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实证研究——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穆斯林论文,兰州市论文,回族论文,东乡族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1)01-0077-08
一、问题的提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社会适应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跨地域和文化心理的障碍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引入，少数民族迁往城市中就业或创业的人口日益增多。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由于加入了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与民族意识的变量，其社会适应过程显得更复杂、更丰富，成为当前城市面临的焦点问题[1～4]。尽管部分学者对流动人口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5～7]，但针对少数民族人口特殊复杂社会适应过程的研究工作尚显滞后，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进行民族迁移者社会适应的系统综合研究成果还较少。众多流动穆斯林涌入城市，其城市生活能否适应问题成为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8～9]。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学研究，大多是对该群体社会适应状况的描述，缺乏定量分析。本文通过对兰州市少数民族集中区发放问卷与访谈收集基础资料，分析与探讨了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
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特点，兰州市是一个少数民族散杂居的城市，有37个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近12.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314万的3.99%。其中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约11万人，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82.44%。回族人口在兰州少数民族人口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使得兰州市具有很好的“试管效应”，可以把兰州市当成观察西北地区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现状的橱窗。
帕克认为城市已经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与乡村心理迥然不同[10]。流动穆斯林是一群特殊的城市外来工群体，他们对“自我”和“认同”方面的认知及城市的归属感[11]将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内心是否冲突及他们这一特殊群体的“边缘化”程度[12]。本文将城市社会适应界定为个体在城市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起来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将其操作化为流动穆斯林对自我未来归宿的倾向、对自我身份的判断、对自我现状的感知及自我认同等几个维度，每一个维度设计3～5个个人评价或感受作为指标，采用三点式量表进行测量。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由于流动穆斯林在城市生活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及调查人员相对较少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进行概率抽样，而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式。同时考虑总体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分布、地区分布四个因素，还在样本上充分考虑了异质性、分析内容多寡、分析方法和经验性判断等[13]。本研究选取流动人口较多的西固区福利路、安宁区培黎广场、七里河区小西湖及上西园、城关区东部市场6处作为集中调研区域。采用问卷发放与跟踪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总计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16份，回收有效率86%，其中流动穆斯林问卷340份，占有效问卷的65.9%。在调查的流动穆斯林有效问卷中，男性占60%，女性占40%；已婚占86.5%，未婚占13.5%；年龄跨度为15～60岁，平均年龄35岁，31～40岁之间人口占调查总数的40%；文化程度偏低，以初中和小学为主；职业构成以个体户为主，大多从事小商品买卖及服务业；家庭收入也偏低，大多为500～2000元之间，占调查总数的69.4%。整体而言，这一群体文化程度偏低，职业升值空间较小，家庭收入偏少（见表1）。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变量进行化简，并用逐步回归分析进行因子的筛选，建立“最优”回归方程。
三、结果呈现与初步分析
1.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现状
表2中指标涉及流动穆斯林城市的社会适应性。从表2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出被调查的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大致倾向，但指标较多，且相互之间存在相关，造成信息重叠，无法行进有效的分析，因此，我们采用SPSS17.0软件对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指标4、5、6、7、11计分方向与整个量表相反，在分析前先对其进行正计分①。然后对这11个指标进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一般认为该值在0.5以下就不适合做因子分析，这11个指标的KMO值为0.726，巴特利特球检验的卡方值为345.200，自由度为55，在0.00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这11个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在进行因子分析时采用主成分方法提取因子，然后对其进行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同时选择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为研究所需要的因子，从而得到表3的结果。表3表明，11个指标被概括为三个因子，根据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指标内容，分别命名为“城市归属”、“身份判断”和“自我认同”。
我们以每个指标的因子得分系数（见表4）为权数，计算因子得分；又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城市社会适应的综合得分。本研究采用负值和正值赋分的方式，每一指标的分值是在[-1,+1]区间的取整变量，因子得分在每一指标上的理论最大值为+1分，最小值为-1分。三个因子共包含了11个指标，因子得分区间理论上应该为[-11,+11]。城市社会适应包括三个因子，综合得分区间也应该为[-11,+11]。因此，如果城市适应的综合得分为正值，则表明流动穆斯林适应了城市社会生活；值越大，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越高。如果得分值为负值，说明流动穆斯林不适应城市的社会生活，绝对值越大，不适应越显著。如果得分值为0，则表明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不明朗。本研究中，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各因子得分结果见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综合得分区间为[-0.243,+0.593]，均值为0.228，说明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整体表现为适应，由于该值的绝对值偏小且接近0，说明流动穆斯林适应城市社会生活但适应水平偏低。从分析中还知道城市社会适应性综合得分小于0的有43人，占总数的12.6%，说明调查中的流动穆斯林里有12.6%的人不适应城市的社会生活；综合得分等于0的仅有两人，这说明，适应状况不明确的并不多；综合得分大于0的有29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86.8%，但综合得分最大值为0.593，也同样说明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偏低。
就各因子来看，流动穆斯林的“自我认同”均值最小，说明在“认同”方面，他们对“城市认同”、“群体认同”和“流动穆斯林身份认同”方面则表现出了最不适应，他们意识到了自身与“真正”城市市民的差别及无法“真正”融入非本民族群体生活的独特性。在“城市归属感”方面，由于流动穆斯林依旧具有较强的“打工心态”、“过客心态”，将兰州市看做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这种心态使他们中不少人对兰州市没有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保持一种“陌生人”的感觉，导致了流动穆斯林城市归宿感均值虽然大于0，但绝对值非常小，接近于0，几乎处于不适应状态。在“身份判断”方面，目前身份判断均值为0.688，大于0，说明被调查的流动穆斯林在身份判断上总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或“城市人”，该值的绝对值相对较小，倾向相对较弱。
2.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与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在此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探讨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的作用机制，判定哪些因素是影响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主要因素或者显著因素。
表6表明，逐步回归中自我认同、城市归属及身份判断的
分别为0.085、0.088及0.016，说明三个方程消减的误差都在10%以下，模型拟合度较差。城市社会适应的为0.133，F统计量的观察值为16.989，概率ρ值为0.000，表明在0.0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综合来看，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性适应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分别是“家庭月收入”(0.116)、“文化程度”(0.032)和“年龄”(0.004)。据以上分析可见，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具有如下特征。
(1)年龄对流动穆斯林的自我认同、城市归宿和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明显的影响，其影响作用呈现波动的现象。本次调查的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人口年龄在15到60岁之间，平均年龄35岁，年龄中位数38岁，存在两个年龄峰值（见图1：左）：第一个高峰主要以未婚的20岁左右的青年人为主，从事的职业主要是服务业，文化程度以初中占多数；第二个高峰主要以已婚的40岁左右的中年人为主，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个体户，文化程度以初中占多数。在这里笔者发现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即少数民族人口年龄构成的两次高峰值与流动人口的职业与文化水平之间有种特殊的关系。初步分析认为：流动穆斯林人口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进城后主要以从事餐饮、服务业为主，这有可能是第一次年龄峰值出现的原因；随着年龄的增大必定面临娶妻生子的生活需求，以及结婚后生活所迫及奉养老人及子女的需要，大部分劳动力又不得不重返城市，形成第二个流动穆斯林人口年龄高峰。
图1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人口年龄结构（左）及城市适应性随着年龄的变化趋势（右）
若以流动穆斯林各年龄段城市社会适应综合得分均值为纵轴，各年龄段为横轴做出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状况随着年龄的变化趋势（见图1：右）（图2、图3右图都是按照均值绘制）。随着年龄的变化，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在20～30岁之间出现一个低值，在30～50之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随之提高，而50岁以后又呈现降低的趋势。笔者认为，之所以在20～30岁之间出现了一个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降低，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年轻人面临的娶妻生子以及婚后生活及奉养老人及子女的生活压力，导致他们身份判断出现混乱，自我认同出现偏差，从而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降低；30～50岁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不少流行穆斯林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经济收入水平也提高了，从而增强了他们对城市的归宿感以及对自我身份和这个城市的认同，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也亦随之提高；随着年龄增大，50岁以后老人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们觉得“落叶”总是需要“归根”的，加之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思想更是根深蒂固[14]，所以在50岁以后，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的归宿及认同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从而出现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的降低。
(2)文化程度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身份特征决定不同文化融入群体与当地社会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决定其不同的文化认知和适应范式。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之后，在与城市异质文化的接触中，主体会对与自身文化差异明显的异质文化进行识别与认知，这种文化认知与主体文化知识结构具有较大的关联，一般而言，主体文化知识结构越相近，对它文化的接纳程度越高。本次调查的兰州市流动穆斯林文化程度（见图2：左）主要以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为主，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40.9%和26.5%，大致有3/4的人口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下，进而影响了其在城市的就业与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较低的城市适应和社会适应性水平。从图2右可知，文化程度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文化程度越高，调查对象越认为自己有价值，是本地人或城市人，城市归属越显著，自我认同越强且越倾向于城市，城市社会适应性亦越好。
图2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文化程度结构（左）及不同文化程度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差异（右）
不同文化程度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的显著差异具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兰州市流动穆斯林来源主要以周边民族地区为主，这些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回族为主。回族群众长期以来形成了浓厚的商品意识，有经商做买卖的传统，这种强烈的“重商”文化与伊斯兰教有很大的关系。穆罕默德说过：“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可信赖的奴仆。”这种文化特点决定了回族教育呈现出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双重性特征。丁明俊[15]等人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伊斯兰文化对民族教育的影响研究指出：在历史上，穆斯林民间一直有“多读书即远教”的忧虑。对于当前来讲，由于我国教育制度的不完善，就业难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回族家长及学生，使得“新读书无用论”在西部穆斯林民族地区弥漫开来。这种文化的连带效应造成流动穆斯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就业程度低，且以从事服务和小商品经营为主，间接影响了其家庭经济状况及城市社会适应，进而造成其城市社会适应能力这一现状。
(3)家庭月收入对自我认同和城市社会适应有显著影响，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调研显示，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家庭月收入水平集中在500～1000元及1000～2000元两个区间，比例分别为43.8%和25.6%（图3：左）。同时通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家庭经济收入与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具有正相关关系（图3：右），即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城市适应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说明经济条件差（家庭收入低）是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缩小的。但如果这种差距过大，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矛盾。2006年10月，国家统计局曾发布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比较低，生活质量比较差，居住、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休闲方式比较单调，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16]。同样，流动穆斯林在城市适应中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从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城市适应社会适应性水平差异来看（图3：右），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人口城市适应水平随家庭月收入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其原因不言而喻，稳定的收入是满足城市生活最低需求的基础，也是进行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休闲娱乐体验的基础。同时收入水平越高，其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其社会适应能力也就越强。
图3 兰州市流动穆斯林家庭月收入结构（左）及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差异（右）
(4)民族因素及文化认同深层次地影响着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从模型来看，流动穆斯林对目前的身份判断只受是否与不同信仰的人交往的影响，说明民族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对自我身份的判断，对自己是否适于城市群体具有显著的影响。此外，虽然“与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并不是城市社会性适应的显著影响因素，却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和对目前的身份判断，他们对“城市归宿”和“身份判断”方面的认知及城市自我认同感将关系到他们内心是否存在冲突以及该群体的“边缘化”程度。笔者认为这是流动穆斯林与其他流迁人口城市社会适应性最显著的不同——民族因素及文化认同深层次地影响着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性适应水平。
流动穆斯林是基于共同文化和族群认同之上适应城市生活的。在格尔兹看来，作为符号载体的宗教是文化的基本质量，构成了文化的核心，宗教象征符号合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生活的格调、特征和品质[17]。流动穆斯林“围寺而居，依坊而守，倚坊而商”的生活模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如此广泛的、深层次的“接触”必然会产生流动穆斯林文化不适和文化冲突。外来流动穆斯林在改善经济生活条件的同时，又努力传承和保持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精神信仰，难以真正融入以汉文化的现代化为主题的先进生产、生活方式之中，从而生活于城市的地域边缘、文化边缘和心理边缘。只有当流动穆斯林对流入地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时，即只有当他们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时，他们才能真正融入流入地的主流社会。
从调查中发现，来兰州的外来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的归宿感和身份判断得分值相对较高。伯福德(R.L.Burford)提出，在决定迁移的因素中，心理的距离比地理上的距离更为重要[18]。马戎[19]指出：“（人口迁移）一般会向自己所属族群人口较多、聚居程度较高的地点迁移，以求得族群和文化归属感和语言习俗方面的便利”，“迁移后会自发形成本族人相对聚居的小社区，使本族的生活习俗、宗教生活得以保持，生活上便于互助，也较易于集体争取自身合法权益”。兰州市与周围民族地区之间的主体少数民族成分一致性以及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具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区[20]，这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城市生活的相对同质性的聚居区，兰州市五个区有清真寺和拱北等伊斯兰教活动场所83处，其中回族较多的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共66处[21]；所以笔者认为民族的同质性与相对的聚居区以及与周围民族地区乡村之间在民族、宗教、生活习惯等方面基本一致，文化、传统上的类同性极大地拉近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心理距离，使其产生对城市的归宿感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四、结论
流动穆斯林城市适应是一个长期过程。流动穆斯林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加之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地域、历史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其城市社会性适应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困难归根结底在于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现代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城市，导致流动穆斯林在思想观念、知识技能方面难以应对城市社会带来的文化“震惊”冲击。本研究根据因子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将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现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因子分析将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归纳为“城市归属”、“身份判断”、“自我认同”三个因子。其中流动穆斯林的城市社会适应性总体适应水平偏低；“自我认同”均值最小，流动穆斯林的“城市认同”、“群体认同”和“流动穆斯林身份认同”方面表现为最不适应；在“城市归属感”方面，流动穆斯林依旧具有较强的“打工心态”、“过客心态”；流动穆斯林对目前身份判断总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或“城市人”，该值的绝对值相对较小，倾向相对较弱。
(2)流动穆斯林在城市社会的适应性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和年龄等因素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重要影响。文化程度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具有较高家庭月经济收入的人城市社会适应性好于其他流动穆斯林；职业在城市社会适应性方面影响不显著；年龄对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的影响出现了波动的现象：20～30岁的年轻人城市社会适应水平有降低的趋势，30～50岁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提高，50岁以后城市社会适应性水平又呈现降低的趋势。
(3)民族因素及文化认同是影响流动穆斯林城市社会适应性的深层次因素。民族的同质性与相对的聚居区以及与周围民族地区乡村之间在民族、宗教、生活习惯等文化和传统上的类同性极大地拉近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心理距离，城市的归宿感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得到增强和肯定。
收稿日期：2010-12-01；修订日期：2011-01-15
注释：
①本文的赋分方式为：“符合”赋+1分，“说不清”赋0分，“不符合”赋-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