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市场论文,非公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户籍制度的逐渐放松。这就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用经典的人口流动理论来解释(Zhu，2002；Zhao，2003)，同时中国的国情和特殊的制度因素始终制约和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变迁。户籍制度以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是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因素，因为以户籍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劳动就业制度、生活资料配给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严密的社会管理网络体系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藩篱(邓曲恒、古斯塔夫森，2007)，但是非公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成为撬动这道藩篱的重要力量。
非公经济的大力发展，使得中国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繁荣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甚至近些年来“民工荒”现象逐渐成为常态，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非公经济和劳动力问题。蔡昉(2007)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大幅度减少；蔡昉(2010)又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结果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认为我国面临人口红利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而范剑勇和张雁(2009)则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现阶段中国处于“刘易斯拐点”阶段仅是表面现象，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即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障碍是造成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变迁表面上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反映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地理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变迁的背后是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因为在所有的制度结构中，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制度的核心。中国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等制度都受制于所有制结构。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变化的核心，其变化包括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两方面的变化。就我国经济改革的现实来讲，我国经济体制的一切重要变化，均可以在所有制变化上找到制度性的解释。在所有制结构变化中最为突出的则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刘伟、李绍荣，2001)，而国有经济本身则改革滞后。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升级，从而改善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沈坤荣，1999)。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变迁，具体表现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动，尤其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沿海发达地区也从中西部省份吸纳了大量劳动力。需要注意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兴起以及沿海省份经济的发展，都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反映了公有制经济垄断的松动，体现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众多学者针对中国非公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变迁还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史晋川、赵自芳(2007)运用2001-2003年全国工业行业数据，分所有制形式对中国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的价格扭曲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考察期内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总体上高于劳动力要素；国有经济部门中要素相对价格的扭曲程度要高于非国有经济部门。国有企业资本深化、“民工荒”等宏观经济问题其实是与所有制约束下要素价格的扭曲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周靖祥、何燕(2009)在农村劳动力城镇就业结构分解框架下，借助1990-2006年省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城镇不同所有制农村劳动力“三部门”就业对经济增长作用差异显著，东部地区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吸纳对经济增长起正向拉动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国有经济部门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贡献明显，与现实相符；同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当保证在不同所有制下调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契合农村劳动力“吸纳”，从而形成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良好机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而非公有制部门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规模。代谦、田相辉(2012)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部门就业数据，计算了城乡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探讨了所有制结构变迁中的劳动力流动。结果发现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之间的流动与所有制结构变迁一致：①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劳动力始终是封闭的，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了城镇民营经济部门；②乡镇企业的兴衰决定着劳动力向乡镇企业部门的流动；③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决定着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释放；④城镇民营经济部门和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先后成为国有企业冗员最主要的流向部门。
综上所述，虽然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劳动力市场变迁背后的所有制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说劳动力变迁背后所有制结构的因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非公经济形式的作用和影响方向、机理等更不甚明确。从所有制结构的层面上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市场变迁和非公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在制度层面上把握中国劳动力市场变迁的历史和现实，重新理解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地理变迁紧密伴随的劳动力市场变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劳动力就业的经济形式差异
从1998年以后，我国劳动力在不同经济形式中的就业数据才相对完全，城镇中的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位、个体以及乡村中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吸纳的劳动力就业具体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和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个体等非公经济的就业速度明显快于公有制经济吸纳就业的速度和能力，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劳动力就业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差异证明我国非公经济的大力发展带来了劳动力就业的增加。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现实，本文将进一步采用马尔萨斯指数等指标进行验证。
三、劳动力不同经济形式演化中的“马尔萨斯陷阱”分析
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非公经济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经济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非公经济就业的比例越来越高，在农村劳动力就业非农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就业的非公经济化。因此，为了考察我国非公经济就业的情况，本文设计了马尔萨斯指数，如下：
m越大，表明该劳动力非公经济就业的速度越低；反之则说明劳动力非公经济就业速度越高。如果m＜1，则说明劳动力总量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力非公经济就业的增长速度，意味着非公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低于其他经济形式的就业吸纳能力；反之则说明非公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高于其他经济形式的就业吸纳能力和全国平均水平。
(一)城乡就业人员分经济形式的马尔萨斯指数分析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大批劳动力从国有企业转向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社会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增强。2001-2011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共吸纳就业已经超过了同期城镇总的就业增加量。从表2可以看出来，1999-2011年我国劳动力增加主要源自城镇中的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位、个体以及乡村中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形式的贡献。这些经济形式，尤其是非公经济的马尔萨斯指数明显高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成为当前提高全社会就业率，缓解城镇就业压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张毅2007)。
(二)各地区私营企业的马尔萨斯指数分析
从表3各地区私营企业的马尔萨斯指数可以看出：2003-2010年，全国的私营企业的马尔萨斯指数的平均值大于1，说明了私营企业的就业能力明显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全国的私营企业的马尔萨斯指数的平均值变化不稳定，有下降的趋势。这需要进一步放宽对私有企业的行业准入限制和准入门槛，以便使之壮大发展和进一步吸纳就业。
表3各地区私营企业的马尔萨斯指数并没有表现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情况，相反西部地区甘肃、宁夏和云南，以及中部地区江西、河南和安徽的民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却高于东部许多省份。这说明了①区域竞争的压力下使得各地区大力发展非公经济，鼓励就业；②这一时期，国家资本的强势推进并没有带来较多的就业。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私营企业的马尔萨斯指数并没有表现出一致的东中西梯度差异。
(三)各行业私营企业的马尔萨斯指数分析
从各行业的就业来看，增加劳动就业不在大企业，不在国有企业，而主要在中小企业，在个体私营经济，其中劳动力需求最大的是商业、旅游和餐饮业，如表4。1999-2010年，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私营企业的马尔萨斯指数相对高于其他经济形式，表现出较大的就业吸纳能力。这是因为，这些行业中的非公经济由于进入门槛低、产业链条迂回、分工深入以及国有资本触及相对较少，发展较快，进而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
四、非公经济吸纳劳动力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计
为了进一步证明非公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本文将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假设非公经济的总产值看作总产出，用总产值的增长代表非公经济产出增长，资本用固定资产原值来代表，劳动用劳动力人数来衡量计算。以2002年为基期调整价格因素，将上述各项指标分别转化为不变价格下的实际值。
令V为非公经济实际总产值，单位为亿元；K为非公经济实际固定资产原值，单位为亿元；L为非公经济职工人数，单位为万人。进一步假定非公经济使用的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和资本，并且资本和劳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替代，生产函数采用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如式(1):
其中A(T)为反映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提高的速率。A为常数，T为时间因子，r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由(1)式得，非公经济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为式(2)：
以上我们分析了非公经济进行资本和劳动相互替代的原因，下面将分析非公经济的就业吸纳弹性。非公经济的就业吸纳弹性可以从两个指标来观察：①非公经济产出(实际总产值)对劳动就业的吸纳弹性系数，记为λ；②非公经济的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弹性系数，记为ρ。
由于假定非公经济的生产函数为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因此，非公经济的劳动投入和实际总产值之间有下述关系，如式(5)：
(2)2002-2011年间，非公经济中私营企业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弹性系数也存在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了乡镇企业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变弱，资本投入增加只能引起劳动投入的略微增加。这也间接说明了私营企业等非公经济产值的增加更多地依靠劳动，而非资本。
(3)非公经济中私营企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2002-2011年间私营企业产出(实际总产值)对劳动就业的平均吸纳弹性系数为0.355，即私营企业的产出(实际总产值)每增加1%，就能带来劳动就业增加0.355%。因此，无论是产出(实际总产值)还是资本，都证明了私营企业等非公经济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五、结论与建议
实证结果证明，我国非公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在中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非公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保证非公经济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离不开一个宽松活跃的政策环境和充分优化的发展环境。
第一，因地制宜，从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出发，确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重点。各地区要立足区位、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确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产业，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向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经济开发相对落实后的地区，要依托资源优势，加大开发力度，提高加工深度，形成优势产业；贫困地区主要是围绕扶贫开发，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新、特产品和服务业。
第二，通过税费优惠鼓励政策、降低非公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加大对教育的投资等措施以及凭借区位优势和依托“桥头堡”战略来促进非公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带动社会就业的大幅增长，使非公经济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力军”(景鹏等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