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览会论文,中国近代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7-0148-08
一
博览会包括各种类型的展览会、陈列会、劝业会、劝工会等，在近代中国，一般称为商品赛会或商品博览会。自1851年中国首次参加伦敦世博会开始，有清一代中国曾参加了二十多次国际博览会，但主要是在海关洋员的把持下进行，当时一度被称为“赫德之赛会”。从1867年到1905年，总理衙门委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承办了至少29次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的展览事务，牢牢控制了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的承办权。
赫德插手国际博览会事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总理衙门对博览会的无知和漠视。总理衙门是早期中国专门受理国际博览会事务的中央机构，自1867年到1901年各国举办国际博览会邀请中国参加的照会均由总理衙门处理，因1902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1902-1905年的国际博览会则由外务部处理。国际博览会是国与国之间经贸往来的场所，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本应由涉外机构总理衙门行使，但是，特殊的时代造成特殊的结果，在总理衙门领导海关时期，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垄断。
当1867年中国参加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时，自1861年兴起的洋务运动正热衷于创设军事工业，因此对制造商品的工业以及博览会有益于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的作用认识不清。国际博览会是总理衙门领导者们闻所未闻的新事物，总理衙门对国际博览会的了解不会超过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甚至认为博览会是“赛珍耀奇”、“奇技淫巧”之类的无益之举。
但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总理衙门同意民间商人自主赴会，并札令总税务司赫德通令赴会展品出关免税。结果由于缺乏组织和鼓动，中国只有少量物品赴会，更少人赴法参加展览，效果甚微。到1870年，总理衙门又接到奥匈帝国关于参加1873年维也纳博览会的邀请，总理衙门根本无心参加，“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为由给予拒绝，后经奥国公使一再请求，才勉强同意工商人等“如有意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①。由于没有专门机构组织筹划，中国商人和企业参展热情极低，眼见中国展品“既不会有代表性，也不能令人信服”，奥国政府为此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总理衙门授权赫德迅速妥善处理。这样，总理衙门对国际博览会的无知和漠视直接造成了赫德插手国际博览会事务的局面。
由于总理衙门无心参赛，因此将一切事务放手交给赫德，自身对于国际博览会只是执行例行公事。在札令总税务司赫德时，不是“查照向章，办理在案”，就是“如有商民愿赴是会者，所有确系入会物体应于出口时查明，准免纳税，可也”。在一纸札令后，总理衙门对博览会事宜就再也不闻不问，一概听之任之。为此赫德曾不无得意地炫耀：“请记住这点，总理衙门只是简单地对我说，‘咱们给予合作还是不予合作’？如我说‘不’，它就说‘不予合作’；如我说‘可以’，它就说‘那么就给予合作’，而把合作的性质和程度交给我去安排，资金也得我去寻找！”②在总理衙门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里，约二十九次国际博览会长期为赫德一手包办，从开始时的是否参加到决定参加后展览事务的筹办，赫德大权在握，从未闪失。为此他曾自负地说：“当然，没有我、没有我在这里的工作，很可能哪一次博览会都不会有中国的合作。”③由于赫德领导的中国海关能为展出提供经费，他更能一锤定音。
赫德插手国际博览会事务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海关具备承办展览事务的有利条件。一是中国海关有稳定可观的关税收入，可为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提供稳定的经费；二是近代海关建立了一套征税制度并配有人员编制，各海关税务司下都有一批外班人员负责验货、检货和报关等工作，他们长期与商船接触，熟悉商品，易于选送合适物品赴会展览。另外，海关洋员来自各国，熟悉各该国语言与文化，与各国博览会当局易于交流沟通，有利于展览工作的开展④。
赫德于1863年被正式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后，一直努力于扩大海关的职权，“包揽尽可能包揽的职务，承担尽可能承担的职务，千方百计地增强海关的权力”⑤，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插手，使晚清海关成为一个包罗万象、庞杂无比的机构，征税、管理海务、处理华工出国事宜、编制贸易统计、甚至代表中国与各国秘密外交等，无不是赫德扩张权力的结果，承办国际博览会只是其中的一项海关行政。同时，赫德一向以“改良”中国为己任，他认为参加国际博览会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交流，是值得努力的目标。“每一次这样的参加都把中国带入与世界各国的更亲密、更友好、更有益的联系中”⑥，因此赫德十分乐意承担国际博览会事务，总理衙门的授命为他插手国际博览会事务提供有利契机，一旦机会到手，便牢牢掌握，不允许任何人接触。
对清王朝来说，一方面不得不参加国际博览会，另一方面又缺乏经办国际博览会事务的外交人才和经费，这为赫德插手国际博览会事务铺平了道路。此外，清王朝对赫德的信任和依赖，也是赫德插手国际博览会事务的重要原因。在当时，总理衙门筹办博览会，常依赖惯例做决定，而这些惯例均由总税务司办理。如1900年法国巴黎博览会，中国因久未实质性地派员参加博览会，所以驻法公使庆常特请总税务司详查历年的博览会筹备办法，再作决策。在详细翻查后，赫德呈报历年参加博览会的概况，并拟订筹办方法。1905年比利时列日博览会，商部对经费的支出颇有意见，海关在翻查历年支销成案后，由副总税务司裴式楷详细呈报1873年以后历次博览会由何提拨、花费及支出要项等。关于参展品免税问题，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也成为筹办的重要惯例之一。此外，总税务司还拟定了非都城不赛，参展品捐赠当地博物馆等惯例，总理衙门一概放行。1879年，英属澳大利亚新金山兴起博览会，赫德认为会小、地远，若允赴会，日后恐难以拒绝此类事烦而又不经济的博览会，因此，特意建立“非都城不赛”的惯例。此后，1884年英国苏格兰栽种博览会，1885年德国巴伐利亚邦五金博览会，1887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博览会，1896年美国田纳西博览会，1898年美国密西西比博览会等，总理衙门均以此惯例为由予以拒绝⑦。
总之，赫德插手国际博览会事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总理衙门闭目塞听、不了解外情，以及赫德操纵下的中国海关的结果，它开创了近半个世纪由海关洋员代表中国人参与国际博览会的奇特局面。
二
晚清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是中国迈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海关承办国际博览会事务在一些具体事务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一定程度上说，晚清国人对于世界博览会的反应还是比较理智的，他们或多或少地顺应了历史潮流。晚清无论官员还是商人，对于海外事务知之甚少，由海关洋员承办并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实属无奈之下顺理成章之事。魏尔特认为，“由于外国和中国的私人企业对参加（博览会）的邀请热情很低，到了1872年中期，情况的发展已清楚地表明除非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计划、监督和推动参展工作，否则维也纳博览会的中国展品既不会有代表性，也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在接到奥匈帝国的邀请后，“总理衙门授权赫德迅速妥善处理”⑧。陈诗启根据客观条件分析：“海关有验货一职的官员，对各种商品情况，甚为熟悉，对展品的征集，易于进行。”⑨但晚清海关的性质决定海关洋员的承办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中国工商界的利益，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关洋员承办国际博览会事务的弊端凸显，成为中国博览会事业发展的障碍，因此中国政府收回承办权成为大势所趋。
1904年，中国政府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正式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1905年7月23日，清廷据出使比国大臣杨兆鋆奏：“赛会关系商务，向由税务司领办，以西人置华货，所择已未必精，陈所不应陈，每贻笑柄，嗣后应由商部奏派熟悉商情丞参，充当监督，会同驻扎该国使臣办理。下外务部、商部议。寻据奏，嗣后遇有会事，按地方大小，日期久暂，程途远近，由外务部、商部会同酌核办理。依议行。”⑩因此，1905年以后，开始由商部负责召集中国商人参加世界博览会。
进入20世纪后，清政府开始“新政”，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世界博览会的意义受到国人重视，“群知求国之富强必在工商之发达，而欲求工商之发达则必自设立赛会始”(11)。一些亲自参加过世界博览会的官和商甚至认为，博览会关系之大，以商战胜他国全在此举。此后，中国开始主动参加世界博览会，随着参层次数的增加，清政府认识到博览会对经济、贸易和外交的促进作用，自行举办博览会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张之洞、端方等洋务大臣顺应历史潮流，在中国开启了商品赛会。
中国自行举办商品赛会肇端于张之洞时期的湖北，商品赛会之所以在湖北首创，除了有以张之洞为首的湖北地方政府的强力行为外，还与其所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优势紧密相关。湖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虽然具备现代经济开发的潜在条件，也只是在张之洞督鄂之后，这一潜在的条件才比较充分地外现。1889年底，张之洞由两广调督湖广，即开始推行大规模地早期现代化建设。张之洞在工业、交通、农业、金融、军事、教育等各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成绩斐然，其在商业领域的业绩亦颇为突出。前者为商业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其中交通的现代化为商品运销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工具，工业、农业的发展为商品赛会准备了丰富的展品，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营销对象与市场。这些是促成湖北地区商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12)则是两江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驱动所致。近代以来，两江地区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尤以江苏、上海为最。截止1911年，上海共开设本国资本工厂66家，资本总额1991万多元，占同期全国总数的13%和18%。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两江地区的资产阶级力量逐步壮大。资产阶级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实力之后，就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以改变当时中国工商业落后的局面，其中，商品博览会就是重点学习的内容之一。
无可讳言，中国早期的商品博览会与世界博览会具有不同程度的联系。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则是世界博览会在中国的一次成功预演。尽管陈列物品形形色色，数千万种，但绝少发明创造之品，且华丽装饰之品多，朴素应用之物少，即多美术而少实用，仅能耗材而不能生利(13)。然而，在闭幕之后，中外各界无不惊为意外，“初而日本，继而美德诸邦，各联实业团体来会参观，皆能尽欢而去。其余各省学界、商界，暨本省军士、学生亦复联袂来游，络绎于路”，起到了“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的作用，促进了南京乃至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但是，晚清商品博览会仍十分有限。在近代中国，商品赛会呈现如下特点：就地理分布而言，商品赛会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广袤的内陆尤其是西北地区，十分少见。晚清至民国年间曾举办过大型商品赛会的城市几乎清一色都是沿海沿江地区。就商品赛会的举办规模来看，小型的多，大型的少。中国近代商品赛会都是地方性质，全国性的极少，联合几个国家和邀集万国的商品赛会，更是没有。就参赛展品的结构来看，参赛展品多为农业、手工业产品，工业产品不多，表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程度十分落后。
由“五四”揭开序幕的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国货运动伴随着反帝斗争迅速蔓延全国，国货展览会应运而生，日益占据博览会的主流。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博览会事业采取了比较合乎情理的管理方针。在工商实业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保护及提倡国货，奖励私人企业等。国民党“三大”颁行《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厘定展览会含义是，“在国内各省市县提倡国货，征集物品，开会展览以供研究改良而广产销者”(14)。在《通则》的督导下，中国国货展览会的次数与频率显著增长，一切展览会均按章而设，从此，中国国货展览会步入了制度化的轨道(15)。
南京国民政府对博览会进行大力倡导，规定博览会计划举办后可“请工商部签发免税证书及减费清单”。这些措施为博览会事业的发展留下相当空间。在此背景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华国货展览会蔚然成风。1928年的中华国货展览会成为最高峰；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也盛况空前；1930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中国工商业曾极度艰难，博览会事业稍受压抑，但仍经久不衰，整个30年代国货展览会成效显著。因此，20年代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博览会事业的自我调适与革新，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走上了比较稳定的发展道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货展览会相对于1910年代以前，次数多、规模有所扩大。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国国货展览会的转型时期，从无序到有序，各种展览会均按章而设，所有展览会必须到国民政府或工商部核准备案，1928年的国货展览会达到了最高峰，此后，中国博览会事业一路凯歌，时人谓“高唱入云”(16)。此外，国货展览会的质量亦有显著提高，中国近代国货展览会以发扬民族主义为目标，以经济救国为理念，刺激了中国国货的生产和改良，国货展品不仅继续保持传统优势，而且在机械化、科学化和教育事业等方面，获得了一定进展，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工商业衰退，国货活动停滞，博览会事业亦未能继续。1942年1月，一批内迁至四川的民营工厂，在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举办了“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这次展览会交流了经验，比赛了成绩，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但没能挽救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衰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四大家族迅速膨胀，民族工商业遭至厄运，许多企业破产倒闭，幸存者苟延残喘、一蹶不振。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后方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次博览会。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未给中国带来和平与安定，尽管许多实业家大都拟定了雄心勃勃的战后发展计划，但内战的炮火却使这些计划成为一纸空文。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根本无心提倡国家建设，更谈不上开展博览会，而是急于发动内战。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也无暇顾及博览会。1947年，国民政府为配合新生活运动，在南京举办了“首都国货展览会”和“全国国货展览会”，但都雷声大，雨点小，惨淡经营后很快终止。对于国际博览会，鉴于财政困难，国民党政府则采取消极应付或者干脆回避的态度。1947年1月，行政院移文全国工商联，命令“经费无着”，各省即刻“停止征集参加里昂国际商业展览会物产”，此前已征物品一律发还。1949年前再也没有举办博览会(17)。
从总体上来看，清末民初中国博览会事业努力耕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硕果累累。但与日本相比，中国参加世界博览会虽然与日本同步，却没有日本学得彻底，也没有日本组织得法。明冶初期的日本视举办国内博览会为“富国强兵、传播新事物和凝聚国家意识”的功效，博览会成为一种带有视觉力量的文明装置，具有启蒙开化的现代意义。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与其仿效西方创办博览会，促进生产改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无关联。但从清末中国第一次自行赛会至今，中国从没有举行过一次真正意义的世界博览会，与同一时期东南亚一些国家相比，它尚处于较高层次，但量多却缺乏竞争力，因为它一贯以传统产品取胜，而在机械科技信息产业等创新领域缺少优势。而且，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命运极其悲惨。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9年的十几年时间里，在别的有些地区，尽管境遇也逐渐困难，但博览会活动毕竟仍然存在，依然或多或少有所发展，可是，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基本绝迹。
三
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博览会事业的衰败，导致博览会事业的研究也在中国大陆长期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一定的发展。关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流变，我们有必要进行某些较深层次的思考。
第一，中国博览会事业是生产力发展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政治经济形势是博览会活动举办的重要条件，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博览会活动也无法顺利举行。
博览会活动的形成是人类物质文化交流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得到有效发展，出现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时，博览会活动才有可能出现。世界博览会产生于工业革命全盛时期的英国。因为工业革命促进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为人类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和社会文化基础。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随之频繁。博览会活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经济社会功能。但博览会活动的举办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区位条件、制度条件、政治环境和技术水平是影响博览会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生产力是在现实社会生产中产生实际作用，能够生产出使用价值的力量总和，它既是一个社会范畴，也是一个经济范畴。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博览会活动的关键性因素，博览会活动不能超越一定的经济条件，否则，既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以保障博览会活动的顺利进行，也不可能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的。没有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不可能举办技术性、专业性强的博览会活动；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会影响到博览会活动的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而组织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博览会活动的成败。区位条件则是影响博览会活动的一个因素，它指特定地域的空间位置、资源状况和地理条件等，任何经济活动离不开一定的地域空间，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实现博览会目的的基础，因为区位条件直接决定其是否满足博览会活动的需要。当然，没有一定经济实力和资金投入是不可能举办博览会的。另外，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博览会活动无法举行。政治经济形势是博览会活动举办的重要条件。
近代中国自行举办的商品赛会，是伴随当时社会的内忧外患产生的，它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晚清“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重商”，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举办商品赛会、召开博览之会，被认为是维持商务的先导。至1910年，清政府的“新政”已实行了十年的时间，举办南洋劝业会无疑是它“重商”政策发展的一个高峰，从南洋劝业会间清政府对华侨的种种作为(18)，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急于振兴工商业的心态。当时，清政府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已走得相当远，已开始主动吸纳和建立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文明。但是，由于它在政治上担心失去政权，守成有余，革新不足，没有完成相应的调整，因此最终也未使它蜕变成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政权以至于重蹈覆亡。这提示了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等各重大领域，必须齐头并进，否则，即使某一领域如经济上无论如何成功，都也难免整个的失败。
解放前中国博览会事业的衰败有其种种原因，当时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由于中国长期重本抑末，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落后、政府与工商业者利益冲突，一些项目存在不合时宜及盲目性，还有基层群众的接受程度等。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辛亥革命后社会的严重失序。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要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型，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重心是必要的。而中国在当时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恰恰缺乏这样一个稳定的重心。清末以降，中国外患频仍，革命迭生，政权更替频繁，破坏无疑多于建设。当时的中国既没有形成一个为社会所普遍认同能够担负组织先导任务的政治中心，又缺乏各种建设和变动所必需的安定的国内国际环境。这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再贻误，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当时，中国博览会事业未获预期成效，不过是“贻误”的一种小小的表现。
第二，中国博览会经历了从无主题到有主题，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阶段。
在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呼吁下，张之洞、端方等洋务大臣在国内首倡了商品赛会，但从未以“博览会”命名。“博览与劝业性质同而目的异，博览之设，在工艺已发达之后，互出其技，交换智识。劝业之设，在工艺未发达之先，引起国民注意实业。”(19)换言之，劝业会是博览会的起因，博览会是劝业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为近代工业发达以后的产物，因此在内忧外患、百业凋零的清末中国无力承担博览会。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开中国近代商品赛会之先河，但由于初次开办，范围有限，仅取“奖励生产”之意，故名为武汉劝业奖进会。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是清末中国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商品赛会，定名为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暂避“博览”之名，实为“俾免竭蹶之虑”。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随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武汉劝业奖进会拟订“宣统四年，开两湖博览之会”的计划成为泡影。南洋劝业会后，侨商梁祖禄愿筹银一千五百万元，接续开办中国万国博览会的希望无从实现。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衰亡的时局无法提供孕育博览会的温床，劝业会等商品赛会尚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举办博览会的时机更待成熟。
辛亥革命后，振兴中国实业的呼声日高，参与世界博览会再度引起人们重视。尤其1915年美国在旧金山召开盛况空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期间，中国报纸舆论界对世界博览会作了大量介绍，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博览会热”。新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希图通过参加此次博览会重塑中国在国际上的新形象，所以格外重视，此次参与世界博览会取得了很大成功，共获各类奖牌和奖章一千多枚。
中国筹备国际博览会的第一次努力是在1920年。1920年8月，北京政府宣布中国将于1922年在北京开“中华民国国际实业大博览会”，因经费无着，没有下文。1923年3月，北京政府旧话重提，向中外宣布，1924年8月，北京将举办“中华共和纪念万国博览会”，又因经费问题而作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在1930年开办“北平国际实业博览会”，最后也成为空谈。所以，中华民国虽曾有三次筹备国际博览会的设想，但都没有真正付诸实行，直到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20)。
以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为肇端，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开始以“博览会”命名并有了新的发展。西湖博览会以发展实业、振兴社会文化的进步为目的，在当时被誉为世界级的大型博览会，对近代江浙社会的现代化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波诡云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制约着中国博览会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当时博览会的缺点在所难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基础，但发展很不充分。1929年杭州西湖博览会号称规模空前，但在征集的10万多件展品中，机械产品的比重微乎其微，而且同清末南洋劝业会相较，很少有新发明和新创造。1929年杭州西湖博览会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一些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其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加紧对中国侵略，输出资本，倾销商品，同时以武力直接干涉。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衰退，国货活动停滞，博览会事业亦未能继续。
博览会是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产物，它要求举办国有发达的工农业和开放的商品市场，反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这些条件尚不具备，民族实业没有达到“工艺已发达之后，互出其技，交换智识”的程度，所以，西湖博览会虽冠以“博览”之名，在当时被誉为世界级的大型博览会，但其目的仍在引起国民注意实业，实际上也并非真正意义的世界博览会。
世界博览会举办伊始，综合类世博会没有确定的主题，1933年的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被认为是首次具有明确主题的综合类世博会。此后，世博会举办期间，各项展示和各种活动均围绕主题而展开，因此主题成了每届世博会的灵魂。自1851年世界博览会之始，世界各国参加世界博览会，首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然后才是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各国参加世博会，首先考虑的应是社会文化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然后才是政治因素。中国从早期参与国际博览会以政治“邦交”为目的，到清末自行举办博览会以促进生产、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再到如今上海世博会以文化融合为宗旨，深刻地层示了中国博览会事业在历经衰变和趋新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多重演绎的真实风貌。
第三，博览会活动具有丰富的经济和文化内涵，不仅能传递信息、调节供求，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而且促进以经济交流为核心的人类文明的交流。
作为在特定地域空间、特定时间的人类集体性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物质、文化活动，博览会活动具有很强的经济功能。其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信息传递功能、供求调节与均衡功能、创造市场机会功能、促进流通功能、价值实现与权益转移功能、产业与区域结构调整功能、一体化功能等多个方面(21)。博览会活动对经济交流和繁荣的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博览会的意义和内容不仅限于单纯的经济交流，而是以经济交流为核心和基础的整体性人类文明的交流。博览会的功用首在文明的传播与对话，即“邦交借以联络，国誉借以播扬，民智即借以恢张，裨益处良非浅鲜”(22)。
商品博览会提供了传统与近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理念碰撞融合的最直观场所。各种货物云集一处，商品本来就是文化的载体，对不同物品的比较考求，一定意义上即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观念的深层次冲撞与交流。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得以整合，通过有意或无意潜移默化地影响与感染，落后文化和陈旧观念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洗礼而相应发生转变。
20世纪初，博览会植根于中国土壤，如同世界上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博览会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由西而东又由东而西，博览会向全球逐渐传播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西而来的博览会逐渐本土化。正常的文化交流本来就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即使是先进文化与落后的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互动，只不过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就在这种由西而东又由东而西的循环往复中，博览会事业经过不断诠释、发挥而逐步磨合和融通。对于中国来说，“博览会”(EXPOSITION)一词诚然是舶来品，但经过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的不懈努力，博览会的本土化已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在历经磨难数十年之后，博览会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可以说世界博览会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它更是一种文化的盛会。当然，提倡这种本土化了的世博文化氛围，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无论来自哪一方面的干扰都会妨碍它的健康发展。
第四，中国博览会事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博览会事业的研究，博览会在迅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某些问题，也迫切需要学术界给以适当回应。
可以说，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发展史也是政府行为渗入的过程史，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折射。但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举步维艰显示了政府行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政府行为在渗入这一经济活动时，民间的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重商兴商”、“举办博览会”等政府行为形成的话语空间是政府行为不断向民间延伸的后盾，但在国家强大政治压力下，表面上人人响应政府号召，而在内心深处仍然重本抑末，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商品赛会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延缓了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发展进程。如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和1910年南洋劝业会举办时，官商筹办不久，政府乃下诏提倡，但“民间应者稀”(23)。
国家意识形态在向民间社会延伸时，若依靠政治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抗，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只有在尊重民间力量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样既可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持，也使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间力量的认同。所以，民智的开通是一个长治久远的问题。当国家意识形态开放性地与地方社会在某一层面相一致，则会出现经济的发展。商品博览会的举行除了政府行为，还必须有民间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对中国博览会事业历史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民间力量并不是被动消极地接受政府行为，而是对政府行为作出一定的反应，使民间力量在互动过程中成为具有某种决定力量的因素。在国家意识形态渗入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忽视民间社会的角色、地位。
注释：
①《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1-27-04-0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
②《中国海关密档》（三），1883-11-25，第407页，赫德致金登干函。
③《中国海关密档》（三），1884-06-21，第571页，赫德致金登干函。
④沈惠芬：《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第68页，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⑤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⑥总税务司通令第12号，1876年12月26日，见《总税务司通札》(1876-1882)第2辑。
⑦《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01-27-09-01,01-27-01-01,01-27-01-02，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
⑧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535-536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
⑨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第164页。
⑩《德宗实录》卷546，第12页。转引自李允俊主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第944-9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1)《论派员至美赛会之宜慎》，载《中外日报》，1903-08-09。
(12)“南洋”指以南京为中心的两江地区。南洋大臣的“南洋”并非指亚洲东南部等各地，南洋大臣是晚清政府鉴于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多，在外交策略上所实施的因应之道。清政府在1861年设立专办外交、通商事务的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在南京和天津分别设立可就近处理外交事务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以阻止列强在京师常设公使的要求，前者管辖的是“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后者“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作为全国首度的综合性展览会，以“南洋”之名是因动议此会者端方(1861-1911)为两扛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南洋大臣衙门驻地南京，交通便利的南京成为大会举办的当然地点。“劝业”是日文“かんぎょぅ”的汉字形式，表示提倡和奖励实业，此处系指劝百业之进步，意即实业救国，振兴国家实业，这是当时改革的举措之一。
(13)《申报》，1910-11-07,1910-11-08。
(14)《执政院关于颁行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的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8)，第72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5)据统计，1910-1930年代的国货展览会共有如下次数：1914年8次，1915年3次，1917年3次，1920年4次，1921年1次，1922年4次，1923年1次，1924年1次，1925年1次，1926年4次，1928年4次，1929年10次，1930年11次，1933年13次，1934年14次，另外还有这一时期在海外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十余次。中国经济年鉴编撰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续编》，第53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第16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参见马敏、洪振强：《1920年代国货展览会述论》，“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第二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清华大学，2004。
(16)武育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1929.
(17)王翔：黄锡明：《民国博览会纵览》，载《民国春秋》，1993(2)。
(18)乔兆红：《华侨与南洋劝业会》，载《文史哲》，2003(2)。
(19)武育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1929。
(20)乔兆红：《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发生与发展》，载《上海经济研究》，2005(8)。
(21)保健云、徐梅：《会展经济——一种蕴藏无限商机的新型经济》，第24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2)苏州商会档案乙2-1，卷77，第43页。
(23)《调查劝业会会务纪略》，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2期，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