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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史；官秩；石；五铢钱
一、真二千石与诸二千石差次
汉代官吏三公以下、斗食以上者，皆以若干石为秩名。某些官秩品级，史籍记载互异，是必须辨别清楚的。我们认为，其中尤须探明的，当是“真二千石”的秩别及由此引起的诸二千石差次的问题。
如所周知，对汉代官制加以系统记载的现存最早资料，当推《汉书》与《续汉书》。《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西汉二千石分为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三等；《王莽传》称新莽时更改秩名，“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同样分为三等；《续汉书·百官志》所载东汉诸二千石秩名差次，又与西汉尽同。
但是，唐代以来，学者论列汉代官秩差次，有人把诸二千石分为四等。如《初学记》卷十一《职官部上》“尚书令”条，于“尚书令至梁加秩中二千石”句下自注曰：“《汉官》云：尚书令秩千石，增至二千石。秦汉秩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凡四等。比二千石月得粟百石，二千石月得粟百二十石，真二千石月得栗百五十石。其下三等虽号二千石，其数实不至也。唯中二千石月得粟百八十石，率一岁得二千一百六十石。中犹满也，言其满二千石。”这段说明性的文字，对当代史学界影响影颇大。如陈梦家先生认为“二千石秩，后来增中、真、比为四等”①。聂崇岐先生表列两汉秩石与奉石之比率，也分作四等②。近年里，仍有一些论著持相同看法。
推究此说产生原因，与《史记》、《汉书》注文所引三国人如淳的一段话有关。《史记·汲黯列传》“今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句下，裴骃《集解》引如淳曰：“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万，二千石月万六千。”（《汉书·汲黯传》注所引与之有所不同）如淳这段话中真二千石在二千石上，实为后人诸二千石分作四等说之所本。
然而，现存大量汉代史料表明：实际状况并非如此，“真二千石”就是“二千石”。兹略举数例。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子太傅、詹事等“皆秩二千石”。颜师古注“詹事”引臣瓒曰：“《茂陵书》詹事秩真二千石。”
《汉书·百官公卿表》又载：“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而同书《朱博传》云：“前丞相（翟）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
《续汉书·百官志五》载建武二十六年百官俸例有云：“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汉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钱五千，米三十四斛。”
以上三例，“真二千石”皆与“二千石”相对应，可以互换，尤其是第三例中二者的俸禄，依时制“粟一斗得米六升”③、粟谷一斛平价百钱计算④，数额是极为相近的。
下面，再看一个容易使人误解的例子。《汉书·外戚传》记载帝妃制度有云：“
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容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这段规定，好象真二千石的确定在二千石之上。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段规定中没有“比二千石”，诸二千石同汉代其他记载一样，也仅为三等。“二千石”处于“比二千石”的位置上，或许就是由于“比二千石”脱漏了个“比”字吧？这个推测可以从继汉而立的曹魏所定相应制度中得到一佐证。《魏志·后妃传》有云：婕伃视中二千石，容华视真二千石，美人视比二千石，良人视千石。”
此外，若干官员升迁实例也反映出“真二千石”即二千石。《汉书·循吏传》称宣帝常以为太守为吏民之本，“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如胶东相王成，治甚有声，“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黄霸由扬州刺史拜颍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征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又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有诏归颍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后又因前后八年，郡中愈治，“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这类升迁当时并不少见，但是，没有谁是由二千石升作“真二千石”，也没有谁是由“真二千石”降为二千石。不仅宣帝时如此，汉代其他时间都是这样。这岂不是说明汉代史实中，二千石之上不是真二千石，而是中二千石么？
然则，如淳所言“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一段话，到底该作何解释呢？欲论定“真二千石”即“二千石”，这一点是不可回避的，必须给以明确的回答。
若干记载表明，诸侯王相的官秩，通常是二千石，跟郡守是相同的。如《史记·五宗世家》云：高祖时，诸侯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自吴楚反后，五宗王室，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续汉书·百官志》亦云汉初诸侯王之下“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上引胶东相王成，本亦为二千石，是以“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才增秩为中二千石的。
不过，在二千石这一品秩内，因任官不同，地位可能不完全一样，此正如东汉时太尉、司徒、司空同为三公，而太尉之名位居于首位一般。西汉初年至宣帝时，诸侯王相在二千石中地位看来是较为突出的。《汉书·孔光传》称孔霸“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是时，诸侯王相在郡守上。”但是，随着王国的势力由盛而衰，国相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元帝初元三年春，“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王相的地位虽略有下降，但品秩却仍然是二千石。这自然又可以作为郡守与诸侯国相地位时有高下之分，品秩却无不同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前引如淳之语中还有“律，真二千石俸月二万，二千石月万六千”一段。我们知道，东汉时俸禄是以实物计算，发放时为半钱半谷，只是西汉的俸禄才以钱计算。而西汉月俸为二万钱的是中二千石。《汉旧仪》云：“建始三年，益三河及大郡太守秩”，即增至中二千石；又云：“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为万骑太守，月俸二万。”故如淳这段话中的“真二千石”，实应为“中二千石”，这一点，北魏崔浩早已指出过⑥。此不多及。
至此，汉代的“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似已可论定⑦。进而，诸二千石共为三等，也大致可以肯定下来了。
二、三公不宜称“万石”
颜师古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卷首注曰：“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奉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称中二千石者各百八十斛……一百石者十六斛。”据清代学者王鸣盛考证，颜注所述俸例乃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所定标准。证据确凿，诚发千古之覆。自此之后，学者再也不将颜注俸例视作西汉之制了。不过，颜师古在这段注文开头提出的“三公号称万石”之说却一直为人们所沿用，不少论著中，都把“万石”作为三公的品秩名称⑧。这也是有待辨证的。
首先应该指出，汉代的确有人被称作“万石”。请看下列诸例。
《史记·万石君列传》：景帝时，石奋为诸侯相，四子皆官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汉书·严延年传》：延年，东海下邳人，“东海莫不贤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东海号曰‘万石严妪’。”
《后汉书·冯勤传》：“曾祖父杨，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号曰：‘万石君’焉。”
《后汉书·秦彭传》：“六世祖袭，为颍川太守，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辅号曰‘万石秦氏’。”
以上四例，皆是因为一家之中或一个家族之中有五人或五人以上者官拜二千石，他人加以“万石”之美称⑨。但是，在流传至今的各种汉代文献资料及出土汉代简牍中，却没有一处将三公称为“万石”。这个事实，是很有说服力的。
为何三公不称“万石”？究其缘故，大致有二。
其一，三公无称“万石”之必要。九卿至百石官吏之所以用若干“石”统一规定品秩，是因为人数众多，只有如此才便于行政管理与吏禄发放。尤其是二千石以下者，遍布于中央与地方，职务千差万别，每一等级都不下千百人。国家颁布律令及政策，对各有关官吏自然难以一一列举其职务，势必要依据其职务统一规定品秩。而三公之名，本身便已经反映出他们为中央最高官员的身分，且全国也只这么几人，又集中于京师，就无需另以“石”为秩名了。
其二，三公奉额离万石相差太远。西汉在成帝绥和元年前，三公之间俸额并不相等，如丞相月六万钱，御史大夫只为四万⑩。从俸禄方面自无以“石”统一命定秩名之可能。此以统一标准后为例，三公俸额月各六万钱，则年俸七十二万，依谷价一石百钱计(11)，折谷七千二百石，离万石还差近三千石。东汉以建武年间标准为例，月俸各三百五十斛，年俸是四千二百斛，更是不到万石的一半。准此，三公在俸额方面也无称“万石”之可能(12)。
据以上分析，三公还是不以“万石”作品秩名称为好。
三、关于西汉五铢钱铸造总额的解释
《汉书·食货志》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云。”元狩五年至元始中，计一百二十余年，其间铸造之钱近三百亿万，数额可谓高矣。对于这段重要资料，服虔、应劭及其后注家皆未加以解说，竟使得后人为之颇费思量。
按通常理解，西汉五铢钱铸造总额二百八十亿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应该写作280,000,000,000,000钱。不过，只要一联系到汉代货币流通实际状况，人们对如此之高的货币量就会产生疑问。哀帝时丞相王嘉奏封事有云：“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13)。可见国家每年从民众手中征收的货币赋税为八十多万万。即使社会上还有数倍于此的货币在流通，估计总共也不过数百万万吧！而按照一百二十余年铸钱二百八十亿计算，平均每年便有二点五亿万，加之货币的使用年限不会止一两年，而是若干年，不会每年换一次，那么每年就该有几十亿万钱在流通。这样，就比上面所说社会实际流通高得太多。政府岂会平白无故地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铸造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货币？
于是，有的学者试图解决这个矛盾。其中一种意见认为五铢钱总额“二百八十亿万”衍了“万”字，应是二百八十亿。他们中曾有人为此作了详细论证，理由如次：《后汉书·庞参传》记载，安帝永初上年庞参向邓骘所上奏记中有“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之语；而同书《西羌传》称永初、元初年间花在平羌上的费用，总共“二百四十亿”，由于庞参上奏记时平羌之役尚未过半，所花军费当只有一百亿，将这个数字与庞参所说官家向人民借支的“数十亿万”相比较，就不难看出“数十亿万”当作“数十亿”，万字是衍文；进而，西汉五铢钱铸造总额“二百八十亿万”也衍了“万”字，应该是二百八十亿(14)。
对于这个校改意见，我们认为理由是欠充分的。其一，西汉五铢钱总额中是否有衍文，与安帝时平羌之役所花军费数量没有必然关系；而且，庞参所言“数十亿万”很难说有衍文（详见后文）。其二，如果西汉总共才铸钱二百八十亿，便显得数量太低，因为当时开支，以“亿万”为单位是较为常见的，如汉灵帝时，曹嵩“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15)。唐代岑文本上疏亦有云：“昔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糜亿万之费”(16)。加之后代仍用“亿万”统计货币(17)，故可断定西汉五铢钱“二百八十亿万”并不衍“万”字。
那么，西汉铸钱额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对“亿”字的理解上。在古代，大数进法，本有几种，“亿”除表示“万万”外，又可表示“十万”。西汉铸钱额的疑问可由此而得其解。
关于大数进法，旧题汉徐岳撰，北周甄鸾注的《数术记遗》说：“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三等者，谓上中下也。其下数十十变之，若言十万曰亿、十亿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数者万万变之，若言万万曰亿、万亿曰兆、万兆曰京也；上数者数穷则变，若言万万曰亿、亿亿曰兆、兆兆曰京也。”又说：“下数浅短，计数则不尽，上数则宏廓世不可用。故其传世惟以中数耳”(18)。孔颖达为《礼记·王制篇》所作《正义》也说：“十万曰亿为小数，万万曰亿为大数。”两段文字，显示出古代有以亿表示十万的事实，只是由于它的“浅短”，后世不常用而已。
当然，下数法不常用，并非不曾用。《梦溪笔谈》卷18《技艺》“棋局都数”条称：“古法十万曰亿，十亿曰兆，万亿为秭。”《太平御览》卷750《工艺部》引应劭《风俗通义》更明确地说：“十十谓之百，十百谓之千，十千谓之万，十万谓之亿，十亿谓之兆，十兆谓之经，十经谓之垓，土垓谓之补，十补谓之选，十选谓之载，十载谓之极。”(19)应邵生当汉末，对古代记数法是熟悉的，所言当有所据。从现存汉代典籍看，单言“亿”者往往是指的一万万，而“亿万”连称之“亿”则当依应邵等人所言，释作十万。如此，论者所举汉安帝时平羌之役费用“二百四十亿”与庞参所言“官负人数十亿万”，便正相符合。
综上所述，从古代计数方法着手分析西汉五铢钱铸造总额，二百八十亿万应该理解为二千八百万万。只有这样解释，才与汉代货币流通实际状况相适应。
* 收稿日期：1993-11-22。
注释：
①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载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聂崇岐：《汉代官俸质疑》，载其《宋史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见《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释文，简号为110.14，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④可参拙作《东汉粟谷平价斛百钱》，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
⑤《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⑥见《史记·外戚世家》司马贞《索隐》，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
⑦至于二千石之所以称为“真二千石”，可能是与“比二千石”相对而言时所用（犹如今日正职干部，与副职并列时则加“正”字，单言时则不用），亦可能其中的“真”字是与试署性质的“守”相对而言（《汉书》中，不少太守都是试署一年，“满岁为真”），特志于此以俟日后考证。
⑧可参看杨殿奎等编著《古代文化常识》第5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张文芳编著《中国历代官吏制度》第116页，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
⑨ 这种现象，后世还不断出现并有所变化。如《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挚瞻四为太守，一为内史，王敦谓其“年未三十，已为万石”。
⑩见《汉书·成帝纪》绥和元年条注。
(11)可参徐杨杰《汉简中所见物价考释》，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
(12)《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天凤三年五月所下吏禄制度，“僚禄一岁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云。”颜师古之说有可能本于这段话中的“四辅而为万斛”，自然，这也是不足为据的。
(13)《汉书》卷86《王嘉传》。
(14)见沈长云《汉代是奴隶制社会吗？》，载《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15)《后汉书》卷78《曹腾传》，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
(16)《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17)如南朝梁武帝几次舍身同泰寺，公卿以下皆“以钱一亿万奉赎”，见《梁书》卷三《武帝纪下》。
(18)原文“万亿曰兆、万兆曰京也”前，各多一“万”字，笔者据有关校改意见删。
(19)“补”字，王利器先生《风俗通义校注》据他书改为“秭”，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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