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问题、原因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中国对外论文,原因论文,贸易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9％，堪称“中国奇迹”。中国GDP总量如果以美元汇率衡量，2007年为3.38万亿美元、跻身世界“三强”，2009年达到4.91万亿美元、接近全球第二；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早在2002年就已经达到3.66万亿国际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①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发展迅猛，其规模不断扩大、地位持续提升。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2016.6亿美元，其发展速度显著超过同期自身GDP和世界贸易的发展速度（期间三者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9％、9.9％和7.0％，图1）。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世界份额则从1978年的0.7％持续扩大到2009年9.9％，全球排名则相应的由第32位跃居到第一位。截止到2010年6月，中国同时为日本、美国和欧盟（27国）等三大贸易伙伴的最大进口来源地。
上述成就的取得，无不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然而，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市场结构失衡和贸易摩擦频发、服务贸易相对落后和环境污染严重等等。下文重点分析中国出口当前所面临的四大最为突出的问题，并运用国际贸易最新理论和借鉴国际经验，对其产生原因和应对策略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和思考。
图1 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变动轨迹（1978—2009）（亿美元和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一、国际市场结构失衡和贸易摩擦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国际市场结构失衡和进出口流向失衡（表1）。国际市场结构失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地区结构看，过于集中在亚洲、北美洲和欧洲等三大洲，2001—2009年期间，这三大洲出口份额之和年均高达91.8％；二是从国别结构看，则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香港、日本、德国和韩国等五大国（地），自2001年以来，这五大国（地）一直位居中国出口前五，其出口份额之和年均达到56.3％。不仅如此，中国进、出口流向极不对称。分洲际看，相对其出口份额的49.0％，亚洲进口份额更高、达到64.0％；相对其出口份额的21.6％和21.2％，北美洲和欧洲的进口份额则严重不足，分别只有9.3％和16.2％。从贸易伙伴看，美国和欧盟市场矛盾最为尖锐：美国出口份额高达20.2％，而进口份额却仅占8.1％；欧盟出口份额为18.1％，进口份额也只有12.4％。
上述问题所引发的后果是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等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失衡矛盾日益加剧：自2001年以来，中国一直为美国和欧盟的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9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为2268.3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5009.4亿美元）的45.3％；欧（欧盟27国）中货物贸易逆差为1863.0亿美元，占欧盟对外货物贸易逆差（1442.7亿美元）的129.1％。
尽管贸易摩擦的产生原因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双边贸易失衡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引发贸易逆差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从而增加双边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近年来，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频发。WTO数据显示，2008年10月至2009年10月，美国共发起39宗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其中，针对或涉及中国的27宗（反倾销13宗、反补贴12宗、“特保”1宗及其他1宗），占其总数比重高达69.2％；完全针对中国的22宗（反倾销10宗、反补贴11宗、“特保”1宗），占其总数的百分比为56.4％；欧盟共发起23宗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其中，针对或涉及中国的8宗，占其总数的35％，完全针对中国的7宗，占其总数的31％。在某种意义上，无不与它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失衡有较大关系。
中国出口国际市场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可归为两类。一是根据传统的贸易引力模型（Tinbergen,1962; Anderson,1979; Helpman,1987），两国（地）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与其GDP总量成正比、地理距离以及文化差异成反比。与这一理论模型相对应，中国出口前十，或者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大国（GDP总量大），或者为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地理位置近、文化差异小）。二是根据2l世纪最新流行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Melitz,2003; Yeaple,2009; Bernard et al.,2010），一个企业和国家外贸出口的广度边际，即出口的贸易伙伴国数量，与该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国家金融发展程度正相关。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结构失衡与其自身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企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国家金融发展程度较低，也有一定关系。
因此，解决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国际市场失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根据贸易引力模型理论，积极开拓亚洲市场。中国和亚洲各国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差异较小，对照欧盟（27）内部市场贸易份额和中国对亚洲地区的进口份额，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出口市场大有潜力。如2009年欧盟（27）内部各国之间相互进、出口份额分别为66.7％和64.5％。② 因此，相比其亚洲地区进口份额的64.0％，中国对该地区出口份额的49.0％显然不足，尚有很大挖掘空间。
另一方面，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理论，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企业生产率水平和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一是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可以考虑对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税目产品提供特别优惠，以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国。二是加大科技产品的进口力度，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国家对外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大对企业的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增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三是夯实金融基础设施，推进法制建设，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为对外贸易出口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
二、服务贸易出口相对滞后和环境污染问题
尽管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但是，其服务贸易出口却显得相对滞后，竞争力明显偏弱，与其贸易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自加入WTO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其年出口总量从2001年的329.0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287.0亿美元，9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9.4％；其年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及其全球排名也提升较快，从2001年的2.3％（第十二）分别上升到2005年的3.1％（第九）和2009年的3.9％（第五）。然而，较之本国货物贸易，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仍显得相对滞后：2001年、2005年和2009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及其全球排名分别为4.3％（第六）、7.3％（第三）和9.6％（第一）；同时，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三大服务贸易出口大国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明显不足，如2009年上述三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分别为14.2％、7.2％和6％，远高于中国的3.9％（表2）。
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国际竞争力明显偏弱。本文采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等两个国际贸易竞争力通行指标，结合中国自身货物贸易和世界主要服务贸易出口大国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从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指标看（表3）③，200l—2009年期间，中国服务贸易的TC指数一直小于零，而且其绝对值2009年较2008年显著增加，说明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较弱且抗风险能力较差，相比其货物贸易的TC指数一直大于零并呈递增趋势，显然相对滞后。同时，与世界主要贸易大国相比，英国和美国的TC指数不仅显著大于零，而且呈递增趋势，说明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与之差距明显且不断扩大；尽管德国和日本的TC指数也小于零，且其绝对值2001—2008年略大于中国，但其绝对值呈递减趋势，2009年已经小于中国，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势头不如德国和日本。
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指标看（表4）④，可以得出与TC指数相类似的结论。此外，有两点尤为值得关注：一是中国服务贸易的RCA指数表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从2001年的最高值0.57持续降低到2009年的0.46，说明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不仅较弱而且持续减弱；二是尽管200l—2009年德国和日本的RCA指数年均值也略低于0.8，和中国一样，属于国际竞争力较弱国家，但其RCA指数均呈递增趋势，尤其日本，从2001年的0.72持续提升到2009年的0.84，由国际竞争力较弱国家跨越到中等国家，其发展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不仅如此，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相对滞后还导致其出口模式的能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特征。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很大。据世行数据，2006年，中国单位GDP能耗分别是美国4.0倍、日本和德国的5.9倍、巴西的3.4倍和墨西哥的3.8倍，而这其中，其能源总消耗的40％左右直接或间接用于其出口生产（World Bank,2010）；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分别为这五个国家的5.3倍、7.8倍、8.3倍、7.1倍和5.0倍。与制造产业相比较，服务产业显然能耗较低，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也较小。如2008年中国服务产业单位GDP能耗仅为其制造产业的14.3％。因此，相对于制造产业和货物贸易出口，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出口无疑是一种低碳经济发展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碳排放量和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显然与其服务贸易出口的相对滞后有较大关系。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其产业结构低端、服务产业发展落后。根世行数据，2001—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产业的GDP比重年均值仅40.5％，而同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印度分别为76.5％、75.1％、76.6％、69.5％、68.1％和52.5％。而服务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生产率偏低，杨勇（2008）对中国（2001—2006年）与美、英等五个发达国家（1970—1979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结果显示⑤，前者比后者平均值低75％（两者分别为0.3％和1.2％）；此外，与中国产业与贸易政策过于向制造业与货物贸易倾斜、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重视不够也有较大关系。
因此，解决服务贸易相对滞后与环境污染问题的首要任务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服务贸易与低碳经济发展夯实产业基础。一是加大服务业人才培养力度，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力度，加速其教育国际化步伐，培养更多的国际物流业经营性高端人才；二是改革现有教育体制，顺应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培养更加实用的技术和人才；三是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快人才流动。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妨借鉴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典型经验，实施“服务贸易强国战略”。如借鉴美国经验⑥，实施创新工程。创新的关键是政府提供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中国政府应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为服务产业投资和创新创造一种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又如借鉴日本经验⑦，实施优质企业工程。中国政府应加大对服务贸易出口企业的重视和扶持力度，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贸易出口企业，由此带动全国服务贸易出口企业的快速发展。
三、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与内需不足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结构中，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所占比重明显偏高。从出口企业性质结构看，外资企业相对份额自2001年以来每年都超过了50％，200l一2009年期间年均达到55.4％；从贸易方式结构看，同一时期，尽管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发展趋势略有降低，但其年均相对份额也达到52.8％。⑧
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问题在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我们认为，其贡献度并不高，以两个广为引用的经典案例为证。Feenstra（1998）芭比娃娃例子中，中国的劳动力附加值只占产品最终销售价值的3.5％；而Gee（2008）30 GB苹果iPod播放器例子中，中国内地和台湾一起的劳动力附加值占比才1.2％。由此可见，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芭比娃娃），还是技术密集型高端产品（苹果iPod播放器），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为中国真正创造的价值都很低。不仅如此，如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过高，还会引起外贸依存度偏高、国民收入严重偏低以及贸易失衡加大等一系列问题。如WTO数据显示，2004——2008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出口依存度为37.5％，不仅显著高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别为11.3％和16.1％），也明显高于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分别为20.8％和14.8％）。尽管中国GDP总量早在2002年就雄居全球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但其人均国民收入直到2008年仍不足3000美元，排名尚在全球110名之外。2009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顺差为1961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为2647亿美元，为总顺差的135％。
外贸依存度偏高的后果是，外贸和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部需求，防范国际市场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能力不强，容易遭受外部冲击而产生大的波动。如2009年上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3％，其中，出口同比下降22％；GDP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而国民收入严重偏低则直接导致了中国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关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后果，前文已述，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中国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与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国际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中国香港以及韩国等新兴国家（地区）将部分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凭借劳动力和市场优势以及改革开放所释放的体制优势，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二是中国地方“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FDI，不计成本，竞相压低工人工资和土地价格，采取低税收和环保门槛等各种优惠政策，不惜以牺牲国家税收、农民工利益等为代价招商引资。其结果不只是导致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结构中的份额偏高问题，而且还导致国民收入偏低、国内需求严重不足等问题。
因此，解决上述问题，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调整出口企业所有权性质结构。从资金支持、政策扶持等方面，鼓励和引导中小民营企业逐步加入到对外贸易出口的行列中来，逐步降低外资企业的比重，提高内资企业尤其是国内中小民营企业的比重。二是调整贸易方式结构。从技术创新、提升价值链等方面，逐步降低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出口中的地位、提高一般贸易的地位，推动出口企业与国内上游产业的联系。三是调整内外需结构。逐步提高工人工资和土地价格，形成合理的劳动力和土地生产要素价格，增加劳动者所得，从源头上不断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同时，改革现有税收体制，提高个税起征点和高收入者的税率，并考虑对资本利得开征所得税，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提高社会整体消费水平。
四、“双顺差”和国民福利损失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当前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中国自1994年以来连续16年保持贸易顺差，其顺差总额2007年和2008年分别高达3075亿美元和3489亿美元，占当年GDP的比例分别为9.1％和8.1％。与此同时，吸引FDI方面，中国自1992年以来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资金，2007年和2008年分别高达1384亿美元和1478亿美元，占当年GDP的比例分别为4.1％和3.4％。长年贸易顺差和FDI资金净流入的结果是国际收支多年呈现“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2007年、2008年分别高达3718亿美元和4361亿美元，占当年GDP的比例分别达到11.0％和9.6％；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2009年则实现1448亿美元、占当年GDP的比例为3.0％。持续的“双顺差”必然导致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中国外汇储备自2006年以来连续4年位居全球第一，2009年底达到23992亿美元，占其当年GDP和全球储备比重分别高达48.9％和30.7％。⑨
按照国际经济学原理，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引资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则其应该成为经常项目逆差国。因为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购买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正常情况下，资本流入一定会转化成经常项目逆差。中国长年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导致其国家外汇储备过高，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现象，其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点。
一是增加了其宏观经济调控的复杂性。由于中国实行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不变，央行不得不持续大量买入美国国库券和其他美元资产。因此，外汇持续净流入给中国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其货币供应量大大超出经济增长：2001—2009年期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率为18.6％，远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长率（10.0％），其中，2009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和名义GDP同比增加率分别为28.4％和8.7％。⑩ 由此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从而加大了其货币调控操作的难度，直接影响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二是造成其国民福利的严重损失。一方面，双顺差意味着高成本输入资本、低收益输出资本：中国在以各种优惠政策引入成本高昂的外资的同时（据世行数据，200l一2009年期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利润汇款与其净流入量的平均比例为35.2％），其巨额的外汇储备却只能购买回报率极低的美国国债（美联储统计数据显示，200l—2009年期间3个月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平均水平仅为3.44％，该利率2008年11月曾降至0.0l％）。另一方面，高外汇储备则让中国处于因“美元陷阱”(11) （Krugman,2009）而导致的资本损失高风险之中：如果美元对一篮子货币汇率贬值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外汇储备所代表的购买力将会受损。而事实上，美国长期汇率势必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2010年6月19日(12) 以来，已经再次逐步升值。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方面，主要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过度消费和中国过高储蓄所致。在开放经济体中，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表述为：S－I＝CA，也即储蓄投资缺口等于经常项目差额。从这个角度，如一国储蓄太低，将容易形成经常项目逆差；而储蓄太高则很可能产生经常项目顺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4——2008年，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年均国民储蓄率（国民总储蓄／GDP）分别为13.7％、14.5％和19.3％，而中国则高达51.8％。因此，美、英和法等国的“低储蓄、高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的显著反差，是形成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因素方面，主要是“奖出限进”和“招商引资”的出口导向贸易政策所致。中国的出口鼓励政策和结构性原因导致中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顺差，中国的引资优惠政策则导致中国的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此外，由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渠道有限且成本较高，一些国内企业不得不到境外融资，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资本流入。
因此，解决“双顺差”问题，不妨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际经验，主动实施贸易顺差回调措施。IMF在2010年4月份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中，专门分析了过去50年历史中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大幅度减少顺差规模的国际经验（Abiad etal.,2010）(13)，中国可从中吸取经验和总结教训，调整汇率政策，加大汇率弹性，实行适度的汇率升值，同时配以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实现贸易平衡，又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借鉴德国经验，积极推动境外投资，将“引进来”战略转为“走出去”战略。德国出口依存度也很高，同样是一个贸易顺差大国，其外贸出口依存度和顺差规模甚至高于中国。但德国并没有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也没有引起与美国等国家的严重贸易摩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对外投资规模很大，贸易顺差与对外投资相互抵消，从而最终的国际收支顺差并不大。(14) 三是加快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高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在减少外国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的前提下，提高国内企业投资水平。
注释：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GDP总量，如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2年分别为10.42万亿国际元、3.66万亿国际元、3.42万亿国际元和2.28万亿国际元；如以美元汇率衡量，2007年分别为13.74万亿美元、3.38万亿美元、4.38万亿美元和2.80万亿美元。美国、中国和日本统计局数据显示，三国GDP总量2009年分别为14.26万亿美元、4.91万亿美元和5.13万亿美元。
② 根据WTO数据，2009年欧盟（27）内部各国相互之间出口总和为45670亿美元，对外出口15210亿美元；欧盟（27）内部各国相互之间进口总和为47140亿美元，对外进口16720亿美元。
由于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该指数更为准确地反映了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相对优势。一般来讲，如果该指数大于2.5，表明一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如介于1.25和2.5之间，则表明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介于0.8和1.25之间，则表示具有中等的国际竞争力；如该指数小于0.8，则国际竞争力较弱。
⑤ 作者选择这一时期进行比较，是根据钱纳里（1995）认为，美国在1953—1965年、英国在1970—1975年、法国在1966—1972年、日本在1971—1973年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增长转型时期，服务业已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⑥ 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发展最成功的经验是其政府为服务贸易提供完美的市场信息服务和鼓励服务产业创新。
⑦日本服务贸易出口发展政策对中国最大的借鉴经验是其政府对优质服务贸易出口企业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⑧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⑨ 数据来源：中国外汇管理局和世界银行。
⑩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11) 如果继续持有，甚至进一步增加持有美国国债，中国将冒巨额资本损失的危险；如果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中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就是克鲁格曼所谓的“中国的美元陷阱”。
(12) 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13) 该文重点分析了较为著名的五个案例：1970年前后的德国，1973年前后和1988年前后的日本，1989年前后的韩国，以及1988年前后的中国台湾省。其国际经验为：（1）普遍实行了汇率升值政策。德国马克和韩元大约对美元升值25％，日元在广场协议之后对美元升值54％。（2）由于担心外部需求减少，各经济体普遍实施了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但韩国是个例外，由于其担心经济过热而实施了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3）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太晚，导致一些经济体出现了资产价格泡沫。如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国内需求增长达到8％，股市和楼市暴涨，导致日本银行在1989年不得不紧缩其货币政策。
(14)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4—2008年期间，德国外贸出口依存度年均为43.8％（中国为37.5％）；2001—2009年，德国外贸顺差占其GDP的百分比年均为6.6％（中国为5.4％）；2001—2009年，德国FDI净流出量和净流入量占其当年GDP百分比年均分别为2.6％、1.4％（中国分别为1.5％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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