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生产力论文,中国论文,先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2)03-0007-04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怎样理解这句话？许多文章都是用前半句解释后半句。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未免过于简单，而且也没有具体说明中国共产党怎样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的新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说起。
明末清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国的江南某些地区的丝织、陶瓷制造、冶铁等行业中，已经出现了雇佣工人从事生产的手工工场，从而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萌芽。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根基十分强大，这种萌芽十分微弱，未能成长为后来的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刺激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但它的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将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而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对中国进行大量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直接地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才能救中国。清政府中的一部分与外国资本打交道并感兴趣的封建官僚，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而搞起了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这些企业因为是使用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所以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中很大部分是军事工业，它们的产品供给国家和军队，并不作为商品而出售。这些企业不但为封建官僚所控制，而且对外国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依赖性，也是反动的生产关系。但既然引进了现代的机器工业而又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的。和洋务派官僚的原意相反，洋务运动使中国土地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力，不自觉地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对稍后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起了促进作用。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生了。自1872年广东商人陈启元在南海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之后，一部分开始对新式企业的投资感到兴趣的官僚、买办、地主从外国输入机器，陆续开始创办现代企业，到1894年前后一共开办了136个大小不等的企业，创办资本500多万两。甲午战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各国纷纷在中国设厂制造，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使中国农村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清政府也允许民间设厂并颁布了一些奖励工商业发展的条例，从而为民族工业的兴办创造了一定条件，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从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爆发前，新设民族资本厂矿404个，投资8219.2万元。这些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当时的中国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不过，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它不是由本国资本主义孕育而生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形成的，因此先天弱小，又因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制而后天失调，所以它没有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旧的生产方式，即封建的农业经济不仅得以基本保存，而且依然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求得到自由充分发展，首先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进而改变生产关系，这就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它的代表者。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逐渐壮大，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他们日益要求改变现状，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民主政治。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政治代表推行了维新运动，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实现立宪政治的要求，但由于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过于弱小，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代表的软弱，不敢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因而失败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政治代表建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同盟会，提出了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三民主义”纲领，但是革命果实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人物袁世凯所窃取，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未能建立起来。究其原因，除客观上的因素外，主要是领导阶级本身的问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突出的特点是容易妥协。因此，它既不愿坚决依靠工农，又不敢彻底反帝反封建。所以，这个阶级的政党，组织上是涣散的，纲领是不彻底的，行动计划是不周密的。由于在一定的偶然的条件，革命党人夺取了政权，但由于在同反动势力周旋中失算，又轻易失去了革命果实，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在政治上的表现。孙中山后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回忆说：“曾几何时，己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这段话既道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也道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辛亥革命的结果。这一革命，虽然没有彻底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但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虽然在袁世凯篡权之后实质上代表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形式上却又始终维持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放射出民主主义的异彩，但相对封建君主专制来说，对新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确有好处。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商人不再是法定的低贱阶层，振兴实业成为时兴的口号，临时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废除了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也要比清政府开明一些，至少在经济政策上基本未改变南京临时政府所制定的有关发展实业的政策法令。这样，由于政治结构的变化，就形成了发展实业的有利局面。到了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争，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因反对“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对外贸易的入超情况。这些，就使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下面的材料，说明辛亥革命后到1920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兴旺状况。
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载：从1912年到1919年，新建厂矿600多家；到1920年，新增资本总额约1.6亿元。这8年的投资，相当于1912年以前50年间投资的总和。
据施复亮著《中国现代经济史》载：纺织工业1911年有工厂32家，纱锭83.1万余枚；1916年有工厂41家，纱锭114.5万余枚；1919年有工厂54家，纱锭165万枚。
据杨大全编《现代中国实业志》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面粉厂约100余家，并使面粉由入超变为出超。
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载：1912年机械采煤量516万多吨，1919年达1280万吨；1912年机械冶炼生铁7900多吨，1919年上升到25万多吨。
当然，这个时期内得到迅速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还是很小的，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给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以很大打击。尽管如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势头并没有减下来。据《中国现代经济史》载：1921年有纺织工厂109家，纱锭326万余枚；1923年有纺织工厂120家，纱锭335万枚；1925年有纺织工厂118家，纱锭351万余枚。另据1934年《申报年鉴》上的《华商纱厂联合会调查》一文的统计，从1919年到1928年，华商纱厂的纱锭数在全国纱锭总数中，始终维持在60%左右。就是重工业也同样有一定发展。1918年全国电力工业有81家，到1924年则增加到219家。不过，一般说来，1924年以后，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打击，民族工业的发展较之以前的速度慢下来，但也没有完全停滞。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根据这一时期商会会员数推算，到20世纪20年代末，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大约有20万人左右，连同他们的家庭成员计算，约有100万人。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得到反映。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快发展而自身队伍力量有所增强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少人唾弃了他们前辈所恪守的“在商言商”的信条，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不但力图保持和巩固已经获得的经济成果，还要求进一步扩大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的规模；不但经济上要求取得发展，还要求能有更多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要求调整政策和进行社会改良。最典型的例子，要算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组成了各种团体，进行罢市斗争，积极抵制日货，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3年底，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的中肯描述：“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以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言商不谈政治’了，好像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大胆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认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陈独秀说的事情，有些发生在1922年和1923年，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从五四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要求，理应由其政党发动革命予以满足。但是，在当时，唯一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却由于其固有的妥协性、软弱性而在革命失败后开始涣散，根本无力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无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项任务就不能不客观上落在新兴的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的肩上。
如上所述，中国工人阶级也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与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不仅如此，中国工人阶级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下，还具有自身特殊的优点。其一，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其二，他们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其三，由于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和压迫，革命性最彻底。其四，集中程度高，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是在辛亥革命前，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自觉，其斗争也基本上未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因此，要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的自觉代表，还必须掌握先进的理论。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到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已达到2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有了较大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30余次。正是这个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阵线并取得了胜利。俄国本来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专制国家，同中国的国情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因而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到向俄国学习，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反帝反封建和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加以宣传和传播了。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下，爆发了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树立了初步的阶级意识，表现出了远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更为坚定勇敢的斗争精神，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构成了产生自己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另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要求，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必须首先解决民主主义任务的革命基础。两方面在客观上的结合，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具备了条件。于是，中国共产党就应运而生了。就是说，应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之远，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也达到了必须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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