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冷战后的恐怖主义泛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恐怖主义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时代国际局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稳定因素在急剧增加。除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发生冲突、内乱之外，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严重的恐怖主义构成了一个突出的方面。 恐怖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90年代的恐怖主义显现出动机复杂化、行动跨国化、形式多样化、手段技术化和危害严重化的新特征，从而对国际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在过去的几年中，世界范围内各种类型的种族、宗教和国内冲突此起彼伏，期间一些原已销声匿迹或日渐衰微的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跨国网络再度兴起，同时生成了一大批新型的恐怖组织。（注：孟祥青：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泛滥之原因，《世界政治与经济》，1996 年第4期；朱素梅：当代恐怖主义的类型与反恐怖主义，《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中东、美国、西欧、拉美和东南亚是当今恐怖主义活动的五大热点地区。
面对这一国际政治现象，各国政府及有关专家学者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欧美日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已把反恐怖斗争提到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战略高度，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反恐怖新措施。
如何看当代恐怖主义
我们所面对的恐怖主义是一个十分混乱的图景，其清晰内貌难于辩识。当代恐怖主义者都有一套为自己行为进行辩护的哲学，而他们的冒险性和动力正是来自于这样的理论驱导。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圣战”为口号来排斥西方；70年代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左派组织，如日本的“赤军”、前西德“红军”和意大利的“红色旅”等，则是为了打击资本主义；拉美一些国家的游击队，目的是为了“革命”。指导恐怖主义的哲学可能是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可能是狂热的宗教理念，也可能是新法西斯主义。宣传和灌输这些意识形态，是恐怖主义者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恐怖主义在心理取向上是受挫感、任意性和象征性，这就造成了恐怖主义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残忍性。何时何地会发生恐怖活动？目标是谁？恐怖活动如何进行？所有这些问题在恐怖活动发生之前几乎都是未知数。
恐怖分子制造恐怖事件，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在于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它要从精神上打击对方，使对方认识到它的威慑力和重要性，改变对方的力量优势，形成一种讨价还价的变动性局面。一些原本无足轻重的小组织，可以通过恐怖行动在强大的政府面前取得有利的对等谈判地位。相反，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军事力量多么强大，都不得不高度重视这种由极少数人发动的进攻，不得不依靠和消耗超过对方数百倍乃至数千倍的力量与之进行斗争。
多年来，联合国成员除了就反恐怖主义事宜达成一些决议和宣言外，对于“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却并无共通的界说。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种暴力活动，它所打击或伤害的对象主要是非武装人员，是普通公民。鉴于此，目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恐怖主义不仅仅看作是一种普通的刑事罪行，而且应通过专门法律对恐怖分子进行审判和定罪。
恐怖主义的现实动因
美国学者哈克认为：“恐怖主义从来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一种对社会现实（或者主观印象）的激进反应，恐怖主义的泛滥正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反感和不满。”（注："Terrorism" by Hark,Washin-gton,1974,P.9.）二战后， 恐怖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和冷战状态下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自决运动密切相关的。冷战的终结，并没有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相反，整个国际环境越发有利于恐怖主义的蔓延。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局势动荡是恐怖主义泛滥的社会温床。从根本上说，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世界范围内南北发展不平衡这两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恶性肿瘤。（注：孟祥青：恐怖主义——当今世界的大敌，《世界知识（京）》1996年，第5期。 ）就其现实动因而言：第一，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是当前世界动荡不安和恐怖主义猖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最早由西方大国为演变前苏东国家而助长的民族分离浪潮，现在却猛烈地冲击着它们自己。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矛盾加深，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再度兴起，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潜伏的民族危机，无疑为恐怖组织的壮大提供了社会基础。1991年，这类恐怖活动约占全部恐怖活动的36%，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多。第二，宗教矛盾是诸多社会争端的根源。近几年来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要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原始形式，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制度。海湾战争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再度兴起，在这一地区，穆斯林占人口多数，因此原教旨主义的主张极易得到人们的共鸣。与此同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向中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欧美扩散。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饱受贫困之苦的下层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而且也说明，作为非同一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反美、反西方、均贫富的主张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同时也应看到，世界形势剧变，原有的价值观被冲破，而宗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神灵崇拜，满足了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要求。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也对恐怖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科技的进步、现代通讯技术和运输工具的不断发展、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人口流动的增多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关联度越来越高，恐怖分子的活动范围因此变得更加广泛而不确定，蔓延速度越来越快，恐怖主义的日趋扩散难以避免。譬如欧盟正日益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主战场，因为欧盟交通发达，过境自由，恐怖分子活动和逃逸都比较自由从容；欧盟移民众多，不论何种人都不至于特别引人注目；欧盟还有世界一流的宣传媒介和通讯系统，一旦发生恐怖活动，马上会成为爆炸性新闻，有关报道迅速而广泛。欧盟是地区一体化的典型，由此可见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对恐怖主义扩展的影响之大。
后冷战时代，现代化的发展伴生了一个自身的悖论，即生命的异化。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规范缺失等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恐怖主义动因的多元化，即非政治性导源因素的相对加强。人们注意到，其性质目前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已从原来的“唯政治目标的恐怖主义”演变成“多目标的恐怖主义”。当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许多诸如反对核武器的研制和部署、抗议环境污染、争取同性恋合法地位等五花八门的组织，其中一些狂热分子已开始效法恐怖组织的做法。有时也会出现一些表现性的恐怖主义，它们不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或“主义”的派别，也不具备有组织的行为，大开杀戒只是为了发泄成员们内心累积已久的痛苦、愤怒和受挫的情感，或者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自身的存在。这样的“自由恐怖主义”比传统的政治恐怖主义显得更为可怕。
综上所述，在冷战以后，世界、地区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和局部冲突的加剧所导致的暂时性无序状态，与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上升、社会危机深化、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以及生命的异化交相作用，共同构成了冷战后时代恐怖主义肆虐的根源。
恐怖主义动因的变量分析
影响恐怖主义动因的变量有很多，外在因素如政府态度、媒介传播和技术手段等，内在因素包括恐怖主义的理论主张、公众形象和组织方式。这里着重对前三个变量作一分析。
1、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泛滥，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各种利益之间矛盾斗争尖锐化的反映，其中一些国家在幕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大国来讲，核恐怖平衡使现代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对小国而言，参与常规战争也有可能升级为一场难于承受的灾难，而利用恐怖活动往往既能达到政治目的，又不用承担太大的风险。因此，某些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外交目的，在口头上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暗中却纵容、支持一批国际恐怖组织。这一支持通过提供经费、庇护、技术专家、训练营地、武器以及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等得以实现。在美国国务院颁布的1995年全球恐怖报告中，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古巴等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的黑名单。（注： "Patterns ofGlobal Terrorism 1995",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1996,P.23—28.）但实际上，美国的一些盟友，如以色列也曾利用国家力量进行过海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对于美国中情局（CIA ）卷入中美洲右翼势力恐怖活动的指责也一直是有根有据的。可以肯定，如果有些国家只在受到恐怖主义袭击时才大声疾呼反对恐怖主义，而在其它时候、其它地点却为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扶植利用恐怖主义，那么恐怖主义就永远不会被消灭。
在从冷战的“正战论（正义战争论）”时代向冷战后的“脱正战论”时代过渡时期，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逐渐趋向减小。（注：（日）中曾根康弘《冷战以后》，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第71页。）恐怖主义作为战争的一种转化形式或辅助形式，将会被更多地利用。大战爆发可能性的降低或者说战争的弱化，会导致恐怖主义的强化，以释放国际范围内日益膨胀的宗教、种族矛盾的势能。
在国际反恐怖主义的进程中，存在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个别国家试图借“反恐怖主义”向他国施加压力，以实现其自身的利益。例如，在1996年3月埃及召开的“国际反恐怖首脑会议”上， 有的国主张把反对的对象局限于所谓的“阿拉伯、伊斯兰恐怖主义”。这显然是从一己利益出发的，这种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有使反恐怖主义也成为一国的外交工具之虞。
2、现代大众传播系统对恐怖主义活动起到了刺激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往往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报道恐怖主义事件以求吸引观众，这就容易为恐怖分子用来宣扬他们的“事业”和“使命”，扩大恐怖效应。新闻媒介无意中成了传播恐怖主义的环节和工具，扮演了恐怖主义主张代言人的角色。发达的现代大众传媒使得地球各个角落里的人都能目睹某个地点上演的恐怖剧，这恰好满足了恐怖分子扩大其影响、宣传其主张的欲望。同时，电视、报刊常常充当遇难者家属的代言人，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干扰了政府作出周密的反恐怖主义行动计划。所幸新闻机构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美国反恐怖专家拉费尔·皮尔在谈到对付恐怖主义的工具时，提出了“媒介自我约束”的设想。《芝加哥太阳时报》和《每日新闻》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则，例如禁止记者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改写恐怖分子提出的主张以避免不加约束的宣传；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停止或推迟对恐怖活动的报道等等。（注： " Terrorism,The Future and U.S.Foreign Policy"by Raphael.F.Perl,CRS Issue Brief,Feb.19,1997.） 但这些规则能否被广为接受，还需媒介自身的协调。而且，在当今这个新闻行业竞争激烈的时代，难免会有人打破这些规则。
3、冷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以及核生化武器技术的扩散，使得恐怖主义如虎添翼。
90年代以来，恐怖分子的作案工具、手段和目标都在发生变化，一些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恐怖集团中，他们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并且把袭击的对象扩大到经济和信息领域。同时，制造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大，电脑恐怖活动和超级恐怖活动日前引人注目。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华盛顿现在已开始考虑电脑网络被用于削弱公众信心、摧毁至关紧要的服务业、扰乱经济或破坏军事能力的潜在可能性。1995年3月20日， 日本东京地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沙林毒气案，致使5500多人中毒，这似乎已证实了美国西奥多·A·哥仑比斯的预想， “如果恐怖主义分子在未来把手中的步枪和炸弹换成神经毒气、粗糙的核装置、热寻的导弹和其它种种可怕的武器，那将会给人类带来深刻的消极影响……更为麻烦的设想是，恐怖分子策划用化学毒品污染一个城市的空气或供水系统。”（注：（美）西奥多·A·哥仑比斯《权力与正义》，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476页。）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超级恐怖主义时代”，对恐怖分子来说，生化武器也许是更容易得到、使用更方便、对平民威胁更大的恐怖工具。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案无疑给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因此指责科技的发展，因为技术本身只是一个中性的概念。
冷战后恐怖主义的泛滥，已激起了普遍的谴责和反对。各国在反恐怖主义方面也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并制定了一系列反恐怖法律条款。目前，许多国家已认识到减少恐怖事件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坚信恐怖主义不会成功，对恐怖主义决不让步。强有力的打击和制裁，会令恐怖分子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和行动障碍。同时政府的强硬态度，实际上堵住了恐怖分子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国家之间的联合正在逐步加强，国际反恐怖主义阵营的力量也因此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