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制”到“虚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驴子和小狗》的故事，说的是，驴子羡慕小狗不劳而获，于是也学着小狗的模样去乞人欢心。它摇头摆尾、又蹦又跳，结果被痛打一顿并关进了马棚。某些现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于我们或亦如此。张江教授斥之为“强制”，然而它们又何尝不是“虚无”呢？譬如，所谓客观主义的“零度”说或“去意识形态”的戏说，基本上都是对作家意图的规避，进而也是对社会责任和崇高、庄严等传统价值的嘲弄。戏说作为一种狂欢形式源远流长，但在后结构主义时期达到高峰，并在所谓“后”之后继续盛行，其虚无主义倾向不言而喻。 虚无主义的更大表象是无限的多元化和相对说，其载体和目的却是消费主义。面对来自西欧的经典文化及苏联意识形态，美国所推行的正是大众消费文化。用著名法籍美国学学者马特尔的话说，“美国文化通过娱乐产业和大众文化获得了最显著而且数量最多的影响力，主要归功于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百老汇商业戏剧和文学畅销书”；①跨国公司在制造产品时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人的需求。而跨国资本正是美国式大众文化觊觎世界市场的“去意识形态”、“去二元论”、“去中心化”的物质基础。鉴于有关虚无主义其然已有较多讨论和针砭，本文将聚焦于其所以然：文化消费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天然矛盾。 先说“强制”。张江的“强制阐释”论②至少有几层涵义。一是规避，即脱离文学实际；二是偏激，即主观臆断或过度阐释；三是教条，即用一个模子装所有的水。并将“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总结为四条：“一是场外征用。在文学领域以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强制移植于文论场内。场外理论的征用，直接侵袭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性，文论由此偏离了文论。二是主观预设。批评者的主观意向在前，预定明确立场，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背离了文本的原意。三是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了基本的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明显的逻辑谬误。为达到想象的理论目标，无视常识，僭越规则，所得结论失去逻辑依据。四是反序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现成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认识路径出现了颠倒与混乱。”③关于批评脱离实际，又被归结为“话语转换”、“硬性镶嵌”、“词语贴附”、“溯及既往”。然而，所谓“强制”归根结底是同一性，即以某种强势话语、方法压制和淹没其他话语、方法。这对我们的话语体系有破坏作用，但我们的核心价值也是一种同一化诉求。这是一对矛盾，尽管目的不同，意义有别。 但问题是，别人并未将“强制”或“虚无”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对自己进行“强制”，自我“虚无”了(两者存在古往今来庶几无限庞杂的各种主义和方法)。笔者这里主要说后者。 首先，“虚无”的最大表象是多元和相对。面对来自西欧文化及苏联意识形态的“强制”，美国在二战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大众消费文化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其次，马特尔所说的大公司其实就是跨国公司。它们在制造产品时充分注意到了不同民族、群体、个人的需求。而跨国资本正是美国式大众文化“去意识形态化”、“去二元论”、“去中心化”的基础。在此，我不妨举例如下。 (一)资本逻辑：有奶便是娘 对于“奶酪”热，我们应该记忆犹新。如果说传统文化是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现今的快餐文化似乎恰好相反。我想这大抵可以从《谁动了我的奶酪》来窥见一二。首先是商业运作、商业炒作，譬如股票或者名目繁多的有价证券；又仿佛任何一种商品，比如汽车，又比如家电、服装甚至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苗条霜或丰乳膏。只是未必名副其实而已。在文艺领域，好莱坞称得上是开路先锋，麾下“大片”几乎都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典范。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其次，不能否认斯宾塞·约翰逊的“奶酪理念”有着比较突出的现实意义。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信息的时代、变化的时代，而且这种变化同时印证了一统江湖、一日千里的说法。它的一元性指向和变化速度完全是几何级的。人们不但可以一夜暴富，变成比尔·盖茨，也可能一觉醒来一贫如洗。就近而论，下海、下岗以及各色利益调整和地位变易天天都在大呼小叫中发生。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说的就是这个。然而，渐渐地，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一种情况。这与前现代社会相对静止、稳定的状态全然不同。日出而作，日入而卧，信而有证，薪尽火传的生活方式迅速成为神话。面对变化，无论情愿与否，恐怕再没有人可以高枕无忧了。而约翰逊的“奶酪理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当然，这种理念本身并不新鲜。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就不乏类似理念。拿成语而言，我们即可随手拈来“未雨绸缪”、“与时俱进”、“随机应变”等，还有反义而用作批评的“守株待兔”、“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等。而且，其中有些成语还是由寓言演化而来的。 约翰逊的“奶酪”其实不过是个寓言故事。而且，从寓言的角度看，它又过于简单、幼稚，缺乏传统寓言的文学价值。拉封丹的《知了和蚂蚁》就比它高明。而我们老祖宗在《守株待兔》一类寓言中则仅用两三行字就超越了这个又长又臭的“奶酪故事”。不就是两只相信直觉的老鼠和两个头脑复杂的小矮人失去“奶酪”、寻找“奶酪”的故事吗？故事的内涵外延都很简单，无非是遭遇突变之后的态度。是“听天由命”、“消极等待”，还是“与时俱进”、“随机应变”？活人哪能被尿憋死？这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对于生活、工作等都有一定的普适性。 恰恰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通道理，却被炒作成了“救世良方”。这未免太夸张、太过分了。这样的道理在我们的寓言故事和生活理念中并不新鲜。自古代文化至日常生活，“守株待兔”之类的批评比比皆是。但反过来说，我们同样有理由否定“奶酪逻辑”。就以我等从事的工作为例吧，人文研究或广义的科学研究的确需要与时俱进，但它们同时也需要坚忍不拔、持之以恒。假如因为现有的“奶酪”不够多、不够好而动辄随机应变，又会怎样？往远处说，孔夫子肯定会丢弃诗、书、礼、乐；就近而论，造导弹的也统统下海卖茶鸡蛋去算了。尤其是人文学科，它又当如何抵抗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巨大压力？ 这就产生矛盾了。我们可以由此推导出哲学的两个维度：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或者相对的老庄和孔孟。两者不可或缺，且同时又都是复杂和多面的。老庄思想中饱含着辩证法，而孔孟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譬如孔子，他一方面四处奔走，大有凌云之志；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诗、书、礼、乐。因此，当楚国狂人接舆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这种矛盾时，夫子大为感慨。这种矛盾和多维是人性的基本属性，不能笼统否定。何况从最基本的层面说，人除了考虑怎么活，总还要思考为什么活之类的形而上问题。 (二)“世界主义”：丹·布朗的秘诀 且说丹·布朗将西方文学的畅销要素玩弄于股掌之间。1998年的《数字城堡》解密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数字阴谋：某秘密组织用神秘密码劫持了国家安全机关的核心所在。美女数学家、密码专家苏珊·福来切尔奉命排除魔障，却遭遇重重艰难险阻。随着调查的深入，她逐渐发现，自己是在用生命和一个看不见的数字高手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搏杀。在2000年的《天使与魔鬼》中，符号学家罗伯特·兰登闪亮登场。故事从瑞士某研究机构说起：该机构的一位物理学家被人谋杀，兰登教授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符号，它与某秘密社团(光明会)有关。该隐修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摧毁天主教圣地梵蒂冈。阴谋的实现只差最后一步了。一枚无法拆除的定时炸弹被埋入梵蒂冈中心，而兰登恰好在梵蒂冈大会前夕证实了这一事实。兰登教授在意大利女科学家维克多利亚的协助下在最后关头拯救了梵蒂冈，并使教皇和罗马教廷幸免于难。2001年，丹·布朗又以《骗局》一书把读者带入一场骗局：一方面是安全部门通过卫星发现了稀有物质，这一发现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美女分析师雷切尔及其搭档为了戳穿骗局惨遭追击，命悬一线。2003年，丹·布朗的扛鼎之作《达·芬奇密码》问世。作品的主人公依然是兰登教授。故事从卢浮宫老馆长遇害说起，围绕一个莫名其妙的符码展开。与兰登教授合作的是死者的孙女、年轻貌美的法国密码专家索菲·奈芙女士。他们通过一系列神秘线索以及这些线索所指的达芬奇作品，发现了一个暗道和已故老馆长的隐修会会员身份。这个秘密组织与诸多名人有关，而揭开谜底的秘诀正是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的一个交节点。 四部作品皆以神秘符号为焦点，并在《失落的秘符》中几乎悉数出现：怪异的谋杀、神奇的符号、惊悚的描写、迭出的悬念和闻所未闻的秘密社团，当然少不了美女搭档、凶险对手和剥笋式场景、递进式情节。作品不仅囊括了上述作品的几乎所有要素，而且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它是一座符号迷宫，可谓美轮美奂，而谜底居然是彼得·所罗门。彼得暗喻大使徒圣彼得，此名在拉丁文又指石头，故而与“金字塔”相关联。小说险象环生。兰登教授和美女搭档与狡猾的凶手及无能的警探机智周旋最终破解了秘密修会(共济会)的核心秘密——“失落的秘符”。后者比《达·芬奇密码》中的“倒金字塔”(中世纪传奇中屡屡提及的探险目标——“圣杯”的意象)更具体，但也更高妙、更富有现实意义，盖因它是一个古老的理念：“赞美上帝”。这个西方文化核心理念的“重新发现”将一切回溯到《圣经》本身，并与现代物质文明构成了反差。而故事中的凯瑟琳作为现代意念学家，其研究成果似乎恰好与这一发现不谋而合。反之，凶手殚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的追寻结果，却是找死，即“怎样死去”。 作品继承西方中世纪传奇及哥特式小说传统，同时揉进了侦探推理小说元素，借大善大恶的人物彰显西方主流价值观，以大起大落的情节夺人眼球，进而对犹太—基督教文化核心内容的诠释，尤其是对其中的神秘主义传统进行了一次细致入微的梳理。同时，从古印度的奥义书到中国的易学和西方的炼金术、占星术、纹章学、塔罗牌及中世纪以降各种神秘修会、西法底文化中的某些神秘社团(如发轫于12世纪的喀巴拉犹太神秘主义)等，无所不包，却独不提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而这恰似“全球化”背景下的NBA，其文化涵义和商业动机不言而喻。 (三)大众消费文化先锋：好莱坞 从罗斯福到肯尼迪、约翰逊等白宫主人再到WTO中美谈判，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的重视可谓不遗余力。而好莱坞所遵循的主要是文化消费主义。后者与现代化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这是美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美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奉行的国家战略(艾森豪威尔称之为“民众资本主义”)，它不仅是美国战胜苏联的利器(80年代以“淡化意识形态”的表象出现)，而且也是取代欧洲经典资本主义的法宝。 简言之，现代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它见证了奈斯比特、托夫勒他们所说的“第二次浪潮”，却并没有就此歇脚，而是以新的面目走向了所谓的“后现代”或“后工业时代”(“第三次浪潮”)。好莱坞则以其文化消费主义为现代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理论和实践的相对于多元。最初是20世纪30年代华纳兄弟和派拉蒙公司的走出去战略：二者相继在德国和西班牙拍摄电影并就近在这些国家及其周边地区发行；然后是起用欧洲演员，譬如派拉蒙公司在法国本土制作了一些法语电影、吸纳了一些法国演员。同时，好莱坞花了三年时间探寻和解决配音问题，从而打破了欧洲非英语国家对好莱坞的有意无意地抵制。这些尝试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为好莱坞的“国际化”进程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从此，境外制作和起用外籍影星、使之为美所用逐渐成为好莱坞的重要模式之一。这后来被NBA等各行业或领域所吸收并发扬光大。凡此种种，在将美国的价值观和审美方式输送给世界观众的同时，巧妙地借“国际明星”的衣食住行将美国的产品和生活方式推销到了世界各地。 法兰克福学派曾致力于研究大众消费文化，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甚至是大众消费文化的积极鼓吹者。盖因他们认为大众消费文化可以消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但事实并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消费文化逐渐演变为文化消费主义，它不仅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且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转而抨击大众消费文化，认为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精神追求。与之相反的是文化批评家费克斯。后者在《理解大众文化》中继续支持大众消费文化，认为大众(消费)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其消遣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 孰是孰非姑且不论。然而，文化消费主义对文艺的伤害有目共睹。譬如村上春树、阿特伍德，甚至郭敬明，他们战胜大江健三郎、门罗或莫言，在市场的天平上毫无悬念。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的扩展，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前所未有。这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发展的契机，但同时也冲击、消解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利驱弊、进退中绳地处理多元和核心的关系，既是历史对我辈国人的考验，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鉴于本文所涉问题直接指向民族认同和国家利益，在此不妨取法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原则，就文化多元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某些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可能方法提出一得之见。 红楼梦中人探春替曹雪芹说过这样一番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④在此，“外头”和“家里”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二元思维。它好比一般意义上的坐标系，是辩证法的基础，其所反对的恰恰是非白即黑的形而上学和排中律，盖因万物皆在运动和关系之中。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一村、内外融通成为事实。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并未放弃冷战思维，以致具有“威胁论”和“崩溃论”双重涵义的“黄祸论”不绝于耳。联系到本话题的两大关系，即文化—多元化、核心—价值观，本文当有所规约。 (一)何谓文化？ 有关定义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譬如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大、中、小之别，有“认识”与“实践”之说，有“看法”、“说法”、“活法”之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本文无意否定前人和同道的观点，却有意将可能之谓忝列其中，故视文化为价值观，即一般意义上的世道人心。这样的界定既可置文化多元化于核心价值观的矛盾统一关系之中，亦可避免随心所欲和牵强附会。 以上是概而括之的一种说法，不能涵盖文化历时性与共时性所呈现的复杂性。然而，为使话题不至于流入宽泛和空洞，我们必须约之以名。如是，倘使我们将文化视为相对狭义的一般价值观，那么其多元也就意味着国人的价值观正处于发散状态。而所谓核心，也正是相对于一般而言。倘无一般，何谓核心？这是对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合理反证。 考文化一词，最早定型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⑤“文”和“化”的结合，也便有了“文化”。它和文学、政治、经济等众多现代词汇一样，是偏正结构。因此，其中的“文”字包含了整个人文，而人文无疑是关于世道人心，乃至世界万物的看法和说法。至于西方，文化(譬如德文Kultur，英文或法文Culture)来自拉丁文Cultura，其词根“Cult”指崇拜、信仰，“Culto”指栽培、养育、修养、高雅等。因此，文化在西方语言中首先指人文，即人或人类的精神层面，其次才是更为广泛的物质生产。后者不在笔者的讨论范围。 (二)何谓多元？ 前面说到的发散，便是对多元程度的一种描述，这种描述也被称之为“化”。它意在表达目前我国狭义文化的繁复。 文化的多元化显而易见。比如微信微博，它们无疑是文化多元的见证，体现了不同个人、群体(性别、年龄、阶层等)的信仰与诉求。加之五花八门的新老媒体及各种表征，这世界确实充满了喧哗与骚动、自由与狂欢。这与我国几千年农耕社会相对稳定、单一的价值观(比如家国道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中的历时性冲击和共时性矛盾不言而喻。 举凡文学。近三十年，不少文学界的同行呼应域外学者，在冷却鲁郭茅巴老曹的同时，取而代之以张爱玲、徐志摩、穆时英、林语堂、周作人、废名等；此外，虚无屈原、恶搞杜甫、否定经典、将鲁迅斥之为尖酸刻薄的假洋鬼子，如此等等，皆非偶然。 再举凡中文。废黜之声沉渣泛起。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主义者取法偏颇情有可原，那么今天重谈老调就令人费解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钱玄同把新国家、新人心的希望寄托在废黜中文之上，却不能理解今人将方块字比作限制思维、束缚想象力的猪圈。 还有，近年来充斥文艺市场的世界主义和那些调笑、戏说、恶搞或玄幻、鬼魅、穿越，等等，又恰好与网络的虚拟文化殊途同归。它正极大地消解着传统(包括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以及对于发展中、崛起中的中华民族还至为重要的民族向心力和认同感)。 反之，多元也可能对核心产生培育、辅佐的向心作用，譬如好莱坞之于美国文化。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拯救大兵瑞恩》和《泰坦尼克号》为例，前者的国家利益以战时司令部为一个母亲救下一个儿子而不惜牺牲整个分队的感人方式呈现出来；后者则将“高大上”的美国形象寓寄于一个穷小子的人格魅力(包括指向爱情、公德—集体主义的牺牲精神)。这其中充满悖论和艺术想象，却并未使我们的青少年“不明觉厉”!盖因艺术可以自立逻辑。惟其如此，它才更需要想象力，以便核心价值如盐入水、化于无形：让观众由衷地感喟“美国多人道，美国多美好!” 这正是文化消费主义，也即文化虚无主义顺应资本逻辑的明证。只有“淡化了意识形态”、削弱了国家认同，资本才能全球化、化全球，并且如鱼得水。 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不讲政治。资本、利益本身就是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和目的。更何况清教思想在美国根深蒂固。后者被认为是美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财富观、人生观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美国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至今影响着美国人的心灵。但是，清教思想决不单单指向个人主义，它同时也是美国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源泉。譬如17世纪中叶的一天，清教徒温斯洛普受命抵达马萨诸塞出任总督时，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布道，其核心内容是他们将高筑山巅之城，为万世瞩目；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主就会收回庇佑，从而使他们成为世人的笑柄、天下的丑闻。他还用身体比喻个人与家庭、集体的关系，认为个人犹如五官，是身体的组成部分。个人事务具有公共意义，并对整体产生影响。换言之，如果身体的局部病了，人会难过、会痛；若不及时处置，则可能危及生命。反之，如果整个身体面临威胁，那么所有局部都必须义无反顾地维护她的安全。用我们古人的话说，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或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7世纪的清教徒和我们的古人尚且明了“集体利益是个人幸福的前提”，况我辈乎!当然，以集体的名义否定个人权益的做法也是可怕的和可悲的。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有过血的教训。因此，不偏不倚、中道衡度才是正理。 由是，如何在同一和个性发散、核心和多元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有效的平衡，文学及文学批评责无旁贷。文学及文学批评有意识形态属性，但其方法却是相对客观的。因此，我们必须借鉴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美国的成功做法，即对外正面捍卫国家利益，对内强调以人为本；更要学习好莱坞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宣传方式，潜移默化不动声色的教化功夫。 然而，后现代主义是一把火，它在焚烧一切的同时也烧掉了自己。当然，这里所谓的一切并不指宇宙万物，盖因宇宙万物依然按照自身规律运行着，并将继续运行；这世界也一如既往，并在资本的强劲驱动下愈来愈物化，是谓大众消费主义。 此外，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一般认为它包含了自新历史主义至后殖民主义的一系列“新理论”、“后理论”。故此，加之立场使然，学术界对它的内涵外延至今争论不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难有定论。“虚无”只是对它的一种大而化之的说法，盖因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是解构主义。它一方面针对结构主义及其所代表及反转的古典二元论思想(这是就学理而言)；但另一方面它在批判西方主流文化，尤其是传统资本主义的同时矫枉过正、形过饰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反过来成为并强化了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元论(这是就实际效果而论)。 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谓“后权威时代”。这对谁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盖因当下所谓的多元是极其可疑的，它本质上是跨国资本主义消解一切民族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其表象则为个性化、碎片化。说穿了，只有在众声喧哗、是非混淆的氛围中，资本才如鱼得水、犹龙入云。它与马克思设想的必然王国——社会主义共同体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一如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完全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以己之色染就的“世界的文学”的论断。 总之，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了认识和真理的客观性，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换言之，它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其所主要针对的是传统认知，如对理性主义、辩证法，乃至中庸、中道和民族主义的否定与解构，方法不可谓不彻底。但无论初衷何如，后现代主义归根结底是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滋生于跨国资本主义的土壤，并客观上为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于是，现实是：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合二为一，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二元思维。中华民族，乃至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依然是需要防范，甚至扼制和消解的他者。 我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缺乏文化自觉和民族立场，以至于争先恐后地捡起其余烬来焚烧自己。究其原因，则既有前面所说的国际趋势及其影响，也有我国经济社会内动力所导致某些本可规避的负面作用，甚至不乏对民族历史、传统的简单逆反和盲目否定等等。 作为结语，笔者不妨列举伊格尔顿为例。近年来，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接连发表了试图重构文学理论的《文学事件》(2012)、《如何阅读文学》(2013)及《文化与上帝之死》(2014)等重要著述。它们是伊格尔顿回归文学本体及作家—作品—读者“神圣三位一体”的一次“寻根之旅”，也是他在虚无主义泛滥的“后信仰时代”批判大众消费文化、强调文学教化功能和社会责任的有益尝试。 注释： ①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论美国的文化：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周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47页。 ②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③毛莉：《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第4-5版。 ④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年，第517页。 ⑤《易经》，傅佩荣注释，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