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因素看明中叶小说的接受层——关于“章回小说价格昂贵”说与“文人接受”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回小说论文,文人论文,昂贵论文,说与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明以来，人们便意识到小说的兴起与读者的变化之间密切相关。然而，明代小说的接受 者究竟是由什么阶层的人构成的呢？
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对庶民文化的重视，白话小说的鼓吹者与研究者强调小说的意义在于 通俗性，即其接受者以庶民为主。这一以推崇白话小说为先导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化运动 ，显然是以某种西方模式作参照的。现代西方汉学家却指出，说白话小说是通俗的实属误解 。白话小说尽管取材于民间说话，但更重要的是，它在文人的参与下已成为一种“高级的文 学样式”；它并非流行于读者大众之间，小说的作者不过是为少数“同一阶层——一定范围 内受过高度教育的文人，提供一种自我表达与审美欣赏的方式”（注：Robert E.Hegel:The Nov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32。）。即说，中国传统白话小 说是一种从文人（作者）到文人（读者）的新文体。日本学者矶部彰、大木康、井上进与美国学 者何谷理、莫兰仁(Mclaren)等人进一步指出，与当时的物价及收入相比，明代小说的价格 比较昂贵，非一般庶民所能承受，小说的阅读者只能是文人与富商。
小说的接受究竟以庶民为中心，还是以文人为中心。恐怕很难说谁是谁非。问题在于：海 外汉学家推衍这一结论的前提——所谓经济因素——却是值得商榷的。矶氏等人的论著在海 外影响虽巨，传入大陆的译稿却甚寥寥；但近年来，所谓“价格昂贵说”与“文人接受说” ，被不少大陆学者所辗转相袭；这里，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辨析。
一、从古籍、日用类书、文集的价格看古典小说的价格
目前我们所能知道价格的明小说只有两部，均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一是万历末天启间刊《 封神演义》，20册，附图50幅，每部纹银2两。二是刊刻于同时的《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 国传》，12册，附图60幅，每部纹银1两。矶部彰、何谷理、大木康、井上进等人在考察小 说价格时，都提到了这两部小说。同时，他们列举了一些古籍、日用类书、文集的价格，并 初步推算道，宋元版1册约为5钱到2两，而新本在1册4分左右，二者相差近20倍（注：参见井上进《书肆、书贾、文人》，见荒井健主编《中华文人生活》，1994年版，第312 -第314、318页。其余参见矶部彰《〈西游记〉受容史研究》，东京：日本富山大学人文学 部，1998；大木康《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50卷特辑号一； Robert E.Hegel，同上。）。《封神 演义》算来是1册1钱，《春秋列国传》则为1册8分3厘，比一般新版书要贵一倍多；因此， 矶部彰等人得出了他们的第一个结论：“古籍、日用类书、文集等与古典小说比较起来，古 典小说的价格是很高的。”
但这一结论并不是绝对的。矶部彰等人所引资料彼此雷同，可见各人的资料实在有限。同 时，书籍是头版还是二版，以及版本数量大小规模等的差异，也会导致价格的差异。然而，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所知最多的只是版本时间，其次是卷帙多少。这样，矶部彰等人的比 较只能是非常粗略的。而且，我们也能找出些例子来证明小说的价格并不特别昂贵。万历间 杭州李氏刻《月露音》4卷，附精图16幅，银8钱，如果算1卷为1册，那么1册也在2钱；据《玉华堂日记》载，新本沈氏《南词》为1本1钱5分。可见，新本也有价格颇高的，《封神演 义》等倒更便宜些。即使说小说价格一般比新本书要贵，但比起明代钞书与宋元旧本来，却 远远不及。便是宋元刻本，叶德辉也认为“在明时尚不甚昂贵”，至多不过每书1本1两左右 ， 《书林清话》卷6载：清初以后，大抵“视古书为古玩”，宋元本比明代几乎贵了10倍。实 际上，宋元旧本古董化的趋势，早在万历中后期就已出现。据《玉华堂日记》载，万历十九 年宋版汉书1部卖到20两，两年后已是400两。
可见，古典小说的价格与其它书籍的价格相比较，并不能说是昂贵的；而与同时代宋元旧 本古董化的趋势相比，还是十分低廉的。
二、从物价及各阶层人们的收入看小说的价格
矶部彰等人的第二步是考察当时的物价及各阶层人们的收入。
先看当时的物价。明中叶时，银钱比价一般为银1两换钱700文至800文（以下均按700文换算 ）。据黄冕堂研究，米价一般是石米5钱。如果以南方石米为120斤算，每斤谷价合约三四文 。棉布1匹一般合米1石。青菜1文4斤，肉25斤价银5钱4分。这样，1家3口即使以每月石米（5 钱）、肉15斤（约3钱）、青菜80斤（20文）、棉1匹（5钱）计，不过花费一两三四钱，再加上其它 ，最多2两银，就可过上相当不错的日子。而谢肇浙《五杂俎》五“地部二”载闽广一带“ 斗米十余（文）钱，鱼虾盈室，随意取给，不甚论值”，物价就更便宜了，其中米1斤不值1文 。
与物价相应的是人们的经济收入。明中叶，一般情况下，农村日工以日银3分折钱20余文为 常 价，城市以日银4分折30文为常价。这样月收入在农村为9钱，城市为1两2钱，年薪都在10两 余。长工是每年3两，除自身外，尚能养活家小1人（注：以上论述参考黄冕堂《明代物价考略》，见《明史管见》，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46-3
72页。）。但长工的收入只能代表明代收入的 最低水平。在江南，明中叶以来，纺织业的兴起、市镇的形成，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收入情 况。据《沈氏农书》载，1个男劳力，能耕地8亩，1年大致挣8两，如果家中有两个女的，从 事纺织，1年除去费用及一家口食，还能净挣30两。这样，如果是夫妇两口，除却口食，1年 还可得20多两。这已是颇为富足的生活了。而实际上这种男耕女织的传统家庭已迅速离散， 不少人为了追逐更丰厚的利润，纷纷涌向了市镇与城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称，天下 十分百姓“已六、七去农矣”。
塾师的束修，据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15载，一般“一年之饩须二十金，少者十五金” ，也有稍下于10两者；但在私塾中就很难说了，一般先生的束修多据主人财力与先生名望而 定，一些主家不仅束修从优，如《拍案惊奇》一书中就有年束修50两的；且供应饮食，不时 赏赐，至有中人之家为培养子弟，不惜“百亩产尽”。这之间塾师的收入比较可观。
明代官俸之低众所周知。至正统间，禄厚者给米也不过3石，禄薄者不过一二石而已。明代 官吏确实存在一些贫士，如嘉靖时海瑞，据《明史》卷226《海瑞传》载，死后的全部家产 只有1两银子。但这样的例子显然极少；实际上，除俸禄外，明代的官吏都别有生财之道， 黄省曾在《吴风录》中说，“家无担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除却官场奥秘外，官 吏的主要经济来源还在于土地（也包括从事商业），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4中称，“至正 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嘉靖后，官豪势要之家对土地的兼并更达到了十分骇人的地步， 生活也日益奢华。
在官吏乡绅的带动下，优人、妓女、奴仆及一应杂役者的收入也不菲薄。再如《金瓶梅》2 2回中，李铭在西门庆家教唱，1月是5两银子，29回中吴神仙相1次面，相金也是5两银子，6 3回中西门庆请韩先生为死去的李瓶儿画影，1次就赏了1匹尺头、10两银子。
如果象矶部彰他们那样，以日常物价之低廉和长工年收入只在3两左右、而塾师官员的俸禄 只在一二十两来比较，那么，一二两银子的小说确实比较昂贵。即使如此，从一些事实来看 ，这一价格似乎不少读书人还是能够接受。《书林清话》卷7载明代宋王琪所翻刻《杜集》 善 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一千文钱为1两4钱余）。百姓也然，日用类书是一种 在普通百姓中比较流行的书籍，它在万历时的价格也是1两左右（注：酒井忠夫：《明代的日用类书与庶民教育》，见林友春《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
：国土社1958。）。进一步推测，1个家庭并
不 富裕的清官、塾师、农人，甚至收入极低的日工，也不一定买不起1本小说。试想，长工1年 3两即可维持一家两口的生活，而日工1年收入可达10两余，那么，他并不是买不起一部小 说，关键在于他想不想买。总之，物价的低廉与收入的微薄本身不能单独拿来评价对小说的 购买力。只有两者同时考虑，才能确定它们对小说购买的意义。叶德辉在解释《钞书工价之 廉》的原因时说道：“因此可见当时佣书之廉，由于食用之俭。”物价之低，从另外一个角 度来看，反而为有限的收入在日常生活以外用于娱乐消费提供了一种可能。何况从上文来看 ，从官吏、士人、小商贾到塾师、优伶、妓人、奴仆等，他们中不少人的实际收入还是颇为 可观的。
三、小说价格本身的疑问
考虑到当时物价与收入的实际水平时，上文指出，对于一二两银子的小说，并不象人们所 想象得那样令人难以接受；然而，说小说价格是一二两，只是就《封神演义》与《春秋列国 传》二书而言，它并不能反映当时书价的整体情况。而且，仅仅从一、两本书的价格高低来 推断小说的读者，这一研究方式本身即存在着问题。
饶有兴趣的是，这些研究者以同样的方式否定了说唱词话的读者为庶民。莫兰仁在考察15 世纪的说唱词话时指出，词话固然建立在大众口头传统上，但作为文本，它的主要读者是官 僚文人。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词话本还是稀少的、昂贵的（注：Anne E.Mclaren,Chinese Popular Curture and Ming Chantefables:Leiden:Brill 199
8,p32。）。那么尚未成为文本的说话呢 ？一来说书的对象也有皇帝、内珰、士大夫等。二来说书的价格也不便宜，张岱《陶庵梦忆 》 卷5载，明末有名的说书人柳敬亭1日说1回，定价是1两，还必须预约。这样，何谷理、浦安 迪等人关于古典小说主要是文人的读物一说同样适用于说话。矶部彰特地举了朱元璋与柳敬 亭这两个例子，接着说道：“说书这一类，初看起来，是以下层社会的人们为主要对象。” 言下之意，实质上却不是的。这样的推论显然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持“小说昂贵说”者都提及明代小说版本的稀少与印刷的精美，又因此再次断定小说的读 者是部分文人。从前人的记载来看，小说的刊行似乎并不算少，双峰堂版《水浒》序眉批中 曾道，“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而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在余象斗重刻前，已是“重 刊数次，其版蒙旧”。今天留存的版本稀少应另有原因，早在清代，《京本通俗小说跋》就 指出，宋人平话“盛行于南北宋，特藏书家不甚重之；坊贾又改头换面，轻易名目；遂至传 本寥寥天壤”。章回小说亦然。莫兰仁自己也承认过去藏书家很少收集小说，小说的留存常 出于偶然。这样，以现存版本的数量与印刷形式，以及现存书目来推测当时的刊行量和书价 ，显然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
从当时历史来推测，万历中期后的小说价格应该有了较大的变化。自嘉靖到万历初的小说 ，内府诸本并没有插图，倒是福建书坊的杨本、余本是上图下文，不过图一般都很粗糙。在 万历中后期以后，与某些书籍在文人中的日益古董化相应，小说一方面日益成为文人毫商案 头一种点缀；同时，出现大量印刷粗糙、价格低廉的小说流行于一般读者中，例如闽版小说 。这时期余象斗编撰的卷帙越来越少，文字也越来越粗糙。酒井氏在论断明代日用类书价格 日趋低廉时，提到当时刻书工价的低廉。据《书林清话》卷7载，宋代刻书工价是明代的数 倍 ，而元代更为昂贵。刻书工价的便宜无疑推动了刻书事业的发展。当时不少人就感叹明代刻 书太滥，但凡一官就有一书，以书送礼（称“书帕本”）也焕然成风。刻书的成本既然非常低 ，那么，价格也就不会太贵，民间坊刻本就更是如此了。
我们今天所能知的小说的价格，只有两种，《封神演义》与《春秋列国传》。这两部书都 刊刻于万历后期或更晚，都附有精致绣像。它们显然属于当时书价中较贵的一种。仅仅是这 两部书，也许我们可以用来推测万历二十年的世德堂本《西游记》、清初的《隋唐演义》等 等，却不能用来推测嘉靖时期到万历初的小说，也不能用来推测万历后《南游记》等卷帙较 少、版本更为粗糙的小说。何谷理对小说以文人为主要读者的确定，主要来自于对17世纪小 说、而且是文人化小说的印象。何氏关于17世纪小说的文人化，无论是版本形式，还是思想 内容都有着精辟的论述，但对整个小说史来说，这一结论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注：其实10年后，何谷理在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第3
01 页中，已逐步修正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书刻的好坏，是书商的有意选择，针对两类不 同的读者群。”）。
四、从图书馆、租书、抄书等因素来看小说的价格
即使小说价格昂贵，价格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庶民的阅读也仍是一个问题？这一点，矶 部 彰等人却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伊恩·瓦特指出，在10世纪的西方，当小说兴起时，公用图书馆或流通图书馆的迅速普及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书价昂贵对阅读者的影响（注：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1页。）。这一因素在16世纪的明代几乎不存在。《
书林清话》卷10载：“宋明国子监及各州军郡学，皆有官书以供众读。”想来，国子监所刻 《三国》、《水浒》或也在借阅之中，但各州郡学中的藏书是否有小说便不得而知了。此外 ，藩王藏书也有向外借阅或发散的，如陈元之称《西游记》“或出于王府”，大概也是指由 王府内传抄而出；再就是士大夫的私人藏书会彼此借阅或赠送等；一些文人笔记，也常常记 录私人藏书向贫寒子弟敞开的例子。但除了学校藏书外，其他藏书显然与图书馆完全不同， 它们远不及后者的制度化与社会化。小说的收藏与借阅是相当有限的。
那么，另一抵消书价昂贵的困难——租书呢？在清后期我们可以发现不少租书的例子。人们 常常提起的是清北京馒头铺子盛行租赁唱本。这一租赁风气不知起于何时，李家瑞发现的 主要是在光绪年间（注：李家瑞：《清代北京馒头铺租赁唱本的概况》，张静如《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34-138页。）
。嘉庆二十三年(1818)诸明斋《生涯百咏》卷1中，录有“租书”一诗 ， 提到了《西游》、《水浒》等小说的出租；另乾隆三年禁小说词曲，也曾提到市场上的租赁 情况。然而，再往前却几乎看不到类似的记载了。
在中国传统小说的传播中，可以抵消书价昂贵的因素——“抄”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抄书 ，在中国自士大夫到平民，自市井到闺阁，或因贫寒而无力购书；或当作一种日常课程，甚 至仅仅是因为闲暇而聊以解闷；或是销售、出租以谋生，或是专为收藏与阅读，无论在刻本 盛 行之前或之后，都十分普遍。《书林清话》卷10载，明中叶的抄书多随意选取手边的旧纸、 废纸，并不讲究，如《虬髯公传》、《柳毅传》等用的就是市肆间的帐薄纸。可见当时的抄 书是颇为社会化与大众化的。只是到了明末，藏书家才讲究精纸、精抄、精订，而成为一种 雅好。不过，能有多少人耗费时间来抄写小说仅仅是为了阅读呢？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正 德间叶盛在《水东日记》卷21中曾经说过，书坊制作的小说杂书，是“农工商贩、钞写绘画 ，家畜而人有之”。叶盛的惊诧多少有些夸张，然而，农工商贩很多人借抄书来阅读显然也 是事实，只是，这里的小说应该指的是短篇的词话、唱本等，不可能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 的抄写需要一定的时间、财力与物力。从一些确切记载来看，自明中叶起，关于长篇小说的 抄写，主要有这几种情况：首先，市场上存在着一定的手抄本，但手抄本的价格比刊本还 贵，它的流通范围比较有限；例如，正德间《残唐五代史演义》在市场上售至数十金，应该 就是手抄本。其次，文人间长篇小说的抄写与传播较为盛行。例如，据张丑《日记》载弘治 间文征明抄有《忠义水浒传》20卷，而据庸愚子序载《三国志》一出，更是“士君子者，争 相誉录，以便观览”；此后《金瓶梅》、《隋唐志传》等也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开始流传的 。再次，清中叶后，当小说刊本已十分盛行时，市场中仍有抄本存在，如上述用以租赁的小 说。从第一点与第三点来看，明中叶平民百姓（包括贫穷的读书人）抄写长篇小说并不是完全 不可能。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卷8中说，自幼时曾帮书坊抄录窗课，“每篇酬钱二到 三文 。”由此推衍，书坊间的小说抄本不少也来自于贫寒子弟；这些人在抄写的同时，其实已从 读者的角度来阅读了小说。不过，就现有资料来说，当时长篇小说的钞写可能主要流行于 士子之间。他们的借阅与传抄，直接推动了小说，尤其是经典著作或文学秘籍的刊行，小说 最终走向市场，走向了更广大的读者群。
可见，在明代中叶，图书馆事业与租书事业尚不盛行，用以抵消书价昂贵的主要方式是借 阅与传抄，而且这一“抄”仍限于一定范围。这样，如果长篇小说价格昂贵，那么它在15世 纪的中国对小说传播的阻碍，应比在瓦特笔下18世纪的西方要大得多；然而，恰恰是在日益 盛行的传抄与借阅中，我们看到，社会好尚的变迁已足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书价对接受者的 影响，而更为直接地影响小说的传播。更何况由于社会的好尚，听、说、唱渐次风行，当小 说以这一独特的非文本方式传播时，价格因素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微弱了。
传统长篇白话小说的接受群，究竟是以庶民大众为主，还是以少数文人与富商为主？一些学 者在提出“文人”说时，自己也产生了一种困惑。在困惑中，大木康提出一个中间阶层，即 以生员为主的科举受验生；矶部彰则试图从间接接受中来找一个平衡点。也许，人们的困惑 来自于过分相信已有的资料；然而，由于小说在历史中独特的地位，所留存的资料是那样的 可怜，那么，这些资料如何利用能让人完全可信，恐怕还需斟酌。另外，这些困惑也来自于 一种即定视野。海外对中国小说接受层的研究显然来自于瓦特的启示。瓦特同样从经济等因 素出发，认为18世纪小说初兴时，其阅读并不是大众化的，而主要是以商人为主的中产阶级 。其实，瓦特的结论在西方已受到质疑；那么，经此来观照明小说的兴起，恐怕尤须谨慎。 从明中叶各种迹象来看，书价昂贵与否并不是当时影响小说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人们（无论 哪一个阶层），是否愿意拿出一笔钱来购买一部小说，更多地取决于一种文化消费观念。可 以说，到16世纪，阅读小说已成为整个社会文化消遣的一部分，它同时吸引了两类读者群， 男性与女性，绅士、富商与一般的庶民。只不过这两类接受层究竟在小说的接受中扮演什么 角色，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