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俄“和平同盟”之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同盟论文,之梦论文,和平论文,日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美日俄四国相互间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中美、中日、美俄、日俄不止一次地举行了首脑会谈，四国安全对话也日趋活跃。对此，国内外报刊上出现了诸如“中美日俄四极关系正在形成”、“大国关系良性互动，多极趋势日益发展”、“四国相互间关系稳定，是整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之类的积极评价。（注：请参照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1997年11月21日、日本《产经新闻》1997年11月13、14日，日本时事社1998年4月16日报道等等。所谓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是指任一对大国的关系的改善会促进、至少不是破坏其它大国间的关系这样一种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大国间良性互动关系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形成”。）在这个时候，回顾一下已故日本政治家石桥湛山在本世纪50年代提出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以及他为此而展开的活跃的外交活动，对于展望和推动今后中美日俄四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将不无裨益。
一、石桥湛山及其“和平同盟”构想
石桥湛山(1884-1973)是日本著名思想家、评论家和政治家。1911年石桥开始就职东洋经济新报社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展开了活跃的评论活动，时间长达35年之久。
在石桥湛山作为思想家、评论家的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篇章就是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与另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评论家三浦夷太郎一起，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展开的批判“大日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主张“小日本主义”的论阵，特别是石桥的“大日本主义的幻想”一文代表了当时坚持反对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日本人民民主力量的强烈愿望与呼声。（注：〔日〕三浦夷太郎：“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东洋经济新报》1913年4月至6月连载。石桥湛山：“大日本主义的幻想”，《东洋经济新报》1921年7月至8月连载。）
石桥、三浦等人认为，大日本主义的要害就是鼓吹不仅要防卫“主权线”（指日本本土）、而且要保护“利益线”的侵略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日本可以以保护其“利益线”为借口，随心所欲地进行侵略扩张。因此，“大日本主义就是依靠领土扩张和保护主义，把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放在首位的军国主义、专制主义、国家主义”。
与之相反，“小日本主义则是通过改革内政，促进个人自由和活力，立足于产业主义、个人主义，以达到利国富民之目的”。小日本主义的核心是“产业立国论”，认为领土扩张只能造成四邻皆敌，经济上得不偿失，主张“将国民的全部力量投入学问、技术的研究和产业进步，不要建兵营而要建学校，不要造军舰而要盖工厂，以8亿日元军费之一半投入和平产业，使之在几年内面目一新。”
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狂潮翻滚的形势下，石桥等人主张的“小日本主义”被一些人认为是“痴人说梦”，事实上也确实无法阻挡日本走上侵略战争的错误道路。
在美苏两极尖锐对立的冷战时代，石桥竟提出“中日美苏和平同盟”构想，也曾被人看作“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其实，石桥本人也明白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下要把美苏中日四国拉到一起是“难事中的难事”，甚至也感到由日本来促成这种事情是“自不量力”，一般人都会对此避而不谈。石桥还承认，他也考虑过提“和平同盟”是否有“过于唱高调”之嫌，是否应找到一个比“和平同盟”更谨慎、低调的提法。然而，经过各种考虑，仍然感到“还是‘和平同盟’这个提法最尽意”。（注：〔日〕增田弘编：《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山外交论集》，草思社1984年版，第269页。）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石桥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访问中国。1959年6月石桥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倡议开展日中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进而促使日中两国“一致团结”，共同促进东洋乃至世界的和平。对此，中国方面由廖承志出面向石桥发出正式邀请，石桥于当年9月不顾自民党内外的强烈反对启程访问中国，在北京同周恩来总理共同发表了《周恩来——石桥湛山共同声明》，石桥在声明中表示赞同中日关系“经济不可分”原则，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石桥趁第一次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见之际，向周总理陈述了他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对此，“周恩来回答说：‘其实我也早有这样的想法’”。（注：〔日〕增田弘编：《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山外交论集》，草思社1984年版，第257页。）
1963年石桥再次访华，又一次同周总理谈起上述的“和平同盟”构想。“我问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有无变化，周恩来回答说他的想法没有改变，但补充了一句：‘中国方面没问题，问题在美国。’”（注：〔日〕增田弘编：《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山外交论集》，草思社1984年版，第269页。）
与此同时，石桥也通过各种渠道，向美、苏两国首脑直接或间接地陈述和转达他的“和平同盟”主张。60年代前半期美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曾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紧张形势的暂时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发生根本的改变，加上中苏关系的恶化，致使石桥的“和平同盟”构想终于未能走出梦想的境界。
尽管只是一个梦，石桥的“和平同盟”构想仍然闪烁着这位杰出的和平主义者的光辉的思想火花：他能够透过浓重的冷战阴云，洞察到二战之后已经开始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曙光；他能够超越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深信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能够和平共处的（这一点集中体现于他与周恩来总理发表的共同声明之中）；这种勇气与他在日本军国主义猖獗一时的战前时代就敢于批判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战争政策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
二、走近中美日俄“和平同盟”之梦
如同战后日本的发展使石桥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主张的“小日本主义”从幻梦变成现实一样，冷战后世界的发展是否也将使石桥在五六十年代主张的“日中美俄（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最大国家）和平同盟”的幻梦走向现实呢？应该说，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证实当今中美日俄四国关系的现实正在不断缩小同石桥这个梦想之间的距离。
第一，作为中美日俄“和平同盟”的前提的世界和平局面更加牢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其主要标志是，冷战结束以后中美日俄相互之间不再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也不再存在全面对抗的国际关系（不管是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三还是二对二），特别是继美俄和中俄在1994年就相互不把核导弹瞄准对方达成协议之后，1998年6月中美首脑在北京也就战略核武器不瞄准对方达成协议，这意味着四国中的三个核大国——中美俄都不再把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成为有关国家之间增进相互信赖的一个重要象征。（注：据说使核导弹恢复到原来瞄准的方向只需10分钟，所以这一协议的实际军事意义不大，但对减少敌意这种无形的心理上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而且可以避免因事故导致的误击。）四国关系中，无论在社会制度方面还是在价值观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和距离的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成为中美日俄四国之间能否全面消除对抗性关系的一个关键。多年来，国际上有些人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大有要把中国“硬推到”同美国对抗的位置上去的架势；在美国也有少数人患上“敌人缺乏症”，把中国看作是取代原苏联的“大敌”。然而，中国从本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及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出发，聪明地绕过了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所设置的诱使其同美国搞对抗的“陷阱”，与美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促使中美关系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大大消除了中美日俄四国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美国已经有人提出：“美国应当拟定一项谨慎的（美中日）三大国合作计划。华盛顿、北京和东京必须成为新的太平洋协奏曲的不可减弱的核心，成为一种非军事性的北约组织。”（注：〔美〕《洛杉矶时报》1998年8月18日。）而这种“计划”与“组织”也不妨包括俄罗斯。
第二，作为中美日俄“和平同盟”的构架，以“伙伴关系”为标志的新型大国关系日益确立，四国关系日益带有“良性互动”的特征。
在四国间的六对双边关系中，除去美日之间依然保持同盟关系之外，中美已宣布将致力于建立面前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美俄于1994年建立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于1996年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俄也商定建立“相互信任伙伴关系”。这种以“伙伴关系”为标志的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是：1.有关各国能够站在跨世纪的战略高度，着眼于长远利益与综合安全的考虑，摆脱相互对抗和敌视的冷战思维，通过接触、对话、协商等途径，发展平等、互利、合作的正常的国家间关系。2.大国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调；各对伙伴关系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牵制；每个国家都重视改善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并敏锐地注视着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动向，以便在国际舞台上谋求取得对已有利的方位。这意味着大国关系的政治力学发生了深刻的革命。3.结成伙伴关系的国家之间能够求大同，存小异，积极务实地寻求双方利益的共同点，特别是在战略利益方面达到“共同点多于差异点”的境界，防止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而且在各自国内“主张双边合作的力量居于主流”。（注：汪道涵：“共同努力迎接新世纪”，载《世界知识》1997年第22期。）4.伙伴关系不同于同盟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结盟、不对抗，并且不针对和不损害第三国。5.各对伙伴关系都建立了一系列双边机制，包括定期、不定期的首脑会晤、高级官员磋商，各种领域的不同层次的交流交往以及热线联系等。
上述伙伴关系在形成过程中已经对维护世界和平、加强伙伴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正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中美两国在今年就亚洲金融危机、印尼政局动荡、南亚核试验等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与对话。双边伙伴关系发展对四大国关系的战略调整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有力地促进了中日美俄四国之间存在的四个三边关系向平衡的方向发展。
第三，作为中美日俄“和平同盟”的基础，四大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不断扩大经济上的相互合作、相互联系，日益加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关系。
四大国都高度重视发展本国经济，越来越把发展经济置于国内政策的中心地位，同时他们的经济利益乃至安全利益越来越带有全球性。为此，作为各国的国内政策延长的对外战略，必然要把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主要的对外战略目标。经济关系的发展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改善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感情，从而为四大国关系整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气氛，并可能提供促使四大国关系提高层次的契机。事实上，经济关系的发展正在日益成为推动四大国关系整体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围绕一些大型开发项目开展大国间的战略性合作（比如合作开发俄罗斯、中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将有助于促进大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正如欧洲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深化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产生出一种“安全装置”那样的作用，因为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国家之间，“把导弹瞄准对方，就等于瞄准自己的市场和投资。”（注：引自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10月12日。）近年来人们一再拿中日关系与法德关系作对照，认为法德在欧洲能做到的事（从“煤钢联营”到“欧共体”到“统一的欧元”，欧洲在经济上的统合促进了“集体安全”的实现），中日在亚洲也应该做到。
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与技术先进的美、日等国保持良好关系，显然有利于加快本国的科技、经济的发展与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事实上，中国在工业化方面的“加速发展”与在信息化方面的“超前发展”与美、日两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之间，已经形成一种链条般的互动关系。推进这种互动关系的发展对于促进有关各国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作为中美日俄“和平同盟”的目标，四大国为了对付环境恶化、气候变坏、核武器扩散、金融危机、恐怖活动、吸毒乃至21世纪能源供应问题等等一系列威胁各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共同课题，不断增强合作与协调；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命日益成为连接大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环境与气候问题是一个典型的维系大国相互关系、促使大国加强合作的纽带。这是因为环境与气候问题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既有全球性问题（比如温室效应），也有地区性问题（比如酸雨物质的跨国迁徙），也有国内问题（比如江河水质的污染）。四大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上既具有共同利益又负有重大责任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在地区性环境问题上，中日、中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共同利益。这里说的“共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分你我、跨越国界的利益，也是影响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是比一般所说的“互利互惠”（着眼于两国各自的利益）层次更高的利益。中美日俄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正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很好地维护地球环境、维护共同的环境利益的大事。人类也面临着共同的建设课题，就当前来说主要是共同建设全球信息设施的基础（这方面的建设仅仅靠一个或几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的），中美日俄四国尤其需要在建设全球信息设施方面加强合作，并探索通过发展知识经济、建设信息化社会来探索形成更加健康、合理、节约的人类新文明的可能性。
第五、作为中美日俄“和平同盟”的纽带，四大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在这方面，首脑外交的活跃、传播媒体的发达、人员往来的急增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等等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国情民风的差异，四大国相互之间需要致力于正确全面、实事求是地认识、了解对方，通过增进相互了解来培养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感情。正如克林顿访华之前美国白宫高级官员所说：“希望美国人从各个角度看一看普通的中国社会。通过电视向美国人介绍活生生的中国，这是最好的外交。”而在克林顿访华之后，法新社（1998年7月1日）称“新闻媒介对这件事的充分报道使‘新中国’的形象首次深入美国的千家万户”。负责亚洲事务的白宫高级助手桑迪·克里斯托夫说：“我们是不是越过了天安门事件影响的阶段？我认为，我们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克林顿总统访华的这个经验必将在其他双边关系中得到进一步推广。这个经验的一个重要之点是：传播媒体保持客观公正，努力将对方国家成为主流的东西报告给本国国民，同时避免把非主流的东西当作主流来进行传达，对于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多么重要！
三、中日美俄“和平同盟”：梦境与现实之间的悬隔
中日美俄“和平同盟”是一个美好的梦。我们一方面确在走近这个梦，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承认当今的现实与这个梦相距甚远。那么，是什么东西在妨碍我们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呢？
第一，“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超大国主义”自负与傲慢。
四大国之中，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而且近年来美国经济发展较顺，相对实力有所增加。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有时以超级大国自居，总想使自己处于主导地位，不能恪守平等对待其他国家的原则。在安全方面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强化和扩大军事同盟甚至要求别国依附于它，这是它坚持冷战思想的表现；在经济方面美国总是希望自己的模式即所谓“美国标准”得以在全球推行，要求别国遵行“美国标准”而无视不同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国情、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在其它方面美国也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强加于人，对世界的多样性缺乏理解和宽容。在美日已有专家学者提出警告：“照搬美国模式将使亚洲走向衰亡。”（注：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提出，认为美国模式具有普遍性的全球主义者，乘亚洲国家经济处于危难之际，把过火的、甚至连西欧国家都不适用的改革强加给了亚洲国家，这无论从短期看还是长期看，都将带来恶果。参见〔日〕《正论》1998的8月号。）
第二，美日等国中的一部分势力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崛起。
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的增长率稳居东亚榜首，综合国力的增长有目共睹，香港的顺利回归又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力和地位。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关于中国今后发展的前景和速度，有一种看法是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赶上美国并成为唯一能与美国匹敌的世界性强国；也有的看法是中国国内地区之间差距甚大、基础设施落后及其他堆积如山的难题使它“不会很快成为经济超级大国”。（注：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997年10月6日。）看来后一种看法比较符合实际。然而，不管中国崛起的速度如何，美日俄三国都将面临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的问题。在美国，存在着将中国作为取代原苏联的最大威胁的倾向。（注：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6月16日。）在日本，一部分人对身边的中国将可能取代本国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感到不安，也有一些人把中国当作“21世纪日本的主要对手”。俄对中国的崛起也存有戒备心理。尽管周边大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总体上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但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崛起将可能给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带来不确定因素。
第三，各对双边关系中，特别是美俄、中美、中日、日俄等关系中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对立的火种，大国间关系依然存在很多变数。
美俄关系被称为是“埋有‘地雷’的合作关系”，这枚地雷就是北约东扩，在这个问题上美俄“错走一步就可能踩上地雷”。（注：〔日〕宫本信生：“‘日美中俄’四重奏的不和谐音”，《中央公论》1998年2月号。）美俄在诸如南斯拉夫、伊拉克问题上也常出现摩擦与猜疑。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过急的改革方案（休克疗法）强加给俄国，导致俄“经济形势恶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成为一部分居民中出现“反美和反西方情绪的根源”，俄报刊甚至称“冷战可能再次成为现实”。（注：俄罗斯《独立报》1998年6月17日。）中国与美、日、俄三国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特别在人权、民主、西藏、宗教等问题上同美国的矛盾较为突出，台湾问题则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而且存在于中日之间。中日关系中还存在历史问题、围绕钓鱼岛领土归属的争端。日俄之间也存在着围绕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
第四，四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尚待进一步加强。
比如，欧洲已建立起了旨在实现“冷战后的稳定”新体制，与之相比，这样的体制中美日俄四大国利益交汇的亚太地区远未形成，其核心问题在于相互信任不足。“东亚不稳定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拥有核武器、导弹等物质上的威胁，问题在于是否信任对方，……这是问题的核心。（注：〔日〕孙崎享：“东亚新的外交课题”，《中央公论》1998年4月号。）
第五，在四大国的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着影响其现行的、旨在改善大国关系的对外政策的反对势力。
例如，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经常受到各种利益集团和媒体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摇摆性、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国内还存在着较强的反华势力，正如美报刊所说：“不必恐惧崛起的中国龙，中国这个敌人是政党为了国内需要制造和夸大出来的。”因而不能否认美国对华政策有摇摆甚至倒退的可能。（注：《西雅图时报》1998年6月22日。）此外，还需指出俄罗斯的国内政治还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不安定的因素。
第六，能源问题可能引起有关大国的关系趋于紧张。
据预测，从现在至2010年世界初级能源总需求将增长44%以上，（注：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转引自〔日〕《经营顾问》月刊1996年5月号。）而新发现的石油储量的增长显然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因此，预计世界石油供应问题将可能在21世纪头十年突出出来，为此需要世界各国及早有所准备。
现在的问题是作什么样的“准备”？是在加强科技开发（推广节能技术、开发太阳能等各种新能源），调整能源结构（减少使用石油的比重）方面作准备？还是“准备”进行一场争夺能源的搏斗？两种不同的“准备”显然将带来两种不同的后果。前一种“准备”意味着开展和平的合作与竞赛，意味着用比较低的代价（与军备竞赛相比）来获取最终解决能源供应问题的手段和途径（它将是属于全人类的“国际公共财产”）；而后一种“准备”意味着开展外交争斗与军备竞赛，意味着以极其高昂的代价来改变已经所剩不多的自然能源的分配比例（使本国获得更多的份额）。
可以预言，在人类世界从“石油经济时代”向“后石油经济时代”过渡的“阵痛期”，中美日俄四国将可能因为能源问题而引起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紧张（特别是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有关连接亚洲与中东的石油运输通道问题上难免出现关系紧张）。但是，如果大国之间能够在以下问题上取得共识，那么，这种紧张未必导致冲突。这些问题是：(1)凭借武力争夺的成本之高昂（在海上的争夺更是如此），远远超过通过开发技术来解决能源问题的成本；(2)战胜者确保其胜利果实非常之难（对海上资源更是如此），而且谁也不可能逃脱战争引起的严重的环境破坏。总之，作为大国是不应该忽视这一点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比任何资源更宝贵得多的东西。它不仅是当代人从事和平建设的保证，也是为子孙后代保持一个适于他们生存与发展环境之必须，因为真的打起仗来，就会为了赢得胜利而不顾一切，其留下的灾祸可能是几代人也难以抹去，甚至会使整个地球环境发生不可逆转的恶化。正如美国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以前的世界秩序中，战略标准和军事标准曾是最突出的和首要的评判标准（这是传统的强权政治的主要内容），因此，那时一国之得通常即为另一国之失。而在今天这个各国之间有着极其紧密联系的、全球化了的世界上，这种情况已经很罕见了。相反，一国之失可能蔓延开来，使别国也同受损失，因为损失不再停留在一国之内。”（注：汤姆·普拉特：“需要建立一种三方战略伙伴关系”，《洛杉矶时报》1998年8月18日。）总而言之，“资源诚可贵，环境价更高，若得和平世，两者皆可保。”
四、“和平同盟”：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之必须
当今时代常被称为“后冷战时代”，这实际上是借用前一代人的名称来给当今时代取的一个暂时称谓，并没有体现出当今时代的本质。那么，什么是当今时代的本质呢？可以认为，当今时代的本质就是走出冷战阴影的人类可能将其主要精力从人类内部的“内耗”转向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课题，这些课题的最高概括就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意味着，按照能够体现当今时代本质的时代称谓，应该说人类正处于“可持续发展时代”，站在可持续发展时代的高度，我们所要提倡的新的中美日俄“和平同盟”构想，应该能够大大超出石桥湛山在50年代所提出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思想境界。
从战前到战后，在亚洲乃至世界曾经出现过不少不同国家组成的、各种类型的同盟关系。然而，人类却忽视了一种最重要的同盟关系，这就是人类、或居住在同一地区的各国人民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摆脱自然对人类文明发展施加的种种限制（环境、资源等等）而结成的同盟。现在人类日益认识到，为了克服人类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环境、资源等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冷战时代被忽视的、冷战后的今天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向“人与自然的矛盾”作斗争的任务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来，向科学技术进军，向更加健康发展的人类新文明模式进军，开发出能使人类摆脱环境、资源危机的科技手段与文明模式。这是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需要全人类携起手来共同奋斗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大国之间继续相互带有敌意或故意“制造敌人”，再把环境资源问题这些人类的真正“大敌”撂在一边不管，就难免滑向将整个人类引向无穷的灾难、以致永远得不到子孙后代饶恕的错误乃至罪行的深渊。因此，我们所提倡的同盟是面向人类共同课题的“大国同盟”、“地区同盟”、“全球同盟”，这种同盟的意义将超过历史上曾经被形容为“神圣”、“正义”的任何同盟，而成为“最神圣”、“最正义”的同盟。这种同盟的武器既不是导弹，也不是核武器，而是科学技术，是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其人民掌握的科学技术武器；这种同盟的矛盾所指既不是某个国家，也不是某个国家集团，而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这种同盟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狭隘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而是创造新的、更加健康合理的人类文明模式。
亚太地区长期来是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也是环境、资源问题表现得最深刻、最尖锐的地区之一。因此，这个地区最有理由首先结成针对环境、资源等人类共同课题的“亚太和平同盟”，其中，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中美日俄四国“和平同盟”则应占有核心的位置。通过这个同盟，不仅可以更有效地开拓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且可能为在将来建立向环境、资源问题挑战的“地球同盟”树立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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