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国家论文,海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10)05-0019-08 中图分类号：D73.64 文献标识码：A
海湾战争后，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迅速加强，双方关系全面提升。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把本国的安全事务纳入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军事力量保护之下。阿曼、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先后同美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允许美国使用本国境内的军事基地，储存美国的武器装备，美国遂逐步掌握了海湾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权。伊拉克战争后，随着伊拉克的政权更迭，伊拉克对海合会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威胁渐渐消失。海湾另一个大国——伊朗因核问题而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遏制，其伊斯兰革命思想对海合会国家的影响也在逐渐削弱，海合会国家的外部安全威胁趋于平缓。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在安全合作事务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双方安全合作中的不安全感却逐渐显露，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反恐、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等问题上，海合会国家都对安全问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
一、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因安全而启”的合作关系
成立于1981年的海合会共有六个主权国家，它们分别是沙特、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卡塔尔和巴林。这六个国家既相当富有，又相对羸弱。“富有”体现在这些国家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十分丰富，这为它们带来了大量的石油美元收入，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羸弱”表现在这些国家国防军事力量弱小、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劳动力严重不足、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完整的国民经济工业体系、综合国力不强。海合会国家实行王权统治，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稳定的国内政局，维护王室政权的统治地位。六国都把伊斯兰教奉为国教。对于他们来讲，“‘伊斯兰’不仅是一个信念和崇拜，也是一种价值观念、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社会制度，还是一种文化体系和日常社会生活方式。在阿拉伯语中，‘伊斯兰’意为‘服从’或‘顺从’，即顺从真主的意志。”[1]因此，维护伊斯兰社会制度事关海合会国家的生死存亡。
20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中东地区政局动荡，各种政治势力处于分化和重组之中。阿拉伯世界因为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埃及与以色列进行和谈、阿拉伯联盟总部易地等事件而陷于分化。为争夺地区霸权，两伊虎视眈眈，继而爆发大规模战争，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出于维护国家政治和经济安全等目的，国防军事力量羸弱的海湾六国走到了一起。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六国从自身国家安全和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站在了兄弟国家伊拉克一边，同舟共济，对付伊朗。两伊战争虽没有分出胜负，但也未使地区安全结构失衡。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相对稳定。
随着美苏在中东对峙格局的结束，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称雄中东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两伊战争结束不久，萨达姆就开始着手实施地区称雄的计划，伊拉克军队顷刻间占领了曾经支持过它的科威特。面对伊拉克强大的军事入侵，海合会国家无力抵抗，国家政权面临生死考验。“阿拉伯国家拥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遗产、历史、宗教和语言、但对于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而引起的海湾危机所持的立场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不能采取一致立场，阿拉伯国家联盟之间的信任产生了动摇，导致阿拉伯秩序遭到外部力量的干涉。”[2]“在阿拉伯联盟无力制止伊拉克侵略行动，兄弟阿拉伯国家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国家主权利益超越民族利益。在这一特定情况下，同宗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民族利益、共同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与西方世界的原则分歧、共同的地区利益都变成了一般原则，确保国家主权成为首要利益，其他利益必须做出让位或者某种牺牲。”[3]危难关头，海合会国家果断进行战略调整，求助美国来对付伊拉克的安全挑战。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的安全防务合作开始全面启动。
海湾战争中，美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借助有利的国际舆论，一举击败伊拉克，将其赶出科威特。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海合会国家的要求下，先后同后者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美国获得了在该地区驻扎军队、储存武器和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科威特是海湾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和受益者，为了报答美国帮助复国的恩情，1991年9月19日，科威特同美国签订了一项为期10年的安全防御协定，美国获得了在科威特建立军事基地、驻军、储存武器和随时派遣快速反应部队进入海湾地区的权利。而伊拉克战争更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也进一步深化了美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卡塔尔国王很快对美国进行访问，与美国协调伊拉克战后重建立场，签订防务合作协定。2003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首次对卡塔尔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不仅续签了1992年防务协定，而且还批准美国将其中央司令部由美国本土搬到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的协议。随着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从沙特迁往卡塔尔，乌代德基地成为美在海外最大军事基地之一。而巴林则是美国第五舰队的大本营所在地。阿曼和阿联酋也不例外，美国在这两国也都建有军事基地。而作为海合会中的大国沙特，不仅在海湾战争中为美国空袭伊拉克提供空军基地，接纳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多万军事人员（其中美国就有14万人），而且还承担了巨额军费开支。“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91年海湾战争的花费是610亿美元，沙特政府分担了其中的300亿美元。如果算上其他支出，海湾战争时期，沙特政府花费达600亿美元。战后，沙特同美国先后签订购买价值约300亿美元的武器合同。其中1991～1993年沙特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费用就达170亿美元。”[4]虽然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减少了在海合会国家的驻军，但是美国仍然在各国驻守着一定的军事人员。“美国通过在海合会国家驻军实现了对伊朗的有力威慑，同时也满足了海合会国家的安全需求，达到了加强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目的。”[5]
可以说，海湾战争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确立了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安全防务和军事合作的战略，美国基本主导了海合会国家的安全防务事务。这为美国建立地区安全秩序，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其能源安全利益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因安全而起”的不安全感
历史上海合会国家曾经遭受过殖民统治，独立后，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外交上，六国都奉行中立、不结盟的务实外交政策，主张国家之间不分大小应该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在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各国都十分谨慎，适度保持交往距离，以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即便是在冷战时期，面临美苏在中东形成对峙之势，海合会国家也依然奉行不卷入美苏争霸、不投靠任何一方的外交政策。它们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关系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领域。
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全球战略经过重大调整后，海湾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迅速凸显。海湾地区号称“世界油库”。其石油储量约占世界总量的65%，年产占全球总产量的30%。海湾地区的石油有着天然的优势：油层埋藏浅，石油品质高，开采成本低。海合会国家除了巴林和阿曼之外，其余四国均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它们对于世界石油供应以及价格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十分重视与这些国家的石油经贸关系。尤其是与美国交往较早的沙特，早期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主要限于石油贸易领域。美国对沙特石油的依赖由来已久，从1935年发现石油到1937年开始产油，再到阿美石油公司成立，双方的合作关系就是建立在石油贸易基础之上。海湾不仅石油资源丰富，而且战略地位也十分突出：处于世界海上交通要冲，海运通道四通八达。
美国已故总统尼克松曾经指出：“海湾重要的战略意义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这个基本事实……使海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6]美国前副国务卿纽瑟姆也指出：“如果世界是一个圆的平面，而有人要寻找圆心的话，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圆心就在海湾地区。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像海湾地区这样集中了全球利益。没有任何地区对世界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像海湾地区那样起关键作用。”[7]换句话说，控制海湾就控制了世界石油的主要来源，就能满足美国自身的能源消费需求，确保国内能源需求的安全供给。控制了海湾石油，就能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基地，确保美国的全球战略安全，进而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正因为此，美国非常重视海湾地区，将海湾地区纳入它的全球军事战略和能源战略之中，并将海湾视为全球战略的核心地带。当海湾国家寻求美国帮助和武装庇护时，美国自然会立刻做出反应，伸出援助之手。从而，双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得到加强。
军事合作有利于推动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美国入主海湾地区后，与海合会国家的经济贸易活动有了强劲的发展。“2003年美国与巴林双边贸易额为8.87亿美元，而其中美国对巴林出口额为5.09亿美元。”[8]“2004年美国阿曼双边贸易额达到10亿美元，其中，阿曼顺差3.7亿美元，美国向阿曼主要出口机械、飞机、汽车、电子机械，阿曼向美国出口则为原油和纺织制品。”[9]另据报道，“科威特投资总署在美国投资总额为1124亿美元，约占科威特基金投资储备总额的52.3%。科威特经济界人士表示，美国已成为科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06年双边贸易达到61.48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增长71%，其中科威特从美国进口23.48亿美元，对美出口38亿美元，与2000年相比分别同比增长163%和41%。”[10]而美国与沙特的贸易额每年都在数百亿美元，占美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海合会国家还把美国当成海合会国家的“保险箱”，将大量的剩余资金存放在美国，间接为美国提供了巨额的低息资金。
“9·11”事件后，美国把中东视为反恐的重要地区。先以恐怖组织“基地”在阿富汗为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接着借口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动了针对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紧接着美国抛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强力推行民主改造计划。美国认为恐怖主义源于专制和暴政，由于缺乏民主和自由，中东地区极端主义、跨国犯罪和非法移民等现象极度猖獗，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乐园，严重影响地区安宁和世界和平，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要铲除恐怖主义就必须消灭暴政，传播民主，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建立民主政权。“从长期来看，我们寻求的和平将只有通过消灭滋长极端主义和谋杀的意识形态的条件才能实现。假如世界上各个地区仍然处于绝望和增长的仇恨之中，这将为恐怖主义征募力量创造基础，恐怖主义将继续在今后几十年中在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作祟。而消除暴政的根本方法是推广美国的价值观。”[11]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学者或明或暗地将伊斯兰视为恐怖主义，这不仅引起海合会国家的震惊，而且还造成伊斯兰世界的极大反感，甚至招致伊斯兰极端势力采取恐怖主义手段进行攻击。
自阿富汗战争以来，中东地区一直动荡不安，海湾地区形势微妙，海合会国家在与美国安全合作中产生的不安全感也逐渐增强。近年来，塔利班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不少地方被塔利班重新控制，在一些地方公开与政府抗衡，导致阿富汗政局不稳，治安混乱。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并未发现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的证据，也没有找到任何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经过改造的伊拉克并没有走向所谓的民主与和平，社会动荡，教派仇杀，民众惶恐不安，流离失所。据统计，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约有200万伊拉克人逃往国外。大量难民逃往临近的海合会国家不仅给伊拉克社会造成困难，也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和安全压力。沙特国家安全顾问奥贝德表示：“沙特政府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投资120亿美元在与伊拉克交界处兴建一道隔离墙，并在墙上安装电子感应器，防止伊拉克极端分子潜入沙特进而威胁国家安全。对于沙特来讲，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自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海湾地区就已经不再安全了。”[12]伊战结束后，伊拉克什叶派力量迅速崛起引起了海合会国家的普遍担忧；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什叶派人数居多的地区大国——伊朗少了竞争对手，加之伊拉克什叶派力量掌握政权，伊朗的影响力显著增强。由于历史和宗教原因，海合会国家非常担心本国什叶派受伊朗影响而引起国内局势不稳。
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在2004年2月被披露后，多数国家表示反对，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抵制。据法新社2004年2月25日报道，中东大国沙特和埃及一致反对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他们拒绝任何在解决中东核心问题之前，就促使阿拉伯世界推行民主化的方案。沙特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并非适合由伊斯兰教推动的中东地区。沙特《生活报》还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的“大中东”计划。文章指出，“‘大中东’计划至少犯了四个方面的错误，第一是把外来意志强加给这个地区的国家；第二是缺乏应对阿拉伯国家改革使命的信心：第三是忽视了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第四是忽视‘大中东’计划所针对的国家和人民的特性。”[13]美国强迫中东国家实行民主改革的做法，引起了海合会国家统治阶层的不满甚至恐慌。“迫于美国强大的压力，海合会国家不得不进行了有限的改革。统治阶层为了保持在政治领域的核心领导地位，对内出于对民众的安抚，对外为了给美国的一个交代，最终象征性地进行了民主改革。但是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顺从美国意愿进行民主化改革，不如说是做做样子，以逃避美国压力拖延民主化改革。”[14]更重要的是，这种拖延战术反映了海合会国家统治阶层中的不安全感在蔓延。
三、不安全感对安全合作的影响
“所谓安全就是一国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客观上不存在威胁。”[15]亦即一个国家既无内忧又无外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国内安全主要体现在国内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主导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国际安全主要体现在主权国家普遍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处于和平、有序和相对正义的一种状态。[16]20世纪八十年代初，海湾地区大国争霸，政局不稳，海湾阿拉伯六国普遍感到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不安全、恐惧感在增强，六国最终选择联合共存的道路，组建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形成了海湾地区政治力量三足鼎立的局面。在相互制衡中，海合会国家联合伊拉克共同抵制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输出，在支持伊拉克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一个安全地带。20世纪九十年代，当伊拉克突然反目、进兵科威特时，海合会国家都意识到自己的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岌岌可危，不得不借助美国来平衡失控的地区冲突。这种借助外部力量来平衡地区冲突的做法，对于海合会国家来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美国插手海湾事务，客观上让海湾各种力量重新趋于平衡。但美国主导海湾防务，必然会依据美国的意志行事，必然要让海合会国家的防务利益服从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这与海合会国家寻求美国庇护的初衷产生了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就会渐渐趋于表象化，海合会国家的不安全感会越来越强。近年来，海合会国家在处理与伊朗这个邻国的关系时，更倾向于灵活和务实；在安全防务上，试图摆脱一边倒的现状，在武器来源方面通过多元渠道购买，加强与大国的军事合作，允许美国以外的大国在本国建立军事基地；在金融与贸易合作方面，力争做到多元合作和多边发展。
在与美国保持特殊安全关系的同时，海合会国家积极主动地与伊朗进行交流与对话，他们改变以往单纯依靠美国防范伊朗的做法，代之以“接触加防范”。“伊朗与美国的关系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迅速发生逆转，原本亲密的盟友变成了生死对头。美国长期对伊朗采取敌视政策，进行经济制裁，保持强大军事压力，不断对伊朗进行武力威胁。”[17]造成海湾地区形势长期处于紧张动荡之中。海合会国家也因与美国交好，遭到伊朗谴责。伊朗不仅指责海合会国家政府背离伊斯兰，而且怒斥海合会国家君主充当美国的“附庸”和“傀儡”。伊朗为此积极支持和号召各国伊斯兰激进分子进行伊斯兰革命。20世纪九十年代末，伊朗对外政策进行了调整。伊朗强调实现海湾地区和平的重要性，重申作为地区大国理应作为实现地区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美国的强硬态度和海合会国家的猜忌，海合会国家与伊朗的关系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出于对美国与伊朗关系紧张可能造成擦枪走火的恐惧，海合会国家又尽量在一些政策上与美国拉开距离。“2008年11月初，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在访问德黑兰时表示，‘我们支持伊朗完全用于和平目的的核项目’。”[18]然而，海合会国家毕竟不敢走得太远而触怒美国。由于伊朗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海合会国家仍将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之中。时至今日，阿以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海合会国家不仅担心以色列威胁自身的安全，而且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发起颠覆行动影响海合会国家的政局稳定。”[19]而美国对于阿以问题的态度和做法往往不能如海合会国家所愿。“阿以问题尚未解决不仅将有可能导致武力冲突，将海合会国家卷入其中，而且将影响美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安全合作。”[20]阿以问题仍将继续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安宁的不稳定因素。
地区的不稳定催生了军火市场的繁荣。中东地区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市场，成为各军事大国竞相角逐的对象，自从美国势力进入海湾地区后，就竭力抵制别国染指该地的军火贸易。鉴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地位，海合会国家武器主要源于美国。“从2001年到2004年间，巴林从美国购买武器花费3亿美元，阿联酋花费8亿美元，阿曼花费10亿美元，科威特花费18亿美元，沙特则花费了38亿美元。”[21]美国从武器出口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但伊拉克战争后，这种基本由美国主导军火市场的局面渐渐被打破。据2007年11月8日美国《国防新闻》周刊透露，“沙特斥资22亿美元，从俄罗斯购买3种型号共计150架攻击型和运输型直升机。俄罗斯智库战略和技术分析中心研究员拉斯兰·普克霍夫将这一交易称为俄罗斯军售‘革命性’的进展，他指出：沙特是世界最大的武器采购国之一。在金额如此巨大的军售交易中，买方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新式的武器，同时还有卖方的政治支持。这个交易就证明了对沙特而言，俄罗斯对于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性”。[22]另据2009年5月25日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分文未花，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建起军事基地。该军事基地投入使用之后，无疑可以进一步加强阿联酋与法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而英国也在阿曼积极筹划建立军事基地的事宜。海合会国家在武器来源和军事基地问题上，引导其他大国介入，显然不只是为了获得多种类型的武器，更重要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通过引入多种政治力量，打破美国在海湾“独此一家”的战略格局，达到制衡美国和增强自身外交回旋余地的效果，借助各种力量的多元平衡最大限度地实现海合会国家的安全利益。
在金融和贸易方面，海合会国家一方面加快了货币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加强了同俄罗斯、日本、欧盟、中国以及其他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合作关系。为增强经济安全和经济自主性，海合会积极推动成员国的货币一体化进程。因为海合会各国货币都同美元挂钩，所以一旦美元贬值，则会导致海合会国家出现财富大幅度缩水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海湾各国货币欲与美元汇率脱钩的呼声日益强烈。如果将美元贬值的因素考虑在内，目前的油价实际上只相当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海湾国家实行货币一体化有利于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一定程度上能弱化美元对海合会国家经济的影响。“2009年7月，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四国在利雅得签署了海湾货币联盟协议，海湾货币统一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沙特财政大臣阿萨夫表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海湾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沙特将不遗余力推动该协议的批准和实施。”[23]虽然海合会秘书长阿提亚宣称，统一后的海湾货币将肯定会与美元挂钩，但是这种宣传显然是言不由衷。经济上紧跟美国的不安全感显然是迫使海合会国家寻求货币一体化至关重要的原因。
“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发动了反恐战争，除了直接打击恐怖分子以外，还从切断恐怖组织经济来源入手，严密监控海合会国家、企业、组织和个人在海外的资金和账户。出于对在美国资金安全的考虑，海合会国家大量资本纷纷逃离美国。据统计，“9·11”事件后，海合会国家三分之二以上的海外投资涌向了亚洲地区。这种资金逃离现象降低了相互的信任感。虽然事后双方都采取了措施试图修补相互关系，强调彼此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其中龃龉不言而喻，相互关系也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结语
从意识形态来看，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相差甚远。“不同的意识形态容易导致国家关系的疏远感，甚至引起一定的猜疑、鄙视、仇恨等，最终影响相互的信任和合作，强化相互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敌视状态。海合会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主张财产占有权的合法与合理取得，反对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允许敛聚和囤积财富，避免导致社会中的贫富悬殊。”[24]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思想崇尚个人对财富的绝对占有，唯物质至上，往往导致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由于价值观的巨大差异，海合会国家极力反对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开发市场，改革现行经济体制，建立一整套相应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深刻影响，进一步强化了海合会国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而从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来看，海合会国家有其鲜明的伊斯兰特点。而美国动辄以民主为说辞，要求海合会国家进行各项民主政治改革，这不仅违背了伊斯兰民众的基本政治信仰，也严重威胁各国统治政权的稳定性及其合法性。而从地区安全局势上来看，虽然美国的军事存在维持了表面的地区安全秩序，但是它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美国在海合会国家的军事存在被认为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美国发动伊战虽然消除了伊拉克对于各国的现实安全威胁，但是从伊战爆发到2010年8月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作战人员，伊内部安全局势并未真正走向平稳，对于地区安全的消极影响依旧存在。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依然紧张，海合会国家仍旧面临紧张复杂的地区局势。这些不安全的因素时刻影响着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海合会国家积极加强合作，一方面稳固和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积极奉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密切与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合作，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尽量淡化因同美国的密切关系而对伊朗造成负面的影响。
对美国来讲，显然已经意识到不安全因素对于海合会国家与美国安全合作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开始对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中东政策进行了调整，修正了以往单边主义做法，对以意识形态画线和简单粗暴的做法进行了适度调整。奥巴马总统甚至表示，美国绝不会与伊斯兰开战。表示要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要积极推动中东和谈，促进地区和平，推动美国与大中东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海合会国家一方面对美国新总统的政策调整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政策能够从多大程度上进行调整，仍持以谨慎观望的态度。从奥巴马总统就职以来的所作所为来看，美国坚定维护其在海湾和全球战略利益的思想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中东地区局势未曾出现有根本好转的迹象。虽然美国已经从伊拉克撤出作战人员，但伊拉克局势仍然不稳，伊朗核问题依旧剑拔弩张，巴以和谈虽然在美国的全力撮合下得以重启，但是结果尚且难以预料，地区和平之路仍然漫长，恐怖主义威胁依旧如故。这就意味着海合会国家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障碍依旧存在。虽然这些因素目前不会阻碍双方安全合作的进程，但无疑会影响双方全面合作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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