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基本范畴与三种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三种论文,范畴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三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3－0001－08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由其标志性的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概念系统。这些标志性的基本范畴，不仅显示了各种哲学理论之间的重大区别，而且为哲学演进提供了各不相同的研究范式。从基本范畴的转换而透视研究范式的变革，有助于更为切实和更为深入地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与逻辑。
一、以物质、实践、哲学为核心范畴的三组基本范畴
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区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和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三个基本阶段，其突出标志在于以“物质”、“实践”、“哲学”为核心范畴的三组基本范畴的依次转换。这三组基本范畴依次为物质、矛盾、反映、社会存在和规律；实践、主体、价值、历史和选择；哲学、反思、批判、存在和对话。“物质”、“实践”和“哲学”构成三个阶段的标志性的核心范畴，“规律”、“选择”和“对话”则是三个阶段的实质性的基本理念。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是以“物质”为核心范畴，以“规律”为实质内容所构成的哲学体系，其基本范畴是物质、矛盾、反映、社会存在和规律。这组基本范畴构成了被称谓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哲学。
教科书哲学主要包括四个部分：一是以“物质”作为基本范畴的唯物论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以意识对物质的派生性而论述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二是以“矛盾”作为基本范畴的辩证法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以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论述物质运动规律；三是以“反映”作为基本范畴的认识论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以意识对物质的观念反映论述认识的运动规律；四是以“社会存在”作为基本范畴的唯物史观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以作为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即社会运动方式及其观念反映论述历史的运动规律。贯穿于这四个部分的基本理念就是构成教科书哲学实质性内容的“规律”。正因如此，人们通常把教科书哲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物质运动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
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的哲学，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以“重构”体系为实质内容的哲学，其基本范畴是实践、主体、价值、历史和选择。这组基本范畴构成了被称谓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从其体系构成上看，与教科书哲学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其多样性，即以多样性的体系构成其基本理论。然而，透过这种体系结构的多样性，其基本理论内容却显示出“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一是以“实践”作为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以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为基础展开其全部的理论内容；二是由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而过渡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把“主体”即人的存在作为出发点而展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丰富关系，其中包括在“主体际”或“主体间”的意义上展开人作为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关系，从而使“主体”成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三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关系、认知关系的基础上展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并把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融注到整个主客体关系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凸显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从而使“价值”成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四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关系，是以目的性要求和对象性活动为实质内容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因而是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实质内容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使“历史”范畴成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五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理解凸显了一系列此前被忽视的哲学范畴，其中主要是历史活动与历史规律、历史的前提与结果、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的规律与趋势、历史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历史活动的标准与选择、评价历史的大尺度与小尺度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凸显了体现主体能动性的人在历史活动中的选择性，从而使“选择”成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又一个基本范畴。由实践、主体、价值、历史和选择等基本范畴构成的“实践唯物主义”，其核心范畴是“实践”，而“实践”范畴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所达到的深刻内涵则是“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也就是人在自己的目的性和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把现实变成理想的现实。这是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所达到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刻理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哲学，是以“哲学”为核心范畴，以“对话”或“会通”为主要取向的哲学，其基本范畴是哲学、反思、批判、存在和对话。这组基本范畴表达了双重的理论诉求：一方面是力图在中、西、马的“对话”中“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也就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是通过这种“对话”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革命及其“本真精神”，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种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与1980年代教科书改革的哲学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前者所诉诸的根本问题是在对“哲学”的多元理解中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后者则是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来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种理论视野的区别，“教科书改革的哲学”所凸显的核心范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解释原则的“实践”，而“后教科书哲学”所凸显的核心范畴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背景的“哲学”。在这种“后教科书哲学”的理论视域中，虽然其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样性，但从其根本性的理论特征上看，仍然表现出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一是以“哲学”本身作为研究的聚焦点，在对“哲学”的理论特性、研究对象、社会功能和历史演进的深入反思中寻求对“哲学”的理解，其中特别是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的比较中反思“哲学”，在各种各样的哲学观——诸如普遍规律说、认识论说、语言分析说、人生境界说、存在意义说、社会批判说、文化对话说和实践论说——的比较中反思“哲学”，并由此重新审视和阐释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由对“哲学”的反思而凸显了“反思”范畴，集中地考察和研究哲学自己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以及由哲学的思维方式所构成的“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及其历史演进，并由此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三是由对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方式的理论自觉而重新理解哲学的批判本性，特别是重新理解马克思所指认的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以及马克思所提出的辩证法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由此去把握和阐释自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从而使“批判”成为后教科书哲学的基本范畴；四是在对当代的根本性问题——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中，逐步地聚焦于对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的存在——资本——的批判，从而把自有哲学以来的对“存在”的追问升华对“现实的历史”——资本——的追问，并因此把马克思所指认的物与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视为哲学所探究的最为根本的“存在”；五是在对“存在”的反思和探究中辨析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存在”的追问，以及在这种追问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从而在“对话”中寻求中、西、马“会通”的根基，重新建构“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从总体上看，以开放的理论视野追问“哲学”而达成哲学“反思”的理论自觉，在哲学“反思”的理论自觉中而凸显哲学的“批判”本性，在哲学的“批判”活动中而实现对“存在”的现实性的理解与追究，在对“存在”的追究中而展开中、西、马的“对话”并寻求其“会通”的根基，从而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中建构“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后教科书哲学的基本理路和真实意义。
二、以物质—规律、实践—选择、哲学—对话为标志的三种研究范式
在以某个核心范畴为逻辑基础和逻辑起点，以某些基本范畴为主要内容构成的逻辑结构和概念体系中，其中的任一范畴、概念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由其构成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自我规定和相互规定、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这种概念框架的“自恰性”及其所蕴含的解释原则，使得构成这种概念框架的哲学理论自身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说，一种哲学理论之所以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就在于它以自己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而构建了特定的、自洽的概念框架。因此，确认和评价一种研究范式，主要地是对以某个核心范畴为基础、以某些基本范畴为标志的概念框架及其所蕴含的解释原则的确认和评价。
在以“物质”，为核心范畴、以“规律”为实质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其根本的解释原则是把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理论。因此，在教科书的叙述体系中，哲学所要探讨和回答的首要问题，合乎逻辑地就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问题。教科书哲学正是以“物质”作为逻辑基础和逻辑起点而系统地论述了“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这表明，对作为研究范式的教科书哲学的理解与评价，最根本的问题是“哲学观”即对“哲学”自身的理解问题。教科书哲学的基本思路，是在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中定义“哲学”。教科书哲学的基本思想是：“现实世界”是“哲学和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是哲学与科学的共同之处；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则在于，各门具体科学只是“研究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或某一事物及其过程”，哲学则是把“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以世界的某种特殊性为对象的各门具体科学，为人类提供关于世界的特殊规律，而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哲学则为人类提供关于世界的普遍规律，即哲学是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这是作为研究范式的教科书哲学的根本性的解释原则。
正是由于教科书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学问”，并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因而合乎逻辑地把世界的“本质”和“本原”问题视为哲学的首要问题和基本问题，并因此把“物质”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这表明，对教科书哲学的理解与评价，直接关系到对恩格斯所指认的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与评价。恩格斯的论断非常明确：“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① 这个论断明确地告诉我们：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说：哲学不是以“思维”和“存在”为研究对象去形成关于“思维”和“存在”的某种知识，而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来研究，考察和追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种区别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在通行教科书关于哲学及其基本问题的解释中，把哲学归结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而在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中，思维和存在服从于同一规律，首先是作为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而存在的，只有在哲学“反思”的意义上，思维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反过来而思之，才会提出哲学意义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表明，“科学”与“哲学”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二者的普遍性程度，而在于科学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当作“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去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哲学则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批判地反思人类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简言之，科学是构成思想，哲学则是对思想的反思。这表明，提出和探索“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以“反思”的哲学思维为前提的。全部的哲学问题，只有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才会被真正地提出来；离开哲学的反思活动，就会把哲学问题视为构成思想的常识问题或科学问题。这是教科书哲学作为研究范式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于它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提出和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把“实践”作为回答全部哲学问题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教科书哲学离开人的实践活动而把“物质”范畴作为其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不是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意义上提出问题，更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实践论转向”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而是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思维方式，在素朴实在论的意义上提出问题。因此，以“物质”范畴为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的教科书哲学并没有形成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因而也就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已经实现的哲学革命，更难以为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合理的研究范式和叙述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其根本的解释原则是把哲学视为“关于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论，并由此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理论，逐步地形成了被称谓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结晶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界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一是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而变革了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思维方式“观世界”的素朴实在论的“世界观”；二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主体”出发理解主体对客体的实践关系、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突出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选择”、“反思”、“建构”的作用，从而使“能动的反映论”获得了真实的“能动性”；三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实践——出发去揭示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仅突出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性本质，而且在列宁所指认的“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意义上实现了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统一；四是在历史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历史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改变那种把“历史规律”视为超然于人的历史活动之外的东西的看法，并力图以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去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实现了以实践观为基础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统一。②
“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任务，主要是以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出发点，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程中重建它的理论体系。“体系意识”是整个80年代中国哲学界的主流意识和主导意识。这种“体系意识”的最为显著的标志是，80年代集中讨论的“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问题、“反映论”与“选择论”问题、“辩证法”与“系统论”问题、“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问题，恰恰是作为教科书哲学“体系”的“四大部分”即“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中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具有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更恰恰是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原则而提出的。与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不同，在以“哲学”为核心范畴、以“对话”为实质内容的后教科书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其根本的逻辑起点是对“哲学”的追问，其根本的解释原则是把哲学和哲学史视为“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既以“思想性的历史”去看待全部哲学史，又以“历史性的思想”去看待各种哲学理论，从而把各种哲学之间的“对话”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在对“思想性的历史”的反思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然而，这种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急迫的“体系意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从“理论资源”上说，由于哲学总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特色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因此就不仅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需要重新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80年代，汹涌而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曾经从多方面引发中国哲学界的思考，但是，无论是对“分析”哲学还是“解释”哲学，无论是对“结构主义”还是“存在主义”，都还处于引进、评述而非反思、消化的阶段。对于中国传统哲学，1980年代的哲学界基本上是局限于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而极少触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系统研究，缺少马、中、西的沟通与交流，这造成了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论资源”不足。从发现“理论困难”和创新“理论思路”上说，主要是存在理论深度不够和难以取得共识这两个方面。在1980年代的较长时间里，哲学界主要是盯住“体系”本身作文章，提出或形成了一些互有差别的新体系，诸如“一总三分”或“一总四分”的方案。当超越对体系的构造而触及内容的时候，许多难以弥合的分歧造成了难以深入的争论。
哲学的自我理解，既不是自我封闭的苦思冥想，也不是固执己见的自我认同，而是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以开放的哲学意识为基点，在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特别是当代的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在20世纪90年代的以“哲学”为“聚焦点”的反思活动中，首先是“激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其次是“激活”了对“两大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再次是“激活”了对“两种文化”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为“哲学”奠定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哲学”为“聚焦点”而“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既是后教科书研究范式的重要内容，又为跨入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奠定了两个坚实基础：一是走出了由于“理论资源”匮乏而造成的简单、抽象、空洞的哲学论争，为新世纪的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二是规范着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反思19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和1990年代的哲学自我理解为基础，面向世界与未来，创造性地推进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三、在三种研究范式的“对话”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以“物质—规律”、“实践—选择”和“哲学—对话”为标志的三种研究范式，不仅具有“依次转换”的关系，而且具有“向上兼容”的关系，即：研究范式的转换并不是“取消”或“终结”了先前的研究范式所关切的问题，而是在新的研究范式中重新理解和阐释了此前的研究范式的基本范畴及由此构成的理论内容。因此，在新的世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展开中、西、马的“对话”，而且需要切实地、充分地实现以“物质”、“实践”和“哲学”为核心范畴的三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之间的“对话”。
确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把握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规律，并以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改变世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坚实基础和根本内容，而且是作为关于人类解放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最集中地体现在“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从而“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③。因此，以“物质”为核心范畴、以“规律”为实质内容的教科书哲学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其现实的和理论的根据，而且表达了时代和人民对哲学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教科书哲学的反思，以及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了教科书哲学的研究范式，而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揭示了教科书范式的深层的理论困难，在“回到马克思”的意义上重新阐释了由物质、矛盾、反映、社会存在和规律等基本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当代中国的“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教科书哲学的核心范畴是“物质”，实质内容则是“规律”，而“物质”和“规律”的根本特性则是其“客观性”。因此，如何确认和论证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就成为教科书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真实内容。“实践唯物主义”对“教科书哲学”的审视和反思，正是由此展开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④。在这里，马克思正是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简洁而明确地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哲学”：其一，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看成是直观的反映关系；其二，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思维的能动作用；其三，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旧唯物主义之所以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唯心主义之所以只能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其根源就在于离开“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马克思由此明确地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⑤。在这个根本性的论断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必须以实践的观点看待“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也就是以实践的观点去看待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物质”和“规律”的“客观性”，不能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方式获得“自明性”，而只有在“实践和对实践的理解中”才能揭示和论证其“客观性”；因此，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逻辑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核心范畴并不是离开“实践”的“物质”和“规律”，而是为“物质”和“规律”的“客观性”提供现实基础的“实践”范畴。这是“实践唯物主义”对教科书哲学的“扬弃”，也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内容和真实意义。
哲学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以某种价值诉求而诉诸对真理的寻求和对存在的反思，又以其对真理的寻求和对存在的反思而论证其价值诉求，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是单一的或孤立的存在论、真理论或价值论，而是某种方式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在各种哲学研究范式中，该种哲学理论的价值诉求，从根本上决定该种理论对“存在”和“真理”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出发点并不是以“普遍规律”来“解释世界”，而是以“人类解放”为目的而“改变世界”，因此，“改变世界”的“实践”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揭示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揭示了在这个“否定性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实现的“思维和存在”的历史性的统一，揭示了“思维和存在”的历史性统一中所达到的关于“规律”的“真理”，从而为“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实现了“存在论”和“真理论”的奠基。这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研究范式，也是这个研究范式在实践、主体、价值、历史和选择等基本范畴所构成的概念框架中对教科书研究范式中的物质、矛盾、反映、社会存在和规律等基本范畴的重新阐释。这表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是“抛弃”了教科书哲学的研究范式，而是以新的逻辑基础——实践——升华了教科书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
从理论自身上看，“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是在两个大的背景下形成的：一是对教科书哲学范式的审视和反思，一是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回应和批判。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看，“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形成则是源于两方面的时代性课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一是进入“后工业文明”的“全球性问题”。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实践唯物主义”既要以时代性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而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要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和阐释而回答时代性的现实问题。正是在对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关切中，“实践唯物主义”必须在“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实现为既具有“民族特色”又“走向世界”的“说中国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哲学”为核心范畴、以“对话”为实质内容的“后教科书哲学”的研究范式，正是以这种理论自觉而“扬弃”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
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它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既集中地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不同理解，又集中地体现了对时代性的人类性问题的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的理解，因而集中地体现为既具有某种共同的时代内涵又具有某种原则性区别的哲学理念。对哲学与现实的这种复杂关系的理念自觉，不仅使现代哲学把“哲学”作为反思的核心范畴，而且把哲学之间的“对话”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理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以反思“哲学”为聚焦点而逐步地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又在“对话”中深化了对“哲学”的自我理解，特别是在“对话”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的理解，因而自觉地承担起“实践唯物主义”的双重历史任务：以时代性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而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和阐释而回答时代性的现实问题。
早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提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⑥。在马克思所指认的“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造成“人的自我异化”的“非神圣形象”，就是构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的“资本”；揭露人在“资本”这个“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从而实现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类解放，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诉求和历史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是在对“现实的历史”的深切反思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反省中，逐步地深化了对马克思的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基本内容，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指向的“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理解，并趋向于以“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⑦。
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凸显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中作为基本范畴的“历史”，而且凸显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范式中的核心范畴——“实践”——的“历史性”内涵。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中，作为其核心范畴的“实践”，主要是被理解和阐释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并由此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和阐释为“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中，“实践”则是构成“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方式，“历史”则不仅是“感性的人的活动”过程，而且是这种活动的“结果”即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所创造的“文明”。作为互释性的“历史”与“文明”，“历史文明”或“文明历史”，结晶着人的历史活动，体现着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规范着人类发展的趋势与未来。“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以“实践”范畴为逻辑基础和逻辑起点，把“教科书哲学”研究范式中的“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世界观”变革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从而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此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则以“历史”为解释原则，把“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理解为以“文明”为实质内容的世界观，即具有“时代内涵”的世界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时代性课题集中地体现在：以当代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对世界的当代关系是怎样的？以当代科学为中介的当代人的世界图景是怎样的？以人的当代社会生活和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是怎样的？怎样以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去观察现实和回答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怎样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创建“中国模式”？怎样以“说中国话”的理论自觉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对时代性问题的哲学反思中，不仅寻求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对话”的现实基础，而且实现了与“教科书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两个研究范式的“对接”，并在这种“对话”和“对接”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② 参见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8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7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⑦ 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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