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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10）04-0055-04
作为记体文中的一类，宋人学记之名称、内涵与《礼记·学记》都有着极深的渊源。宋仁宗庆历四年颁诏大兴学校，学记遂应运而生。所谓“因念国家大兴学校，三十年来，凡作孔子庙记、州学记者遍天下，殆千百数，烂漫甚矣，古未尝有也”[1](卷21)，其创作可谓盛况空前。“熙丰变法”再一次促进了学记创作的繁荣，其后终宋皆蓬蓬勃勃，未见衰态。学记除了伴随宋代官学、私学的发达应时而兴以外，这一文体的成熟与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密不可分。范、李、欧、曾、王、苏等古文家之作遂光照万世，“千古不可磨灭”。
一
学记兴于宋仁宗庆历年间，其源则要远溯到《礼记·学记》。《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南宋陈骙《文则》云：“自有《考工记》《学记》之类，文遂有记。”[2]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亦云：“记之名，始于《戴记·学记》诸篇。”[3](P41)《礼记·学记》的功能在于“建学立师”和“建学造士”，即郑玄所云“名学记者，以其记人学教之义”[4](P387)，其重要性在于“为三代圣王教科之书”，“世世教士当以此为法”[5](卷15)。宋代自庆历四年颁诏州县立学，学校大兴，学记始盛，这无疑承传了《礼记·学记》“建学教人”之宗旨。正因如此，宋人学记中的名篇名作大多“从学立言”而“明于学校之本”，也即“图治之本，惟学为先”，“国家崇学求贤”、“得材贤而教育之”之意。正因为“《学记》言古者学校教人传道授业之次第，与其得失兴废之所由”（《钦定礼记义疏》卷首），所以，不论从名称还是内容功用上，宋人“学记”都可以说于千百年后，不折不扣地成为《礼记·学记》之再现和重生了。
学记成熟并兴盛于宋初有许多原因，“庆历新政”、“熙丰变法”以及“古文运动”是最重要的几点。首先，“庆历新政”之“庆历兴学”是宋人学记兴起的最直接因素。我们知道，学校尤其是地方官学是学记的载体，没有学校或学校的发展，学记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记的繁荣就无从谈起。作为庆历新政的领袖，范仲淹有功至巨。他于庆历四年（1044年）领导的兴学运动，顺势带动了宋人学记的兴盛。范仲淹有丰富的教育办学经验，曾主讲于应天府书院，两次主持国子监，支持胡瑗开办苏州郡学，聘请李觏到润州讲学，故于学校教育之意义有深刻的认识，对学校教育之“成就人才”、“长育人才”的重要性极为了解。他认为，“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上执政书》）他深信治理天下需要培养人才，而人才的获得必须出自学校，如《邠州建学记》所云：“庠序者，俊义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并用此道，以长养人才，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朝安，期明显之效矣。”当时的状况是，“朝廷并不以开办学校为大事，尤其对地方官学，且有诏令不许州县官随便开办”[4](P12)。于是，庆历四年，范仲淹借“参贰国政”之机，“亲奉圣谋，诏天下建郡县之学”[6]。地方学校的逐渐兴起，标志着学记这一文体繁荣时代的到来。
在庆历新政中，作为范仲淹政治革新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李觏的《袁州学记》和欧阳修的《吉州学记》无疑用文本的形式宣言了对“庆历兴学”的拥护和支持。欧阳修的作用尤其体现在“古文运动”中，李觏则是范仲淹庆历兴学的最有力配合者。李觏《袁州学记》可以说吹响了宋人学记兴盛的号角，该文“议论关涉，笔力老健”（楼昉《崇古文诀》），“熙宁、元丰间馆阁第天下学记，以袁州为冠”。《袁州学记》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李觏一生以教学为业，可谓“明于学校之本者也”。其早年仕途淹蹇，曾应郡守祖无择之邀主持南城官学，又别创盱江书院，“从而师之者，恒数十百人”（同上）。后结识范仲淹，应聘到润州讲学。范仲淹荐之于朝，晚年为太学助教、直讲，权同管勾太学。另一方面，范仲淹对李觏的赏识提拔及李觏的终生教学经历，无疑使李觏成了“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和“庆历兴学”的有力执行者。《袁州学记》遂应时而生，被人誉为“昔馆阁第天下学记，以袁州李泰伯所作为第一”，成为宋人学记的旗帜典范。此外，“李觏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又是王安石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者”[4](P12)。对于宋人学记而言，他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接下来，王安石“熙丰变法”再一次借助政治力量把宋代兴修学校推向高潮，同时也把学记文体之创作再一次推向高潮。“庆历兴学失败后，州县兴学之诏虽未撤销，但实际上已是有名无实”[4](P134)。即王安石所谓“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4](P134)。与范仲淹一样，王安石在变法改革中，深感“天下之人才不足”，故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而“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乞改科条制》）。这样，王安石从中央官学之国子学、太学到地方郡县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为其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其《明州慈溪县学记》所云：“天下不可一时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亡于天下。”可见其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和改革学校的坚定信心，所以，他在虔州、慈溪、繁昌诸学记里既重申了他的论学主张，也可视为它变法中学校教育政策的补充。
“庆历新政”和“熙丰变法”只不过揭开了宋人学记兴起的序幕，其繁荣和成熟则要依靠文学思潮本身来完成。文学运动和政治运动往往并行不悖，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正是文学革新对政治改革的呼应。这次文学革新在催生了众多古文大家的同时，也繁荣了古文，繁荣了学记。李觏、欧阳修、王安石之学记之所以成为宋人学记中的名篇，大为后人所称赏，这固然与他们极深的文学素养和秉赋不可分开，但亲历“兴学”政策的政治改革家身份，无疑使他们更能切实体会和领悟“建学立师”和“长育人材”的重要，故而在“学记”写作中总能要言不烦，深中肯綮，最终成为学记文体中的典范。曾巩、苏轼等古文家则通过自身卓越的学记创作，为这次文学运动推波助澜。
二
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杰出成就，为历代文人所瞩目，所景仰，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也因此成为历代总集选本的必选之作。总的来说，“韩柳”与“欧曾王苏”之古文成就各有千秋，未可轩轾。不过，宋人有“学记”这一文体为古文苑囿锦上添花，确让唐宋古文显出某些不同来。学记以古文大家李觏为翘楚，欧、曾、王、苏等为代表。历代评论家对宋人学记好评如云，这在历代总集选本如《宋文鉴》、《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钞》、《御选古文渊鉴》、《御选唐宋文醇》等对李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诸家学记的选评中可以得到证明，从中也可总结出学记这一文体的文体特征。
李觏以一篇《袁州学记》冠绝宋人，“当时及后世多称之”，与“京兆章友直篆额、河东柳淇书世号三绝”。这绝非偶然，其价值是由“高远宏大”的思想内容和“锋锷逼人”的艺术风格共同铸就的。《袁州学记》以“词旨严练，锋锷逼人，有振衣千仞之概”为人所称道，尤能于“忠孝大节处发明”，故有学者认为“比欧曾王应实过之”。其文“关系世教”，所谓“一有不幸，犹当伏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云云，故而能“万世不磨灭”也。正如朱熹所云：“往时李太伯作《袁州学记》，崇诗书，尚节义，文字虽粗，其说振厉，使人读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气。”[7](P2957)谢枋得所评更为直接明朗，其云：“本朝大儒作学记多矣，三百年来人独喜诵《袁州学记》，非曰笔端有力，有光焰，超然不群，其立论高远宏大，不离乎人心天理，宜乎读者乐而忘倦也。叶水心云：‘为文不足关世教，虽工无益也。’可与知者道。”[8](卷6)李觏《袁州学记》之特立独出，既与庆历兴学的时代政治环境和其一生从事教学办学的经历有关，也与该文“关乎世教”的理学思想密不可分。
李觏《袁州学记》之后，古文大家欧阳修《吉州学记》，曾巩《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王安石《虔州学记》、《繁昌县学记》、《慈溪县学记》以及苏轼《南安军学记》等都是宋人学记中的名篇。如明茅坤评《慈溪县学记》云：“予览学记，曾王二公为最，非深于学不能记其学如此。”[9](卷87)清蔡世远评《吉州学记》云：“欧曾学记虽于道之大原未能洞彻，学者下手工夫未能亲切指示，然从经史中几经研究，议论正大，文笔茂美，卓然儒者之文。”[10](卷26)都显示了欧曾王学记的独特地位。
欧阳修《吉州学记》乃宋人学记中的“典型之文”，其内容“思见道化之成”，乃“格局阔大，波澜老成”，“和平而工者”。其“意思气象俱胜，句句切庆历吉州之学，其中照应极绵密。长史批分三段看：前言宋之学久而后立，而归美于天子；次言吉州之学不久遂成，而归美于李侯；后言学之道又必久而后成，以深致责望后人之意，尤觉神理警动。”[11](卷38)此“分三段看”与杨庆存先生所云“欧阳修《吉州学记》先述朝廷诏令立学，次叙吉州学校兴办经过与规模，而以议论教学方法，想象教育效果作结”[12](P198)有异曲同工之妙。元刘诜认为“自宋庆历欧阳公作学记以来，殆未始过此”[13](卷1)。元刘岳申更称“天下学记，惟欧阳公以道德明秀，可为公卿者望”[14](卷6)。
关于曾巩筠州、宜黄两学记，明王慎中称“皆谓之大文字矣”，前者“开局甚宽，收束甚紧，题之前后意无不到”，虽“不如宜黄记所见之深，而其行文亦属作者之旨”；后者则“直从学立言，所以深避筠州一记之雷同，而昌明博硕，无非经籍之腴润，诸学记中罕见其匹”[9](卷105)。朱熹对曾巩这两篇学记尤为称赏。宋吴泳云：“古今文人学士见诸纪载者不知其几，而文公独取古灵先生《天台孔子庙记》，曾南丰《宜黄》及《筠州》二学记，盖华藻之辨易工，而义理之文难好也。”[15](卷31)这也因为“曾文多本经术，议论亦平实，故朱子喜读之”。其中，《宜黄县学记》尤为人所称道，清何焯称其为文“宏肆，自汉代以来能为如此之文者，不过五六人耳”[11](卷42)，而蔡世远则认为其“比吉州、慈溪学记更说得详明亲切，有学识，有笔力，此种文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堪与《原道》并传”[16](卷11)。茅坤更标榜其“非深于经术者不能，韩、欧、三苏所不及处”[9](卷103)。可谓褒美过甚。可见，不论从古文笔法着眼，还是从义理教化来看，都给予二学记以极高的评价，这在宋代朱熹已经如此。
王安石《虔州学记》、《繁昌县学记》和《慈溪县学记》俱为人所称道。宋方大琮云：“观荆公学记，则赣剽悍，殆风气使然。绍兴后来之变，殆亦有以激之。”[17](卷17)其《虔州学记》“论议却自醇正，文章极其疏古”[18](3集卷39)。《繁昌县学记》和《慈溪县学记》为“皆说得正大”和“关涉大”之文。[19](卷64)其中，《繁昌县学记》“论学处亦最确”[9](卷87)，而《慈溪县学记》“与《虔州学记》皆借一州一邑发挥大议，闳阔重厚之文”[18](3集卷39)。其“前半论学与子固宜黄一样，介甫特欲为简括之笔耳”[18](卷11)。作为唐宋古文大家和宋人学记之最，曾、王俱有“创体之功”，但如其古文一样，风格却自不同。蔡世远评《慈溪县学记》云：“曾、王之文始用长句，不古不时，自是创体。然王虽长句，犹有峭劲气，曾则以平达胜也。”可见，即使从几篇学记之中也能反映出他们各自的散文风格和不同之处来。
苏轼《南安军学记》淡宕涣散，与欧阳修、曾巩之文又自不同。唐顺之对此云：“苏文本尚驰骋，而此作《南安军学记》尤涣散，不肯受约束，然惟长公可耳，欧、曾集内无此也。”正因其文“淡宕不可为法”[11](卷140)，难成学人楷模，故不能与李觏、欧阳修、曾巩等作品一样成为宋人学记的创作轨范。
南宋学记以朱熹、叶适、魏了翁等理学家为代表，而“书院记”尤为发达成熟，并成为理学家传播道学的发源地和学术交流载体。在这样的学术风气濡染下，南宋诸子学记都从“高文醇理”和“有资教化”等方面打上了时代的深深烙印。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宋人学记的文体特征和写作规范作一简要总结：
首先，学记以叙事为正体，杂以议论为变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3](P145)作为记体文的一类，学记也不例外，以叙事为正体，杂以议论者为变体。如王应麟《玉海》载：“西山先生曰：‘记以善叙事为主，前辈谓《禹贡》《顾命》乃记之祖，以其叙事有法故也。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论体。’词科所试，唯南渡前元丰《尚书省飞白堂》等记及《绍兴新修太学记》犹是记体，皆可为法。”[20](卷204)杂以议论者，则为人所讥嘲。如蔡絛《西清诗话》云：“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云：‘此乃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21]尽管如此，但宋人散文尚议论，以议论为主，记体文自不能免。所谓“欧、苏以下，议论渐多，则记体之变，岂一朝一夕之故哉”[22](P145)？这当然包括欧阳修、苏轼之学记的议论成分。这样，大抵学记文体，“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于范、欧、苏、张（文潜）、朱熹等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宋人学记中的名篇如欧、曾、王、苏之作也大体如此。
其次，学记或以道“教学之意”，或以见“忠孝大节”。学记乃“建学立师”之意，故为文以“从学立言”、“明于学校之本”者为主。如朱熹云：“南丰作宜黄、筠州二学记，好，说得古人教学意出。”[23](卷71)所谓“说得古人教学意出”，正指出了宋人学记之渊源于《礼记·学记》以及孔子《论语》的实质。茅坤称赏王安石《繁昌县学记》“论学处亦最确”。但宋人学记之冠之最佳者如李觏《袁州学记》则以略于论学，而从“忠孝大节”之大处议论为贵。如《书李觏〈袁州学记〉后》云：“觏之言略于四代设学之规，惟以忠孝大节进勉诸生。至于慷慨激昂，洞见肺膈，使人有所动而有所畏，其可谓明于学校之本者也。”[24](卷首)清蔡世远也云：“欧曾王学记叙三代之学甚详，此（《袁州学记》）独点明一笔，从忠孝大节发明，朱子谓其从大处起议论者也。”[14](卷10)这种着眼于“高文醇理”、“有资教化”的视角，显然与宋谢枋得所谓“人心天理”“此等文章关系世教，万世不磨灭”，朱熹“崇诗书，尚节义”以及黄震“思见道化之成”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学记要就题立意，借一州一邑有所发明，方为得体。学记之“建学立师”的题材限制，如果只是泛泛而谈，此记可挪于他记，便有雷同重复之嫌，毫无新意可言了。故王应麟《辞学指南》云：“所谓立意，如学记泛说尚文，是无意也。须就题立意，方亲切。柳子厚《柳州学记》说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此两句便见岭外立学，不可移于中州学校也。”[20](卷204)因此“《琼学记》文鄙拙，不足有所发明。”[25](卷53)而王安石《慈溪县学记》“与《虔州学记》皆借一州一邑发挥大议”，故能成“闳阔重厚之文”。
学记自《礼记·学记》滥觞，经历漫长的孕育，宋人又令其勃然焕发生机，在中国古代散文文体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宋人学记不但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以众多名家名作丰富了宋代古文园地，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教育、哲学等其它领域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收稿日期：2010-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