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通三年的太子之争与“宫体”登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通论文,之争论文,太子论文,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0）05-0020-05
一、萧纲回京城与萧统的紧张
普通四年（523），萧纲为雍州刺史。在雍州任上几年后，萧纲非常想从藩地回京城任职，其愿望的表达，一是直接请求朝廷，其《在州羸疾自解表》先称：“昔违紫複，曾不弱冠，今梦青蒲，逝将已立”，指自己离开京城已久；“愿归之谒，不逮宸矜，民请之书，遽降天允”，称说自己的愿望。二是以文学作品进行情感诉求，其《阻归赋》云：“观建国之皇王，选能官于前古，元帝慈而布教，岂齐圣而作辅，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汉而自通”，先述分封在外；“终知客游之阻，无解乡路之赊”，又述回乡之难。此作一般认为成于中大通元年（529）。此三年前普通七年（526）三月，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以疾累表自陈，诏许解扬州；普通七年四月，萧宏薨，扬州刺史暂缺，由孔休源代行其职（见《梁书·孔休源传》）。如果把扬州刺史暂缺与萧纲非常想从藩地回京城任职联系起来看，《在州羸疾自解表》与《阻归赋》二作就显然有萧纲诉求扬州刺史位子的意思。所谓“贵戚王公，咸望迁授”，可见当时向往此缺者非独萧纲一人，其热衷于任职扬州刺史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其热衷程度较其他人更为强烈。不久，萧纲回京城的愿望终获实现。《梁书·武帝纪》载，“二年春正月戊寅，以雍州刺史晋安王纲为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南史·梁本纪下》称中大通三年萧纲“被征入朝”。
晋安王萧纲的进京引起太子萧统的紧张与恐慌。《南史·梁本纪下》载：
普通四年，（萧纲）累迁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弈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
除了任扬州刺史外，萧纲“被征入朝”还有什么要事，史不明载，但足以表明梁武帝对萧纲心有所寄，于是萧统有所忧虑，忧虑又表现在梦上。“对弈”，即下棋；“道”，古代棋局上的格道，《楚辞·招魂》：“菎蔽象棋，有六簙些”，洪兴祖补注引《古博经》：“博法，两人相对，坐向局，局分为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扰道”，当是对奕者阻扰了自己的棋道、棋路。《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王导与其子王悦弈棋“争道”之事：
（王悦）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导甚爱之。导尝共悦弈棋，争道，导笑曰：“相与有瓜葛，那得为尔邪！”
“对弈”时的“扰道”，有时可能会演化成很严重的事件，如《史记·吴王濞列传》载：
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
对晋安王萧纲的“扰道”，梦中太子萧统以怀柔处之，所谓“以班剑授之”。班剑，有纹饰的剑，为朝廷之物。汉制，朝服带剑；晋易以木，谓之班剑，取装饰灿烂之义。班剑后用作仪仗，由武士佩持，是天子以赐功臣宠臣的。但是，对自己的“以班剑授之”，萧统又有焦虑，他猜测“王还，当有此加乎”？如真“有此加”，那就是晋安王萧纲得到梁武帝的宠幸，那自然是对自己的某种威胁，起码是削弱了自己。如果联系起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太子萧统在现实生活中的两重焦虑，其一，萧纲“被征入朝”，表明梁武帝对萧纲心有所寄，于是会有晋安王萧纲对自己的“扰道”；其二，当自己“以班剑授之”处理“扰道”，梁武帝或又会“以班剑授之”，岂不是使自己地位岌岌乎危哉！
这种焦虑是有依据的，这就是“埋鹅”事件引起的太子萧统与梁武帝的隔阂。《南史·昭明太子传》载：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
由此可见，若非徐勉之谏而梁武帝“穷究其事”的话，萧统此时或已有可能被废。宋代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曾言“（徐）勉救昭明及沈约事，有补于时”。《南史》又称“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资治通鉴》卷一五五称“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由于“埋鹅”事件，梁武帝对太子萧统有所不满，太子萧统当然有焦虑，这时又听到晋安王萧纲进京的消息，左忧虑，右猜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遂产生对自己太子地位将要不保的焦虑，那是自然不过的事。
二、萧统之死与萧纲为太子
中大通三年（531），又一件大事发生了，《南史·昭明太子传》载：
（太子萧统）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
“动股”与《诗经·豳风·七月》“斯螽动股”之意不同。这里的“动股”，当是“动”了“股”的脉气。《伤寒论·辨脉法》云：“阴阳相搏名曰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风胜则动。”即风邪过盛，则发生痉挛、动摇乃至惊恐。“动股”，即“风胜则动”，集中表现在大腿上，或是由大腿症状引起。《南朝五史辞典》解释为“大腿颤抖，谓寒冷或惊恐”。“动股”而“深诫不言”，是说萧统在封锁其患痉挛、惊恐之病的消息，如此百般遮掩耽误了治疗，导致病情加重才死亡的，如果不拖延的话可能不至于丧命。如此百般遮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里是说“恐贻帝忧”，这是其一；更重要的应该是怕自己这种痉挛、惊恐之病，会使梁武帝有所疑心，或会使梁武帝有理由下定某种决心，而影响到自己的太子地位。于是，“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之语，当为多重含义的呜咽之语。
太子萧统终于逝世，梁武帝一方面忙于为太子萧统办丧事，另一方面，册立新太子的事也提上日程。《梁书·文学·谢徵传》：
中大通元年，以父丧去职，续又丁母忧。诏起为贞威将军，还摄本任。服阕，除尚书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将出诏，唯召尚书左仆射何敬容、宣惠将军孔休源及徵三人与议。
或许就是在“将出诏”之时，梁武帝召集何敬容、孔休源及谢徵谋议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的，《梁书·孔休源传》载，“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与群公参定谋议，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孔休源本是晋安王纲旧臣，又是扬州府实权人物。何敬容倒多有萧统府太子东宫任职的经历，但他是贪贿之人，《南史·何敬容传》称：
敬容久处台阁，详悉晋魏以来旧事，且聪明识达，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职隆任重，专预机密，而拙于草隶，浅于学术，通苞苴饷馈，无贿则略不交语。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贪吝为时所嗤鄙。
足见此乃一无操守之人。谢徵，据《梁书·文学·谢徵传》载：“时年位尚轻”，则梁武帝在谋划新立太子一事时，有意避开了一些人，如萧统旧臣及可能坚持立嫡的保守臣僚。
且晋安王萧纲此年已早在京城，梁武帝亦足有天下社稷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南史·昭明太子传》载：
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又以心衔，故意在晋安王，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决。
不立萧统子嗣而立萧纲为太子也有麻烦，除下述“海内噂沓”及萧统的几个儿子心中很不满外，又有《南史·袁昂传》载袁昂“独表言宜立昭明长息欢为皇太子”，《陈书·周弘正传》载周弘正上奏记劝萧纲“谦让”，《南史·邵陵王传》载萧纶“不谓德举，而云时无豫章，故以次立”的讥语，等。但是倒过来讲，梁武帝“以心衔”而废太子本来就是可能的；现在太子萧统自然死亡，当然比起撤换萧统改立他人要省事得多。
萧纲被立为太子后，有几件事做得极不光彩。其一，萧纲立为太子，有《谢为皇太子表》、《拜皇太子临轩竟谢表》；但是，萧纲对立为太子只有“谢”而无“让”，不合乎礼教社会的传统。《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五载：
丙中，立太子母弟晋安王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司议侍郎周弘正，尝为晋安王主簿，乃奏记曰：“谦让道废，多历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将圣，四海归仁，是以皇上发德音，以大王为储副。意者愿闻殿下抗目夷上仁之义，执子臧大贤之节，逃玉舆而弗乘，弃万乘如脱屣，庶改浇竞之俗，以大吴国之风。古有其人，今闻其语，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谁！使无为之化复生于遂古，让王之道不坠于来叶，岂不盛欤！”王不能从。
这段文字本自《陈书·周弘正传》。古时有所谓“三让”之风，晋安王萧纲本有此风，他并非是不懂“谦让”之礼，《梁书·简文帝纪》载“中大通元年，诏依先给鼓吹一部”，萧纲作《让鼓吹表》；中大通二年，徵为骠骑将军、扬州刺史，萧纲得到最想得到的位子，他也是要作《让骠骑扬州刺史表》的；而此时此刻萧纲毫无此风，在曾任其主簿的司议侍郎周弘正“奏记”提醒下，仍“不能从”，可见其“被征入朝”与现在的被立为皇太子，是与梁武帝有着默契的，也是有自己的想法、活动的。其实，《陈书·周弘正传》所载“奏记”中已称“夏启、周诵、汉储、魏两”不能与萧纲相比，他的提醒萧纲“谦让”，也只是让让而已，但就是如此的表面文章，萧纲也不去做，又可见其“被征入朝”后的心态。萧纲提倡“立身先须谨重”（《诫当阳公大心》），而且自认为“立身行道，终始如一”（《自序》），而此时此刻对有利于消除影响的“三让”之礼，萧纲不从，梁武帝也默许，这是异乎寻常的。
其二，梁武帝对萧统“心衔”之事即“埋鹅”事件，萧纲是知道此事为“冤”的，《南史·昭明太子传》载：
后邵陵王临丹阳郡，因邈之与乡人争婢，议以为诱略之罪牒宫，简文追感太子冤，挥泪诛之。
“埋鹅”事件的起因，是鲍邈之为了个人不被宠信的私怨，而无事生非地告密，致使梁武帝与萧统有隙，萧纲明知萧统有“冤”却不予说明。
其三，萧纲立太子后所作《谢为皇太子表》显示了其为皇太子的迫不及待。《表》中萧纲先称被立太子为“事异定陶之举”，《汉书·成帝纪》载汉成帝为太子时之事：
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为嗣。赖侍中史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
所谓“事异定陶之举”，是说自己并不像定陶恭王凭着宠信要去顶替原来的太子。而《表》中又称被立太子为“有类胶东之册”，《汉书·外戚传》载：
景帝立齐栗姬男为太子，而王夫人男为胶东王。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栗姬日怨怒，谢长主，不许。长主欲与王夫人，王夫人许之。会薄皇后废，长公主日谮栗姬短。景帝尝属诸姬子，曰：“吾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心衔之而未发也。长公主日誉王夫子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又耳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男为太子。”
所谓“有类胶东之册”，是说像初为胶东王的汉武帝一样，是因为原先的太子犯错误被废而自己被立为太子的，这不是对萧统的诋毁吗？
此时，大唱颂歌者也已经出现，如《南史·始兴忠武王传》附《子晔传》载，“简文入据监抚，晔献《储德颂》”。待萧纲入主东宫，撤萧统的旧人，换自己的新人，《梁书·刘杳传》称，“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整个太子的变更顺利完成，据《南史·梁本纪下》载：
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立晋安王为皇太子。七月乙亥，临轩策拜。以修缮东宫，权居东府。四年九月，移还东宫。
三、萧纲入主东宫后的行动与“宫体”时代的开启
萧纲入主东宫后，雄心勃勃要做一些事情，政治上，其《答徐摛书》说：
山涛有言，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惶，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
他不愿意只是“养德而已”，而是要尽到自己“监抚之务”的责任，这就是所谓“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
在学术上，《南史·许懋传》载：“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与诸儒录《长春义记》”；《隋志》经部“《论语》类”著录为一百卷。召诸儒编撰儒家书籍，这本是太子的传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曹丕“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馀篇，号曰《皇览》”，据《三国志·魏书·刘劭传》载，刘劭“黄初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但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编撰《皇览》之类，是“帝初在东宫”时立下的宏愿，“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另一项工作就是开始整顿文风。其《答湘东王书》云：
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于此！
如果萧纲不是太子，作为储副坐镇京城，批评“京师文体”这样的话，是他能够说的吗？萧统的辞世标志《文选》时代的结束；而萧纲政治权力的获得马上就表现在文学思想的更替上，即“宫体”时代的开启，《梁书·徐摛传》载：
（晋安王）王入为皇太子，（徐摛）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宫体”自春坊而天下，“宫体”强势登场，但“宫体”时代的开启并不温馨。
所谓“宫体”，就是宫中流行的文体。《梁书·简文帝纪》载梁简文帝“雅好题诗”，“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隋书·经籍志四》云：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又据刘肃《大唐新语·公直》载：
先是，梁简文帝为太子时，好作艳诗，境内化之，寖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
萧纲的宫体诗，论者常提起的如《咏内人昼眠》，既然标明是写“内人”，那就是与倡家对立的，可说萧纲写起自己的妻或妾来，也写得如同倡家，可见宫体诗的影响之大。萧纲还写过性变态的《娈童》：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翠被含鸳色，雕床镂象牙。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袖裁连璧锦，牋织细种花。揽袴轻红出，回头双鬓斜。嬾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怀猜非后钓，密爱似前车。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
宋人谢惠连有“娈童”这方面的爱好，《玉台新咏》又录有萧纲《戏作谢惠连体十三韵》，此《娈童》之作，是写自己的想法做法呢，还是依谢惠连而写？如果我们把“宫体”定位为叙写女性及男女交往，那么应该说，在萧纲的大力推动下，“宫体”不仅仅表现在诗歌领域里，而且泛滥、蔓延到其他各种文体中。如赋，萧纲、萧绎、徐陵、庾信都有《鸳鸯赋》，构成系列，萧纲写道：
朝飞绿岸，夕归丹屿。顾落日而俱吟，追清风而双举。时排荇带，乍拂菱华。始临涯而作影，遂蹙水而生花。亦有佳丽自如神，宜羞宜笑复宜颦。既是金闺新入宠，复是兰房得意人。见兹禽之栖宿，想君意之相亲。
全写女性，似乎是寄托，实际应该是物与人的对举，以赋鸳鸯而写人。又如连珠体的写女性，有吴均《连珠》“盖闻艳丽居身，而以娥媚入妒”云云，虽然是“喻”，叙写女性是实实在在的；后来又有题目上标明“艳体连珠”之类，如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则“假喻以达其旨”的“喻”与“旨”全是关乎女性了。还有表、书、启、序、铭等文体，其中叙写女性的文字，香艳绮丽，很像宫体诗的骈文化表述，如江总《为陈六宫谢表》、何逊《为衡山侯与妇书》、庾肩吾《谢东宫赍内人春衣启》、徐陵《玉台新咏序》、萧纲《行雨山铭》等。下面仅以萧纲《行雨山铭》为例，其铭云：
岩畔途远，阿曲路深；犹云息驭，尚且抽琴。兹峰独擅，钦崎千变；却绕画房，前临宝殿。玉岫开华，紫水回斜；溪间聚叶，涧裹萦沙。月映成水，人来当花；藤结如帷，碛起成基。芸香馥迳，石镜临墀。
本来是何等严肃的文体，在这里竞全是吟咏男女交往。
“宫体”风气在各种文体中蔓延开来，这就是所谓“宫体”时代，这无疑是中大通三年的太子之争在日后的影响所致。
［收稿日期］200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