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走向、局限及引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十年来论文,中国农民论文,态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文图书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0)04-0072-04
今天是一个充满影响的信息社会，信息普遍存在并以流量计算。在信息社会里，中国农民对其他社会群体、对整个社会有着怎样的影响？其他社会群体、社会反过来又对中国农民施加如何的影响？这是研究中国农民政治态度需要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当代中国农民研究中，主导“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经济社会问题，诸如“增加农民收入”、“减免农民负担”、“农民工讨薪”、“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将农民的政治问题纳入研究视野的、成为研究主题的课题还很有限，其中的原因可能受制于研究领域或经济决定论范式的缘故。殊不知，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正是条件所限而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没有也不可能是自发走向中国政治发展和进步所需要的轨道。所以，有意识地塑造、引导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对于改变其弱势地位、进一步推动“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快速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及其基本走向
把种地之人叫作农民，实质上是将农民概念地理化、职业化，根本没有体现农民的社会人格化和政治人格化的特性。研究“三农”问题，采取经济社会价值取向是必要的，但不能没有政治价值的取向和主题。也许现在还未到大谈农民政治问题的时候，因为“农民的政治被限定在村庄社区内部，农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既缺乏纵向的政治参与，又缺乏横向的自治组织，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显得无足轻重”。[1]然而认清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走向，识别其局限，并给予足够的塑造和引导，对于解决当前中国重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都是相当必要的，这是学者和政府领导人必须首先认识到的。
1.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内涵。在心理学以及与心理学相关的交叉学科如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中，态度及态度改变是一个核心范畴。态度“是对待任何的人、观念或事物的一种心理倾向”，“它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成份”。[2]而政治态度实质上是指人们对待政治现象和政治活动的认知、情绪、意向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心理倾向。就农民的政治态度而言，它是指农民的政治心态、权威认同以及民主信心等政治素质的综合形态。按照组成成分，可以将政治态度分为个人的政治态度、非政府的政治态度和政府的政治态度三种。在此，不妨借助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工具——态度系统来研究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态度系统包括人们对社会事物的各种反应，分作行为本身、意向、观念(包括信念和认知)、情感反应和态度本身五种类型，态度实质上就是建立在认知、情感反应、行为意向以及过去行为基础上的评价倾向性，认知、情感反应、行为意向不仅与态度高度关联，它们之间也不是独立和分散的，关于某个事物和问题的态度、行为、认知和情绪就构成了一个人特有的整体反应系统。根据态度系统，我们可以构建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系统(如下图)：
在这个系统中，我们不妨以当前选举情况对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加以分析。农民的政治态度、政治认知、政治意向、政治情绪和政治行为具有相互关联性，任何一个部分的改变都可能引起其他部分的变化。其中，农民的政治态度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农民在政治上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也即应该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对政治意向、政治情绪和政治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假设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如图中所说的“我赞成直接选举”，那么，这一态度改变会至少对两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过去的政治态度，一是当前的政治意向、政治情绪和政治行为。“我赞成直接选举”的形成和确立，会使中国农民或者放弃间接选举，或者根本转变过去的消极的选举态度，从赞成间接选举到赞成直接选举，从不关心政治选举到政治选举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赞成直接选举”的形成和确立，还会对当前农民的政治意向、政治情绪和政治行为产生积极作用，在政治意向上表现为“我计划在温饱解决后参加政治选举投票”，这是政治态度变化所具备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农民的政治热情会逐渐释放，参与度也会不断提高；在政治情绪上表现为“我对目前具备直选条件的仍实行间接选举十分不理解”，说明政治态度改变之后对具备条件的政治实践仍然没有变化所释放的一种政治情绪，如果这种政治情绪长时间得不到正确引导，将不利于政治系统的稳定运行；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我给总理写信，反对现在的间接选举”，这是政治态度变化的原始实现形式，如果总理和国家机关给予肯定批复，那么意味着中国农民实践自己的政治态度的活动行将拉开序幕。
当然，在我们论及中国农民政治态度与其政治意向、政治情绪和政治行为的关系时，不可忽略政治认知这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经验表明，对于一个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重要性缺乏必要认识的人来说，其选举态度明显不端正于那些有着深刻认识的人，对于选票的渴望没有态度端正的人期望值高。这一事例恰好说明政治态度的形成和转变是有条件的，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与其政治认知水平有关，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等。所以，当前我国政府在改善民生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包括学有所教、病有所医、增加收入、扩大就业等，实际上是为提高国民的政治认知水平和塑造良好的政治心态创造必备的条件。
2.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走向。要对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走向做一个清晰而又准确的描述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农民在地理空间上分布广阔、历史情况复杂，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又具有明显差异。就科学教育文化而言，城乡二元结构仍未根本改变，受此影响，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也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格局之中，其基本走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政治心理健康而稳定，政治态度明确而积极。具有这种政治心态的主要为经济发达地区及纳入城区的农民，为农民中的少数人，他(她)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法律意识较强，民主管理观念积淀较深，比较关心政治，尤其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如国家制定有关土地政策、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治活动比较关注。这一群体的岁数大多为20至50岁，他(她)们具备了参与政治的基本条件和能力；第二种情况是政治心理稳定却缺乏热情，政治态度明确却十分保守。这是中国农民中的大多数，分布极其广泛，他(她)们深受历史因素和经济教育发展水平的约束，一般为文盲、半文盲或者小学文化程度，他(她)们最大的愿望是过上住有所居，吃穿不愁，有学能上，有病能医的小康生活。这些农民在政治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对村务比较熟悉，关心村务，对那些似乎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大政治”缺乏热情和积极性。这一群体的岁数大多为成年农民；第三种情况是政治心理不稳，政治态度极端。这也是中国农民中的少数人，他(她)们的经济、教育、收入等条件处于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的农民中间，为农民中的“富农”阶层，有一定的非农产业经营，大多数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容易见风使舵，蛊惑人心，容易被人利用，政治心态不稳，容易走极端，是农民政治甚至整个中国政治的危险。
将上述三种情况加以概括，可以得到中国农民政治态度走向的直观视角：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状。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走向无疑是一种常态，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农村发展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有调查研究表明，农民对民主政治的支持程度比较高，公民意识正在形成和加强。他们希望扩大选举范围，选举能对自身发展有更大权力的“大官”。[3]还有一些抽样调查显示，对国家政治发展有信心的农民占57.6％，对国家政策及农业政策关注和满意的分别占到52.0％和64.6％，这是仅就农业劳动者来说的，如果加上农民工、村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上述比例也要高些。[4]
二、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局限性
尽管中国农民越来越关心政治，其政治能力在不断提高，政治能量在不断积累，但任何事物均有两个方面，在肯定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中国农民由于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而使得其政治态度的张力和政治能量的巨大潜力未能充分发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
局限性之一，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明显。政治实质上是为利益而生的，政治作为一种工具就是用来维护、发展和实现一定的利益的，没有利益的纯粹政治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著名政治哲学家拉斯韦尔在其所著的《政治学》中开宗明义，认为“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难怪一些谙熟中国农民生活的著名学者如费孝通、明恩溥等在他们的著述中很难见到有关中国农民的政治生活的描述。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在几千年专制统治下中国农民的政治生活本来就少得可怜。如此的政治文化积淀对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当然，这只是中国农民政治态度中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的历史传统因素。拉斯韦尔更深入论述到：“权势人物是在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们。可望获取的价值可以分为尊重、收入、安全等类。取得价值最多的人是精英；其余的人是群众。”[5]据上所述，中国农民政治态度具有利益倾向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相结合来考量其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而仅从单纯的个人利益出发实施政治选择活动。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表现在个人利益往往多于整体利益。对中国农民比较熟悉的人都会得出一致的认识：在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活动如上访、是否参加村委会选举甚至一些聚众闹事都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产生这一局限的根本原因在于小农经济环境和教育文化制约的狭小政治视野。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他们只支持自己的亲属或与自己有关的熟人做基层组织的带头人，缺乏从组织带头人与组织发展的关联性高度考虑支持所要选举的人；同时，他们对更大范围的政治缺乏敏锐性和积极性，认为这类政治活动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这或许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传统的依附心理”[6]所致。
局限性之二，盲从、冷淡、消极、保守是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主导。中国农民盲从、冷淡、消极、保守的政治态度虽然深受来自传统、经济文化生活等因素的约束，但政治认知水平的有限性影响了农民的政治视野，也严重制约其政治态度。在此借用坎贝尔等人发明的“政治功效感”来说明中国农民主导政治态度可能更具说服力。“政治功效感”指政治成员对政治系统输入、输出影响能力的主观感觉，是“个体认为其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一定有或能够有影响的感觉”。[7]在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功效感极差，从而缺乏政治信心。在广大农村，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没有组织可以利用，一些政治活动体现的是个人行为，涉及自我力量和主观能力，一旦这些政治活动失败，就会影响政治信心和政治态度。主导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盲从、冷淡、消极、保守还与中国农民的责任感有关。这里所指的中国农民责任感，包括公民责任感、政治信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客观而完整地分析这一问题，可以发现中国农民的责任感特别是政治责任感没有其他阶层强烈，这与农民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有关。无论是公民责任感还是政治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化这一过程来实现的，特别是学校的公民教育。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7年，我国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和国家级贫困县。这样的教育状况与农民的简单生活方式、狭窄的社会交往方式决定了其政治信任感的松弛现实。如果认为中国农民支持和认可现存的政治体制机制而具有政治责任感，那不是农民对政治系统本身认知的结果，而是由政治系统运行给农民带来的真真切切的实惠的缘故。否则会对现存的政治体制机制产生疏离感，即便没有过激行为发生，但其政治心理和政治态度已经与现实政治统治所需要的方向发生偏离，为政治危机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局限性之三，中国农民政治态度对中国政治发展和进步的张力还很有限。历史上一些统治者试图将农民与国家政治做出人为的分割，认为农民懂得政治、参与政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焚书坑儒”、拒绝农民接受教育都是历史上一些统治者政治统治技巧拙劣的表现。中国农民政治态度对中国政治发展和进步的有一定张力，表现为农民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推动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改革，失地农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提出的诉求推动了高层政治对社会保障制度和有关政策做出的相应调整，农民工对拖欠工资、子女就学的强烈反响引起高层政治的高度关注。正是为了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自身利益，农民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多而现实的基层民主管理又不能破解，于是才有农村基层组织的一些变革，如村民自治、村务公开、实施“海选”等。尽管也有一些集体上访、群体突发事件等显示了中国农民对更高层次的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但这些推力作用的特征是被动、消极的是政府不情愿的，在某些时候还起到负面影响。如果从政治态度对民主政治发展所起作用角度，我们可以将民主政治发展分为“推力式民主政治发展模式”和“拉力式民主政治发展模式”，政府和公民在这两种模式中的作用正好相反。在“推力式民主政治发展模式”中，政府和公民的作用都是被动的；在“拉力式民主政治发展模式”中，政府和公民的作用都是主动的。在中国民主政治关系格局中，中国农民政治态度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所起作用是被动的，政府在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塑造和引导中主动性不够明显，属于“推力式民主政治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最显著特征是底层群众具有较为强烈的诉求目的并采取集体上访、阻碍交通等手段，问题解决成本较高，政治风险加大，缺乏有序性和规范化。导致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基层组织无力、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阻碍问题解决以及诉求渠道不畅等。
三、塑造和引导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路径
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积极的基本走向，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民政治态度无可塑性或改进的余地，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局限性预示着其可塑和改进的必要性。以下是根据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现状、局限以及国家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需要对塑造和改进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基本路径所做的探讨。
1.构建政府与农民的和谐政治关系，是彰显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张力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里，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必然会降低，即便政府愿望与群众和谐对话也可能无济于事。克拉克在阐述他的政治权力观点谈到人的共同人性时宣布：“问题是黑人是人！无论他如何地位低下、劣等、下贱和卑微，我们都有职责提高和改善他们的地位，为他们提供提高和改善地位的手段。……要求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特权。”虽然作为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学和法学经常将它视为其他价值观的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已经深入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心目中，但就目前中国农民的所处境界来看，中国农民似乎在所有方面只享有“二等公民”的人格和权利。这一状况不仅恶化了农民自身的权益保护处境，而且阻碍了政府与农民之间构筑和谐对等的政治关系，延缓甚至削弱了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张力应有的作用。英国历史学家J·R·波尔曾说：“平等思想的政治力量源于比任何可以表达出来的抽象思想埋藏更深的力量。”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对政治世界的考察时也发现，对平等的要求长期以来造成公民内部纷争和社会不稳定。在政治哲学理论中，不少学者论及政治平等的重要性，包括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里、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柏拉图等。在现实中，要彰显中国农民政治态度对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张力作用，就需要构建一个政府与农民的和谐政治关系框架，将中国农民置于他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应处的位置。那么如何构建这一关系框架？政府可能要站在社会政治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审视和度量。
2.加快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步伐，大力改善农民政治态度所必需的物质文化条件。经济决定政治，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最基本原理。我们不可以设想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农民政治态度的塑造与改进可以离开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科学文化水平。说到底，农民的政治态度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的一部分而已，它必然受到来自经济文化方面的条件制约。所以，那些只给选民以一纸选票而不致力于改善选民经济、文化待遇的政府在发展社会民主方面的虚伪可见一斑。有学者对前苏联农民的政治态度进行研究发现，农民生产生活状况、农民自身接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政治地位影响着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9]以当苏联解体之时，对政治已陷入消极冷漠状况的广大农民对此几乎没有太多的积极反应。这一事例有力说明，无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还是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塑造与改进都不是一句空话和套话。我国政府在秉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不仅要培养和引导农民参与民主的政治态度，更要改进和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条件和能力。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度是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采取了多项措施：在经济上，注重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改善农民生活；在教育上，免除学杂费，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在文化上，实施科技下乡活动，普及农民科普常识。这些措施不仅为农民在政治上的作为更加积极和主动提供了有力工具，而且也对消除政治偏见、真正实现政治平等具有普遍性的重要意义。
3.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加强政府对农民政治态度的积极引导。当前，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表达对象或范围仅限于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对于更高层次的民主政治参与度不高，由于政治体制机制不完善和缺乏积极进取的政治态度等因素，导致政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缺少中国农民的声音和话语，其处境的改善完全处于被动。所以政府在引导、塑造和改进农民政治态度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要站在人类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和构建农民与政府的对等关系，而不是将农民视为另类公民去对待。基于此，政府除了通过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外，还要广开农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门路和渠道，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不断扩大选举人大代表和公职人员的范围，采取多种方式吸纳和听取农民的提案、建议、意见等，对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亲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可以采取听证会、网上投票的方法和形式，引导其广泛参与，还可以通过报刊、电视、电台、网络等不受地域、时间限制的大众媒体，让其参与到行政管理、执法监督、廉政建设中来，发挥其政治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某媒体调查显示，“71.9％公众认为网络表达成为中国式民主的新通道”。[10]同时，还可通过培训等途径向农民宣讲有关政治参与的法律程序，对农民传统和不正确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加以正确引导，舍弃崇拜权力、人治、等级等陈旧观念，树立权力属于人民、依法治国、人人平等的新观念、新思想。中国农民与中国中产阶级相比，其政治态度可塑性较强，引导和塑造的成本较低。因为中国农民没有中产阶层拷贝外国政治模式的欲望，[11]不会造成对现成政治模式的不信任。如果社会转型中较好地调整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引导了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并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话语渠道，释放更大的政治行动空间，那么由农民造成的社会动荡风险就会大大降低。这些措施既可正确引导农民有序、理性地政治参与，广泛吸纳意见，反映诉求，也能提高政府决策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4.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消除阻碍农民政治态度健康发展的制度短板。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将农村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规划，缩小城乡经济文化差距，必须消除阻碍城乡融合的户籍制度，必须消除具有歧视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消除中国农民“二等公民”身份，还农民以真正的公民权，因为农民公民身份的获得过程，“也就是城乡居民之间权利义务、农民与政府之间权利义务、农民公民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构大调整，即消除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使农民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身份地位。”[12]这是塑造和改进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政治途径，其责任在于国家和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