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把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到世界文化舞台的前列。但是我们不赞同以“东方文化主导”论代替“西方文化中心”论。我以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对此应该具体分析。
一、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作用
在西方，资本主义化和现代化是同一过程。西方的现代化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已经或正在更加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对世界其它地区也发生不同的影响。由于资本扩张的特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把商品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也力图按照自己的面目来塑造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其实，资本主义现代化并没有把世界现代化，而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国家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为它们带来破坏和灾难。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恶化。早在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看到了这个征兆。马克思在1844年的手稿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问题、提出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关系带来的价值观念的颠倒和道德的沦丧、过度消费带来的人的需要的非人化问题。《共产党宣言》在肯定资本主义的革命作用的同时，也讲到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被淹没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的冰水之中而带来的对一切神圣东西的亵渎，摘除了精神产品的光环。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又提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对人的惩罚问题发出了黄牌警告。这些在上个世纪以征兆出现的现象在20世纪特别是最后几十年变为痼疾。各种社会理论都应时而生。由经济发展论变为社会发展论，进而发展为可持续发展论；由现代化发展为后现代化、后工业社会等等。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矛盾的抨击更为猛烈。他们都各自在自己的眼界范围内发现并企图消除现代化的弊端。其中有些学者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力图用儒家文化作为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良药。
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场，很容易把中国文化看成凝固保守的、阻碍现代化的文化，而站在所谓后现代化的立场上，往往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宁静与和谐，把它看成后现代化的文化。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化使人们远离自然，家庭结构的松弛改变了人们的血缘纽带和人际关系，使人们渴望亲情和乡情；过度的欲望、对金钱的过度追求、过度的消费，使人们向往淡泊自尊；环境的恶化和都市的喧嚣，使人们倡导回归自然。西方某些学者们期望借助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引入，在高科技的高度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上嫁接一个和谐淳厚的人际关系。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破坏性的，则这种期待是挽救性的。这当然是一种幻想。从这种幻想中，人们看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和弊端引起的不满，看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估价和新的期待。
企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完全化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是不可能的。西方现代化中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生态危机、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危机、家庭结构的解体、性关系混乱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表现出的危机状态，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而在于它的社会结构本身，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使西方摆脱现代化进程所陷入的困境。根本解决矛盾的手段和途径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
但是从文化交流角度看，西方人瞩目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尽管在历史上，中国的四大发明如罗盘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这种交流是在战争、资本和商品的输出、文化侵略的背景下进行的。当然这不包括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和社会理论。现在情况不同。中国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以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吸取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向西方国家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当然即使在现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仍然超过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西方文化深入到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仍限于少数汉学家或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要注意的是西方某些政治家们力图通过文化交流达到使中国“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的目的，这是我们应该提防的。西方有的理论家鼓吹“文化冲突”论，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怀着某种恐惧和不满，实际上仍然是以另一种方式坚持“西方中心”论。我们要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加强文化交流。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改变历来文化交流中西重东轻的情况。传统的中国文化将会再度辉煌，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这是中国这个文化古国对人类应有的贡献。
二、对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道德教化作用
如果说，就东西方交往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发挥的是文化交流作用，那末，对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则不同，它深入社会、进入政策，成为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的内容。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并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作为对韦伯轻视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抬高西方文化的反击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并不科学。儒家学说存在已二千多年，资本主义在西方已经数百年，而东亚的经济起飞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显然不能把东亚经济的发展归之于儒家学说。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复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经济和政治态势有利于东亚经济的发展是一重要方面。
儒家学说对东亚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因为东亚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充分暴露它的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时起飞的，西方的价值观念的危机和道德沦丧使它们力图避免重蹈覆辙，比较成功地应用了儒家学说对市场经济下个人主义导向的一定程度的抑制、对血缘关系的亲近和家庭道德的巩固、对人际关系的和谐、对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追求的遏制等作用，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较好的文化和道德氛围。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1954年自治，1963年与马来西亚组成联邦，1965年与马来西亚分离获得独立。经过近二十年努力发展，经济成就卓著。可在经济发展同时，道德水平明显下降。年轻人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潮流行，引起人们的注意。80年代初，大力提倡儒家伦理文化，并把儒家思想提升为国家意识，作为治国之纲，通过政府命令措施在学校进行儒家道德教育。经过努力，使社会风气有很大改变。日本和韩国也都注意在社会、家庭和企业中，推行儒家伦理中的一些规范来化解现代化所引起的矛盾和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当然，新加坡、日本、韩国并不是仅仅依靠儒家伦理，它们同时重视法制。邓小平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还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
东亚地区的现代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不过是有东亚特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个特点就是它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特色。可资本主义现代化由于它自身的本性，它的道德状况不可能是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状态。因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是以巩固和发展私有制为目的的。私人利益的驱动是这种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它不可避免地会滋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恩格斯说过：“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3]。在东亚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面临许多社会问题包括年轻一代的社会道德和家庭道德的困扰问题。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维护传统的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与抵制西化的影响，同样是它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化，通过政府的行政行为，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维护儒家学说的道德教化作用，仍然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三、在社会主义中国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最主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价值。中国人民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传统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我们有过汉唐盛世，但也有近百年的屈辱史。这不能归罪于中国的文化，而是由于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造成的。现在的中国情况与历史上的中国迥然不同。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代如此有条件认同并发扬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复合体，不是儒家一家。讲哲学当推道家，讲逻辑当推墨家，讲战争当推兵家，讲种田当推农家，讲法治当推法家，当然，讲伦理道德首推儒家。在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把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作为重点，并提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问题。而要比较好地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作用：
第一，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思想建设。而思想建设的根本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用社会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国际性学说，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可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必须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并发挥它的作用必须中国化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极其卓越地坚持了这个方针。毛泽东的许多著作，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论十大关系》等一大批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榜样，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说：“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4]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5]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精神文明的问题离不开传统文化，它不可能从虚无中产生出来，我们不能无视文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之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来一番改造制作的科学研究工作。这并没有取消或代替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可能取消的，它是历史的既成事实，不仅保存在各种经典传世之作中，而且积淀于当代现实的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当代人的角度，在新的制度下，用新的观点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从中吸取能够加深理解阐述发挥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直接来源于德英法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优秀成果。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的思想来源，必须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哲学中，同样包含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包含无神论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熟悉和掌握它，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中国化的东西，既证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普遍性又丰富它并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同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吸取诸如“治大国如烹小鲜”、“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水可载舟，水可覆舟”等等思想，从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可以看作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不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难以中国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固守传统，拒绝接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发掘就不可能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决不是消灭传统，而是站在当代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思考，在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延伸传统、更新传统、丰富传统。
第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从社会结构角度看，文化是社会结构中的观念形态的层面。它与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结合，形成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6]因此文化的形态具有社会特性，有封建社会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建立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吸取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正确处理马（马克思主义）、中（中国传统文化）、西（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自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起，就一直存在马、中、西之争。西化论者鼓吹全盘西化，本土文化论者鼓吹坚持中国固有文化，而马克思主义者提倡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这种以文化形态选择形式出现的争论，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应该说，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个问题做了总结。
可历史是复杂的。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只是使这个争论暂时沉寂，而没有为这个争论永远划上句号。只要有适宜的土壤，争论之火就会一再燃起。从80年代的文化热到90年代的文化热的第二次悄悄升温，其中一个根本分歧，就是马、中、西之争。许多学者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有少数人的观点是片面的，或鼓吹全盘西化、或鼓吹文化本土化。它们之间也有分歧，但在排斥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一点上倒是共同的。
百多年来关于文化争论的一个理论误区，就是把文化争论归结为体用之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中体中用，还有什么中国为体全球为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把文化选择的争论归结为体用之争，注定是旷日持久的。因为用是个不确定的概念。毛泽东也说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在某种特定的范围内这个提法完全正确。可文化选择中的体用之争，不是个单纯用的问题，而是关于社会形态问题。每个社会作为某一类型的社会形态的存在方式，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即它的政治制度和相应的文化形态，是由经济基础的性质和所在国家的传统决定的，而不是任意搭配的。如果不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看文化形态，而单纯地讨论文化形态自身的选择，只能转变为体用搭配的游戏。
在我们国家讨论文化建设的一个最基本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社会性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文化，无可选择地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否则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当然要吸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在当今世界，闭关锁国只能脱离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落后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决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路。特别是在文化交流中必须严防西化。邓小平说：“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7]
更加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要善于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是文明古国，我们有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列宁在批判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时已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犯过左的错误，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可当前也存在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鼓吹文化本土化，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外来文化加以排斥。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以反对“全盘西化”为由来排斥马克思主义指导。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单纯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理论是一种具有国际意义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仅属德国人的德意志文化。它属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进步人民，因为它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为全世界和人类美好未来而指明道路的学说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并不能因为它开始产生于别的国家或民族而加以拒绝。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来接受的，而不是把它作为德国人的文化形态来接受的。更加重要的是，对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就包括中国人自己的创造和发展，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已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本身就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它的核心和灵魂，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而予以排斥呢？至于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全盘西化，这种说法不值一驳。事实恰好相反，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深刻批驳全盘西化的理论，懂得要实事求是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永远不会走全盘西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和防止全盘西化的最有力武器。
当然，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必须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的传统。离开中国文化就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可是文化传统不是凝固不变的雕像，而是不断更新的水流。因此传统和反传统是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有历史就有传统，因为传统就是历史的继续和延伸。但传统不仅是历史，不仅是历史的遗产，而是继续存在于现实之中。因此传统具有双重特性，它的积极方面是现实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它的消极的方面是现实发展肩负的重担。人类要发展必须以每个时代的社会进步为尺度重新审视传统。所以在历史变革的激烈时期，它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往往表现为反传统。例如中国的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态度，就是任何一种革命变革风暴来临时对待传统的规律性现象。但五四反对的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全部，其矛头主要指向的是儒家文化中的纲常名教。其中可能出现某种片面性，但这种片面性比起卫道者捍卫旧制度旧道德的片面性要全面得多。当革命胜利以后，掌握了政权的人民有条件有力量重新审视传统，以便确立自己与新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这不是对以往传统的全部肯定，不是对以往批判的批判。在批判与继承之间找到合理的结合点是不容易的，往往会经过摆来摆去甚至完全歪倒一面才最终从自己的错误中醒悟过来。这是进步的代价。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是不对的。整个社会发生变革，经济政治制度发生变革，而文化仍固守传统是不可能的。文化不是可以不受经济政治制度制约的独立领域。为什么明代中叶西学东渐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现代化也不可能现代化，原因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和凝固性，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没有变化。西方有的理论家为资本主义开了一个药方，认为经济上可以搞社会主义，即实行公平原则。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即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文化上实行文化保守主义，即保持以往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他们把社会看成玩积木般地可以任意建构。这种观点是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从来没有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可以是无内在本质关系的三分结构。在我们的社会里，文化保守主义口号的实质并不在文化，而是在文化保守主义口号下对中国近百年的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事实证明，文化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层面。文化的选择是与社会制度的选择不可分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要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文化。而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中国特色，必须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要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
第三，有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对于现代化，道德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价值观念危机和道德沦丧、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前车之鉴；有东亚地区利用儒家文化进行道德教化遏制西方价值观念的某些可供借鉴的经验；还有我们自己改革开放18年来的成就和问题的经验与教训。在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决议中，对道德建设予以非常重要的地位，提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不再重复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严重价值观念与道德的危机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能忽视的。邓小平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8]他还批评说：“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9]
但我们是处在当代世界进程中的现代化。我们要通过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体制来实现现代化。尽管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有利于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精神，可市场固有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导致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现象的滋生。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问题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保证和支持物质文明建设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物质文明建设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重大问题。
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已经逐步形成。但真正围绕这个原则，发展为包括“五爱”、“三德”在内的社会主义道德，并成为对全体人民的道德要求，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才有可能。但这些道德的形成和培养，同样能够而且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中吸取营养。中国传统道德是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道德。这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包括道德理想、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在内的伦理体系。为什么这种道德在失去了它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后，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仍保留其价值，并日益受到重视呢？这里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道德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永恒不变的道德观念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道德观念的变化中，仍然有某种稳定的对人们行为具有制约性的普遍因素。这种普遍性的根据并不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而是人的社会性。任何一个社会，不管社会形态如何不同，都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体，都存在一些相同的关系，如家庭结构中的血亲关系和夫妻关系、人际关系中的朋友关系、邻里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因各个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会存在某些差异，但都会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把爱自己的父母子女、珍惜夫妻情感、重视友情、服务社会、热爱祖国和自己的民族，视为高尚道德。这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共同要求。因此在变化的、历史的、具体的道德观念和规范中，可以有为各时期的人认同的、作为优秀传统代代相承的因素。道德观念中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是片面的。
道德观念中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非道德主义，是道德虚无主义。如果说损人利己对资产者来说是一种道德的话，那有什么行为是不道德的呢？如果说杀人越货对强盗来说是道德的，入室偷窃对小偷来说是道德的，吸毒、嫖娼，总之一切最坏的行为都可以被当事者认为是道德的，这样一来还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呢？
道德是关系到人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被纳入道德范围来考虑，是因为对自然的破坏实际上是对所有人的利益的损害。这是生态伦理学能成立的根据。正因为道德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规范，因而道德按其本性来说不仅有利于维护自己正当的个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理想性、自我约束性和利人的特性。道德包含理想，如果道德极端务实，不包含任何超越现实的因素那就不是道德而是规则；道德是自我约束的力量，它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不是放纵自我；道德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人际关系的调整，道德包含某些在必要时自我牺牲的因素。我们不主张片面的利他主义，但道德中包含利他成分是不能否定的。绝对的利己主义不可能是道德的。以自我为中心，把对我有利的都说成是道德的，就必然导致混淆道德与非道德的界线，导致道德虚无主义与非道德主义。
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儒家道德是理想主义的，它追求自我完善，力图通过道德塑造理想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儒家非常重视气节、人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提倡子女孝顺父母，“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儒家最理想的人际关系，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提倡的是群体意识。儒家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倡“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主张“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要求人们“吾日三省吾身”。儒家注重个人的内在修养以达到道德的完善，这表明他们把人看成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中国传统道德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优秀成果与我们力图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符合的、相容的。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其中特别是儒家道德，长期以来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包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彼此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道德观念一致是情感的重要方面。弘扬我们道德中的优秀传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的感情。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们的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特别是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激烈的竞争，以及某种程度的分配不公，使人与人的关系存在某种紧张。许多问题的正确解决当然要靠深入改革、加强立法，但道德调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应该弘扬传统道德中的“和为贵”的原则，以调节和削弱竞争中出现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应该弘扬传统中的尊重他人、尊重群体的观念，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在市场中，利益是一种驱动力。但不正当的逐利行为可以败坏个人道德。因此，在市场活动中，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是一个重要问题。儒家道德中的理想主义，代表的是一种追求，一种激励，一种对自我的超越。它的处世原则中的积极成分，对于在市场下过分个人化、实利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可以起到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化解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的建设中，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伦理中积极因素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不赞同后现代化理论。儒家文化并不是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治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良药。但是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的儒家伦理观念，是以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为内容的，它包含着某些对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的道德观念的超越。这种超越人与人的物的关系的内容，可以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观点进行重建。因此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以至对世界的价值，批判继承这份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并发扬光大。完成这个历史的重任，是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新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37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3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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