的地位。”(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个人和时代— —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1965年是苏联 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由谢列平等人准备了一份纪念这一胜利日的材料，这是一篇“彻 头彻尾的修正赫鲁晓夫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中公开反对斯大林主义精神的宣言。……其中 有17处政治方向急速转向斯大林时期……”。(注：(俄)Ф.布尔拉茨基著：《自由的言 说》，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页。)虽然在强烈的抵制下勃列日涅夫在 庆祝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中只有一次提到了斯大林的名字，但当斯大林的名字出 现时，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热烈鼓掌。这反映了这部分人重新返回斯大林主义的精神状态 。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由于“布拉格之春”是对 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突破，它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样，“19 68年春天，布拉格之春，真正地使那些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台柱子和护卫者们惊恐万分 。”(注：(俄)P.彼霍亚：《苏联：1945—1991年政权史》。)在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 春”后，苏联领导人便着力恢复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类似“ 布拉格之春”式的改革是祸水，是洪水猛兽；它偏离社会主义，会将国家引向资本主义 的轨道。一时之间，在苏联领导人中保守思潮甚嚣尘上，“斯大林分子马上想方设法利 用这个业已形成的形势，开始了他们大肆活动的一年。”(注：(俄)格·阿尔巴托夫著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83页。)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 69年是斯大林诞辰90周年，苏共领导安排了多项纪念活动(后因东欧一些国家的反对而 大部分取消)，纪念斯大林的文章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报刊上，克里姆林宫墙下的斯大林 纪念雕像也正式揭幕。(注：参见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强者的自我否定与超越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理论上的教条化和宣传上的形式化盛行起来。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充斥着空洞的说教 ，“改革”竟成了一个忌讳的词汇。早在1967年10月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 日涅夫就指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 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注：《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190页。)从而提出了他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进入70年代，随着勃列日涅 夫权力地位的加强，在理论界迅速掀起了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浪潮。所谓“发 达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完美的社会主义，是不需要改革和改进的社会主义。较之赫 鲁晓夫的“20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向苏联实际的贴近，但 它离苏联真正的社会发展实际仍有很大的差距，理论和实际仍是严重背离的。因此，意 识形态领域中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实际就成了反对改革思潮的鼓噪。70年代 ，宣传诠释这一理论的文章专著成千上万，意识形态中保守的空谈之风十分盛行。在19 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重申了这一理论。1977年，又将“苏联已建成发达 社会主义社会”正式载入宪法。
文化领域走向全面保守。“1968年底，在文化领域里保守势力的进攻加强了。……196 9年国家文化生活出现了转折。”(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著：《个人和时代——勃 列日涅夫政治肖像》第230—231页。)几乎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都向着斯大林 时期的老路回转。1969年3月，中央几位意识形态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 ，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1970年，代表改革思潮 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
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退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苏联的上层和民间，都存在着 一批改革的支持者，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改革现行社会主义、反对恢复斯大林模式的 思潮十分盛行。面对政府明显地向斯大林主义的退却，1967—1968年出现了“请愿运动 ”，请愿者要求政府坚持20大和22大的路线，继续走改革的道路。他们向政府递交抗议 信和请愿书，签名者达七百多人。1968年1月又有100多人在普希金广场集会。(注：参 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贾连义等译《政治日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324页。)1968年8月，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引起许多人的强烈不满，出现 了新一轮的抗议浪潮。8月25日，7名示威者高举“不许沾手捷克斯洛伐克!”“占领者 可耻!”的标语口号，在红场静坐示威。也是以这一事件为标志，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 出现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成 份复杂，但在此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他们只是要求对现行 社会主义中的缺陷进行改革，反对回到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苏联出兵镇压了 “布拉格之春”之后，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因此对苏联社会主义失望，开始走上反社会 主义的道路，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都是在此后积极参加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并走上 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注：参见林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各派代表人 物及其主要观点》及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的文章，载《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年版。)整个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经久不 息，这一运动带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反映了苏联社会上对僵化理论的失望 和改革的强烈愿望。
70年代，保守的、反改革的意识形态完全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把经济改革 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不提物质刺激，而是要求更多的‘精神鼓励’、宣传和诉诸爱 国热情以复苏萧条的经济。”(注：(美)约翰·多恩伯格著、静海译：《勃列日涅夫— —克里姆林宫的明争暗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310页。)喋喋不 休的空洞宣传代替了实际的改革。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上斯大林式的旧体制已基 本恢复，新旧经济体制之间已相差无几，(注：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 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0页。)改革全面失败。意识形态宣传沉湎于 自我编织的“发达社会主义”僵化体系之中，理论创新成为禁区。
四、有效地抑制了政治动乱及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使得政治稳定、社会安宁，但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各种问题，导致矛盾的积聚、社会的停滞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是稳定的18年。在此期间，苏联未曾有过外敌入侵的威胁，国 内也没有过激烈的社会动荡，连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权力也未曾受到过重大的 挑战。这一时期是苏联历史上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时期，也是社会最为安宁的时期。
但是，应该看到，这18年又是各种矛盾不断积聚的18年，是“平静的停滞，那时问题 没有解决而是被搁置下来，灾难在不断地聚结。”(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著：《 个人和时代——勃列日涅夫政治肖像》，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这一时期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政治上对苏联领导人提出批评。这一 运动的参加人数虽然不多，当时在苏联社会的表层影响也不甚广泛，但它持续时间长， 其思想主张却影响深远，正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虽然目前 持不同政见者的积极分子人数不多——事实上越来越少了，但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中，运 动迟早一定会在许多方面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刘明 等译：《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意大利记者皮尔罗·奥斯特林诺的谈话》，群众 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苏联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到戈尔巴乔夫后期和叶利 钦时期，那些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被奉为“先驱”，“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作为一种独 特的现象，是作为90年代初俄罗斯现代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先驱而登上苏联社会政治生 活舞台的。”(注：M.戈尔巴乔夫等：《俄罗斯政治经济史问题》，莫斯科1998年版， 第216页。)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民族矛盾也极其复杂和尖锐，这一时期大俄罗斯沙文 主义愈演愈烈，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受到侵害，民族文化遭践踏。民族反抗活动此起 彼伏，代表本民族利益的民族精英集团逐渐形成。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长期被压抑的民 族矛盾骤然爆发，苏联大厦轰然倒塌。这一时期的宗教矛盾也日益尖锐，苏联党和政府 以“战斗的无神论”铲除宗教信仰这种“旧势力的残余”，教堂和清真寺被关闭，神职 人员被强迫还俗。但就在宗教感情受到侵害的同时，这一时期信教的群众却越来越多， 这充分反映了苏联社会深刻的宗教矛盾。勃列日涅夫时期其他各种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增 长，包括城乡矛盾，地区和地区间的矛盾，普通群众和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等等。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人解决矛盾的措施灵活多样，首先是采取积极措施缓和矛盾 。在政治上，注意发挥苏维埃的作用，扩大苏维埃的职权，增加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机 会；在处理民族关系上采取审慎的态度，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 的生活水平，民族语言和文化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以前相比，放宽了对宗教的限 制，新开放了一些教堂，允许进行一些宗教仪式，等等。所有这些对缓和矛盾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加强了镇压手段，“勃列日涅夫没有恢复斯大林的镇压 ，但他毫不留情地惩罚了持不同政见者。”(注：Б.С.盖尔舒斯基、З.Д.洛扎斯基 ：《俄国民主的经济》，莫斯科“礼拜日”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苏联政府采用 限制工作、强制取消国籍或送精神病院等手段来压制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将秘密 警察的手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将许多矛盾强制地压制下去，这样便使社会形成 一种虚假的稳定。
五、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以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为基础，但从未放弃与美 国争霸；沉重的军费开支使得苏联的包袱越来越重，严重妨碍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 苏联还推行对外关系上的意识形态化，这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社会主义国家 间的关系有巨大损害
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维持了赫鲁晓夫时期对西方的缓和政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 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科学与技术革命要求有更加自由的 国际接触，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广泛的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注 ：《真理报》1966年4月6日。)获取西方的先进技术，与西方进行经济交流成为缓和政 策的重要动力。，苏联和西方国家从60年代末开始签署了一系列的 条约、协定，直至1975年签署了《赫尔辛基宣言》，达到了缓和的高峰。
但是，苏联领导人只是将缓和作为一种手段和策略，他们从未放弃与美国争霸的战略 目标，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苏斯洛夫就明确指出：“承认在国际事务中的和平共处原 则，丝毫不意味着放松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解。这两 者是不可调和的。”(注：《真理报》1972年12月4日。)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旗号下，苏 联大力扩张军备，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特别是战略武器力量。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 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已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从7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逐渐放弃了缓和政 策，在亚非拉国家到处插手，直至在1979年12月公然入侵阿富汗，以实施其南下印度洋 的战略。80年代初，苏美又进入尖锐对抗状态。
勃列日涅夫时期缓和下的军备竞赛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国力。70年代，苏联经济发展 速度日渐缓慢，但还要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军备，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 军费开支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1—13%，并以4—5%的增长率不断增加。(注：许新等 ：《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 页。)巨大的投入使苏联不堪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
为了维护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将外交关系意识形态化。最典型的表现是1968 年8月以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名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推出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 ，声称“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 运动负责……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 的利益对立起来……。”(注：《真理报》1968年9月26日。)这违反了互相尊重国家主 权的国际关系准则，严重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系列历史特征显示出这18年是苏联由盛转衰的18年。由于苏联领 导人拒绝改革，使得危机和矛盾不断聚集，给苏联的最终解体打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