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清时期历史小说家的悲剧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家论文,明清论文,试论论文,悲剧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小说是明清小说中的一大门类，它通过敷演历史事件，褒贬历史人物，来揭示兴衰治乱的义理，以期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可是由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纷纭复杂，并且充满了悲剧性。所以当作家戴着儒家伦理道德的有色眼镜去观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他就不能不时常感到宇宙间有些东西实在是不能用伦理去说明的，也不能在道德上寻得合理的证明。于是，一种悲哀、凄怆、愤激、怅惘的悲剧意识也就油然而生了。
一、对历史兴亡的反思和喟叹
翻开《三国演义》，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一首“临江仙”：〔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是一种对历史流转、英雄已逝的怅叹，流露的是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历史幻灭感。罗贯中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感喟呢？推究起来，这正是他对王朝更替、历史兴废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本来，按照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有志图王者，只有加强内在的德性修养，实施仁政，以民为本，才能据有天下，所谓“国君好仁，天下无敌”，“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2〕“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3〕“仁人无敌于天下”〔4〕等等，都意在说明“仁义”乃是夺取天下， 保住君位的必备条件；反之，若行“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5〕“虽得之，必失之”。〔6 〕罗贯中显然也是秉持儒家这一伦理信条的，他的“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观点，即与儒家“仁政而王”的理论一脉相承。在小说中，他明确主张尊刘抑曹，歌颂以刘备为典范的仁君仁政，鞭挞以曹操为代表的暴君暴政，虔诚地渴望以仁义为本的刘备集团能平定奸邪纵横的浊世乱道，解民于倒悬，重建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社会秩序。可是，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让他心目中邪恶势力的代表曹魏集团夺取了政权，统一了天下，而他倾注了一腔痴情的刘蜀集团，竟然悲惨地败亡了。残酷的历史事实对他奉为圭臬的道德理想的无情嘲弄，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和困惑中。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这种逆理悖情的历史事实，于是只能发出无可奈何的喟叹：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可什么叫“天数”呢？难道是指恶者必胜，善者必亡吗？倘若如此，那么积善行德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指的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人又何必还要苦苦地争斗，不懈地追寻呢？罗贯中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只好来一个“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然而，《续三国演义》的作者酉阳野史却缺乏罗氏这样的超然和洒脱，他不能够也不愿正视正义仁德被毁灭的历史悲剧，于是便心怀激愤，假手刘
、刘曜故事，发泄其佐袒刘蜀而摧抑曹魏的“忠义”之气。他说：“予怀汉亡关张后，史册不传书不备。而今表出世人看，聊泄生平忠义气”。（卷首诗）又在小说开头自云：“奈何营中星殒，丞相云亡，遂使奸雄得志，千载于今，人心痛忿，幸而天道尚存，假手苗裔，夷凶剪暴，使汉祀复兴，炎刘绍立。”可这样做固然可以“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7〕但毕竟属水月镜花， “诚所谓乌有先生之乌有者哉”，何尝真能消解心中的悲剧情结呢？
而最让作者们感到悲凄、困惑，不能正视的是，类似《三国演义》中忠义仁爱被毁灭的悲剧，在他们眼皮底下竟实实在在地重演了！空谷道人的《续英烈传》写的就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燕王靖难”之事。明建文帝朱允炆本是个仁君，其臣僚方孝孺等又都是忠臣，可是就是这样的仁君贤臣在面对残暴的燕王朱棣的违法争帝的战争中却惨痛地失败了，真不知天理何在！小说第31回，作者借人物之口不禁叹息道：“临天下，当以仁义称至治，今天下谁不称仁慕义，乃不能保其位。此何意也？”“曹瞒篡汉，司马懿篡魏，反俨然承统，此又何意？总之天难问，理难穷耳。”正因为“天难问，理难穷”，所以作者也只能象罗贯中那样将“仁义为威武笑”的可悲现实归诸天命，在小说中反复慨叹，“天意有定，人心难逆”、“岂忠不如奸，此中有天意”、“天意不可违”、“胜败是天生”……
由于将一切都看成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作者一方面既歌颂建文帝的“仁孝”，赞美他手下旧臣临死不屈谨守君臣大义的英烈行为；另一方面又认可燕王的“智勇”，把他诛戮建文旧臣的行为也视作英雄的壮举，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结果毫无是非可言。但是作者似又非全信天命，如小说第4回即借席道士之口指出：“名世虽天生， 学不离人事。人事合天心，有为应得志。”这分明是在肯定“人事”、“有为”。小说第19回，作者又说：“仁乃君之美，然而不能柔。一柔姑息矣，国事付东流。”此又指出“柔”乃失败之因。这种矛盾的心态，有趣地表露了历史小说作家们悲剧意识的二重性：他们既欲“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得失”，揭示历史兴亡的“义理”，同时又觉得历史之兴废本不可测，实乃一种天意；既对历史兴亡的反思充满浓烈的兴趣，同时又觉得人世的一切活动都无意义，不必纠缠不休，大可付诸笑谈；既对历史人事的道德评判秋毫不爽，同时又觉得用这种道德理想去评判历史人事的无能为力，从而堕入一种无是无非论。
二、对忠奸斗争的感愤和忧患
在历史小说中，忠奸斗争，可说是作者涉笔最多，用心最苦，悲剧意识流溢也最为浓烈的情节关目。几乎每一部历史小说，都少不了对政治风浪凶险、残酷的着意描绘，对忠臣良将遭受权奸排挤、陷害的椎心泣血，对乱臣贼子祸国殃民罪行的愤怒声讨。阅读这些情节，我们很容易被作者倾泻于字里行间的浓烈的伦理情感所打动，与之一起嘻笑怒骂、悲哀泣叹，而在感情的热浪渐趋平息下来之后，也许我们也会象作者那样对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忠臣遇害、小人得志的丑恶政治产生困惑、厌倦、悲哀、失望和冷漠等诸种感受。以《杨家府演义》为例，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杨家世代忠勇舍家卫国抗敌御侮的故事。作者对杨家一门五代奋起抗击辽夏入侵，父死子继，夫亡妻承，代代相传的忠勇行为，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和热情的褒扬，同时对杨家屡建大功却屡受奸贼屈害的不幸际遇，深表同情和义愤。小说的结尾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悲剧气氛，作者别有深意地虚构了“怀玉举家上太行”这一情节。杨怀玉因“伤宋政之日非”，觉得“辅之无益”，于是便挟愤杀死屡欲诬害其家的宰相张茂，瞒住老父，举家隐居太行山，过那种“伐木为室，耕种田地，自食其力”的生活。朝廷派周王劝他“入朝受职”，并提醒他说：“汝不回去，甘为叛逆之臣，以负朝廷乎？”怀玉义正辞严地回答：“若以理论，非臣等负朝廷，乃朝廷负臣家也。”因此，他表示不愿再受宋王朝的约束，声称：“倘或来宣入朝受职，将臣碎尸万段，亦决不遵依！”
这一结尾，可说是作者对忠奸斗争作了冷静反思之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它抒泄了作者久蓄于心的对昏主侫臣的激愤，否定了“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的封建伦理道德，它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表现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厌倦和失望，读后，令人备生慨叹。
与《杨家府》同调相应的另一部历史小说名作是《说岳全传》。这部小说着力描写了岳飞精忠报国却惨遭屈害的传奇故事。岳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支撑着南宋王朝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立誓直捣黄龙，洗雪“靖康之耻”。可恨皇帝昏聩，奸贼误国。“十二道金牌”断送了北伐的良机，也断送岳飞的性命。岳家父子饮恨风波亭，“天下冤之，闻者流涕”。作者恨透了奸臣秦桧，为愤怒、懊恨所胀热的头脑久久不能冷却，于是便幻设了秦桧、王氏在阴司受尽刀砍斧碎诸般酷刑的奇诞情节。可这种“报应”毕竟是作者的一厢情愿，至于权奸为何非欲置忠臣于死地而后快，仍是不甚了了，令人困惑的一件事。
如果说描写历史上的忠奸斗争，尚不免有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之憾的话，那么直接描写现实政治中的忠奸之争，无疑更能激发作者的满腔义愤和忧时伤世的悲患意识。创作于明末的《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即直接取材于当代的实事。作者因对抗敌御侮、功高被杀的民族英雄毛文龙的命运感慨万端，对现实政治之腐败，深为不满，故欲借笔墨为文龙伸冤吐气。
小说中的毛文龙与岳飞一样，受命于危难之秋，立誓扫净胡尘，安邦定国，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接连收复失地，威震敌胆，并结成强固的防御基地，使满清贵族望而怯步，真堪为护国“长城”，不料，督师袁崇焕因妒其声威才谋，竟不计国运民生，冒然诛之，终酿成千古奇祸。作者对文龙之被冤杀，扼腕愤叹，在小说中不禁再三致慨云：“啜其泣矣，嗟何及矣，欲起其人于九原，支半壁之天下，而其人已矣，骨已朽矣，不亦深可痛哉！”〔8〕又作诗泣叹：“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9 〕对国事的伤感，对英雄已逝的哀悼，使这部小说具有悲切动人的艺术力量。
而将忠奸斗争描写得最为惨烈、激切，令人切齿怒发的，则是反映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阉党抗争的几部时事小说，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警世阴阳梦》等。“东林党”乃是明末兴起的一个进步政治团体，其成员主要是在朝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和在野的“罢官废吏”。他们学术相通，志趣相投，采用讲学、结社的方式，以伦理道德为准则“裁量人物，訾议国政”〔10〕力图整顿日趋朽坏的朝纲，维系皇明政权。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铲除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盗贼，肘腋之患；三曰小人，心腹之患”。〔11〕“心腹之患”最为厉害，所以他们首先致力于党争，将矛头直指专权乱政，作恶多端的权阉魏忠贤及其党羽。魏自然不肯束手敛威，于是两党展开殊死博斗。一方不惜性命，连连上疏，亟欲将魏绳之以法；另一方则依势矫诏，对东林党人大打出手，“遂致杀气弥天，忠魂涂地”。魏阉的猖獗凶残，倒行逆施，在当时激起了普遍的民愤，人们纷纷站在东林党人一边，支持他们抗权奸、反暴政的正义行为。作为几部“斥魏”小说的作者，“草莽臣”、“国清”、“乐舜日”、李清等人，自然也是东林党的拥护者，他们身处下层，却颇关注时政，总希图国家能清平安泰，所以他们“睹忠贞之受
，则涕泗欲零，见奸恶之横行，则目眥几裂”，〔12〕甚而欲“大嚼充饥奸贼脑，横吞解渴谗臣血。”〔13〕魏阉一倒台，他们立即操觚，对魏进行口诛笔伐，借小说来“按捺奸邪尊有道，赞扬忠孝削谗人”，使天下之人尽悉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从而自觉地激发忠义之心，惩创叛逆之志。
几部小说比较真实具体地揭露了魏阉与客氏狼狈为奸，蒙蔽圣聪，把持朝政，遍植死党，血腥镇压大批忠直官僚，欲移明鼎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它们对忠奸斗争惨烈程度的描写，可谓空前绝后。如杨涟被阉宦爪牙打了一百铁杠子，当场死去。左光斗用了三次铁脑箍，两次铜拶子，顿时命绝。魏大中受尽酷刑，陡然气尽。周顺昌被百刑拷打，手足俱折，伤口糜烂，最后被活活用土囊闷死，其他如袁化中、周朝瑞、顾大宗、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熊廷弼等人，也都遭陷被害，死于非命。一时朝野正直忠良之士，几被魏阉掠杀殆尽。奸党之恶，真可谓罄竹难书！奸贼为何这么丧心病狂，灭绝人伦？在作者看来，这是因为奸贼权欲膨胀，图谋不轨，叛逆了正统的宗法制度，践踏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可奸贼为何能够如此呢？如果略作思索，便可知道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昏君的庇护和纵容。但一旦确认了这一事实，就势必会导致怨君、问君，深入发展下去，就会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的文化体系产生怀疑、否定。这对信持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的封建文人来说，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也不敢想象的事。无法想、不敢想，就势必会产生无法解脱的精神困惑和痛苦。于是，作者便自觉不自觉地转入文化早为消解悲剧意识而设置的佛道的超世思想中去。如长安道人国清即将人生视为一场大梦，将魏忠贤作恶受报，演作阴阳二梦，大谈因果报应。《梼杌闲评》的作者李清，也借用因果之说，谓魏、客前身原系淮河二蛇，尝助治水有功。治河者不奏闻朝廷，请给封典，反火其穴而歼之。二蛇因是率其族类，投胎为人，雄者为魏，雌者为客，余则为其同党，所伤忠良，即为当初治水臣民。这种解释，与《说岳》之解释岳飞受报，命意全似，同为安顿不平之心的无奈之举。除此而外，作者所能做的，就是哀叹人生如梦，一切作为皆无意义。也许当一种充满了悲剧意识的文化，不得不以人生如梦来消解悲剧意识的时候，它的生命之源也就快要枯竭了。
三、对家亡国破的哀痛和沉思
《乐记》上说：“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当魏阉乱政，流寇丛生，明王朝行将衰亡之际，一批忧患意识深重的文人（包括小说家），还满怀怨怒和激情，斥奸骂贼，掊击弊政，意欲重整朝纲，复兴王朝；而到了清初，伴随着改朝换代的血腥搏斗，惨无人道的民族压迫，老大帝国的灰飞烟灭，许多文人士大夫再也没有了先前的激情和自信。江山换姓的历史兴亡感，异族入主的亡国屈辱感，促使许多文学家长歌当哭，藉诗文小说来抒发亡国的哀痛，宣泄心中的郁愤，追究兴亡的原因，寻找社会的出路。于是，国破家亡的哀思，腥风血雨的感愤，流离失所的悲凉，兴明复国的希望，便流荡在了各种作品之中，从而汇聚成一股强劲悲凄的“亡国之音”。陈忱的《水浒后传》，即是这股“亡国之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小说写了32位梁山末死英雄，不甘忍受统治者的凌虐，在李俊的领导下，于登云山、饮马川重举义旗。彼时正当北宋末年，金兵南下，铁蹄纵横，“四野萧条，万民涂炭”。赵宋王朝君昏臣贪，大厦将倾。梁山好汉秉持忠义爱国之心，清除了蔡京、童贯、高俅等祸国殃民的奸贼之后，又孤军奋战，勇御金兵。最后在国破家亡的时候，李俊率领梁山英雄漂洋过海，到域外重建基业。临行前，乐和站在金陵的雨花台上，“望着钟山，王气郁郁葱葱，不觉胸次霍然。”
小说明显地流露出作者热望复明的一腔痴情。寄寓着他难以言明的忧思和悲愤，诚如他在序中所云：“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又云：《水浒后传》之写“中原陆沉，海外流放，是得《离骚》之哀”。在《水浒后传论略》中他又称已作为“泄愤之书”。这都说明他的胸中涌动着一股屈原式的爱国激情和难以遏止的亡国哀痛，故而作品才写得那么哀惋深沉、悲壮动人，连胡适也击节称叹曰：“古来写亡国之痛的，无此好文章！”
与《水浒后传》托言宋事，实寓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不同，《樵史通俗演义》直接对近在咫尺的亡明历史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小说真实、全面地描写了魏阉乱政、崇祯诛灭阉党、李自成起义、清兵入关、南明弘光朝灭亡等重大史事，表现了明朝大启、崇祯、弘光三朝25年间的三大社会政治矛盾：明王朝与满清政权的民族对抗、明统治者与农民起义军的阶级矛盾、明王朝内部阉党与东林复社之间的激烈党争，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明王朝覆灭的多种原因。作者撮激愤于笔端，泻哀痛于纸上，故文字与歌咏，“激楚感慨，恻然有变徵之音”。〔14〕特别是书前之序，最足以表现当时许多亡国遗民所共有的悲剧心态。序云：
樵子曰存山中，量晴较雨，或亦负薪行歌。每每晴则故人相过，携酒相慰劳；雨则闭门却扫，昂首看天。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丧，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然樵子颇识字，闲则取《颂天胪笔》、《酌中志略》、《寇营纪略》、《甲申纪事》等书，销其岁月。或悄焉以悲，或戚焉以哀，或勃焉以怒，或抚焉以惜，竟失其喜乐之两情。久而樵之以成野史。
作者一方面以故国遗民的身份，绝意于新朝，摆出一副恬然潇洒的姿态，欲借野草闲花、纵酒放歌来消遣岁月，摒却人世间的一切烦忧；可另一方面却又不自觉地翻阅起那些记载政乱国破史事的史书杂记，并为之或悲或泣或哀或惜。这说明山水与酒根本无法缓解或平息激荡在他心头的忧愤和哀思，所以他不无讥嘲地说自己名为樵子，实则“不樵草木而樵史书”，而在“樵史书”的过程中，又总是“添余恨”，“和泪写”，“悄然悲，“只自唏”，“竟失其喜乐之两情”。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心中的悲剧意识是多么浓重！
探索、反思明朝灭亡之因的小说，还有《剿闯通俗小说》、《新世鸿勋》和《铁冠图》等。这几部小说侧重反映李自成起义乱国的经过，由于作者对明朝覆亡深极哀痛，故对李自成痛之入骨。如《剿闯通俗小说·序》所言：
君父之仇，天不共戴；国家之事，下不与谋。天不共戴则除凶雪耻之心同，事不与谋则愤时忧世之情郁。于是乎闻闯贼之盛则怒，闻有绌首拜贼之人则愈怒；闻贼之衰则喜，闻有奋气剿贼之心则愈喜。怒则眦裂发竖，恨不得挺剑而揕其胸；喜则振足扬眉，恨不得执鞭而佐其役。此天理人心之必然而不容己者也。
但是，《剿闯通俗小说》的作者，并没有完全将明亡之因归诸李自成乱国，而是有着自己深刻的思考。如小说第一回所论：
（魏阉专政）一时正人君子，不论在朝在野尽行拿问，重者处死，轻者谪戌，唬得满朝官员重足而立，兢兢惧罪，相率拜其门下，愿为干子干孙不计其数。……先皇帝（指崇祯）……削其大权，贬之于外，然后明正其罪，讨而诛之。凡附珰之辈，定为逆或诛或戍，或夺或锢。虽则除了一件心腹之疾，朝堂之上，经了两番剥削，如服硝磺之病，元气未免大伤。……偶有几个打病虎、断死蛇，以击逆珰为己功者，又立起个门面来，自谓气节清流，高自标榜，要人依附，但论同异，不论贤愚，但问恩仇，不问好歹。就有一班随志唱和的，借他名声，哄取要位，立定了脚头，一般样招权纳贿，事非钱而不行，人非钱而不用。朝中如此，外任亦然。贪官污吏，布满天下。加之征调太烦，加派太重，征收无法，民不聊生。所以奴虏未息，流贼后起。
作者在这里将明亡之因归结为魏忠贤乱政于前，李自成起义于后；崇祯刚愎，苛税过重，朝无贤臣，清淡误国，贪官遍布，贿赂公行，以致满清入关，明朝灭之。这些见解，可谓既精辟深刻，又切中要害。这说明作者对历史冷静的思考，已远过于单纯地发泄内心的悲愤，兴亡之叹中已多了几分深邃的忧思。这种忧思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作者对不可救药的腐败政治的失望和哀叹。与这种冷静的反思异趣，《新世鸿勋》的作者蓬蒿子、《铁冠图》的作者松滋山人，则将明朝覆灭解释为妖星下凡，搅乱乾坤。这显然是从《水浒传》“洪太尉误走妖魔”套来，但却反映了作者“国家治乱，气数兴衰，运总由天，复因人召”的观点。这种将国家兴亡委之于天的消极思想，显然也是作家对天道迷惘不解，对世事沧桑难测，且徒增人悲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总之，明清时期的历史小说家在演述历史兴亡、忠奸斗争和鼎革之变（当然不止这些，如《水浒传》所演述的是个人与社会的悲剧冲突）时，既充满了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憧憬和热望，抒泄着对昏暗无道的现实政治的感愤和忧戚，探索着历史兴衰更替的义理和教训；同时又因理想憧憬的幻灭，现实感愤的无力，义理探索的困惑，道德执着的迷惘，而产生了一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犹如黑暗王国的火种，寒冷冬夜的星光，不仅使历史小说着染了一层悲切迷人的审美文化色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启迪着同时代和后来的英隽之士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探索。因此，明清历史小说作家的悲剧意识有着独特的审美认识价值，理应得到我们的重视。
注释：
〔1〕此词本为杨慎所作，非罗氏亲笔，但移诸小说卷首， 亦可谓深得罗氏之作意，故谓为罗氏自吐心曲，也颇熨贴。
〔2〕〔3〕〔4〕〔5〕〔6〕分别见朱熹：《四书集注》， 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28、513、522、525、244页。
〔7〕《新刻续编三国志·引》。
〔8〕〔9〕《辽海丹忠录》第38回。
〔10〕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
〔11〕李应升：《落落斋遗集》。
〔12〕罗刹狂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叙》。
〔13〕《桃杭闲评·总论》。
〔14〕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第98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