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论文,墓碑论文,唐代论文,文史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论析了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50年以来全国各地新出土的碑刻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一、提供了旷世罕传的数以千计的散文作品；二、具有钩沉辑录佚文佚诗、校勘文献的重要价值；三、对拓展唐代史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
关键词 新出土墓碑墓志 学术价值 散文作品 文史研究
中国的石刻文字起于何时？历来见仁见智，聚讼纷纭。到了近代，考古挖掘的资料使这桩悬案基本得到了解决。河南安阳殷墟大墓中出土的有12个刻字的石簋和江西清江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刻文字证实：刻石文字与甲骨文、金文大约是同时产生的。石刻文字包括刻石、碑碣、墓志、塔铭、经幢、石阙、摩岩、买地
、造像记、题名等等。其中的碑刻墓志，产生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普及于隋唐关于佛事的塔铭等，约滥觞于魏晋，繁盛于隋唐。唐代无论帝王官宦、学人士子、庶民百姓、释道教徒都可刊刻墓志、神道碑或塔铭。在唐王朝统治的300年间，究竟有多少此类石刻文字，实在难以作出肯定的回答。据笔者所知，清代嘉庆年间编修的《全唐文》和光绪年间陆心源父子辑纂的《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录碑志、塔铭、造像记约3000多，本世纪新出土者约6000左右。加上一些金石专著和方志、《敦煌宝藏》等文献的载录，总数在10000以上（重复者除外）。在万块刻石中，近代出土的碑志所占比例甚高。在近代之中，近50年来出土者又居大多数。这些碑志的撰文、书写、刻制，均出于唐人之手。为我们研究唐代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法律、文化教育、宗教、风俗等提供了确凿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极其丰富而又珍贵的文化遗产。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约略阐述它们在文学、史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一、提供了大批旷世罕传的散文作品
墓碑立于墓前，墓志则随墓主同埋墓穴，二者均以述德、铭功、纪事、纂言为主。具体来说，它们的内容主要记述墓主的姓名、仕历、业绩、德行，抒发亲友的哀思，并进行颂谀性的评价。因此，无论墓碑还是墓志，采用的文体都属于散文，写作手法往往融记述、议论、抒情为一体。本世纪新出土的6000多块墓碑墓志，以文体而论，当属此类。
传世的《全唐文》，是中国第一部断代散文总集。它与《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共收入了唐人的散文作品22896篇。其中的石刻文字也有与新出土的碑刻墓志重复的篇章。如：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高力士义父《高延福墓志》，作者为丽正殿修撰学士、校书郎孙翌，《全唐文》卷三○五第3104页也有此文（此种情况，当是前人抄录墓志文之后，又将墓石埋在了地下）。除去此类重复，近代新出土的墓碑志给《全唐文》、《唐文拾遗》可增补5000余篇散文。
这些散文，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全唐文》作者的遗文。《全唐文》、《唐文拾遗》收录3035名作者的散文。据新出土的碑刻墓志可知，他们的好多作品长期埋入地下，未曾传世。这里难以一一罗列，仅就当时的社会名流的遗文而言，有：上官仪、崔融、狄仁杰、薛稷、卢藏用、张九龄、富嘉谟、吴少徵、贺知章、李邕、李华、萧颖士、梁肃、独孤及、韦应物、李逢吉、崔群、柳仲郢、李德裕等等。这些作者，有的位极人臣，官居宰辅；有的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文章高手；有的是社会贤达、知名于代。本世纪新出土的石刻，使他们的遗作重见天日，丰富了我们对唐代文苑和唐代社会的了解，有利于深入研究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演化。如：“四明狂客”贺知章，《旧唐书》卷一九○《本传》虽载他“少以文词知名”，学富才雄，风流倜傥，“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但是，《全唐文》仅录贺氏散文两篇。一篇是只有66个字的《上封禅仪注奏》，另一篇是不足120字的《唐龙瑞宫记》，且严重残缺，难以卒读。这实在使人难以感知这位风流文士的文采。现在，据新出土石刻则可增补4篇。它们是：（1）河南洛阳出土的《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即戴令言）墓志铭并序》，此文作于开元二年（714），贺氏为太常博士时；（2）河南洛阳出土的《皇朝秘书丞摄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王氏墓志铭并序》，作时为开元二十年（732），贺氏为秘书监、集贤院学士；（3）陕西省咸阳市底张湾出土的《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富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杨执一）墓志铭并序》，作时为开元十五（727），贺氏为右庶子、集贤院学士；（4）1987年河北省景县安陵乡苏中庄出土的《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府君（封祯）墓志铭并序》，作时为开元九年（721），贺氏为秘书丞。我们读此4篇完整的墓志，对贺氏“以文词知名”的认识，远胜于《全唐文》收录的两篇。仅此一例，新出土石刻的价值则不言自喻矣。
二是《全唐文》未收的作者的散文。清代嘉庆年间编纂《全唐文》时，大批唐代墓志尚未出土，有好多唐代散文作者和作品，编纂者是无法得知的。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50年来，全国各地大搞城市基本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开掘了沉睡千年的深厚土层，出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唐代墓志。拙著《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列出了1220名《全唐文》未收的散文作者。每位作者至少有一篇散文，有的作者甚至撰有数篇。合而计之，共1300余篇，均系《全唐文》未收。在这些作品中，有被唐玄宗称为诗歌、绘画、书法三绝的郑虔撰写的《郑承光墓志》、《郑仁颖墓志》；有中唐书法家寇章撰写的《郑氏夫人墓志铭》；有武宗朝明州刺史李文举为亡妻撰写的《故范阳汤氏夫人权厝记文》（1959年出土于江苏省扬州城北乡瓦窑铺）；有宣宗朝尚书右仆射郑肃撰写的《唐殇子郑行者墓志》（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等等。
三是佚名作者的散文。在新出土的唐代墓碑墓志中，有好多未署撰文者姓名。从总体上来看，大约开元之前的作品署名者较少，开元之后，署名者较多，这种佚名作者的散文，《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未收录者，也是数以千计的。其中，有王子、皇妃、公主的墓志文，如1973年陕西省富平县吕村出土的《虢王李凤墓志》、1990年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出土的《越国太妃燕氏墓志》及唐太宗第五女《长乐公主墓志文》；有文武大臣的墓志，如1972年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上营村出土的《李绩墓志》和《尉迟敬德墓志》；有著名僧人墓碑，如1979年陕西省长安县终南山天子峪出土的《灵化寺智该法师碑》，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出土的《唐宁刹寺故大德惠空和尚墓志铭》；有的是庶民百姓、家庭妇女的墓志。如：1988年河北省邯郸地区大名县北门口乡曹桂村出土的《大周天授二年（691）王君（王汉）墓志铭并序》、广东省南海县出土的《孙氏墓志》（其夫王氏，咸通元年任潮州程乡县令）。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从新疆吐鲁番盆地出土的200多块墓志，几乎全是佚名之作，且墓主绝大多数出身低微，志文简约。
二、具有钩沉辑录佚文佚诗、校勘文献的重要价值
清代嘉庆年间编纂《全唐文》时，曾组织百余名学者从浩瀚的古代文献中爬罗剔抉，广泛搜集唐人遗文。编纂者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也很注意从碑志石刻中钩沉辑录。如：该书卷一四八第1503页所载《颜勤礼赞》，就是辑自颜真卿《颜勤礼碑》。现在，我们从本世纪新出土的石刻中，也可辑录出很多唐文。如：据1990年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出土的《越国太妃燕氏墓志铭并序》可辑录出：贞观元年，太宗《封燕氏为贤妃诏》；贞观十八年，《封燕贤妃为德妃诏》；永徽元年，高宗《封燕德妃为越国太妃诏》。据1954年西安郭家滩出土的《李愍碑》可辑出：武德五年，高祖《褒李愍诏》；据1973年陕西省富平县吕村出土的《虢王李凤墓志》可辑出：武德八年，高祖《册李凤为彬王文》，1972年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上营村出土的《尉迟敬德夫人苏氏墓志》可辑出：显庆四年，高宗《赠苏妩鄂国夫人诏》；据1972年陕西省礼泉县赵镇乡新寨村出土的《临川公主墓志》可辑出：永徽元年，高宗《加授临川郡长公主制》，等等。墓碑墓志多为墓主子孙、亲友、门人为之，或由他们请人撰写。为了炫耀死者，光耀门第，皇帝的诏授褒奖往往被作为最荣耀的文字征引。因此，如果仅就诏书一项钩沉辑录，可从新出土石刻中辑出1000余篇。宋敏求编纂的《唐大诏令集》共130卷，录诏令1707篇，但都是据文献辑录，据石刻辑录的不多。由于新出土石刻长期以来未公诸于世，因此，本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纂的《唐代诏敕目录》，也难就此补阙。1992年10月发表的拙作《〈唐代诏敕目录〉疏漏讹误刍议》一文，已有指陈，此处不再冗述。
从新出土的石刻中，也可辑得散佚的唐代诗歌。广西省士林县麒麟山出土的唐永淳元年立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附有韦敬辨《澄州无虞县清泰乡都万里六合坚固大宅诗》，全诗共8句，40字。（详见《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陕西省乾陵出土的《薛元超墓志》，引录了薛氏8岁所作的《咏竹》诗的最后两句“别有邻人笛，偏伤怀旧情”。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存河南省开封博物馆的《唐故太原王氏女墓志铭》，这是迄今见到的唐代墓志中不用散文的唯一例证。墓主是一位青年女子，名叫王容，志文由她的叔父撰写，共21句，每句七字，句句押韵，实属诗歌。上举诸例都是《全唐诗》未收录的。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已经辑补。
本文前面说过，唐代有的碑刻墓志曾被前人发现，抄录了志文，或制作了拓片，然后又埋在了地下。现在重新出土，用它校对古籍中的抄录重印的志文，可纠补文字的讹夺衍缺和倒置等错误。如：《全唐文》卷三○五第3104页录高力士义父《高延福墓志》云：“府君幼而晦明，长而藏用。”其中“晦明”二字很费解。据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墓志，则知原文为“晦名”。此二字在句中文义通顺，其意是写高延福年轻时隐姓埋名，为他后来作宦官埋了伏笔。再如，《全唐文》卷149第1515页录褚遂良《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云：“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其中的“判”字亦很费解。现存江苏省扬州博物馆的拓片则作“刺同州”。按：《旧唐书·褚遂良传》载：“永徽元年十一月，坐事出为同州刺史。”据此可知，褚遂良于永徽初，曾出任同州刺史。史传与墓志相吻合。据此可知，《全唐文》作“判”误，《墓志》作“刺”属是。一字之差，使褚遂良由误为州判官订实为州刺史。复如：《唐文拾遗》卷一八第10557页录《大周故薛府君（即薛刚）墓志铭并序》云：“以久视元年，岁次庚子，五月己酉朔，二十四日壬午，乃迁坟合葬。苍山澄溜”。“迁坟合葬”与“苍山澄溜”云云，语气衔接突兀。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此块墓志，在“迁坟合葬”后，有“即其原也”四字。《唐文拾遗》遗漏了此句，文气不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新出土石刻的权威性价值，由此可窥一斑。
三、对唐代史学研究大有裨益
人类的历史，是在一定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人们活动的轨迹。研究历史，必须以历史人物和他们活动的事件为主线，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古鉴今。新出土的大批墓碑、墓志，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林林总总、方方面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多由死者的亲属、好友或当时名流撰写，比起当时的其他人或后人的追述，更为翔实可靠。因此，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更大。
首先，新出土的碑刻墓志可补充史传记载的不足。两《唐书》分别成书于五代和北宋，追述唐代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或语焉不详，或缺载遗漏。越王李贞之母燕氏，深得唐太宗的宠爱，先封为贤妃，不久又封为德妃，高宗朝加封为越国太妃，咸亨二年（671）死后埋葬在距太宗陵很近的地方。两《唐书·后妃传》未记述她的生平，只在记述越王李贞时，提及了其母“燕妃”二字。览读1990年出土的《越国太妃燕氏墓志铭并序》，方可得知她的祖籍、世系和生平及应付宫内争宠等情况。唐太宗的爱女临川公主李孟姜多才多艺，善书画，笃信释徒以及聪慧、好书法的长乐公主李孟常，《新唐书·公主传》连名字也未载录，至于生平爱好更是千年无人详知，本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出土的二人墓志，使我们获得了新知。如果仅就新出土的宫妃、宫女、公主的墓志而言（如彭国太妃王氏、昭韦尼子、南川县主、清源县主、永泰公主、文安公主等等），就可对《新唐书》的《后妃传》、《公主传》作大量补充。有的开国元勋，荣耀当时的大臣、将军，史书也有缺漏，可借助新出土的碑刻墓志予以弥补。如左卫大将军荆州都督周护、右威卫大将军李孟常、礼部尚书张允、濮阳郡开国公、洪州都督吴黑闼等，这些在唐代的文治武略的重大事件中，都曾起过重要作用，史书语焉不详，影响了对历史事件全貌的了解，借助新出土的墓志可予弥补。北京市德胜门外冰窖口出土的《张建章墓志》，详细记述了墓主奉命出使渤海国、写作《渤海记》一书的情况，还为我们了解唐王朝与渤海国友好往来史提供了难得的翔实史料。总而言之，由上述诸例可知，无论研究唐代的人物、历史事件、内政外交，新出土石刻都是不可忽视的宝库。
其次，可以纠正史书的讹误。前面说过，两《唐书》是五代和北宋人的追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讹误，后世研究者以史记载为凭，也会以讹传讹，使人信而不疑。要厘正此类以史为凭的错误必须借助唐人的原始材料，它们最具有权威性。如：《新唐书》卷七二《宰相世系表》1597页载，北海太守李邕的世系云，李邕曾孙名李翘，李邕之孙名正叔、正卿。新出土的李正卿撰写的《李翘墓志》则称：父翘，北海太守邕之第三子，官大理评事，广州新会县令。又称，正叔为正卿之兄。据此可知，《新唐书》把李邕的儿子李翘误记为他的曾孙，又把李翘的儿子正卿、正叔误列为李翘父辈。像此类错乱世系的严重错误，千余年来，人们信而不疑，只有依赖子为父撰的墓志出土，我辈方可辨证，遂使北海太守安眠于黄泉矣！
再次，可以解决聚讼纷纭的历史悬案。由于年代久远，传抄刊刻乖舛，有的史实，诸书载录不一，研究者各执一端，长期争执不下，莫衷一是，使人茫然不知所从。新出土的石刻则可使有些悬案顿然冰释。如：道一禅师，是禅宗六祖慧能的再传弟子，因俗姓马，故又称马祖。对他的圆寂时期，文献记载竟有以下四说：（1）《宋高僧传》卷一○《唐洪州开元寺道一传》曰：“至戊辰岁，举措如常，而请沐浴讫，俨然跏趺归寂，享年八十，僧腊五十。”按：德宗“戊辰岁”，即贞元四年（788）。但未确记其某月某日归寂。（2）《景德传灯录》卷六《江西道一禅师传》载：“师于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门山，见壑平坦处，谓待者曰：‘吾之朽质当于来月归此地矣。’言讫而回。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讫，跏趺入灭。”（3）《文苑英华》卷七八六权德舆《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曰：“化缘既周，趺坐极尽，时贞元二年四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腊六十。”《五灯会元》卷七录权氏此文同。按：其年“庚辰”，即一日。（4）《全唐文》卷五○一录权德舆此文则曰：“化缘既周，趺坐极尽，时贞元二年（786）四月庚辰。”按：此年四月有“庚申”日，无“庚辰”日。
上述四说，孰是孰非？
请看一九六六年，江西省靖安县出土的石刻文字：
马祖禅师舍利石函记
贞元七年元月
维唐贞元七年，岁次辛未，七月庚申朔，十七日景（丙）子，故大师道一客上黄金舍利，建塔于此地。大师贞元四年二月一日入灭。时洪州刺史李兼，建昌县令李启。石门法林寺门人等记。
《石函记》中所说的“洪州刺史李兼”，据《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以及《方镇年表》卷五载，贞元元年（785）四月癸酉，由鄂岳观察使转为洪州刺史江西观察使，贞元七年（791）离任。他在洪州时，与马祖交谊甚笃，归心顺教，资助营福。唐人权德舆《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曰：“贞元二年，成纪李公，以侍极司宪，临长是邦。勒护法之诚，承最后之说。”《宋高僧传》卷一○《唐洪州开元寺道一传》曰：“亚相观察使李公，藩寄严历，素所钦承，于以率徒依归，缅怀助理。”由此可知，李兼与马祖交往，恰在马祖入灭前两年，且当马祖入灭时，仍在当地任长官。因此，李兼与县令及马祖门人的《石函题记》，记述马祖的入灭时日为“贞元二年四月一日”，是最准确可信的。据此可以断言：《文苑英华》所记不误，《景德传灯录》作“二月四日”误，《全唐文》作“贞元四年二月庚申”误甚。诸说是非，因《石函题记》之出土，顿时定案，毋庸置疑矣！
另外，新出土墓碑、墓志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史书和小说俱载，唐初战功赫赫的大将尉迟敬德，名恭，但是新出土的《尉迟敬德墓志》则云：“君讳融，字敬德”。又如，《通典·食货三》载，“唐代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一乡，每里置正一人”。但是，扬州出土的《李彦崇墓志》则载，唐扬州城郊以县统乡，乡下设坊，坊下设里，于各级政权中加了大都市才有的“坊”。复如：在官职制度方面，江苏镇州出土的《田扬墓志》载其官职有“浙江西道处置使左随身”，其中“随身”一职，史书无载。诸如此类，都有待史学界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新出土的墓碑、墓志是研究唐文化的宝库。利用这些拓石，可以进行唐代文化的多方面研究，提出很多新课题，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重大贡献，我们热诚地欢迎海内外有识之士鼎力相助，共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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