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源流研究述评及其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源流论文,述评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在已有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这就是对新文学源流的考辨。正像人们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场运动的发生不是一次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有着深远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动因。因此，对这场运动源流的梳理与寻绎，一直是一个诱人的课题。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致使学者们的研究聚讼纷纭，诸家各异。本文试图对各家之说作一番归类整理，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以企将对该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晚明说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对中国新文学源流进行专项研究的著作。这本著作是周作人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四月间，应沈兼士之约，到辅仁大学去做的以“中国新文学运动”为题的连续演讲，经邓恭三记录、整理，周作人校阅后易名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于同年9月在北平出版。本书共5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中国文学的变迁”、“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以及“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在书中重点论述了晚明时期公安、竟陵派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他认为，公安、竟陵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与民国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1]（P28）在对两次文学运动进行对比时，周作人特意将胡适提出来：“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经过对二者的详尽分析之后，周作人认为“今次的文学运动（引者注：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1]（P58）
任访秋作为周作人的高足，沿用了乃师的基本思路，但是他在对公安派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了晚明思想家李贽对公安派的巨大影响，并对李贽在晚明思想解放和文学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加以重新认识和评价。李贽是晚明时期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一生追求平等、自由和解放，敢于冲破儒家大一统的罗网，大胆对传统的儒家学说进行批判：“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是也。若必待取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2]（P23）基于这种观念，李贽提出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2]（P46）这种“叛逆”的言论和独特的个人见解一提出便遭到传统文人的猛烈攻击。而任访秋却对李贽大加赞扬：“卓吾这种观点，当时就影响了公安派袁氏兄弟……直到后来的新文学运动。”[3]（P16）任访秋从思想、妇女解放和文学三个方面论证了晚明时期的“左派王学”特别是李贽的反传统，认为这是一次对思想和文学的极大解放。从思想上说，清代朴学家们在反程朱方面，与晚明的李贽有一致之处；晚清维新派的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排荀运动”，其思想渊源也在李贽；革命派的章太炎进一步对孔子的批判也受李贽的影响，并在革命派办的刊物《国粹学报》中对李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五四时期，号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发表了《李卓吾别传》，大力宣扬李贽的思想。在妇女解放问题上，李贽首先以男女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妇女，影响了清代的朴学家汪中、俞正燮及五四斗士们。在五四时期，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伤逝》、《祝福》等文章都是对妇女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在文学上，晚明时期的文学革新在3个方面影响了清代直至五四的文学革新：一是“独抒性灵”，二是“信腕直寄”，三是对市民文学及民间文学的肯定并给以高度评价，这3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冲击是汹涌激烈的。五四时期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在精神实质上与晚明时期的“左派王学”、特别是李贽的思想是相统一的。所以，任访秋先生得出结论：“‘五四’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从反孔教到反复古主义文学，就中国固有的传统来说，实上承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3]（P221）
“晚明说”弃置新文学运动发生时极为明显的西学背景，重点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找新文学得以发生的理论基础，很难让人信服。但如果考虑到在此之前人们对新文学运动的理解和评价，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一研究思路内蕴的理论意义。因为自新文学革命发生之后，论者都强调“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的对立，以突显新文学的异质性和革命性。它必然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新文学”是在全盘否定“旧文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与“旧文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二者难以沟通。“晚明说”正是纠正这一偏见的一剂良药，它使人们意识到：所谓“新文学”其实是在“旧文学”的母体中孕育的，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是完全可以并置、对话的。
因此，“晚明说”在可信度上尽管很脆弱，但其理论意义不可小觑。
（二）明末清初说
郑家建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中深入探究了“五四”新文学的起源问题。“‘五四’是那汹涌澎湃的历史洪流中的一个浪头，那么，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流，来自何处？”[4]（P66）在这一幅复杂的“水文图示”中，郑家建认为“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启蒙思潮……是在历史的转弯处所激荡开来的一抹最绚丽灿烂的浪花。”[4]（P66）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庞朴先生认为：“中国明清之际出现过启蒙思潮或者叫早期启蒙思潮”。[5]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如果就中国来看中国的近代历程，那么明末清初政治上的君主观的变化，与经济上田制论的变化，应被视为清末变化的根源，从这里寻找中国近代的萌芽，不是没有根据。”[6]（P111）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启蒙知识分子对自我精神的存在方式进行了极为深刻的逼视与反省，通过对自我的批判进行对社会的批判。郑家建认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对自我精神存在的思考是“中国启蒙者的主体性的自我启蒙。不论他们对此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都是一种不得不产生的‘悖论性’。”[4]（P72）这种悖论性直到五四时期在鲁迅等人的作品中仍时时呈现出来。就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所讲的，顾炎武等人的思想“实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7]（P11）在详尽分析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郑家建从6个方面指出了它与五四的内在渊源：第一，在学术研究中，清人提倡、激励“重证据”的精神，这一直影响到五四时期胡适等人的研究；第二，是怀疑精神。作者特别指出了清初两位经学家阎百诗和胡月出明开了后来“五四”时期疑古学派的先河；第三，是“诸子学”的悄然兴起。“诸子学”在“五四”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许多启蒙思想者反儒的手段和工具；第四，是若断若续的人本主义思想对后世的滋润。从黄宗羲到戴震到章太炎直到胡适、鲁迅等五四志士们，他们用人本主义的思想对铁板一块的古代思想和文化给以剧烈的冲击；第五，是近代今文学运动对“五四”的影响。今文学运动为了进一步而以退一小步为前提的做法与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正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第六，经世致用的思想意识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经世致用思想内自身的二重性即对学术与致用两个方面的强调在“五四”时期被重新整合在一起。
“明末清初说”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钩沉出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学术研究理路的传统根源，指证了以反传统自居的五四人物其实本身就带有中国传统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印记，这无疑很有见地。但郑氏的研究方法本身很成问题。当我们将两个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对比时，一定要尽可能地比较其全貌，不能根据它们之间的局部性来判定他们整体的一致性。郑著上述6个方面几乎全都犯了以局部代整体的逻辑错误。如胡适的“大胆假设”，看上去跟今文学运动有些相似，但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别：第一，“大胆假设”不能代表胡适学术思想的全部内涵；第二，胡适学术思想的基础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它有来自西方的哲学基础，这是今文学运动无法比拟的，因此将二者简单类比，就难免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三）晚清说
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将五四新文学的源头定位于晚清的戊戌维新运动。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大败，以至割地赔款、认罪讲和，全国为之震动。光绪帝痛下决心，颁布了变法维新的诏书，“戊戌变法”于是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虽然这次变法维新运动由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镇压而失败，但是“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实在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的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8]（P6）陈子展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戊戌变法”对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第一，到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文人才渐渐从八股文中解脱出来。杨深秀等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痛陈了八股文体的种种危害，指出八股文是文学发展的巨大障碍；第二，戊戌变法之后，中国才开始真正接受外来的影响。“到了这个时期，谭嗣同、梁启超一般人所提倡的‘新文体’与‘诗界革命’，又很显然受到外来影响，并为后来文学革命建立了一个根基。”[8]（P7）
杨联芬在她的著作《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一书中，则将五四新文学的源流定位在晚清的先锋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运动上。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受到致命打击，保守势力一时成为过街老鼠。严重的危机使这些先锋知识分子们思索使中国现代化的“新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开民智”运动，成为思想启蒙的中心，各种组织、学会先后成立，各种报刊、杂志陆续创刊，大力向国人灌输西方的文化、思想及价值观。“三界革命”等一系列的文学革新配合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中国文学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杨联芬主要通过小说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发展轨迹系统论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萌芽到成长的过程。“在现代性的视阈下，清末的‘新文学’与五四的‘新文学’，不应当被看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他们实际上是一种文学运动的两个阶段。”[9]（P54）晚清新小说的“新”，主要体现在文学表现内容的新奇、新颖上，它“极大拓宽了小说表现的疆域，提供了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陌生而新鲜的审美世界。”[9]（P55）小说由“末技”成为主流，“西方典范”意识形成。杨联芬从晚清林纾的翻译小说、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苏曼殊的浪漫小说以及曾朴的历史小说等多个角度剖析了晚清小说对五四小说的重大影响。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五四知识分子特别是鲁迅的突出表现，因此，五四的新文学被我们称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而对国民性的批判从晚清时就已开始了。杨联芬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进行分析之后指出：“五四的改造国民灵魂，不过是承续着晚清启蒙文学的国民性焦虑。”[9]（P180）
王德威先生的观点和杨联芬的观点有些相似。他认为“晚清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10]（P3）文章一开始就界定了晚清文学的重要地位，作者以小说为例将晚清文学推向了一个比五四更高的阶梯。不论从作家的数量、作品的成果还是出版机构、媒介等各方面，晚清的小说都是比五四更庞大的，而到五四时期却将这种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挤压下去，成为现实主义的一花独放。作者从晚清的狭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谴责小说和科幻小说4个文类来说明晚清时期文人丰沛的创作力，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却将这种争奇斗艳的风格归化为写实/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
张全之在他的博士论文《无政府主义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强调了晚清无政府运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奠基之功。他重点比较了1907年吴稚晖、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创刊的《新世纪》杂志与《新青年》之间在文化立场与文学态度等方面的相似性，指出：“检视新文学革命的源流，不能忽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奠基作用。”[11]
“晚清说”作为声势最为浩大的一种学说，对当今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钱理群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构想，其实是这一学说的前驱。就目前来看，这一说法，对当前的文学史著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从总体上改变了现代文学写作的基本框架，澄清了五四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很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但由于这一说法内部还存在很大分歧，各家所强调的重点有明显差别，因此，这一说法还有待于人们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沟通。
（四）辛亥革命说
台湾学者陈万雄对学术界将五四新文化的源头定位在晚清的思想解放十分不满。他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说：“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的源流，学术界多远祧维新运动而反置紧接五四运动的辛亥革命于不论。”[12]（P3）陈万雄主要从新文化运动的人员构成、对传统思想的反叛以及文学革新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辛亥革命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渊源关系。1900年到1920年是中国第一代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期和成长期，这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之后，成为这20年间的主要革新力量，所以作者说：“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体和主导力量正是这新兴的近代知识分子。”[12]（P3）陈万雄从《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北京大学的革新力量以及辛亥革命时期的反传统思想等多个方面将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比较，从而得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之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脉相承的条理。”[12]（P3）“辛亥革命说”作为一种新的观点，将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间联系更为紧密的辛亥革命提了出来。革命作为20世纪与启蒙相对的两大“主题”，与新文学运动联系了起来，使革命从原来的“果”变为了现在的“因”，不乏理论建设意义。但这一学说只能作为“晚清说”的补充才有意义，否则隐掉晚清文学改良运动这快“底板”，只强调辛亥革命的诱发之功，显然是片面的。
（五）魏晋南北朝说
陈方竞和刘中树的论文《对五四新文学发生及源流的再认识》则对五四新文学的源流重新进行了梳理，他们认为“魏晋文学构成了从章太炎到鲁迅所开启的‘五四’新文学与传统联系之渊源。”[13]文章主要从受章太炎影响最深刻的鲁迅对六朝文学的重视来论述新文学的源流。从民国初年直到“五四”之前，鲁迅的古籍整理重在汉魏六朝，形成了他与魏晋文学深刻的精神联系。鲁迅十分推崇刘师培所写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自己也写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提出：“用近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14]（P504）。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就艺术内部规律而言，鲁迅开创的‘五四’新文学是与六朝文学相通的。”[13]
“魏晋南北朝说”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源头推向了遥远的魏晋时期，成为名副其实的“长时段”研究，对通体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中古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架很好的平台。但这种说法也有局部类比的嫌疑。毕竟魏晋文学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多于相似性，因此过分夸大他们之间的一致性，不免显得牵强。
二
诸位专家学者对五四新文学源流的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80多年前的这场文学变革提供了许多崭新的视角，但是研究中暴露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进行反思和讨论。
“主题先行”，“事后追认先驱”是诸篇文章的通病。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开始，直到现在的一些研究成果大多都是先将新文学的源头点出来，再一步步的将新文学与之相联系。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一开始就点出了晚明的公安、竟陵派与“五四”新文学的渊源关系：“现在我想从明末的新文学运动说起，看看那时候是什么情形，中间怎样经过了清代的反动，又怎样对这反动起了反动而产生了最近这次的文学革命运动。”[1]（P19）再比如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又旗帜鲜明地列出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源头的看法：“在世纪末重新审视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风遗绪，时至五四，仍体现不已。在这一甲子内，中国文学的创作、出版及阅读蓬勃发展，真是前所未见。而小说一跃而为文类的大宗，更见证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10]（P3）我们对“开门见山”这种论文的写法无可厚非，但是诸位学者对自己的论点进行的都是一种“追认”，是一种“点菜”式的论证方法，即只将对自己的观点有用的论据引出来，却将对自己的论点无关的史事舍弃不用，这样就很难做到论证的全面和严谨。周作人在他的著作中就将胡适、冰心、徐志摩、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列举出来，却将鲁迅、郭沫若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置之脑后，就明显属于这种“观点＋例子”的论证方式。其他多种著作都有此弊。
仅仅对中国新文学的源头与五四新文学的相似点进行比较，缺乏脉络式的梳理，是诸位学者的又一缺陷。这一点在周作人的著作中显现的最为明显：“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象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1]（P28）周作人其实十分清楚，五四新文学未必就是明末公安、竟陵派文学合逻辑合历史的发展，两者只是在“非正统”或“未成正宗”方面有相似之处，周作人将两者极力捏合到一起，却被钱钟书先生一眼看穿：“周先生颇引为‘奇怪’的事，我看这事并不足为奇，因为这两个文学运动同是革命的，所以他们能‘合’；又因为他们同是革命的而非遵命的，所以他们能‘不期而合’——假使‘有期而合’便是遵命的了。如此着眼，则民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溯源无穷，不仅止于公安竟陵二派；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昆西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娇揉做作的形式文学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对‘剽贼’，欧的反对‘挦扯’，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15]（P205）其他学者也不乏这种主观臆断性的比较，从而得出的结论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诸位学者、专家的最大缺憾就是将历史中的某一个事件看作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唯一源头，认为它们之间是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将历史中的其他因素置之不论。比如王德威先生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源头定位在晚清时的文艺运动，陈万雄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源头定位在辛亥革命均是以偏概全的，忽略了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6]（P478—479）恩格斯的论述为我们全面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起源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任何条件的更改都可能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各种历史力量的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相互替代的动态过程中产生的，而决不是一种直线主义的简单进化。
基于上述缺憾，王富仁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中用的方法对纠正其中的偏执是一种极好的借鉴。他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完全相反的两个过程。“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由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它更具有自然发展状态上的和谐性，它的每一个后来的发展，都是前一阶段文化系统已经具有的潜能的进一步发挥，……因而我们必须认为它是一种顺向性的发展程序，而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进程……的前进性变化，恰恰表现在每个层次上的逆向性回潮，它反映着我们向外国文化学习过程中由末返本、由表及里、由浅层向深层、由有形向无形、由物及人的逐渐深入过程。”[17]我们要抓住“五四”新文学运动这颗“果”，顺“果”摸“藤”，直至最后找到它真正的“根”。艾略特也曾说过：“一种新艺术作品之产生，同时也就是以前所有的一切艺术作品之变态的复生。”[18]（P112）所以我们对“五四”新文学的渊源进行分析时，就要从“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着眼，从“五四”新文学“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内核、“重估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拿来主义”等各个方面，运用“文学的整体观”来追本溯源，才能找到它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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