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党的纯洁性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纯洁性论文,条件下论文,利益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2)12-0013-05
随着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1]。这种变化表现在利益关系上，就是形成了利益关系的多样化。这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利益格局的主要特征，也是党的纯洁性建设所处的时代环境。利益关系多样化为党的纯洁性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一、我国利益关系多样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形成了利益关系多样化的基本格局。
(一)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成员利益获取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主要特征就是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制外“两栖人”及其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随着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体制的逐渐式微，以自由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成员大流动格局基本形成。这些社会成员走出了传统体制，但又没有被新的管理体制真正吸纳，成为“即此即彼”而又“非此非彼”的“两栖人”。从利益实现的角度看，“两栖人”的突出特征就是权利实现的“分体化”，即在传统社会组织方式中获取政治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民权利，在新的组织方式中获取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生存资源。这在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流动性社会群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二是体制内社会成员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后，体制内成员的利益实现方式实现了多样化。他们在体制内获取社会身份和社会保障等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生存资源的同时，又充分运用各种资源从体制外获取社会认同和物质资料等个人发展性资源，成为在两种体制中“共赢”的社会群体。利益获取方式的多样化成为当前最主要的时代特征。
(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突出特点就是各类社会群体大量出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发生了急剧变动，各种新兴社会阶层应运而生，“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2]286。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取代了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二是随着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以各种纽带而结成的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出来。常见的类型有以业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以乡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如同乡会；以共同的志趣爱好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如各种学会；以学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组织，如校友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社会组织之间界限不分明，大多是相互交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单个社会成员往往因此同时具有多种组织身份，成为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的“社会人”。这些社会组织既承载着我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也携带着现代社会文明元素。无论是“紧凑型”的行业组织还是“松散型”的同乡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或强或弱的利益诉求，它们是当代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重要参与者。
(三)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
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利益表达方式也呈现多样化特征，出现了制度化利益表达和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并存的局面。所谓制度化表达就是利用现有的如人大、政协等正式政治渠道，将有利于自身或本群体的利益诉求传递到决策体制之中，从而形成有利于本群体利益实现的公共政策。所谓非制度化表达就是利用论坛、博客、微博、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各种传媒，为有利于本群体公共政策的形成营造适宜的舆论氛围，最终促成这种公共决策的形成。带有明显倾向的第三方表达也属于非制度化表达。近年来出现的、借助暴力等极端方式、以个体性或群体性事件为主要形式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同样属于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利益表达方式多样化是不同利益群体在利益分配中激烈竞争的外在表现。从根本上说，利益表达方式多样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利益群体在制度化表达中的话语权不对等，拥有更多话语权的群体倾向于制度化表达，而拥有话语权少或没有话语权的利益群体更倾向于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但无论属于何种类型，利益表达方式多元化已经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社会特征。
(四)思想观念的多样化
利益获取方式多样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出现和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多样化。而且二者逐渐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呈现多样化特点。从总体上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仍然是当前社会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利益多样化的条件下，一些与不同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相适应的新的思想观念也孕育出来。尽管各个群体之间的根本利益没有冲突，但不同的群体总是从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出发，构建起有利于维护本群体利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评价标准，极力维护这种观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于是就出现了思想意识领域中的“百家争鸣”，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占主导，多种非主流观念并存的局面。“人们思想活跃，各种观念大量涌现，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相互交织，进步的观念和落后的观念相互影响，这是难以避免的。”[2]82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相互竞争、相互激荡的局面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开始出现。
(五)“双重人格”利益群体的出现
在利益多样化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并存，社会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使得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实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利益获取方式上，他们既不能完全依靠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又不能完全依靠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游走在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在文化认同上，他们既想坚守传统文化，又愿意接受现代文化，游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价值观念上，他们既想坚守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又崇尚某种非主流价值观，游移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这是一种典型的“即此即彼”又“非此非彼”的“候鸟式”群体。组织归属和角色定位的混乱使这个群体具有“双重人格”。这种“双重人格”在政治生活中明显地表现为政治立场的不坚定性，尤其是涉及利益选择时波动尤为明显，容易秉持“这样也行，那样也可以”的“中间”立场。这种人格特点既表现在一部分公职人员身上，也表现在一部分普通公众的身上。这种由于利益角色叠加而带来的社会认同混乱对党和国家建设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
二、利益关系多样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冲击和挑战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民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32马克思的这段话，揭示了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分析利益关系多样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冲击与挑战。从总体上说，这种冲击与挑战集中表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各个方面。
(一)对党的思想建设的冲击与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是思想观念多元化和非主流思想的出现，加大了我们党维护主流思想观念的难度，尤其是加大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难度。在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内依然存在诸如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以及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等激烈的争论。当前，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在党内还有很大市场。此外，如何破除西方社会模式和民主政治的“样板效应”也成为党的理论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过程中，少数党员干部都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国家民主模式作为“参照物”，要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以西方现有模式为参照，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同形成挑战。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增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4]，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始终是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对党的组织建设的冲击与挑战
这种冲击与挑战就是影响到党的人才选拔政策的贯彻执行。能否培养、造就和使用大批优秀人才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5]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人才政策。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除了现实的直接的物质利益之外，一些重要公共职位等政治资源也会成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争夺的对象。一旦这些公共职位被少数利益群体所控制，这些公职人员也会成为这些利益群体的“代理人”，这些利益群体也因此在未来利益格局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当前，我国腐败期权化趋势已经明显地昭示了这一点。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建设，铲除各种人为的利益陷阱，排除利益群体对人才培养的影响，为各类人才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制度环境，真正做到“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5]，这是新形势下党的组织建设必须要解决好的难题。
(三)对党的制度建设的冲击与挑战
这种冲击与挑战主要表现在我们所建立的各项制度能否真正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利益的分配严格遵循着总量守恒定律，一个利益群体的得到就意味着其他群体的失去。实现利益协调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制度建设。利益多样化对制度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到事关党自身建设的各项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二是影响到全局利益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在通过发扬党内民主来建立健全党内决策制度和通过发扬人民民主来制定重大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党将不得不面临集权与分权、民主与集中、传统与现代、改革与稳定等诸多“两难困境”。如何摆脱这些困境，实现各种利益的合理表达和有效平衡，增强制度建设的实效性，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这将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考验党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四)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冲击与挑战
这种冲击与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何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确保党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党的发展实践证明，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5]在新形势下，我们党如何坚持做到“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如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何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的严峻考验。在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条件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建立健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丰富、畅通各个利益群体利益表达的通道，让公共政策真正成为实现、发展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工具，防止优势利益群体的利益结盟及其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掠夺，防止优势群体联盟独享社会发展成果。
(五)对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冲击与挑战
这种冲击与挑战主要表现在利益关系多样化给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添加了新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体制的式微和新体制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体制过渡带来的腐败机会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这决定了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过程。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公职人员面临的利益诱惑不断增多，与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主要行业、关键部门和重要岗位的廉政风险进一步上升，预防腐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一些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双重人格”的负面影响在党内生活与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步地表现出来，进一步腐蚀一部分公职人员和社会公众的自律机制。
三、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党的纯洁性的内涵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就要求把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把利益关系协调能力建设作为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要内容，逐步提高党组织协调复杂利益关系的能力。
(一)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机制
用党内民主的手段解决党内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积累的基本经验。在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条件下，保持党的纯洁性，从根本上说仍然要靠党内民主。发扬党内民主的核心就是确保全体党员的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参与权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权利，建立健全确保党员基本权利得以实现和保障的基本制度，进一步提高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公开化的水平。发扬党内民主的关键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党内决策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党内直接民主的范围，扩大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范围，建立健全更加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评价和监督制度，防止权力沦为少数党员干部谋取私利的工具。深化党内决策制度改革就是要扩大民主决策的范围，将党内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公开化，消除党内重大决策的神秘性，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发挥其利益调控功能
发扬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重要保障。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必须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要求，逐步实现从“替民做主”向“让民做主”转变，使这一制度更好地适应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新形势。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应进一步增强人大代表代表的广泛性，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在利益表达中的作用，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利益协调中的重要作用。增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广泛性是尽可能地在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合理分配代表名额，让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都能够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得到表达。发挥代表作用就是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不断提高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保证人民代表更好地代表人民。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利益协调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在利益协调中的立法、监督、质询等功能。
(三)发扬基层民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治理是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最主要途径。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治理是依靠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一整套的民主机制来保障和实现的。当前，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机制数量不足与运行不顺畅是两个主要问题。数量不足主要是指公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机制不足，范围相对有限。当前，我国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机制主要有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单位职工代表大会这些社会治理层面。运行不顺畅主要是指这些机制行政化色彩太浓，一些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以在这一机制中得到解决，严重影响到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尽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兴起的网络政治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显现，但其利益表达和维护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出来。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话，党就有可能成为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悬浮型”政党。
(四)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巩固全党团结的思想基础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党的团结和实现党的思想的高度统一，这是我们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5]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条件下，加强党员干部教育主要解决好“为谁服务”和“为谁用权”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时代思想的精华，也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思想保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党，须将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探索提高教育实效性的具体途径，建立健全党员干部思想道德评价体系，完善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制度体系。通过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巩固和强化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筑牢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五)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治国战略
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这是发达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国的既定战略。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条件基本具备。在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条件下，必须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尤其是建立健全社会立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用法律和制度制约各个利益群体的行为，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5]和“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4]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共识，并用生动的政治实践把这种观念转化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实际行动，切实用法制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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