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生产率论文,美国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5年开始，在新经济的背景下，美国劳动生产率扭转了过去20多年来的低增长状况，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快的持续增长势头。由于数据修订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现象起初并没有引人注意。但是，2001年以来随着这一势头不断加强，美国宏观经济决策者和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这一问题。2007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专门单列一章分析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也多次提到劳动生产率增长对美国经济及货币政策的影响，白宫行政和预算办公室(OMB)及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分析预测美国经济及预算方案时，都把劳动生产率增长纳入了重点考察对象。那么，为什么在其他发达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的情况下，美国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旺势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1995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特点
1.劳动生产率增长加速，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减弱。从历史角度看，劳动生产率一般与经济周期紧密结合。在经济复苏和扩张期，劳动生产率增长加快，而在经济衰退时，劳动生产率增长减慢，甚至下降。但1995年以来的情况有所不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前20年几乎提高了一倍，同时增长的稳定性明显提高。这期间，虽然经历了两次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1年经济衰退、9.11打击、公司丑闻、油价飙升等不利因素的冲击，美国劳动生产率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尤其是2000年以来，更是达到战后的最高峰，年均增长率高达3.1%（表1）。
2.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日益突出。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一般可以分解为三个：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劳动技能的提高(increasing in skill)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TFP gains)。三者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不同时期是有区别的（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资本深化（贡献率为0.3～0.4)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贡献率为0.5～0.6)带来的，劳动技能的影响不大（贡献率只有0.1)。进一层看，2000-2005年与1995-2000年相比，资本深化的速度基本没有变化，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了0.7个百分点，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0.6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进一步加速，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说明：由于2003-2005年GDP采用修订前的估计数据，因此1995-2000年与2000-2005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与表1略有出入，但不影响基本结论。表中( )里的数据是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贡献率的百分点。
3.生产率增长由高科技部门向其他部门扩散。从产业层面上看，不同产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两个阶段有明显差别。科瑞多(Corrado)等人根据信息技术及其与其他产业的投入产出关系，把美国34个部门划分成6大类，并估算它们各自的TFP变化及对全部非农业部门TFP的贡献（表3），结果发现1995-2000年间，美国TFP增长主要来自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部门（贡献率为0.73)和流通部门，其他部门的贡献微乎其微。而在2000-2004年间TFP提高最快的部门是流通部门，其次是金融及商务部门，这些非高科技部门对TFP提高的贡献率上升到0.74，而高科技部门的贡献率下降到0.26。这表明，2000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发展，它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和带动效应日益增强，一些传统产业（如工业）和服务业（如金融业）的效率快速提高，成为推动劳动生产率持续加快增长的主要力量。
说明：工业部门包括：制造业、矿业、公用事业、森工、渔业；流通部门包括：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金融与商务部门包括：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专业科技服务、公司管理、数据处理服务；个人及文化服务包括：健康保险、社会救助、艺术、娱乐、餐饮、出版、广播；高科技部门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软件、通讯、信息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及相关服务业。
第7行非高科技部门包括第1部门～第5部门。第8行非农业部门包括第1部门～第6部门。表中( )内数据是对TFP增长贡献率的百分点。
4.美国生产率增长与欧洲国家生产率停滞趋势呈明显反差。虽然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但美欧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却在拉大。1995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加速，欧洲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却停滞不前（图1）。
图1 美国与欧元区国家劳动生产率指数变化趋势
说明：劳动生产率指数以2000年为100，劳动生产率以每小时GDP计算。
资料来源：OECD[DBS/OL].http://www.oecd.org,2007-05-20.
二、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加速的原因
1.信息技术革命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和“溢出”效应。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信息技术革命的发源地，美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技术革命的烙印，劳动生产率增长也不例外。与前几次技术革命不同，以计算机和因特网为主导的信息技术是一种真正的转化型技术，具有快速自我创新和强烈渗透性的特点，可以作为新的技术基础武装其他技术和产业，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同时，它还可以形成很长的产业链。基于这种特性，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信息技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可以概括为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和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1]所谓“直接”效应，是指信息技术发展及计算机价格下降，刺激着各产业在软件及信息技术设备上大量投资，从而促进资本深化，对劳动生产率提高起着直接作用。事实也是这样，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信息产业投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9%，其中1995-1999年更是高达28%。[2]根据斯特芬·奥利尔(Stephen Oliner)和丹利尔·斯齐尔(Daniel Sichel)的测算，在1996-1999年间，尽管计算机和半导体产业只占GDP的2.5%左右，但它对TF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一半。[3]
那么，为什么在2001年IT泡沫破灭、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对信息技术的投资也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增长势头不但没有减缓反而进一步加速呢？在前述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因素中，只有TFP的增长能够解释这一现象。而2001年以来TFP的增长，主要来自非高科技部门，那么是否就与信息技术发展无关呢？回答是否定的。2001年以来TFP的增长正是信息技术向其他产业扩散而产生“溢出”效应的结果。这种“溢出”效应除了有一部分在当期产生以外，还有一部分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完全发挥出来，即有一个延迟反应(delay response)。关于这一点，巴苏(Susanto Basu)和布林杰尔芬森(Erik Brynjolfsson)等人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释：(1)技术扩散的时滞效应。IT技术作为一项通用技术，它可以在不同行业得到广泛运用，但其完全效应的产生有一个较长的时滞。[4][5](2)资本存量的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s)。在20世纪90年代投资高潮中，企业资本存量快速增加超过其吸收能力，为了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企业对资本存量进行调整，使一部分资本暂时从生产过程中转移出来形成沉淀资本，以便将来与更先进的技术结合。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会使产出暂时减少，一定程度上缩减了投资对当期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6]2000年以后，虽然投资增长减缓，但是以前投资形成的沉淀资本继续与先进技术结合，从而使技术进步对提高效率的作用得到进一步释放。(3)无形资本(intangible capital)投资的作用难以准确衡量，并存在时滞。为了适应新技术发展，企业往往还会从长远角度考虑，进行无形资本投资，如对工人进行培训，与客户、供应商建立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品质。[7]这些无形资产的积累对效率提高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经过一定时间，其作用会显现出来。
2.企业组织创新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为了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在进行新一轮兼并、重组的同时，在营销战略、组织方式、生产流程、生产方式、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创新，从而进一步拓展了IT革命的效果。新技术与富有活力的企业制度的结合，使劳动生产率再创新高。比如，以柯达等公司为代表的一些美国企业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进行了“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它们通过对公司的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造，提高企业运行效率，为顾客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又如，以微软和英特尔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采用“温特制”(wintelism)生产方式，利用自己掌握的强大信息网络和产品标准，将产品分解为不同的模块，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生产并以模块方式进行组合，以最短的时间实现终结价值链，并从中获利。[8]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是美国企业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主导全球化竞争的一种创造，也是它们能够不断提高生产率的一个秘诀。在分配制度方面，受华尔街“创造股东价值”这一理念影响，美国企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强调为股东创造价值，体现在薪酬制度上，利润分红和股票期权对员工投身技术创新、吸收运用新技术具有极大的激励效应。而在这方面，欧洲企业的核心目标不是强调股东价值，而是强调要使所有“相关者”（包括雇员、雇主、政府）满意，在薪酬制度方面也缺乏像股票期权这样的激励机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的积极性。
全球化竞争和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对G7国家在劳动力市场雇用灵活性方面的比较，美国的指标在G7中名列第一，日本列第四，而法国列最后。[9]由于雇用和解雇工人比较容易，美国企业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劳动力规模。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使劳动者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向劳动生产率高、报酬高的部门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欧洲国家的企业在调整雇员规模，甚至调整员工工作任务方面都缺少灵活性。当企业在面临更新技术和减少雇员的矛盾时，往往迫于压力而选择放弃前者。这是欧洲企业对新技术革命缺乏敏感，从而影响信息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欧劳动生产率发展趋势出现巨大差距的微观基础。
3.政府经济政策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的经济职能在悄悄发生变化。除了发挥维护竞争秩序、调节社会分配、促进经济稳定等弥补市场缺陷的功能以外，政府还在开拓未来、提升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增长开拓道路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政策的设计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首先，教育和科技成为政府政策支持的重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面对日本和欧洲国家的追赶，美国开始把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提到战略高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更是把信息技术创新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993年9月，推出了发展以“信息高速公路”为重点的高科技产业政策，并制定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明确了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战略目标，投资4 000亿美元用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资源开发、信息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此外，政府在放松管制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措施，1996年通过新的《电信法》，消除垄断，开放市场，促使美国电信业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成为信息产业发展的新契机。布什上台后，面临着反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新课题，发出了“科学技术对国防和经济从未像今天这样不可或缺”的感慨。自2001财年以来，联邦科技投入连创历史新高，联邦预算中对R&D的投入从2001年的91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 372亿美元，2008年预算更是高达1 427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56%，[10]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阿波罗空间计划以来政府最大幅度地增加对R&D的资金投入。2002年实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要保证让每一个美国学生都能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为美国继续引领世界科技潮流培养有竞争力的人才。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着力营造稳定增长和低通胀的环境，促进了投资、创新和外国资本流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稳定性明显提高，虽然在2001年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总体看，经济波动减弱，经济增长周期拉长。这与宏观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控密切相关。克林顿时期，通过缩减财政赤字，扭转了20多年来美国财政连年赤字的局面，使长期利率走低，为货币政策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在以防止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美国经济在1991－2000年间出现了长达10年的稳定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黄金组合，被称为“新经济”。2001在IT泡沫破灭的调整过程中，虽然股票市场产生一定动荡，投资、消费萎缩使经济出现衰退，但由于及时采取了以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在2002年开始恢复，2003年以来保持了较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的良好格局，长期利率也保持较低的水平。有利的宏观环境使通胀预期减弱、投资活跃。在对外政策方面，克林顿和布什政府都极力主导经济全球化，推行开放和自由贸易政策。这些政策使美国企业在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上获得了实在的利益，也加大了美国国内市场竞争压力，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同时，开放的市场和稳定的环境，吸引着大量资本流入，解决了美国国内储蓄不足与投资增长之间的矛盾。
三、展望
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巨额的财政和贸易赤字造成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进入老年加大了医疗和社会保障开支压力；2002年以来全球资源、能源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对投资、消费及物价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等。这些都将对美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从当前看，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本环境没有发生逆转的迹象：美国经济运行趋于平缓、通货膨胀处于可控状态。从中期来看，企业效益良好，产业发展前景也比较乐观，信息产业已经比较成熟，它对开创新产业、提高经济效率产生的积极影响仍在不断显现。其他产业领域，如生物技术近年来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产业化过程不断加快。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寻求产业重组的空间仍在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布什在2006年1月31日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美国竞争力计划”(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ACI)，强调要进一步推进科学研究，建立强大的教育体系，培育一个鼓励企业家成长、鼓励冒险与创新的社会环境，以使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继续领先于世界。美国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储备上的未雨绸缪，对劳动生产率的长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收稿日期 2007-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