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所见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及其启示
吴昌
蒋梦麟在《西潮》书中用大量笔墨写下家乡蒋村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将蒋村置于近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勾勒出了传统的乡村面貌及其近代变革。从蒋村的日常我们不难看到乡村固有的一套社会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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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指出，在现代文明尚未影响蒋村前，它如几百年前一样保守、原始和宁静，而像这样的乡村村落在中国有成千上万。全国各地乡村因气候、地形等因素，有所差别，但毫无例外，使乡村社会稳定有着共同的原因：相似的使之聚居一起的传统、家族关系和行业。
事实上，传统乡村社会得以有效治理并不仅依靠政治权力，乃是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一套价值体系及其载体和措施。蒋氏家庙（四勿祠）、家谱、祠堂、家庭、学校、故事、牌坊等，一切可见、可触和可感知的，都渗透着对乡人的教导和约束。如四勿祠的名字，源自《论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浓厚的道德规范价值体系，不仅体现在家庭和家族内部，也是整个乡村共有的价值规范和守则。每一个人既是家庭的，也是乡村的，在乡村有限的空间里，大家有共同的标准——善恶。孝德、贞操、敬老怜贫、忠信笃敬等被认为是善行，重利盘剥、奸诈谎骗等被视为恶行，必遭到亲友和其他村民的斥责、鄙视和唾弃。
乡人的善恶道德观念与乡村生活信仰密切相关。灵魂轮回、善恶报应、托梦、各式各样无法解释的现象，对乡人作出要求、希望或警告、惩罚，并通过乡人的讲述发挥其教化作用。乡村民俗活动也有类似作用，如演戏，每出戏都负有教授历史、灌输道德、供给娱乐的三重目的。看似简单的活动、仪式，体现的是乡村道德文化对乡人的要求与约束。强制性、政治性浓厚的国家权力在乡村治理中很少登场。
乡村社会里的士绅及读书人也是维持乡风民俗、习惯规约、道德伦理的重要力量。乡人敬重官吏，更敬重学问，后者更为普遍。士农工商的观念在蒋村非常浓厚，读书做官是乡人普遍的人生理想。蒋梦麟看到县太爷所经之处的场景就深刻意识到他的权势很大，而这权势来自读书。乡人很小受儒家思想熏陶，士绅、读书人在日常生活中被塑造为楷模，言谈举止很有影响力，得到上层权力的支持，成为地方官吏拉拢的对象。蒋梦麟在书中说，他们在乡村社会有很大的权威，不仅参与处理村内事务，教化族人，还与邻村士绅成立组织，共同解决纠纷，照顾邻近村庄的共同福利。
当然，在实际乡村治理中，乡土社会的秩序常由族长包括长老们维持治理。族长的权威来自宗族对祖先的信仰崇拜。族长主持祭祖仪式，评判是非，维护宗族和谐……村中的事情可以说全由族长协调处理，很少会让外界插手，族人也不被允许越过族长而让外部力量插手。《西潮》提到，村里的祠堂就是“衙门”，如有需要族长评理的事就“开祠堂门”，在祖先牌位前促成双方和解。族长的权力虽大，但必须严格遵照祖训和道德规范。不仅如此，族长的评断必须考虑到乡村甚至邻村的舆论，否则也会影响到自身权威，玷污祠堂和祖先的名誉。实际上真正进祠堂的事很少，乡人都力求内部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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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输入燃料及其他参数不变，仅改变屏底温度。随着屏底温度提高，火焰中心上移，水冷壁辐射吸热量减少，炉膛上部的过热器吸热量明显增加，水平烟道对流受热面吸热量也相应增加。以A厂四角切圆型锅炉为例，计算屏底温度变化对各级受热面吸热量及各级汽温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族长权威式的，还是士绅权威式的，抑或是道德规范与精神信仰式的乡村社会治理，终究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很快成了历史陈迹。《西潮》写到西方物质文明、外来文化、人口流动、社会动乱和制度变革等如何瓦解着稳定的乡村社会及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些因素随着曹娥江堤岸的决口爆发了。第一，一群高喊着肚子饿借粮的匪盗在乡村不断出现。在生存面前，抢劫甚至杀人的风潮迅速蔓延到各个村庄，伦理道德再也无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乡村变得不再安稳。第二，劫掠的风潮和变动的社会让传统精英远离乡村。为了生存，为了更多发展机会，不仅普通乡人离开，原本维护乡村秩序的士绅、读书人也开始离开。人口流动意味着能够对乡村进行有效治理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流失。第三，西方文明让乡人的生活观念悄然发生变化。西方文明的进入让原本封闭的乡村世界接触到不一样的思想、观念和感受，突破了乡人原有的知识范围，人们对既有的道德、信仰和认知产生恐慌、怀疑和颠覆。灶神、祠堂、庙宇等消失或破败。平等、文明、民主等观念及活动传播到乡村，乡村社会治理失去既有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载体，新的价值和行为秩序未能建立起来。第四，制度变革和西方侵略让乡村社会治理失去根本的制度保障和环境。蒋梦麟指出，西方人指责中国的盗匪，却不知盗匪正是他们进入中国所引起的。他们的侵略促使着乡村乃至中国在物质上、精神上和制度上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如科举制的废除让士绅失去制度依存，清政府的腐败及革命后权力向乡村渗透，一步步侵蚀乡村，村民走向贫困，乡村走向衰败，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再也没有了适宜的环境。
在实施乡村振兴，进行乡村治理的背景下，我们仍有必要重新认识乡村社会及其固有的治理模式，挖掘和汲取有利的资源、价值，以服务于现实社会。我们在《西潮》中可以大致看到以蒋村为代表的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模式及价值体系如何在乡村发挥作用，又为何走向瓦解。尽管蒋梦麟笔下的传统乡村在百年中国变革中已消失不再，今天的乡村也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但是我们仍可看到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有着它独特的价值，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挖掘乡村传统道德资源，继承和创新乡村既有的乡规民约，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精神基石。第二，挖掘乡村传统民俗节庆资源，以民众喜闻乐见，又符合新时代社会价值理念的文化艺术形式，丰富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第三，重构传统乡贤文化，借助新乡贤的力量，构建乡村生活共同体和激发农村内在发展动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第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村民自治，整合乡村治理资源，让民众积极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治理制度精细化及其实践机制。总之，对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关注是乡村振兴的现实考量，对传统乡村社会价值的认识和资源的汲取是乡村发展的有效举措。
（作者系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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