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基因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对接：现有研究策略与未来探索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中国论文,基因论文,本土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韩巍[1]在《管理学报》发表了《从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视角看“管理学在中国”》一文，对国内学者所创建的3类本土管理理论进行了深入评述。文章认为，除了缺少清晰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基础之外，本土学者所建立的理论，尤其是东方管理学与和合管理都存在着用文化认同来替代文化解剖、以意识形态来代替理论“实然性”分析等嫌疑。之后，彭贺等[2,3]分别于2009年、2011年在《管理学报》上发表论文来回应韩巍的评价。他们认为，作为中国学者，基于文化认同来发展本土管理理论是中国学人必须经历的阶段[2]，而管理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必然会出现“价值涉入”，不可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3]，因此东方管理学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科学[2]。
这场“火力十足”的学术争论，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人们对“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如何完善研究规范？”等问题的思考，更凸显出人们在如何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来发展本土管理学的具体道路上存在的分歧。实际上，围绕着这一“古为今用”的重大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是中国式管理得以成立的关键以及成长的根基[4～7]。中国管理实践之所以与西方存在差异，主要是其本体价值——文化价值观的不同[8]，因此主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来创建本土管理理论。另一群学者则认为，尽管西方管理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使得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流派成为必然[9]，但中国管理学的本体只能是本土管理实践，而不是本土管理思想[10]。由此，传统文化只能作为可供借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库，却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式管理理论的根基。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保守倾向与陈旧观念难以支撑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发展[10～14]。尤其是境外的学者，在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又推崇西方管理理论的普适性。他们主张以西方管理理论为基础，通过改良的方式来提高其在中国环境中的解释能力[15～20]。这两种观点的相互抵触，不仅说明中国本土管理学尚处在幼年时期，还告诉我们要想发展本土的管理理论，必须在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基因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上述两种观点的优劣，由此发现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对接的途径。本文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进行简要探讨，据此全面评价当前有关本土管理研究，最后提出新的研究策略。
1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分析：层次与关联
文化是个难以界定而又应用广泛的概念。广义上的文化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而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层面。本文借鉴人类学大师马凌诺斯基[21:2]的文化定义，并以文化学者泰勒[22]所提出的狭义“文化”概念为基础，将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中国的先人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与进化，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环境、政治架构的作用下所创造和流传下来的精神财富总体，包括民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性格特征、知识结构、科学技术与各种制度等。传统文化不仅能显示出中国人的心理图像与文化品格，并且还积淀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经济、法制、精神等各个层面，以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同样传统文化也是影响管理科学等社会科学发展与建构的内生变量。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特征早在商朝就已经基本定型[23]，但由于深受儒、道、法、释等各个不同学派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成分繁杂且含义交叠，使得人们对其独特基因的概括还存在着分歧。例如，郭济兴[24]提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民本”思想、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3个特点。黄小军[25]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本质特征可概括为3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君权至上的政治思想和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纪宝成强调中国传统思想具有八大精髓：大一统思想、民本思想、和谐思想、仁义理念、自强精神、中庸之德、“修齐治平”思想与“小康大同”思想[26]。本文根据我国传统哲人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大学》、《道德经》、《韩非子》等)，结合众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文献①，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特征总结为核心概念与具体应用结构两个层面。首先，天人合一、王权神授、祖先崇拜与阴阳思想(含金木水火土五行结构)[23]等，还有道[27,28]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概念或基因。而且这些结构相互影响，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由这些核心思想引申出的第二层核心概念包含：和合(和谐)思想②、君权至上、中庸和家族－血缘思想、以孝道为基础的仁义道德等。这些结构运用到实践中，可分为国家、家庭与个人3个层面来简要描述。国家层面的行为是“平天下”，以达到“国泰民安”的目标，其具体思想结构包含仁义道德、小康大同与民本思想，应用结构包含内儒外法、权威主义、和合、集体主义等。家庭层面的主要行为是“齐家”，目标追求“家和万事兴”，其思想结构包含血缘意识、仁义道德、和合，应用结构包含家族至上、长者权威、缘圈结构、孝道纲常(孝、顺、悌、慈等)。个人层面主要追求“正心修身”，以达到“人和”的目标，其思想结构包含和合、中庸与伦理道德等，应用结构包含内圣外王、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忠孝与义利观等。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各基因的层次与简要关联、这些特殊基因在组织内部所呈现出的具体结构见图1，中国人的思维具有整体思维、结果导向、直觉思辨与伦理本质等特点[29]。
图1 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层次与关联简图
2 现有本土管理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对接：两种策略的比较
从当前国内外文献来看，学术界在利用传统文化来创建中国本土管理学理论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两类研究策略：文化核心植入式与文化情境嵌入式。
2.1 文化核心植入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文化核心植入式的研究策略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作为内核放入西方管理理论的框架之中，来创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实际上，在罗纪宁[4]所界定的全盘西化派、洋为中用派与中国式管理学派等中国管理研究学派中，后两者均采用了文化核心植入式的研究策略。采用此策略的学者认为，中国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创建中国式管理科学理论的重要基础，更是构思有关理论的核心内容[4～7,30,31]。他们或者以西方成熟的管理理论为基础，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或者将基于西方的某个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糅合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或者将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内核并与西方管理理论相结合创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其代表性理论包含和合理论、东方管理学与C理论。
2.1.1 代表性理论简介
(1)和合管理理论 和合管理理论，试图在中国文化基因——传统“和合”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与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融会贯通[30]。该理论认为管理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性合作活动。其主要内容包含：构建以人为本与和合相互叠生的价值观体系[32]，形成独特的和合管理原理、方法与理念[33]。其中，“和”，即和谐、和睦、和平、谐和、中和；“合”，即合作、联合、结合、融合、组合。“和”是“合”的基础和前提，“合”是“和”的选择和结果，“和合”表达了和气生财、合作致胜的哲学理念[30]。其采纳的研究方法“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本研究纲领，将中庸原则与矛盾分析相结合的规则、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规则、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规则与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方法(包括个体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规则、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规则)有机统一”[34]。和合管理在实践中提倡的是，立足于“和合”方式方法，通过对竞争的包容和矛盾的化解，来形成“和合发展力”，促成“中和”状态与稳定发展，即最终实现企业利益和消费者效用共赢的目标。所谓和合发展力。就是在和合理念及其战略思想指导下，通过合作伙伴之间各种相关因素的优势互补，包括生产、技术、价格、市场、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有机整合，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和增加赢利的能力[30]。
(2)东方管理学 东方管理学是由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首创并由其团队经过30多年的研究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当代管理新理论。其研究对象并不限于企业管理领域(即中国与华商管理实践中的现象与问题)，还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管理，即涵盖宏观(国家)、中观(产业)与微观(企业、家庭与个人)3个层面的管理问题[31]。该理论以中国管理、西方管理以及华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为理论基础[35]，选择“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15个哲学要素，萃取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形成“治国”、“治生”、“治家”、“治身”的四治体系，构建“人道行为”、“人心行为”、“人缘行为”、“人谋行为”、“人才行为”的五行管理理论，其管理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中和”、“和合”[35]。东方管理学“应以问题为中心，根据问题来选择研究范式，寻找东方管理独特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主位和客位研究策略将是未来东方管理方法论方面研究的重要方向”[36]；“以能有效解决问题作为判断、选择研究方法的标准，量化的方法与质化的方法均是研究问题的有效途径”[36]。很显然，东方管理学全方位地运用了诸如以人为本、阴阳五行、和合与道等传统文化基因，并试图融合儒、道、释与法家等各派思想的精髓。
(3)C理论 由美国学者成中英[37]所创立的C理论，“以《易经》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中国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中国化’为宗旨，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总结中外管理理论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哲学理论体系。”[37:334]该理论注重企业伦理，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原理为基础，以人性、智慧的结合互动，形成一种阴阳互补、相辅相成的中国管理基本模式。该理论将管理最重要的环节归纳为决策、领导、权变、创新与统合人才等，提出“守成知变、穷化创新、定位断疑、简易即时”4个管理原则和“知、行、体、用、主、客、内、外”8个管理要素[37:336～337]。“以道、法、兵、墨、儒的精神分别代表管理中的决策、领导、生产、营销、人事5项活动，模仿五行原理建立管理要素运作与评估整合系统模型”[37:337]。C理论主张采用系统分析与案例研究的研究方法，强调体用互动与主客兼容的具体研究策略，并赞成吸取一切有益的科学知识与中华管理哲学的精华来开展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创新。
2.1.2 策略的优点
(1)有助于开发中国文化独特基因的管理学韵味 按照西方管理学的思路来对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有助于深度解读与开发中国文化独特基因的管理学韵味。例如，黄如金与东方管理学对“和合”的现代管理学意义的解读与开发，苏东水团队对“以人为本”、“德治思想”的全方位解读与运用，成中英对“易经文化”的管理学价值的深度利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中国文化与管理学对接的途径。
(2)有助于发掘中国管理理论的独特之处 采用整体观的认识角度来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有助于发掘中国管理理论的独特之处。例如，苏东水及其团队在东方管理学的研究中提出需在宏观、中观到微观3个层次，从“和合”的角度组建中国管理理论，并且围绕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较全面的治理模式。这种观点实际上凸显出中国人对“管理”涵义的认知与西方人对“management”的认知之间的区别[38]。这比较有利于整体地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对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创建有所贡献。
2.1.3 策略的不足
(1)在本体设定上存在偏差 采用这一策略的学者无一例外地声称其理论研究的本体是需要“直面”的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但实际上在对包含“和合”、“易经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意蕴的挖掘中，却有意无意地将文化本身当作了研究对象。正如吕力[10]一直强调的那样，中国本土管理学的本体只能是本土管理实践，而不是本土管理思想。这种偏差使得本土管理研究难以触摸到真正的研究对象。
(2)未能提供较为清晰的认识论 采用这种策略的学者多数采取的是传统上的整体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往往用笼统的规定性来反映复杂多样的管理实践中的关键命题[1]，用中国哲人的直觉感悟来代替科学的论证过程，甚至没能具体地描述整体认识论的分析路向。这样会引发两个结果：一是因认识论的缺位，而导致中国传统思想的“不可言喻本体论”[39]占据主导作用，即学者往往从意会知识推理出需要经验支持的实践知识。例如，C管理把《易经》所表达的晦涩难懂的五行理论推而广之为管理理论中的5个职能。二是无法弥合不同流派思想的差异。例如，C管理试图用道、法、兵、墨、儒来代表与整合决策、领导、生产、营销、人事5项活动。但实际上这5个流派之间的差异，如没有科学的整体认知思路是难以弥合的。
(3)较少使用现代的研究手段 采用这一策略的学者多数采用传统中常见的偏重于现象描述与机理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很少采用西方流行的以实证研究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诚然“实证研究”的绝对主导地位不利于更全面地展开科学研究[8,40]，也不能深入地把握研究的实质，但仅偏重于定性研究，也只能局限于哲理层面，无法深入地认知中国本土管理现象背后的原因与运作机制。此外，整体观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因为没有必要的分解，在一定程度上根本无法展开所谓的管理研究[11]。就最具整体观的中医理论来看，其构建的基础必须是对人体构造与心理的分解与剖析。显然，仅靠模糊的整体定性的研究方法，难以达成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战略任务。
(4)缺少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性解读 在价值取向上，采纳这一策略的学者多数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持有强烈的认同感，并由此整体地将其纳入到西方管理框架之中。作为中国学人，应该倡导对优秀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这也有利于从主体的角度来培育本土管理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接受，不恰当地拔高往往导致将本土文化基因神圣化与固态化[11]，使其变得难以理解，减低其实践价值。例如，“和合”作为具有至上价值的、中华文化的核心，被众多学者用作创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基础。但实际上我国各传统思想流派在“和合”的达成途径上存在较大分歧。儒家着眼于德性化人的人为措施，道家主张无为自然，法家提倡“法、术、势”，佛家则强调因缘际会。由此看来，法、道与儒三家均认为：和合是可以达到的一种境况，但在佛家看来，那只是一种终极的目标，硬求则是痴妄。显然，要将“和合”作为管理的内核，需按照科学探索的本质要求，对“和合”的传统实现机制进行深入的现代化解读，以解决其存在的歧义。况且，中国人所追求的“和合”背后的等级制度、权威至上、血缘主义、孝道纲常等制约因素，对人的控制、对组织的管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西方人的“和谐”背后的个性解放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
(5)缺乏真实可靠的实践经验积累 从理论建构的标准来看，任何科学理论的诞生需要直面现实的管理经验作基础[1]。但就现有这些本土理论而言，多数学者将构建的重点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于依赖实践经验支持的微观(企业)管理涉及较少。这种基于“应然性”的叙事型研究，既缺少满足“实然性”要求的实践指导，更缺乏真正具有科学内涵的理论建构。例如，和合管理理论只是讲“和合”管理如何重要，能够达到什么目的，却较少涉及具体操作的内容，也缺乏对管理的众多子理论(如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战略管理理论)的清晰构建。
2.2 文化情境嵌入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文化情境嵌入式的研究策略是将文化作为研究本土管理学理论的情境(即环境)变量，实施西方管理理论的情境嵌入，即将管理理论嵌入到一定的情景之中来创建中国本土管理学派。郭毅[41]将其表达为寻找管理理论的地方性知识。应该说采取这个策略的研究目前在境外学术界与国内学术界都占据主导地位[15,18,19,40,42～55]。
2.2.1 具体操作
运用此策略的学者认为，由于人类活动的社会嵌入属性[56]，导致所有的理论都因情境的约束而未必能在新的情境中适用[49]。受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国具体管理情境就是本土管理研究发展的基础[19]。这样，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可被看作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环境中的情境化问题。所谓情境是指“与现象有关并且有助于解释现象的周边环境，也特指超越现有研究中分析层次的有关因素”[57]。由此可知，情境化研究也就是把组织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因素作为情境变量，探讨这些因素对于组织特征这些因变量的影响[19,58]。围绕着西方理论与中国情境之间的不匹配状态，TSUI[19]提出了两个解决途径：理论应用与理论创新。前者是指将现有的理论直接应用于中国的情境中，后者是指通过发展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环境下的独特管理现象。BARNEY等[42]将其归纳为中国管理理论与管理的中国理论的区隔。WHETTEN[49]从理论与情境的关系出发，借用PETERSON的知识创造的整体观框架，指出理想情况下的学术探究是将现有的知识(文化普遍性)与新情境中的关键知识(文化特殊性)嫁接结合的迭代、循环的过程。由此他进一步强调：所谓的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焦点在于如何实现现有理论的情境敏感性与跨情境运用问题，提出要从情境化管理理论(情境嵌入理论)与理论化情境理论(情境效应理论)两个途径来实现理论创新的累进。他认为，前者是将西方理论嵌入到中国情境中，而后者则是考虑中国情境的变动对西方理论的影响。实质上，在情境被视为可变动因素的情况下，情境效应理论也可归入情境嵌入理论。在此基础上，CHILD[15]以WEBER的情境构成框架为基础，从物质体系(经济、技术)、理念体系(文化价值与理性、宗教价值、政治价值)与制度产出(政府、中介机构、国际规章与标准)3个方面勾画了情境的实际构成，并对具体的情境化研究方法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邹国庆等[55]、田恒[52]则从中国现实出发，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情境从制度、文化与社会结构3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转型经济中的政府与市场共同主导资源分配、伦理价值导向、非正式制度的盛行与以差序结构为特征的关系性运作机制都成为表述中国情境特殊性的重要元素。CHENG等[43]则以他们的亲身研究经历，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开展中国本土情境化研究的具体操作路径。按照深度理解华人传统、发现值得关注的管理议题、实地观察、理论建构、理论实证检验与理论再修正6个阶段的研究步骤，就可以实现本土化研究的完整运作，由此来保证研究的切题性与严谨性的统一[18]。
采纳这一策略的研究日见增多，如境外不少学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中国情境中的关系的研究[42]、CHENG等[59]对中国组织中家长式领导所进行的研究、李新春等[60]有关嵌入式关系对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研究、蓝海林等[61]对中国战略行为的情境嵌入式研究等，但其数量还不足以完成有关理论的系统化建构。而运用情境式研究策略的本土研究多出现在社会学与心理学领域。有关社会学涉及中国文化的文献参见周雪光的综述，而中国本土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见文献[16]。
2.2.2 策略的优点
(1)有助于解读、把握中国文化的构成因素 国内外学者可以利用这一策略，多层次地剖析中国文化环境的各种因素，从国际的视野来捕捉与解读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运用各种西方成熟的研究方法来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管理的本土化进程，这样更有利于全面把握中国文化的构成因素及其影响效应。
(2)有助于中外学者间的学术对话 由于这一策略天然地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接轨性，有助于促进本土学者与国际学者之间的全面对话，推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国际地位。
2.2.3 策略的不足
就其想要达成的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目标来看，该策略也存在着以下的问题：
(1)错误地将西方管理理论奉为圭臬 不管是理性认可[15,18,19,42,43,48,52～55]还是否认[49]中国式管理理论存在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发展必须以西方管理理论为核心内容。因此，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或者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借鉴与改良”[42]，或者是现有理论经过多文化跨情境运用而不断改善与扩展的结果[49]。有学者甚至认为，除非现有的管理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独特的管理现象，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才有存在的必要[49]。而瞄准提高中国企业绩效的本土管理研究很可能面临符合切题性标准，却难以达到严谨性要求的困境[18]。
(2)不适当地将情境化研究等同于本土化研究 采纳这个角度的学者或许无意将情境化研究等同于本土化研究，但从国内学者对此的呼应来看，西方理论的中国情境化研究俨然已经成为本土管理研究的主流。不过李平[17]认为，情境化研究与本土化研究存在两点差异：第一，目的不同。情境化可以瞄准多种因素，而非针对本土文化因素，而本土化研究则针对寻找本土独特和新颖的启示与结论。第二，路径依赖不同。情境化研究既可涉及历史又可涉及现实，但本土化研究必然对本土历史文化有路径依赖。李平还认为到本土研究的高级阶段，必须淡化情境化研究，暗示所谓的情境化研究只能算作是低级的本土研究。吕力[62]认为，TSUI的情境嵌入式研究所产生的只能是西方理论的扩展，而特定的情境未必能产生新的理论。郭毅[41]指出，情境化研究与本土化研究的不同在于：前者将重点放在研究的途径和研究方法的优劣比较上；后者则将情境作为前提，力图建立一个相对独立而特色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系统。由此，本文认为，即使不断优化情境构成、完善具体的操作方法，也未必能保证情境化研究产生期望中的中国本土化管理理论。
(3)对本土因素的把握出现了偏差 这一问题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因为操作上的问题。不管被操作为自变量还是调节变量，此策略都将文化看作是影响企业和企业中的人的外围环境因素。然而，作为能影响人的价值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是内化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之中，进而内化在企业的行为之中，因此将文化看作是环境变量，难以把握到文化的真正含义。VON GLINOW等[18:72]指出，仅把关系与社会资本理论联系在一起，却不涉及关系背后深刻的传统背景，难以保证情境化研究的科学性。其次是因为情境化设定上的问题。根据嵌入性理论，情境化研究实际上将文化情境(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看作是既定的、外生的因素[63]。这一假设忽视了经济行为和文化环境共同演化的特征[64]。实际上，人的行为会受文化环境的影响，但也同样反过来影响文化环境。从POLANYI的嵌入性理论出发，管理是整体被嵌入到文化情境之中[65]，需要使用整体主义方法来分析文化对管理的影响，但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解析式的，难以提供可靠的答案。此外，尽管有学者将嵌入性区分为4种形式：结构嵌入(行动者之间的物质特征与结构关系)、认知嵌入(引领经济逻辑的结构化的心智过程)、文化嵌入(形塑经济目标的共享信念与价值观)与政治嵌入(限制经济权力的国家角色与制度法规，很多情况下与制度嵌入同义)[65]，但GRANOVETTER的将社会因素简化为关系网络的观点[57]，无疑大大降低了嵌入性在管理理论中的解释力。显然，文化不仅具有内生性，还具有整体性(文化与行为的不可分割性)、演变性等特点。西方在发展自己的管理理论时，并未涉及对情境的描述与析出，而是对蕴含着文化意味的管理行为与活动进行了研究。这说明，情境化研究并不是把握本土因素的唯一途径。
(4)理论的情境化假设无法被证实 TSANG[47]并不认为所谓的情境化研究是一个真正的议题。他运用迪昂一奎因论题指出：理论(或基本假设)不可能孤立地经受检验，必须与辅助假设组一起经受联合检验。由此，一般学者所认为的只有当一种或多种情境影响改变了理论的预测时，才有可能对理论有贡献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即使基本假设被证实，也不表示辅助假设能被证实。但一个假设被改变时，要清楚地证明此改变是因情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是非常困难的。吕力[62]将其表达为情境化假设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
3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未来探索思路
作为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产物，传统文化早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之中。尽管近代以来，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西化”努力，再加上当前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或者具体操作的方式有所进化，但其基本内核却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有研究显示，中国人对于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有所提高，但对于分配公平的要求依旧占据主导地位[66]。又如，中国人对于组织内冲突所扮演的作用开始有现代意义上的认识[67]，但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依靠的是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融合，以及对其在中国文化框架内的创新性运用。因此，本文认为要想实现利用传统文化基因来推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目标，就必须关注文化的整体性、内含性、长期性、演化性与隐形约束的特点，采取聚焦于文化内生性的研究策略。这一策略将文化看作隐含在一个国家的人们心理与行为背后的内生因素，并承认其与企业的管理行为的整体纠结，由此来研究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活动，其具体的运作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 秉持辩证的认识论与本体论
基于文化内生性的本土管理研究应以现实的中国企业实践为自己的研究本体，并采取以“感性认识—理性认识—认知证伪”为主要演进阶段的辩证认识论。其要点可从4个方面来阐述：①要以提高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指导价值为目的。具体来说，就是在有效借鉴本土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围绕着蕴含传统文化意味的、复杂多样的中国管理实践需要，并以此为研究的出发点，考虑组织内外部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有效推进中国本土管理研究。②建立有效的整体认识论的分析框架。至关重要的是对整体分析进行从认识论到具体操作方法等多个层面的研究，完成对其的现代化提升，力求实现整体分析与解析分析的相互借鉴、直觉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实效结合。③要从历史演变与整体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传统文化独特基因在中国组织中的运用方式及其效果，由此发掘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尤其要选择那些影响本土组织的生存理性[68]的文化基因进行深入研究。④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来借鉴西方管理理论，既要继承其中的有益经验，又要辨识出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成分，在注重双方互动协调的基础来进行中国本土管理的创新，并力求提升与世界管理知识库对话的能力。例如，由席酉民及其团队创建的“和谐管理”理论尽管其体系也因对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谐”的理想化规定而引起一定的争议[1]，但从其所持的演化主义认识论来看，尤其是以“不确定性—支配权”为特征的本土化领导理论的出现[69]及其后续研究[70]，可以说是运用科学认识论的成功案例。
3.2 逐步完成对独特文化基因的现代化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性的基因数量众多，历史悠久，但不少文化基因或因内涵陈旧，或因历代学者的不同阐述出现“理念”与“实践”之间的严重偏差，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故而难以实现与西方管理理论的对接。为了完成这一对接，要辩证科学地对待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以不卑不亢、庄敬自重的心态审视自我，实现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解读。具体来说，既要从文化认同的角度使用传统的识辨方法来找回传统文化经典的“本原”意义，又要从文化借鉴与融合的角度运用先进的手段来发掘独特文化基因的现代价值。下面以“和谐/和合”这一备受推崇的文化基因为例来阐述一下具体的做法：一方面，传统文化中对“和谐/和合”基本含义的界定是基本清晰的，但道、儒、法与释家等各个流派对达成“和谐”的途径却存在差异性的理解。这就引出了一个传统文化经典理论中根本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在出现各自利益矛盾的情况下做到“和而不同”？实际上，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集权体制之下，“和谐”很容易在权力的运作下得以实现，但却会隐藏背后真正的“不和谐”，反过来可能直接威胁到“和谐”的可行性。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我们走进历史，从概念构成的初期阶段去寻找它最初的含义，了解其演变的进程。这样才能确定我们所了解的“和谐”与老祖宗所指的“和谐”有什么区别？才能掌握“和谐”的具体成分，找到继承与扬弃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为实现对“和谐”的现代化解读，还应分析中西方对“和谐”的认知存在着哪些区别？从现有研究看，西方人的和谐是一种清楚界定各自利益基础上的和谐，而中国人的和谐是一种暧昧意味下的和谐。那么，哪种“和谐”更有利于中国组织的发展呢？在何种机制下，中国人的“和谐”与西方人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趋同？从阴阳的角度来看，和谐本身是否也存在着对组织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该如何消解？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去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推动与本土文化的有效对接，来提炼“和谐”概念的现代化价值。更为关键的是要寻找到达成“和谐”的具体方法。应该说席酉民等[71]在和谐管理理论中所创立的“和则”与“谐则”之间的互动机制对此问题有一定的贡献，但依旧需要对其具体的机制持续进行研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走进历史，并不是拒绝现代化进程，奉老祖宗的学说为不可更改的圭臬，而是要找回其不受历史迷雾遮蔽的“本来面貌”。唯有如此才算是真正地在承认文化演变的同时，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继承。
3.3 审慎地选用多元的研究方法
要实现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审慎、科学与客观的发展，中国管理学界应该重视研究方法的选择。
(1)根据问题来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产生重复的研究成果以及不成熟的理论创建，本土管理研究须直面中国管理现实[1,11,68]中出现的问题。尽管李平[17]认为并非西方管理已研究过的问题，中国学者就不能研究。但是问题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质量与未来的走向。有学者指出，对问题的选择需要分析其对中国管理实践影响的程度(是否重大)、其具有的新颖程度(是否具有独创性)[72]。在确定了问题之后，还需要根据问题来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例如，想挖掘“和谐”的现代内涵，就需要采用中国传统上的历史文献解读方法来找回其在本土文化意蕴中的具体成分，同时分析西方文化视野下“和谐”的含义，并通过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来实施意义比较与整合，由此实现对组织中“和谐”意义的现代化解读。如果要寻找“和谐”在组织内运作的具体机制，就需要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再辅以定量研究方法来检验构想的理论与假设。对于属于狭义管理科学领域中的数量化问题，则应采取定量研究方法。
(2)要根据不同的研究阶段来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初期，主要目标是围绕本土企业的管理实践来发现重大问题，可采用扎根理论、诠释学等方法，以确定问题的实质与基本轮廓。在研究中期，重点目的是在透视西方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本土的独有理论或者假设，可采取案例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在研究后期，主要焦点是检验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或假设，可采用实证研究等定量研究方法。当然大面积的样本调查与多文化样本对比也可成为方法之备选项。
(3)要注意研究具体操作的规范性 尤其应注意整体分析的规范性。建议运用郭毅[41]所强调的“特质-深描-理解”研究途径，也可参考CHENG等[43]的六阶段研究操作模型来不断规范本土化研究。
3.4 择取独特的研究视角
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有效对接，就必须科学地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基因。为此，可采取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研究视角[62]。本文认为，视角可以是宏观上的，如可从国家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和谐”管理在国家与地区层面的运作机制。如从他者与文化、政党间互动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73]。视角也可以是微观上的，如从关系的角度、人情与面子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文化在企业管理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可从文化因素与管理活动之间的多层次互动来把握文化与管理活动的整体演变。更应该借鉴社会学[11]与心理学[16]有关中国本土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本文认为视角的选择应该囊括情境化研究，尽管后者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存在一定问题，但对其充分利用可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来分析文化因素(作为内部因素或环境因素)是如何参与到管理活动的运作过程中的。此外，情境化研究有利于通过跨文化比较，发现中国本土管理与西方管理理论之间的区别与相同点，帮助中国学人勾勒本土管理理论的边界。
4 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历史悠久、结构繁多，形成一个从核心结构到应用结构的多层次复杂体系。现有研究中，将传统文化基因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进行对接的策略包含两个：文化核心植入式与文化情境嵌入式。文化核心植入式的研究策略是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有基因当做本土管理学的内核，与现有的西方管理学理论实现对接。文化情境嵌入式的研究策略则将西方管理理论嵌入到中国特有的文化情境中，来创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前一策略有助于深度开发文化独特基因的管理学韵味与以整体观的角度来创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但由于本体设定与认识论存在的缺失，并且缺少对传统文化的辩证性解读，缺乏长期的、真实可靠的经验积累，无法解决传统文化思想与现实管理活动之间的契合问题。后一策略注重借鉴各种西方成熟的管理理论与研究方法，有利于全面剖析与把握中国文化环境的构成因素及其影响效应，能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管理的本土化与国际化进程，但因先验地将西方管理理论当做模仿的经典，用无法被证实的情境化研究来代替本土化研究，难以把握本土文化的内生性等特征。未来中国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应采取将文化作为内生变量的研究策略，秉持辩证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有步骤地开展对传统文化独特基因的现代化解读，择取中国文化特有的研究视角，依据问题来选择有效的研究方法。唯有在结合东西方交流所带来的文化演变与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直面中国企业的现实管理问题，关注研究的严谨性，才可能寻求到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发展的科学路径。
注释：
①重点文献的选择与分析方法如下：(1)以“中国/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特征”、“中国文化＋精髓”等为题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按顺序选这3个搜索列表中引用率最高的前60篇文章、前20篇文章与全部12篇文章作为初步的分析群体。(2)在这92篇文章中，再按主题是否与“中国传统文化”或与企业管理紧密相关进行筛选，确定27篇论文作为备选分析论文集。(3)在厘清了最基本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其含义之后，以这些词汇作为题名继续搜索并结合引用率又选择27篇文献纳入备选分析论文群。经由两位作者一道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这54篇文献合并进行分析，初步确定了传统文化因子结构的早期版本，再由广东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崇根对以“传统文化＋企业管理”作为主题选择的引用率最高的22篇文献进行传统文化基因词汇的用词频率分析，最终确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图谱，见图1。因篇幅所限，有关具体分析过程在这里不再赘述。
②有研究表明，和合与和谐是类同的概念，本文不做区别。具体见张立文．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J].中国哲学史，1996(zI):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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