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体价值相辅相成——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相辅相成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民族自信心日益提高，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在当今中国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 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世界潮流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意味着历史的列车由传统文明跨入现代文明，而它对价值领域的冲击尤为剧烈，乃至完全改变了其基本结构。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或者说普世价值与民族价值二元并行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
这里所说的现代价值或普世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形成的，最能体现现代性的，并为现代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价值观；而传统价值或民族价值，指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能体现民族意识的，并为民族成员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
在四大文明圈中，西方文明率先启动了现代化和全球化之旅。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现代化的序幕，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则扬起了全球化的风帆。自此以后，现代化和全球化这两股大潮便交织到了一起，结束了各大文明独立发展的历史，共同导演了一段悲壮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西方基本价值体系的二元化格局是否具有普遍性呢？是的，曾经发生于西方的这一幕，正在其他文明中上演。也就是说，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二元化，或者说现代主流价值和民族主体价值并行的趋势正在形成和发展。
不错，现代化发源于西方，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始于对西方现代化的引进和吸收。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其他文明需要全盘移植西方文明呢？这个问题曾在一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界被不断地讨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主流的看法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不过，事实胜于雄辩。
这种将现代化和西方化区分开来的观念极其重要。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哪些是现代化的东西、那些是西方化的东西呢？在我看来，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等西方现代化各个时期所形成的现代性，诸如上文所提到的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科学、理性、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等等，都是西方的现代性。除此之外的部分，就是西方化的东西，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作为西方民族主体价值的基督教，它集中反映了西方民族的核心价值。对于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来说，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吸收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那些西方化的东西。许多现代化国家将自由、平等、民主作为主流价值和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其吸收西方现代性的明证。至于这些文明的根本价值，将仍然是民族的。就是说，对于一个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价值和传统价值、普世价值和民族价值是并行不悖的；前者是推动全球化浪潮的动力，而后者则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标识。
二 中国的民族主体价值及其历史变迁
与其他文明以宗教为民族主体价值不同，在我看来，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或民族主体价值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国教，二是官学。根据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历史上的消长起伏来看，中国古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国教时代、学教合一时代、学主教辅时代。
早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之初，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华教就已经形成了，并成为后来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宗教。在殷周之际以前，尽管学术思想已经开始孕育、萌芽，但总起来说，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干是作为国家宗教的华教，所以我称这个时期为国教时代。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自周初以后，国教和官学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宗教和学术一体两面，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大致形成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最早的经典六经，集中反映了这个特点。例如，孔子早已发现，相传文王所作的《周易》一书包含三个层面，即赞、数和德。其中，赞和数属于宗教，德属于人文主义。所以，我称这个时期为学教合一时代。
值得强调的是，儒学本为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当它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并未改变其学术性质。换言之，它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不是宗教来承担国家意识形态任务的。因而，汉代以后，儒学是官学而不是国教。
真正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扮演国教角色的，仍然是华教。学教合一的格局解体以后，尽管官学一系漂泊不定，而华教却一直稳居国教的位置。汉武帝定儒学为官学以后，华教的国教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就是说，自西汉至辛亥革命两千年间，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由官学和国教两部分组成的。就其各自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来说，是官学为主，国教为辅，所以我称这个阶段为“学主教辅”时代。
由于历史渊源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官学和国教，或者说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说，这种人文主义含有宗教的因素和性质，这种宗教也含有人文主义的因素和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宗教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宗教”，这种人文主义也可称为“宗教人文主义”。所以，儒学是一种宗教人文主义，而不是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所谓的人文主义宗教。
或许正是由于儒学的这种特性，所以它同华教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只不过作为精神家园的华教立足于信仰，而作为精神家园的儒学立足于理性。
三 儒学何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体价值
学主教辅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依附于皇权政体。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标志着皇权政体的覆灭，也标志着学主教辅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解体。那么，作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学能否像其他文明的传统宗教那样在现代社会继续扮演民族主体价值的角色呢？整个20世纪，中国的主旋律是西化。而在西化论者看来，儒学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封建遗毒，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罪魁祸首，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
早在1902年，严复就通过批判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得出中国必须从体到用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全盘西化和马克思主义两派的现代化之路迥然有异，但在全盘接受外来文化（或欧美或前苏联）和全面拒斥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问题上，却是一致的。
除了国内学术界外，海外学术界也对儒学的现代价值深表质疑。
列文森和余英时的思路如出一辙，二人都将儒学的现代命运和中国传统制度命运完全等同起来，从而自然得出儒学已经死亡，甚至成为游魂的结论。这种政治制度论和上述的经济基础论并无本质区别，它们认为，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一种思想文化与其所由生的经济基础或政治制度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或者整体继承或吸收，或者整体拒斥。
这些议论能否成立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化产生的过程和文化系统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这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分开来。
如果可以把世界分为本原世界和现实世界两个领域的话，那么现实世界是本原世界的实现。本原世界蕴含着无限的潜在的知识和价值。因其无限，所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由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们只能发现这个潜在世界的某个侧面或某个部分，并由此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文化，这就是它们的现实世界。
我们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地看待。如果可以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若干由浅入深的层面的话，愈往深层，所受经济基础变化的影响就会愈小。
其实，在继承自己的传统时，也是如此。有人说，由于儒学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当我们在吸收其合理因素的时候，不可能避免其不合理因素。诚然，就一个思想体系本身看，它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个思想体系的各种因素是完全可以分开的。
我们承认，传统儒学中也蕴涵着一些由旧经济和旧制度滋生出来，同现代社会相抵触，并受到猛烈批判的消极因素，但这构不成我们抛弃儒学的理由。相比之下，中世纪的基督教总比传统儒学更反动吧，文艺复兴时期对它的批判恐怕也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但它不照样成为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体价值吗？
诚如余英时所说，儒学“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既然如此，那么儒学就包含社会制度、人伦日用、精神信仰等各个层面。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制度的儒学只是儒学的一个层面，甚至可以说是儒学的最外表的层面，而作为“人伦日用”和作为精神信仰的儒学才是儒学的更深层面。中国传统制度的崩溃，只意味着作为社会制度的儒学，或者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失去了依托，并不表明整个儒学生命的死亡。事实上，作为“人伦日用”和作为精神信仰的儒学，已经进入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传基因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不仅仅寄托于传统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几千年来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儒学，是同中华民族生死与共的，它的根系永远存活在中国。
四 当代中国基本价值体系及其走向
现代主流价值在中国凝聚为国家意识形态，这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马克思主义被理所当然地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产物。作为一种先进的外来思想学说，它本来不带有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印记，所以必然存在中国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民族主体价值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十分重视继承和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
但是，建国以后，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这个正确意见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将现代化和传统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儒学被当做封建主义的总代表受到空前摧残。在这同时，又试图以国家意识形态来消灭和取代民族主体价值，致使民族主体价值在现代社会完全缺位。
就马克思主义来说，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并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加以扬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最充分的自由、平等、民主。这些都是需要坚持和发扬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理论和学说，就连马克思本人也是在根据当时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进行修改和调整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理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甚至改革开放运动本身，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第二，借鉴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吸收近现代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尤其自由主义理论的积极因素，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像马克思主义在创立的时候继承和超越了文艺复兴以后的自由、平等、民主传统一样，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也要借鉴、吸收和超越一切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平等、民主传统，使之成为最先进的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体系。
第三，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应该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相结合，即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学说。
同样，就儒学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传统儒学。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学就面临着改革，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这场改革一直没有顺利进行。这场改革，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看，是一个现代化过程，其性质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从儒学自身的演变历程看，是一次范式的转换，其性质类似于宋明理学对儒学范式的重建。
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经过改革的儒学不但相互补充、相互配合，而且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作为西方文明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的结合，预示着中西文化融合进入实质阶段。我深信，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共同构成的基本价值体系的推动下，中华文明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到那时，中国不但成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而且成为文化大国；不但出口电视机，而且出口思想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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