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和宗教之间——考察西方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一个重要论文,视角论文,宗教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宗教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哲学的分化、独立是经过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的。事实上，三者间的分化乃至相互独立的过程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存在着较鲜明的时间上的顺序，即使是对其中任何一方来讲，它的产生、发展乃至最终走向成熟形态也是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的。对此，我们不打算以更多的篇幅进行详细阐述，我们所关注的只是在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处于两极之间的科学与宗教具体是以何种方式，又是在哪些主要方面表现出矛盾关系的，而这又是如何影响处于两极之间的哲学的发展的，特别是怎样影响于作为哲学思想之灵魂地位的哲学方法论的的形成与变动的。
西方思想中两大对立且互动的力量是宗教和科学。西方主导思维方法——知性思维的形成及其思维偏向的变动均与此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知性思维即哲学思维具体科学化的倾向，所以始终在“彼”与“此”的二极间来回摇摆，不过是西方人现实生活长期被人为地割裂为同科学和宗教相对应而存在的肉体与灵魂这样两个世界的深层次上的表现而已。
关于宗教与科学对西方人生活的重要性，罗素说：“宗教与科学乃是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前者远在我们对人类思想史稍稍有点了解时就已经是很重要的了，而后者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中间时隐时现地存在之后，突然在十六世纪一跃而居于重要地位，而且从此以后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思想和制度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①罗素在此虽然没有提及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或不相一致之处及其对西方人生活的影响，而实际上这却是二者互动关系的重要一面，同样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生活，如怀特海说：“科学的成果与宗教信仰已经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要么就放弃明确的科学学说，要么放弃明确的宗教信仰，此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②
若就起源而言，科学的产生与宗教的问世是有着深层次联系的。在古希腊人那里，科学处于萌芽状态，宗教和哲学那时都还没有取得成熟形态，三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掺杂在一起的，以至于有时很难分清楚一个认识究竟是科学的还是宗教的，抑或是哲学的。
希腊人理解的那种数学是一种关于静止宇宙的科学，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数、比率和几何形式都表达了一个静止的完成。这种看法的影响是很显然的：“结果是希腊哲学——至少在它的有影响的学派中——把最终的实在想象为超时间的静止存在。”这样一种关于世界图景的看法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着后来欧洲人的思维，“首先，静止的绝对变成了哲学的神学，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其次，结构的抽象，例如数的观念和所有包含构成方式的观念都有一个最高存在，脱离它们存在在于其中的个别结构。最后，这些结构的抽象从本质上被认为创造没有什么关系。于是过程看不到了。”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哲学和神学担负起来从来不变的、最终实在的世界中，推论出变化的历史世界的问题。”③
作为最早的科学形态而出现的数学，它的最为基本的观念成份却渐渐被吸纳进反科学的宗教体系中去，并且成为构建这种宗教体系（指基督教）所必需的条件之一，从以后科学与宗教相互龃龌的历史来看，这一过程既让人费解，又颇耐人寻味。
上帝、自由、永恒，是基督教义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此三者中，关于“上帝”的学说又居于核心地位。在关于“上帝”的一系列极繁琐的学说体系中，对“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一直都是各个时期最为杰出的宗教人士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深受亚里士多德学说影响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把形式逻辑极度娴熟而又颇有些神秘化地应用到对上帝存在的种种论证过程中。形式逻辑系统尤其是三段论方法，讲究前后联系、逻辑一致，这样的方法是极合经院哲学家们的胃口的。他们在各种假定的前提下，运用形式逻辑推演出种种结构上严密、无懈可击的演绎系统，唯其如此，他们才会认为，以“上帝”为核心内容的基督教教义是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也推翻不了的。历史的发展表明，这种建立在各种假设基础上，纯粹运用演绎方法推演出来的所谓“真理”，在丰富多彩、变化不定的现实生活面前，其权威性日益遭到世人的怀疑和否认。罗素曾相当深刻地指出过这种情形在方法论上的独到之处：“逻辑统一性既有长处又有弱点。长处是它保证任何人如果接受某一阶段中这一论据就必须接受以后所有阶段中这一论据；弱点是任何人如果抵制后来某一阶段中的这一论据，也必须抵制至少以前某一时期中的这一论据。教会在同科学的冲突中既表现出这种长处，又表现出这种弱点，而它们都产生于其教义的逻辑一致性。”④
讲究“逻辑一致性”的教会哲学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面前，日益显现出其固有的弊端。正是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才渐渐明朗化，双方争论或对立的焦点之一便是在各自所固守的用来获取“知识”或通达绝对真理的方法上。在此种意义上，罗素曾说：“科学借以得出它的信条、方法，同中世纪神学的方法完全不同。经验表明：从普遍原则出发，从而进行演绎是危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原则可能是不正确的，而且还因为根据这些原则的推理可能是错误的。科学并不是从广泛的假设出发，而是从观察或实验所发现的特殊事实出发。”⑤
罗素讲的这种“从观察或实验所发现的特殊事实出发”的科学方法，就是指由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的费·培根创立的经验归纳法。这种方法一反统治人们头脑的认识模式，主张把绝对的知识的追求的起始点放在现实世界的每一个具体事物上，而不是某一个或几个既成的逻辑的前提上。可以想见这种方法一经提出即刻会在整个社会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教会当然对此持反对态度。然而，事实终究胜于雄辩，在铁一般的客观事实面前，笃信纯粹抽象的演绎方法的教会人士也开始慢慢地采取一种退让妥协的姿态，渐渐地吸取了自然科学的若干成功的方法。正如罗素所总结的那样：“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以至于迫使神学逐渐地适应科学。”⑥
自然科学领域里一个接一个的伟大发现不仅给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以强有力的冲突，同时也给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关系极其密切的唯物主义哲学形态带来前所未有的革新契机。对此，恩格斯曾十分精辟地概括为：“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⑦
伴随着科学的十分重要分支——数学的发展而日见兴起的哲学派别——唯理论者，在某种意义上禀承了中世纪神学的思维方法，但却大大地往前推进了。这样一来，宗教与科学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唯理论者与经验论者基于各自所持的方法而展开的若干哲学问题的争论。此时的哲学尚不具备成熟独立的形态，它依所坚持的科学方法的不同而各有其偏执所在。从事数学、逻辑学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往往更多地打上这些学科的特点，此时的哲学看上去则更像一门具体科学。正如主张归纳法的人们所做的那样，他们把一种在如物理学这样的实证科学领域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任意扩大到他们所能想象到的任一领域中，使之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思维方法；主张演绎法的唯理论者们，也是固守为他们所熟悉、所喜爱的数学或逻辑学等学科领域的方法，无原则地到处运用，大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架势，但是，“他们忘记了：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⑧对永恒真理的追求演变成为达此目的的方法上的争论，到头来，争论的方法本身又变成了一种目的。而原初的目的在日见激烈且异常复杂的关于方法的争论中似乎已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这时的人们开始注意到：所谓永恒真理的问题，其全部问题的紧要所在正是寻找通达此种真理的途径和方法。于是随着宗教与科学的二极互动，人们对宇宙本原性的追问渐而化为对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全面反思和考察，这就是哲学史上讲的从本体论时代向认识论时代转换的时代背景，在这种转换的实现过程中，哲学渐渐取得了他的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形态。
科学与宗教的直接冲突，包括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的斗争，使斗争或冲突双方在坚持自己的立场或方法的同时，不得不全面审察一下深植于观念之中的却熟视无睹的陈旧原则。近代哲学怀疑论的兴起，一方面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认识主体地位，因而对宗教神学世界观构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在探求绝对真理、追求永恒的道路上开始反思人所具有的认识能力，从而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认识论的先河。后者的表现之一便是在怀疑或否认绝对“实体”存在的前提下，既反对独断论，又反对机械论，但其代表人物却并没有因此而在方法论上做到真正的兼容并蓄、综合创新，从而拿出一套全然不同于归纳法或演绎法而又纳其各自所长的科学思维方法来。这不仅显露出这些怀疑论者在世界观上的不彻底性，而且同时表现出为他们所提出的所谓新的认识方法的固有局限性。
从宗教与科学斗争的历史来看，支配一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方法或认识方法，除了那种不是偏于经验或实证，就是偏于抽象或思维的极式思维方法外，似乎最好的情形就是如康德那样的在两极间摇摆的调和派。从形式上看，康德将认识论与本体论放在感性、知性、理性等范畴之下加以讨论，似乎表明以认识论统一两者的趋向，但康德同时强调，感性、知性与理性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这种分离又对应于现象界与物自体的二分，它在以感性、知性、理性联结认识过程的同时，又以两种认识能力的分离割裂了这一过程。知性与理性的并列与分离，实质上也就是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分离，其结果则是本体与现象、宗教与科学的彼此隔绝。以后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可以看做是这一思路的继续，二者从不同角度截断了统一的认识过程，并分别强化了其中一个方面。⑨
尽管随着进化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相继提出及确立，科学与宗教实际上都在不断地调整各自原有的观念和方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二者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合流”的趋向，但从西方世界现实层面分析，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基于灵与肉二元分裂之上的世界观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科学与宗教乃至与此相关的方法论的对峙虽不如以往那样明显而激烈，但仍将在一定时期内以各种形式而存在。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前景，直接而深刻地反映着西方人思维方法演进的未来趋势。而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前景又将如何呢？怀特海说：“冲突仅是一种征兆，它说明了还有更宽广真理和更美好的前景，在那里更深刻的宗教和更精致的科学将互相调和起来。”⑩我们说，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将随着科学领域的不断延伸、扩大和深入以及宗教神学地盘的日见衰微、收缩、淡化而越来越弱，最终趋于和谐，那时人们生活中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将合二为一，统领人们思想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将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超越了科学与宗教二极间狭隘的对立和冲突，它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融知识和智慧于一体的全新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