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及其契合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经论文,矛盾论文,形式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经》这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蕴含着辩证思维的萌芽,表达出作者对所处时代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的认识,但却采取了占筮参考书的形式。书中包含着丰富变化的哲理的卦象和卦爻辞,产生于占筮,又为占筮而设。这部外巫而内哲的奇书,展示了智慧之果突破层层蒙昧产生,又被蒙昧层层包裹的艰难的历程。
一
《易经》是一部哲学著作。
《易经》的全部经文由64个卦形符号和解说这些符号的卦爻辞而组成。卦形和卦爻辞虽是为占筮而设,却包含和阐述了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在占筮过程中,影响人们思想,左右人们行动的,也正是卦形和卦爻辞对天道、人事的阐述,而不是占筮本身。清人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若无义理,但有占法,何能使人信用?”《易经》是“以神道设教”(《彖》),外巫而内哲。它能流传至今,首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包含着哲理。
《易经》是象征哲学。《系》:“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以形象表示概念,以譬喻说明颐理玄义,是中国古代哲学常用的手法。而《易经》对象征手法的运用,既形象,又概括,达到了“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①的境界,与后来的诸子有很大的不同。
诸子拟象有定象。《易经》拟象无定象,用的是抽象的符号,整个哲学体系的表达以符号象征为基础。书中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易经》的作者认为,世间万物虽然纷纭复杂而又变化多端,却无不由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而产生,便以阴阳二爻不同的排列组合仿效天下万物之动,象征流动不居的自然和社会。以三爻迭成一卦,阴阳二爻可以有八种组合,分别名之为,是为八卦。最初,八卦只是象征古人心目中的八种自然界的基本物质: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后来增益扩展,可以分别象征八种类型的众多物象。譬如乾卦,除了象征天之外,还可以象征君、夫、上、男、阳等。坤卦除了象征地之外,还可以象征臣、妻、下、女、阴、柔等。
八卦两两相重,成为64卦。64卦象征64种事物、现象在一定环境中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从64个角度喻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理。
如《泰》卦,这一卦的卦形是下乾上坤,天在下,地在上。《象》:“天地交,泰。”天地阴阳交合,就是事物的对立面统一。因为事物的对立面统一,所以万物生长之道畅通,君臣心志合一。泰卦象征社会通泰,揭示的是事物处于通泰时的事理,尤其强调“交”而后泰。
又如《晋卦》,卦形是下坤上离,火在地上,犹如一轮红日从大地升起。所以《象》曰:“明出地上,晋。”晋卦象征的是事物进长的途径。
64卦的最后一卦《未济》卦,下坎上离,水在火下,难以煮开,故而卦名“未济”,旨在说明事物未成时之事理,指出“未济”中求“可济”的途径。
64卦中的每一爻也各具其象,分别象征着本卦反映的事物发展到某一阶段的规律。仍以泰卦为例。初九阳刚处下,与二、三位的阳爻均有外应(四、五、六爻为阴爻,阴阳交感对应),所以一阳动而三阳齐动,以此进取,必能通达,此为进取可获吉祥之象。九二以阳刚居下卦之中,上应六五柔中,犹如居臣位而能扶助持中之主的贤臣。九三为下乾之终,所应上六乃坤之终,当防泰转为否,然上一爻为阴,阳遇阴则通,故只要居安思危,犹能避害。六四以阴居上卦之初,能虚己应下,阴阳上下交济,是通泰之象。六五阴居尊位,下应九二,上下交通,是通泰大成的象征。上六居卦终,为泰极否来之象。一般说来,从初爻到上爻,六爻分别象征事物的发端、初进、小成、新进高层、圆满成功、发展终尽六个阶段。《易经》的作者用阴阳二爻表达出一个对世界的基本认识:每一物象都由阴阳两个方面构成,阴阳的相互作用贯穿于物象运动的始终,是物象发展变化的动力;阴阳变化无时休止,物象的变化也无时休止。万物无一不在变化之中。
《系》:“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由阴阳二爻组成的64卦卦形寓含的,就是事物变化之理。
64卦卦形用隐晦的符号暗示哲理,与之配合的卦爻辞则采取“假象喻意”的表现形式,运用生活中常见的物象,通过文字描述,阐明象旨,道出卦形蕴含的哲理。卦爻辞是表述《易经》象征哲学的主体部分。如果没有这些文字的说明,64卦卦形的寓意恐怕至今还是个谜。譬如,《乾卦》卦形为,这一由六个阳爻组成的符号象征着什么样的哲理呢?且看它的卦爻辞:
乾:元、亨、利、贞。
初九 潜龙勿用。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 亢龙有悔。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乾”是卦名。《说卦》:“乾,天也。”古人认为天是积阳气而成,故以六个阳爻代表天,以天为象来喻示阳刚之气的发展规律。“元,亨,利,贞”是卦辞,是对该卦哲学内容提纲挈领的概括,意谓具有纯阳之性的天有四种德性:万物之元始、亨通、使物性和谐有利、使物贞正坚固。(用《子夏传》之说)从初九到用九是七条爻辞(《乾》、《坤》两卦特殊,有七爻,其余各卦均为六爻),用阳刚强健的龙,再辅之以“君子”、“大人 ”等具体形象,来喻示阳刚之气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律。初九就像一条潜伏水底、养精蓄锐的龙,爻辞告诫人们,事物崛起之初,虽气势刚健,但位卑力微,不宜施展才用,当等待时机。“见龙在田”,以龙出现在田间,喻阳刚之气初露头角。此时虽有进展,但距成功尚远,故利于“大人”出现,以为引荐推举。九三以“君子”为象,九四以龙为象,喻示的都是处于比较难处位置时应持的态度。三为下卦之上,但未升至上卦;四虽升入上卦,用力已多,成于上卦之下;事物发展至此时,用力已多,成功未到,最易半途而废或松懈致危。所以九三云,君子应整日自振不已,夜里也还要警惕慎行,这样才临危而免害。九四云,或如巨龙腾跃上升,或退处在渊,言下之意是忌举棋不定,宜见机而行。五是君位,是每卦中最吉之爻。此时阳气最为充沛,盛极至天,故以“飞龙在天”之象喻之。一喻犹嫌不足,又以有德而居天位的圣人为万物仰望之象再作喻示,喻阳刚之气发展到最圆满阶段的情景。上九以高飞穷极的巨龙终将有悔这一物象,喻示物极必反,阳极生阴的哲理。用九以群龙都不以首领自居之象,喻刚健而谦则吉。后代老子主张“贵以贱为本”,正同此事。
乾卦后面的坤卦,其卦爻辞揭示了阴与阳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认为阴处于附属的、次要的地位,依顺于阳而存在、发展,但阴气积蓄已多,便能盛极返阳。第三卦屯卦的卦爻辞描述事物初生时的情形,指出:初创艰难,如居正慎行,不断进取,便能处“屯”求通。第四卦蒙卦卦爻辞从“蒙”和“明”,即学和教两个方面阐述启发蒙稚的道理,主张尊师敬学,启发引导,以严施教而不以暴施教,要求蒙稚潜心好学,循序而进。蒙卦是先秦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理论的哲学渊源……
64卦卦爻辞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面广泛:《同人》卦追求“天下和同”的理想境界;《蠱》卦述除弊治乱之道;《颐》卦主张从“德”和“口实”两方面来养人、养贤、养天下;《革》卦包含着革除弊政的愿望;《讼》卦戒人止讼免争;《噬嗑》卦论刑法;《师》卦讲用兵之道;《节》卦主张节制;《观》卦和《蒙》一样,是作者教育思想的表达;《贲》卦主张恰如其分的贲饰,崇尚朴素自然;《咸》卦论男女交感之理;《归妹》中有对抢劫婚和姐妹共夫婚俗的记叙;《震》卦是我国天文字上对雷的最早文字记载。不过,《易经》中最大量的,还是各种修身、处世之道,如处乐之道(《豫》卦)、随从之道(《随》卦)、处剥落之道(《剥》卦)、附丽之道(《离》)、治家之道(《家人》卦)、化乖违为和合之道(《睽》卦)、舒解险难之道(《解》卦)、抑止淫欲之道(《艮》卦)、处丰之道(《半》卦)等等。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在《易经》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广泛论述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哲学原理:阴阳变化的规律,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所说的“易道”。所谓“易道”,就是“屡迁之道”。《系》曰,《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易经》全书集中体现的就是阴阳两种势力的屡屡推迁、变化运行。《易经》的作者们认为阴阳的相推和变化是永远的、“不易”的,所以万物和人世也就处于不断的“易”之中。《剥》卦和《复》卦就这样认为:事物有“剥”有“复”,“剥”极必“复”,生生不已。剥落的过程,就是阳被阴侵夺,阴气盛长的过程,犹如一张床,先是床足剥落,再是床头,最后是床面。但又并非一“剥”而尽,“剥”到一定程度,就会“复”。《剥》卦的卦形是,五阴爻居下,阴气声势浩大,一阳爻在卦终处,这硕果仅存的一阳,就是“剥”极必“复”的转机。与“剥”相反,“复”的过程,就是阳气上升、阴气渐退的过程。《复》卦卦形为,五阴爻居上,一阳处下而呈上升之势,犹如霜华寒凝而春阳初动,大地即将复苏。同样的,《易经》的作者也把事物的通泰和否闭归之于阴阳二气的变化,认为事物之所以“泰”,是因为阴阳相交、相应,而事物之所以“否”,是因为阴阳不交、不合。阴阳推迁不止,便造成泰极否来,否极泰来。
上面的举例,还表现出这样一种观点:在阴阳这对矛盾中,阳是推动矛盾发展的动力,阳的趋向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而阴处于从属的、配合的地位;阳刚与阴柔必须相济,但两者都要适当,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物的均衡与和谐。而最高的和谐,就是《彖》所说的“太和”。这一观点使《易经》与后世积极入世的儒家哲学相通,而与同样追求事物均衡、和谐的《老子》相区别。《老子》以守柔、贵雌、主静来达到事物的均衡、和谐,而《易经》以主动、行健、重刚来达到这一目的。
前面说过,《易经》是象征哲学,它在表达哲学观点时采用象征手法。《易经》用来作为象征材料的经过验证的旧筮辞,是古老的历史记载,所以《易经》中充满了历史故事,从帝乙嫁女到井田盛衰,从舟楫弓矢的建造、牛马的驯服到父子家族、君臣礼仪。《易经》用理性的历史,用经过挑选、编排的旧巫辞说明宇宙,阐发天道,推演人道,希望使人明理而趋吉避凶,从而主动地参预天道。因此,《易经》又是历史哲学,具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特征。如《井》卦,写的是水井的特性、修治及其变迁,喻示的是君子应当具备的品性。又如《震》卦,记录的是巨雷轰响时万物的惶恐畏惧之状,阐发的是震惧而谨慎,谨慎而亨通,处危而后安的哲理。
二
揲蓍求卦是巫术。
《易经》包含着很高的智慧。黑格尔称之为中国具有“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的著作的基础②。但是,《易》本为卜筮而作。这部书是根据旧筮辞选编而成,而且采用了占筮参考书的形式。
《易经》由卦象、卦辞、爻辞三部分组成。全书计有64卦象、64卦辞和386条爻辞。卦象是占筮时著草排列方式的图象化。卦辞是对卦象的解说,爻辞是对爻象的解说。卦爻辞原本都是筮辞,是占筮的原始记录。总之,组成《易经》的图象和文字皆起于占筮。
占筮是巫术,是上古时代向天神或鬼神占问吉凶祸福的两种主要方法之一。《礼记·曲礼》曰:“龟为卜,策为筮。”龟卜是将龟腹骨或兽骨钻孔火灼,根据出现的裂纹形状断定人事吉凶。殷人迷信龟卜,周人卜筮并用。筮,《说文》解为“易卦用著也”。郑玄则在《周礼·春官·宗伯》“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这段文字中的注中说:“揲蓍变易之数,可占也。”揲,数也。揲蓍,数蓍草。《说文》和郑玄都认为,占筮就是数蓍草变化的数目,得出八卦之象,依卦象推测吉凶。“连山”、“归藏”之筮法,今已无从知晓,《周易》筮法,唯《易传·系辞》有载: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这《易经·系辞》所载筮法,虽未必是《易经》最初的筮法,但历代学者视为筮之正规。这段文字比较通行的解释是:“衍”即“演”。演卦的著策为50,实际用49策。四营成一变,三变成一爻,十八变成一卦。第一营将49策随意分二,名曰“分二”,用以象征天地。第二营从已分开的右边一大份中取出一策扐在左手小指上,名曰“挂一”,用以象征天、地、人三才。第三营将已分开的左右两大份蓍策分别分成四策一组,名曰“揲四”,用以象征四时。第四营将揲四后所得余策与挂一之策放在一边,名曰“归奇”,用以象征五年一次的闰年。归奇之数,非五即九。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营构成一变,即所谓“四营而成易。”
将第一变中被分成四策一组的蓍策,如上法再推演两变,第三变后所得四策一组的组数必为六、七、八、九四个数中的一个。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三变得一爻,九变成三爻,是为“小成”。一十八变之后成一卦。筮得一卦后,按卦的不同形状判断所问之事的吉凶,听做占。所谓占筮,乃是先筮后占。把占问之事及所得兆示记录下来,便是筮辞。筮辞是巫术的产物,与卦形和筮草的排列方式有关,而与人事吉凶无必然联系。
《易经》64卦辞和386爻辞皆来自筮辞。是长期积累、多次整理而成的一本旧筮辞的选编。《周礼·春官》:“凡卜筮,即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这是说,掌管卜筮的人,每次占筮之后,把所得的兆示记录下来,连同礼神之币藏于府库,年终再作一次统计、整理,把应验的挑选出来,予以保存。《易经》卦爻辞,就是筮以大量应验的筮辞为素材的。如《比》卦的筮辞本有许多,整理后挑出卦辞一条,爻辞六条系于卦象之下,遂成《易经》中的《比》卦。入选的筮辞分成64大类,分属64卦,编成一书,名曰《易》。
《易经》起于占筮。编纂者成此一书的目的,则是为以后的占筮提供一本参考书。所以书中筮辞的系统化,是粗糙的,形式上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卦在辞句安排上体现出一个中心观念,表达出编者的某一思想,大多数卦的卦爻辞之间还缺乏甚至没有逻辑的联系。编者无意借这本旧筮辞的选编表达自己的某种理论体系,更何况当时也没有成体系的理论可表达。
事实上,《易经》最初也确是作为占筮参考书流传于世。从《左传》、《国语》看,春秋时以《易经》卜问吉凶已成为流行。两书中此类记载有20几条。所问之事,大至出征、结盟、国家的前途,继承人的挑选,小至婚配、生子,年成丰歉、降雨与否、行旅顺逆。仅《左传·僖公十五年》就有两条。
综上所述,《易经》成于占筮,又用于占筮,确如朱熹所说,本是卜筮之书。
三
外巫而内哲,《易经》的形式和内容是这样矛盾,这在中外学术著作中是罕见的。那么,哲学和巫术究竟是以什么为基点统一在《易经》这本书中的呢?
第一,占筮是人类试图掌握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一种努力。虽然这种努力是沿着错误的道路进行的:错误地把人事吉凶的原因归结于神的意志,把占卜的道具看作是沟通神人关系的手段,当作观察的对象,而不去观察客观事物本身。但是,既然占筮者是在试图认识客观世界,那么在向这个目标努力的时候,有时会不由自主地脱离占筮的思维模式,不是单单根据蓍草的排列方式,而是运用现实生活的经验在作判断和推论。这就使得某些筮辞含有了逻辑推理和理智分析的因素。那些屡屡应验的筮辞就是这样来的。清代学者王夫之早就指出,《易经》的筮法包含着“鬼谋”和“人谋”两种因素。他在《周易内传·系辞上》中说:“大衍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二,挂一,归奇,过揲。审七八九六之变,以求肖乎理。人谋也。分而为二,多寡成于无心,不测之神,鬼谋也。”“审”和“求”的过程,就是运用已知判断进行逻辑推理的过程,这就使得有些筮辞虽是巫术的产物而具有了哲理的成分。经过沙里淘金般的选择才得以入选《易经》的筮辞,蕴含着辩证思维的萌芽,实不足为怪。如《屯》卦六三爻:“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虞,虞人,掌山泽之官。逐鹿而无熟悉路径的虞人引导,入于林海。君子当见机行事,此时不如舍弃不逐。若一意往前,必有憾事,这是多次狩猎后的经验之谈。
再如《师》卦初六爻:“师出以律,否臧,凶。”兵众出发要用法律、号令来约束,否则必有凶险。这样高度抽象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军事原则,当以无数次战争为代价而得来,绝不可能只是由蓍草排列方式的变化引起的臆想。
至于“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泰》卦九三爻)更是经历了人世盛衰和自然界沧海桑田的巨变后才得出的一个深邃的哲理:事物的发展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第二,虽然《易经》的框架完全是由“一一”和“──”这两个基本符号推衍而成,在形式上完全是一本占筮书,但经过编排之后,产生于不同年代、不同场合的原本杂乱的筮辞,也就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尽管这只是一个占筮的系统,对筮辞的组织编排也大多是形式上的,但作为思维材料的筮辞在形式上的条理性,往往能启发人去找出本来不具备的各条筮辞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示出事物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初步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如《师卦》的卦爻词:
贞,丈人吉,无咎。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六三,师或舆尸,凶。
六四,师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这几条筮辞本是几次不同时间、不同情形的战争的占筮记录,但是配合着卦形,按照由下而上的顺序编排到一起之后,就促使人们把思维从个别的战争转移到用兵规律这样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上来了。在后人眼里,《师》卦卦辞讲的是用兵总原则:一要“正”,即《彖》所谓“能以众正,可以王矣。”二要择将得当,须用贤明“丈人”。六爻分别展示用兵的六要旨:严明军纪;君主信任统军将帅;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当退则退;任人以正;论功行赏。《易经》编者不会想到《师》卦会被后人称为“古代兵法的总纲”。③
同样,《讼》卦本是若干不同讼案的筮辞,组成一卦后,便启发人们去探索争讼行为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结果;《大过》卦是一些关于“大为过甚”的反常事状的筮辞,这些筮辞集中编排的结果,是教人善处“大过”的道理。
第三,《易经》卦爻辞中有少量非筮辞。非筮辞是编者的理论和说明。编者在将旧筮辞汇集成书时,有时也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如《临》卦、《观》卦、《兑》卦这三个政治专卦,据李镜池先生研究的结果,内中多为非筮辞。编者在这些卦中直接提出了挽救周王室危机的一系列主张:实行感化、诚和、忧宽政策;统治者应当具备躬亲、明智、惇厚的品质,要以美德感于“下”,同时又观“民风”以正“君道”;各国之间和平相处,反对侵略。此外,在《师》卦、《比》卦、《否》卦中也插入了一些非筮辞,虽然非筮辞在全书中份量较少,但对于表达编者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有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个读者的眼光问题。因为《易经》是占筮参考书,是后来占筮的参考和推论的根据,所以读者总是把它看成认识的前提和中介,用来形成新的认识和观点,而不是看作现成的结论。这就等于把《易经》放到了哲学放大镜下,扩展了书中的哲学思想。通过这面放大镜,《易传》的作者从书中发掘出了一个粗糙但还全面的儒家哲学体系。
注释:
①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页。
②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0页。
③黄寿祺:《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