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黎巴嫩论文,什叶派论文,战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08-11-14
[中图分类号]D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55(2009)01-0018-22
伊拉克战争使什叶派在中东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凸显，人们在聚焦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什叶派大国的同时，随着黎巴嫩真主党不断闯入人们的视线，黎巴嫩什叶派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地关注。黎巴嫩是一个教派关系极其复杂的国家，全国有18个宗教派别，而作为黎巴嫩三个较大派别之一的什叶派，历史上一直处于政治边缘地位。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觉醒和之后内战的历练，为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崛起奠定了基础。经过内战后十几年的发展，什叶派成为能够左右黎政坛的力量。本文即希望通过对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政治发展的阶段、特点及影响其未来发展的因素等问题的粗浅分析，使人们对这个中东小国有更深入、更丰富的认识。
一、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阶段
(一)历史上长期被边缘化的黎巴嫩什叶派
“什叶”即“追随者”之意，什叶派指承认穆罕默德女婿阿里为哈里发，并追随他的人。什叶派内又分为众多派别，包括宰德派、十二伊玛目派、伊斯玛仪派等。目前什叶派中人数最多的是十二伊玛目派，黎巴嫩的什叶派即属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最初在现在的黎巴嫩境内出现可追溯到约7世纪。①自有什叶与逊尼之分始，什叶派就长期受压迫，其较兴盛的时期主要是10～13世纪，出现了三个什叶派王朝，黎巴嫩的什叶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从13世纪开始，黎巴嫩什叶派发展停滞，什叶派人口和社团规模也逐渐缩小。此后，无论是马木路克王朝还是奥斯曼统治时期，黎巴嫩什叶派都是被忽视的群体。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黎巴嫩的什叶派各自发展，并未形成统一的社会、宗教和政治。传统家族成为本教派的政治代表，垄断着什叶派的政治生活。20世纪初，虽然什叶派传统家族为法国委任统治的确立提供了支持，但法国随后依靠基督教派和最初主张建立大叙利亚的逊尼派维持统治，什叶派继续政治上无权的状况。独立后，黎巴嫩经济发展中心在贝鲁特，基督教和逊尼派城市与西方资本网络联系密切，而什叶派多居住在农村，被隔绝在外，南黎巴嫩地区在独立时，没有医院，文化水平低，生活贫穷。②直到最近，什叶派还是黎巴嫩宗教社团中在政治上最沉默的。③20世纪下半期，随着什叶派中产阶级的壮大，及受从伊朗、伊拉克等地返回黎巴嫩的宗教学者的影响，黎巴嫩什叶派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为自己的政治利益大声疾呼，拉开了什叶派政治觉醒的序幕。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更是给黎巴嫩什叶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1975-1989年的内战成为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的重要阶段，内战中什叶派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和武装，为战后的政治崛起奠定了基础。
(二)内战后什叶派政治地位日益凸显的三个阶段
1.1990-2000年，黎巴嫩国内政局相对稳定，什叶派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冷战结束、中东和平进程重启及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使人们一度看到阿以和平的希望，适当的国际环境给黎巴嫩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机遇。1990-2000年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相对平稳的时期，也是什叶派改变边缘化处境，政治地位逐步提升的时期。什叶派是塔伊夫协议的受益者，塔伊夫协议规定议会代表比例由原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6∶5的比例改为6∶6，什叶派担任的议长一职由原来的一年一换改为4年一换，议长有权监督政府的行为，总统不能解散议会，议员只能对议长投一次不信任票。④1992年议会席位增加中，什叶派席位由原来的19席增加到27席，比例从占19％提高到22％。但低于他们40％的人口比例。⑤这一时期，黎巴嫩政坛由逊尼派居主导地位，基督教派力求维持现状，什叶派则不断斗争，争取应得的政治权益。
战后什叶派主要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作为参与政治的平台。阿迈勒运动主要代表什叶派中上层人士，较早接受了黎巴嫩的教派分权制，希望在现有体制内为什叶派争取最大的政治利益。阿迈勒运动领导人纳比·贝里(Nabih Berri)从1992年起占据议长一职，有较深厚的政治基础，通过政府为本派别人员争取利益。阿迈勒运动还控制政府出资的南部发展委员会。真主党则主要代表什叶派下层贫苦阶层。内战初期，真主党并未参加塔伊夫协议的签订，也拒绝承认塔伊夫协议，1992年哈桑·纳斯鲁拉(Hasan Nasrallah)上台后，真主党内实用主义占上风，真主党同意参加议会选举，但拒绝参加政府，成为黎巴嫩政治体制内的反对派。真主党将抵抗以色列入侵作为第一要务，通过抗以斗争赢得民心，不仅在什叶派，而且在其他派别中也有较高威望，成为黎巴嫩内战后惟一拥有武装的政党。真主党还通过建学校、医院等在下层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真主党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灯塔电视台在黎巴嫩全国电视收视率排名中跃居第三。这一时期，真主党在政治上渐趋成熟，由一个军事组织向政党转变，政治理念也有所调整，由坚决反对现存政体到接受黎巴嫩现状，认为在黎巴嫩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是不现实的，希望在现存政体框架内进行改革。虽仍有强烈的反美意识，但绑架、爆炸等暴力行为在内战后大大减少。在对待西方和以色列态度上，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不同。
从20世纪90年代起，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关系，就基本沿袭内战后期叙利亚和伊朗为两派调停所划定的线路，黎巴嫩南部是阿迈勒运动的根基，真主党占据贝卡谷地、贝鲁特南郊。两党虽仍是竞争对手，但能在一些关系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合作，如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希望通过修改选举法，使什叶派的人口优势显现出来，两党联合要求将选举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1998年，真主党反对哈里里，拒绝在1992年和1995年给哈里里政府投信任票；支持工人罢工等。⑥真主党参与到黎巴嫩政治生活中，及两党间适度的合作壮大了什叶派的力量。
2.2000-2005年，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使真主党处境微妙，势力与压力同增。
2000年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一系列变化：2000年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进而局势恶化；2001年“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中东战略，美国将反恐放在首要位置；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美叙、美伊关系紧张。这些变化影响着弱小的黎巴嫩，其国内也酝酿积聚着不安定因素。什叶派中真主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处境微妙。一方面，以色列的撤军普遍认为是真主党斗争的结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后的真空又迅速由真主党填补，因此，真主党在黎巴嫩国内的声望和势力大增；另一方面，美国将反恐作为首要任务，上了美国黑名单的真主党不断受到美国的指责。同时美国将黎巴嫩的民主化当作在中东推行民主化的重要步骤，布什在2006年会见来访的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时说：“黎巴嫩的民主对地区非常重要。”⑦而什叶派则是黎巴嫩民主化的关键，自然受到美国更多关注。另外，以色列军队的撤出，使国内外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的呼声此起彼伏，黎巴嫩国内一些派别对叙利亚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联合国于2004年通过1559号决议，要求叙利亚撤军，黎巴嫩国内政治派别解除武装。真主党承受的国际国内压力不断增大。
3.2005年以来，作为亲叙派主力，什叶派成为黎巴嫩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
2005年拉非克·哈里里(Rafik Hariri)总理遭遇汽车炸弹遇害身亡，成为黎巴嫩国内积聚的矛盾爆发的导火索。2005年至今，黎巴嫩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哈里里遇害后，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与叙利亚关系密切的什叶派两党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因共同的危机感开始结成紧密联盟。2005年议会选举，由哈里里之子领导的3月14日联盟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真主党也获得14席，并决定加入内阁，两名成员担任内阁部长，举起了亲叙派的大旗。2006年7月黎以冲突后，黎巴嫩国内政治斗争升级，11月，什叶派6名部长辞职，真主党联盟要求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由此形成以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为主的什叶派与奥恩将军为首的部分基督教派联合的亲叙派，与受美欧及沙特支持的、以哈里里之子为首的逊尼派、基督教马龙派、德鲁兹派等联合而成的反叙派之间的对抗。什叶派成为黎巴嫩国内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矛盾成为黎巴嫩国内政治的主要矛盾。两派间就设立调查哈里里遇害案的国际法庭、总统选举等问题分歧严重，使政府几近瘫痪。双方因新政府的组成、议会席位的分配及修改宪法等问题使总统选举日期19次推迟，经过艰难协商，最终由武装部队司令苏莱曼当选总统。总统选举风波虽尘埃落地，但黎巴嫩政局的稳定依然脆弱。
纵观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其地位上升的原因可归为：(1)黎巴嫩内战的影响。黎巴嫩内战中，什叶派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并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2)叙利亚和伊朗的支持。内战使叙利亚、伊朗等外部力量得以渗透到黎巴嫩，什叶派与伊(朗)、叙关系密切，这使其内战后在政治上得到大力支持。(3)以色列的入侵。以色列的入侵使居住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深受其害，不少失去家园的什叶派涌入城市，但又得不到好的安排，生存环境恶劣，生活困苦，使坚决抗以的真主党在什叶派中深得民心。
目前，什叶派已发展成为能左右黎巴嫩政局的力量，为争取应得的政治权利抗争；什叶派内部两党间的分歧也逐步减少，政治联盟加强；真主党成为一支务实的政党，虽在反美抗以上仍较激进，但在国内政治上，实用主义成为主流，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为什叶派争取更大的利益，成为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的共识。
二、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政治发展的特点⑧
(一)家族势力衰落，政党成为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代表
家族政治是黎巴嫩政治的一个特点，政治世家在黎巴嫩各派都存在，但内战后，什叶派传统家族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奥斯曼统治时期到法国委任统治再到20世纪60年代，什叶派在政治上基本由传统家族垄断。由此形成几个较有影响的政治世家，如艾斯阿德(al-As'ad)、哈里勒(al-Khalil)、宰因(al-Zayn)、欧赛兰('Usayran)、海德尔(Haydar)、哈马达(Hamadah)。⑨但自20世纪中期起，受什叶派中产阶级壮大等因素影响，传统家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至内战后逐渐衰落。究其原因，(1)内战期间，武装力量的作用显现，什叶派认识到建立自己武装的重要性，萨德尔由此建立了武装组织“被剥夺者组织”。真主党更是以秘密军事组织出现。这些军事组织在人力、财力及组织上都是封建家族难以抗衡的。(2)内战中及内战后叙利亚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而传统家族并未得到叙利亚的支持。(3)内战后，大部分较有声望的祖玛相继去世，而其家族内其他成员又难孚众望，难以在政治上与什叶派政党竞争，战后议会选举中，传统政治家族纷纷落败。⑩随着传统政治世家在政治上的衰落，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为主要代表的政党成为什叶派民众发挥政治作用的平台。
(二)什叶派深受外部势力影响
在黎巴嫩，各政治派别的背后都行外部支持者的身影，故有此说法：黎巴嫩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间政治僵局的解决不取决于选票箱，而取决于华盛顿、利雅德、德黑兰和大马士革。什叶派两党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成了叙利亚和伊朗倚重的对象。内战使黎巴嫩受到极大的创伤，也使叙利亚得以介入黎巴嫩内部事务，内战后黎叙“特殊关系”全面深化。1991年5月，黎叙签署《兄弟关系合作与协调条约》和《安全与防务条约》，确定结盟和军事互助关系。1996年1 月 ，黎叙签订经济一体化、取消双重税、推进和保证投资、建立联合边界哨所和社会领域合作五项协定，双边关系朝着未来“合并”方向发展。阿迈勒运动与叙利亚的良好关系使其内战后在政治上获益颇多，如内战后一些议员去世后的议会席位，不少被叙利亚指定的阿迈勒运动成员取代。相应的，阿迈勒运动的政策、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叙利亚的利益。
真主党与叙利亚和伊朗的关系则较复杂。真主党的建立与伊朗密不可分，伊朗从经济、政治等方面给予真主党全面的支持。伊朗从上世纪80年代就资助真主党建立广播网、学校、教育、医疗等，贝卡的霍梅尼伊玛目医院，南黎的慈善机构，几乎伊朗的每个部在贝鲁特都有办公室，伊朗还花费大量资金在黎巴嫩建桥梁、道路、医院、学校。(11)内战后真主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深受伊朗影响。如伊朗拉夫桑贾尼上台后，改变了输出革命的策略，对暴力事件也予以谴责，真主党的政策也随之发生转变，参加了1992年的议会选举，接受现存的政治体制，减少了针对西方的暴力事件。真主党参加选举是得到哈梅内伊的支持的。(12)出于抗以需要，叙利亚和伊朗在对待真主党问题上达成默契。叙利亚默许伊朗通过叙利亚边境给真主党运送物资，但对其针对以色列占领黎巴嫩领土的武装行动严格限制。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叙、伊(朗)的调解，如贝里成为议会议长，真主党被允许保留武装，(13)两党在选举中结成联盟等就是叙、伊(朗)斡旋的结果。
文化上，什叶派受伊朗和伊拉克的影响是显见的。从16世纪起，黎巴嫩的宗教地位就开始下降，黎巴嫩什叶派多到伊朗的库姆、伊拉克的纳杰夫等什叶派宗教圣地求学。不少真主党成员深受霍梅尼宗教思想的影响，尊霍梅尼为精神领袖。还有一些学者受伊拉克的影响较大。黎巴嫩较著名的宗教学者多从纳杰夫求学后返回黎巴嫩，如穆萨·萨德尔(Musa Sadr)、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Muhammad Husscin Fadlallah)等。
(三)什叶派宗教学者在内战后继续在黎巴嫩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什叶派信徒中，对于宗教学者与国家的关系，有主张积极参与的政治行动主义派别和主张远离政治的政治无为主义派别。在黎巴嫩，政治无为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什叶派“乌莱玛直到20世纪60年代整体上是经济上衰落，政治上无为。”(14)穆萨·萨德尔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萨德尔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建立了“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成立阿迈勒运动，成为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领袖。政治行动主义在什叶派中被广泛接受。萨德尔的政治行动主义使什叶派宗教领袖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真主党的建立及壮大，更加速了政治行动主义的流行。真主党被认为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政党，它的领导集团主要由宗教学者组成，其成员信奉教法学家执政的理念。(15)“自从萨德尔和真主党兴起，许多什叶派乌莱玛放弃与政治保持的传统距离，站在他们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沿。”(16)
内战后，黎巴嫩什叶派中较有威望的宗教学者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穆罕默德·马赫迪·沙姆斯丁(Muhammad Mahdi Shams al-Din)及哈桑·纳斯鲁拉等活跃在黎巴嫩政治舞台上。他们对宗教学者在国家中的作用看法不一，法德拉拉主张伊斯兰运动的黎巴嫩化，支持真主党加入议会；沙姆斯丁主张强化黎巴嫩民族意识；纳斯鲁拉则深得哈梅内伊的信任。内战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宗教学者在政治上的分歧较前缩小。至今，他们的思想仍对什叶派及黎巴嫩政治产生着重要影响。
三、影响什叶派未来政治发展的因素
考察什叶派的政治前景，教派问题、真主党的政治表现及国际形势的发展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教派分权制的考验
教派分权制成为黎巴嫩政治的痼疾。在教派分权制下，各派在议会和政府中的代表比例被明确规定，政局的稳定依赖教派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教派间人口、经济变化及外部力量的影响打破，造成矛盾激化。上世纪70年代的黎巴嫩内战即缘于此。
教派分权制的另一个弊端是加重了教派间的裂痕。在黎巴嫩拒绝一种宗教身份是不可能的。(17)教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人们首要考虑的，国家利益放在其次，加上公民国家、民族概念淡泊，宗派等其他认同往往凌驾在黎巴嫩本土认同之上，内战更加深了这种隔阂。对许多黎巴嫩人包括不少什叶派人而言，内战的结果是教派认同被固定化了。(18)教派间的历史怨仇导致整个社会四分五裂。法德拉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黎巴嫩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19)
因此，尽管什叶派的人口、力量不断增加，塔伊夫协议创制的平衡早被打破，但在教派分权制下，什叶派的利益诉求很难得到满足，且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另外，由于教派间的裂痕和互不信任，教派矛盾很容易尖锐起来，这就使得如何在固有的分权体制和四分五裂的社会环境中既赢得政治权利又避免国家滑入战争的深渊，成为什叶派及其他各派必须而对和解决的难题。
(二)真主党的政治发展
真主党组织上百万民众抗议示威，可见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无疑真主党已成为什叶派的主要代表。但真主党在内外政策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能否处理好，对未来什叶派在黎巴嫩政坛的地位至关重要。
1.新形势下的抗以斗争。
真主党成立之初，是以一个秘密武装组织出现的。内战后，真主党虽参加了议会，但抗以仍是其首要任务，在国内事务方面，真主党不断务实，逐渐由一个军事组织转变为拥有武装的政党。真主党是在抗以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以色列撤军后，黎巴嫩国内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的呼声高涨，2006年黎以冲突，真主党在威望提高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这些不同 声音有来自其他教派的，也有来自什叶派内部的。什叶派反对的声音虽少，但在伊朗和沙特的斗争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黎巴嫩人民厌倦战争，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的形势下，真主党应及时调整策略，处理好抗以与国内政治的关系，以继续赢得民众的支持。
2.真主党的原教旨主义色彩仍被其他一些派别怀疑。
在黎巴嫩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孤军奋战，对什叶派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真主党希望争取更多的其他教派的支持，但成效甚微。在黎巴嫩，除了真主党，其他政党基本上都是世俗的。尽管近年真主党不断改变早期的原教旨主义政党的形象，但仍有不少其他教派的人对其心存疑虑。有不少逊尼派年轻人表示：“如果什叶派接管国家，真主党将掌权，我们将成为一个什叶派国家，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20)真主党与奥恩结成的联盟也并不稳定，一些前奥恩的支持者对奥恩的安排持有异议，“奥恩失去了在基督教区的信任，因为真主党是所有国家问题的根源。”“他们(真主党)拒绝解除武装，他们保留国中之国，这是不可接受的。”(21)
此外，尽管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近年来在政治上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两党间的分歧并没有消失，两党关系还将经受未来政治变化的考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叶派在政治上的长期边缘化造成什叶派地区经济落后，贫困人口增多，而经济的落后又影响其政治地位。只有形成经济与政治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叶派的被动局面。对真主党而言，将重心放在国内政治上是其未来必然的选择。
(三)国际形势的影响
黎巴嫩内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受国际环境影响，未来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发展仍难以摆脱国际大环境的左右。其中美叙、美伊及叙以关系未来的发展对黎巴嫩什叶派影响最直接。20世纪90年代，叙利亚和美国关系缓和，叙利亚对美国海湾战争的支持，换取了美国对叙利亚在黎巴嫩特殊地位的认可。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反恐和在中东推行美式民主上，伊拉克战争后，美叙关系恶化，招致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黎巴嫩也成为美国压制叙利亚的借口，要求叙利亚撤军，解除真主党武装等联合国决议的出台，美国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美叙自2003年以来，关系一直很冷淡，而近两年，叙利亚和伊朗的接近，又给叙美关系蒙上阴影。鉴于叙利亚对黎巴嫩什叶派的影响力，未来美叙关系的发展不容忽视。
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则更危险。美、伊(朗)间因伊朗发展核力量长期僵持，伊核问题的解决不排除武力方式，与伊朗关系密切的真主党很难置身事外。
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发展还将受地区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其中包括叙利亚和以色列，以及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什叶派大国的关系走向。近期，叙利亚和以色列有意重开和谈，这势必影响黎以关系，进而影响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地位。
饱尝战乱之苦的黎巴嫩目前又处在了十字路口，考察黎巴嫩的政治僵局，教派问题是内因，外部势力在黎巴嫩的角逐是外因。而对黎巴嫩国内各派，包括什叶派而言，抛开狭隘的教派利益，强化国家、民族认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注释：
①Yitzhak Nakash,Reaching For Power:The Shi'a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29.
②(17)(18)Lara Deeb,An Enchanted Modern,Gender and Public Piety in SHI'I Leban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10,p.10,p.11.
③⑤⑥⑩(14)(16)Rodger Shanahan,The Shi a of Lebanon Clans,Parties and Clerics,Tauris Academic Studies,an imprint of I.B Tauris & Co Ltd,2005,p.2,p.118,pp.121-124,p.65,p.139,p.168.
④Hanna Ziadeh,Sectarianism and Intercommunal Nation-Building in Lebanon,C.Hurst & Co(Publishers)Ltd,2006,p.156.
⑦See Abbas William,"Shiites in Lebanon:The Key to Democracy",Middle East Policy,Vol.xiii,No.2,Summer 2006,p.30.
⑧在论述家族势力衰落及宗教学者的政治参与两个特点时，笔者赞同并引用了Rodger Shanahan在The Shi'a of Lebanon Clans,Parties and Clerics一书中的部分观点。
⑨吴冰冰：《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11)Iran's Shadow Government in Lebanon,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c.org/templateco5.php?CID=2489,2006年7月19日。
(12)Naim Qassem,Thranslated From The Arabic by Dalia Khalil,Hizbullah:The Story From Within,London:Saqi,2005,p.191.
(13)H.E.Chehabi,Distant Relations:Iran and Lebanon in The Last 500 Years,The Centre for Lebanese Studies,Oxford in Association With I.B.Tauris & Co Ltd,2006,p.296.
(15)Ahmad Nizar Hamzeh,In the Path of Hizbullah,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Syracuse,New York,2004,p.44.
(19)Interview With Ayatollah Sheik Mohammed Hessein Fadlallah,http://aawsat.com/enqlish/news.asp?section=3&id=6511，2006年9月26日。
(20)Nicholas Blanford,A New Civil War in Lebanon,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566289,00.html,2006年12月5日。
(21)Micheal Slackman,Christians Struggle to Preserve a Balance of Power,http//www.nytimes.com/2006/11/09/world/middle east/091ebanonhtml,2006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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