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笔谈——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4)05-0054-04 经济学家诺斯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团体的忠诚拥护。”[1]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灵活性”)，特别是根据时代条件变迁和历史任务的转换，不断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推进话语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证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吸引力”，牢牢掌握话语权。 一、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意识形态转型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存在两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一是以“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二是以“建设”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党意识形态话语转型的根本表现就是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换。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两大话语 马克思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体系主要是由其主题所规定的。“革命”与“建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主题，即“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批判旧世界”表达的是革命主题；“发现新世界”表达的是建设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以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实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即“革命”。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要消灭“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经过一系列“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进程”，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解放。实现“环境和人”的改变，即所谓的“建设”或“发展”。 围绕这两大主题，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一是革命话语体系。它以批判资本主义，尤其是批判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为中心话语，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构成革命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在此话语体系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革命和社会批判理论，否定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主要的理论特征。二是建设话语体系。它关注未来社会的建构，寻求更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形式以及实现这种社会形式的现实途径。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界定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只有通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才能实现这样的社会理想。对于未来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的实践来说，马克思主义展现出的是建设性和建构性。两大主题、两大话语体系不是分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新社会的建构是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历史时期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导向新社会的，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构成批判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目标，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构成它们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两大话语体系引申出两种话语的意识形态。革命型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侧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强调其在阶级利益辩护、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暴力革命等方面的功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揭示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虚假性，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合法性依据。马克思曾将意识形态比喻成“战斗口号和衣服”，形象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围绕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所展开的政治功能。建设型意识形态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强调其在推进物质生产和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在社会结构的视域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精神生产理论里，他强调，意识形态在文化传承、精神驱动和价值导引、自由人的塑造等方面所具有的“建构性”功能。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批判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揭示无产阶级的异化生存的现实。因此，他更多地是强调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承认意识形态的建设性维度。并且，在实现“环境和人的改变”的历史阶段，后者的意义越来越显示出来。 (二)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转型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革命型意识形态组织动员民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3]革命型意识形态着重论证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的任务和信念，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人民大众起来革命，解决民族与人民的“生存”问题。 正是在革命型意识形态指导下，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的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开始失去了与新实践相结合的条件，应当根据新的发展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的转换。可惜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这种转换从来没有顺利进行过。“当话语系统没有转换的时候，人们的思维就可能还停留在革命时期的‘斗争思维’之中。用革命的思维去思考革命后的事情，那必然导致失败。”[4] 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实现了从阶级斗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是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转型。我们党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创造性转化”，根本功能从论证革命理想主义转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的世俗化的合法性阐释与辩护。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至少有下面六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从阶级斗争史观到生产力史观。革命型意识形态突出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及其变迁的核心作用。自有阶级以来，整个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与工作重心转移相配套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重心”的变迁。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他促成了从阶级斗争史观到生产力史观的转型，之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在不同语境中坚持了生产力话语的优先性。当然，在今天我国，这并不排除和否定阶级分析方法。二是从“消灭”到适当合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理因素。革命话语所强化的“对立性”，在国内表现为两个阶级的对抗，在国际上就体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峙。建设型意识形态立足于全球化这一客观趋势，拒斥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僵化思维，而是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转型看待社会主义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现代化建设的“赶超”战略，提出了“适当合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理因素”的时代话语。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先进合理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三是从革命话语到改革话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还是立足于革命话语理解“现代性”逻辑：意识形态规定经济社会发展、强调政治的优先性，力图用政治手段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现代性逻辑的把握上，不断从政治维度转向经济维度。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性建构破除政治现代性逻辑，为确立改革话语开辟道路。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改革话语始终是最核心的，是时代的最强音。四是从革命党意识到执政党意识。对自身的角色认知、目标阐释是任何政党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前提。在相当大程度上，革命党意识是我们没能适时实现意识形态话语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是鲜明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我们党从党的任务、党的功能、党的领导方式等方面阐释“执政党意识”，以执政话语体系武装党员头脑，推进党的建设。比如，执政能力建设思想、“两个先锋队”思想、党内民主思想、制度建设思想等都是意识形态建设话语的具体体现。五是从“斗争思维”到“和谐思维”。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型，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斗争思维到和谐思维的变化。前者突出矛盾的差异性和对抗性，并且主张通过阶级斗争、革命方式解决矛盾；后者更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并且主张通过民主渠道、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整合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当然，这并不是排斥和否定今天在我国还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伟大斗争”。六是从“政治解放”话语到“社会解放”话语。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也是我们党的价值追求。在革命话语体系中，人的解放主要是政治解放，消灭剥削阶级，人民大众翻身做主人；在建设话语体系中，人的解放的重点是经济—社会解放，通过大力发展经济、推进社会进步，让每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取得自身权利。人的解放话语的转变与我们意识形态的整体结构转型是吻合的。我们通常讲，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了，其反映的也是这个问题。 二、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话语变迁的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是“建设”，但建设型意识形态内部也存在着话语变迁，在不同阶段，建设型意识形态呈现着不同的主导话语形式。 (一)第一阶段：基于发展实效的话语建构 该阶段的意识形态创新及其话语建构的特点是：立足工具理性层面，以经济发展为基点，建构“生产力发展”话语体系，着力于对党的经济绩效合法性的认识和论证。 韦伯指出，现代世界日益走向合理化，工具合理性支配着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整个世界，传统意识形态和宗教伦理不断式微，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时代。1978年以后，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个“祛魅”时代，革命理想主义被解构，意识形态不断世俗化和工具合理化，其展现形式是中国式的，即“生产力发展”话语的塑造与宣传。除了社会转型、现代性的合理化趋势，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心转移也是生产力话语凸显的重要原因。大致说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革命型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借助革命理想和整体主义价值观培育民众的认同，但它毕竟是一种基于价值合理性的认同，不具有“利益”的实效支撑。马克思就曾指出：“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在世俗化时代，执政合法性必然要转向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也必须围绕经济绩效合法性展开。 “生产力发展”话语成为这一阶段意识形态创新的中轴，党的理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理论成果主要有七个方面的内容：1.“实践标准论”。通过确定实践标准，破除革命教条主义；以功能思维取代传统的“定性”思维。被传统意识形态判断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由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而在功能思维下具有了合法性。邓小平的“猫论”就是一个显著体现。2.“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是建设型意识形态创新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其基本内涵。它的要点是我国还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阶段。这一“定位”，破除了套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合法性。生产力落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要围绕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而展开，而不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为蓝本。3.“根本任务论”。“初级阶段论”涉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引出了“根本任务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包括意识形态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一根本任务。“政治挂帅”的话语需要让位于“生产力发展”话语。4.“市场经济论”。在革命型意识形态里，突出“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强调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这自然会引申到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批判。“根本任务论”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市场经济是现阶段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有效的经济形式。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我们党确立了新的分配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话语是“生产力话语”在分配层面上的表现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追求平均主义理想目标的意识形态是抵制市场经济的，因为它会带来阶层的分化、利益的分化。5.“‘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论”。将市场经济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必然会遭遇到“姓社姓资”的争论。如何解决？确定判断成败得失的根本性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是确立生产力话语在意识形态争论中的“范式”地位。“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6]6.“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本质论”集中反映了生产力话语的回归。“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社会主义本质论”仅仅抓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通过极具意识形态性质的阐释方式，最终将“生产力话语”(当然，也包括共同富裕话语)定于一尊。7.“三个代表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首先意味着从“打天下”的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向“坐天下”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变迁。发展是共产党的第一要务，其创新意义在于，“它扬弃了传统的建构一个平均主义理想社会的目标意识，以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与满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大目标，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8]以价值合理性为定向的执政目标世俗化、具体化。以生产力为定向的价值目标规定了执政话语的性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比较容易理解，关键是后两个。其实，先进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发展文化，是融入、赶超现代化潮流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一方面要代表新的社会阶层，因为他们是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另一方面，要代表人民利益，核心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二)第二阶段：基于“美好社会”的话语建构 第二阶段意识形态创新及其话语建构的特点是：侧重价值理性层面，以公平正义为立足点，建构实现“美好社会”话语体系，着力于寻求整合社会的价值重建、目标凝聚。 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它需要根据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调整自身，提升自我的社会适应性。随着市场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而它们都对“生产力发展”话语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公平正义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处在一个生存型阶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发展是硬道理”等话语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但是，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现象日益凸显出来。邓小平在晚年反思过这一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9]如何处理好生产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核心主题。 第二，物化生存导致的信仰缺失的问题。丹尼尔·贝尔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于“经济冲动力”消解了“宗教冲动力”。变革中的中国似乎也摆脱不了这样的时代宿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利益至上”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观念，它们不断消解着传统的道德和价值秩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需要超越工具合理性，为一个以利益为主导原则的社会注入新的精神资源。 第三，思想分化与社会整合的问题。利益分化、阶层分化、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后果。意识形态基本功能是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在一个利益诉求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执政党需要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价值目标”，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第四，“政绩困局”的挑战。在生存型阶段，经济绩效合法性是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主导因素。但是，单靠经济增长来获得合法性是存在问题的。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停滞、负增长，民众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甚至倒退，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亨廷顿将其解释为“政绩困局”。我们党要长期执政，需要不断拓展更多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在“民主化浪潮”中，更需要获取政治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等资源。 第五，全球化挑战。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受益颇多，但也不得不面对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特别是西方主导的思想文化渗透和冲击。在“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等话语面前，工具意义的“发展主义”话语的说服力是比较低的。我们必须要建构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诸神之战”。 葛兰西曾提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在物化生存、思想分化、社会不公、全球化等历史条件下，为了继续发挥“水泥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适时调整话语，逐步推进从追求发展实效到寻求更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目标价值的话语变迁。一句话，为了应对世俗化挑战，意识形态要超越工具理性层面，着重价值理性层面，以公平正义为基点，建构整合社会的价值话语体系。这便是以实现“美好社会”为目标的价值重建与社会定位。我们党对以“美好社会”为核心话语的意识形态创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政治文明论”。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我们党提出“政治文明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吸收融合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几乎全世界的统治者，包括非民主国家的统治者，都在努力研究‘民治’(rule by the people)的思想，以便为他们的统治的合法性提供解释。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国家领导者为了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如此广泛地求之于民主思想。”[10]民主不仅具有工具性意义(如，民主是思想解放的条件)，更具有价值合理性，是意义世界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2.“和谐社会论”。“和谐社会论”是对革命话语意识形态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现实化、具象化，将人们为“理想社会”奋斗的“理想因”转化为人们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动力因。我们党将人们对公序良俗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提炼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3.“核心价值论”。意识形态要发挥整合功能，需要价值观发挥“定标”作用。核心价值观就是我们党对“美好社会”的目标设定。4.“以人为本论”。“以人为本”一方面是对革命话语的拒斥，另一方面也是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以物为本”、“效率优先”话语的超越。2001年，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大会上指出：“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11]这是党的重要文件第一次提“人的全面发展”，之后，不断提炼，最终明确为“以人为本”的概念，将之提升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实际上，“以人为本”成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主流意识形态核心的话语。“政治文明论”、“和谐社会论”、“核心价值论”是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对“美好社会”的目标设定，而“以人为本”则是从根本上对“美好社会”的价值阐释，它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对意义世界的建构，关键是对人、人的本质的坚守与阐释。以人为本的“美好社会”，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5.“中国梦”。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表达新的社会凝聚目标和价值共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这样一个“美好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