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情报服务与保障信息公平——纪念《情报资料工作》创刊3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公平论文,周年论文,工作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前，在中国社科情报事业起步5年之后，中国社科情报学的专门刊物《情报资料工作》创刊了。这份刊物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会刊，它的挂靠单位是中国人民大学，而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挂靠单位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我国图书情报界大大小小数十家学会会刊，一般都与学会挂靠同一单位，如《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图书馆学会都挂靠国家图书馆，《图书馆杂志》（上海图书馆学会会刊）和上海图书馆学会都挂靠上海图书馆。而《情报资料工作》则几乎是唯一与学会挂靠于不同单位的学会会刊。一家挂靠于大学的刊物能够成为国家一级学会的会刊，固然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在社会科学情报服务方面的悠久历史和卓越贡献，同时，这也是办刊人自创刊开始就坚持“社科情报”的办刊方向的必然结果。
1980年前后，国家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为科技服务的科技情报事业具有更强的号召力。在米哈依诺夫《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的影响下，科技情报领域有非常深入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当时的社科情报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领域，甚至有人认为它是情报学自然分化的产物，就像科技情报中要分化出物理情报、化学情报一样。很多人因此而质疑社会情报研究的合理性。
尽管有很多困难，《情报资料工作》还是勇敢地举起社科情报的旗帜前行。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后，在理论上大力推进社科情报学研究，社会科学情报有了较大的进步。国家重点课题《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1]，从理论上解释了社科情报理论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即随着现代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决策和解决社会问题，社科情报的需求正在像科技情报需求一样成为“硬”需求。而由于社会科学情报需要存在特殊性，源于科技的情报学无法解决社科信息服务问题，于是需要发展社科情报学。在中国，上述社会科学变革恰好发生在改革开放年代。
与社科情报理论的突破极不协调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几年后，社科情报事业开始步入低谷，许多成立不久的地方社科情报所纷纷转向或关闭。进入90年代，社科情报事业和科技情报事业、公共图书馆事业陷入低谷。
进入新世纪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被认为信息服务能力低下、服务档次不高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尽管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但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大步走出低谷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科技情报事业和社科情报事业却仍在低谷中探索前方的道路。
1 社科情报事业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差距与启示
近年来，公共图书馆事业借助国家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以先进的服务理念引领服务创新，赢得了社会公众和社会管理者的关注，同时也获取了大量资金、技术与人才。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的同时，社科情报事业的地位在不断的弱化，数据表明公共图书馆事业与社科情报事业如今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学术研究方面。图书馆学科核心刊物达14种，而社科情报领域现今只有《情报资料工作》1种期刊专门刊登社科情报类文章；1990-2009年间，公共图书馆承担的国家级课题达37个，社科情报界内由信息研究所或情报中心担任的国家级科研项目23个，且这23个课题全部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两大机构承担[2]。
(2)学会工作方面。中国图书馆学会挂靠国家图书馆，其办事机构行政上隶属国家图书馆，下属8个分支机构，设立了4个专门工作委员会，拥有独立的内容丰富的学会网站并及时更新信息，定期组织、参与图书馆年会、图书馆青年论坛、海峡两岸交流会以及地方学术会议、专题会议[3]，2002年以来参与制定了《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细则》、《图书馆员职业标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等规章条例。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会员来自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军队院校系统、新闻系统、高校系统的图书文献机构，没有独立网站，许多省市区没有成立省级分会，组织活动能力有限，领导力量相对不足[4]。
(3)机构发展方面。2007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数目达2799个[5]，而2008年我国社科情报系统仍然以情报研究所命名的机构只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和甘肃省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2家[6]。
(4)人才培养方面。图书馆学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从1991年起招收图书馆学博士生；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国防科工委科技情报研究所6个机构拥有硕士图书馆学研究生授予资格。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由政府主管部门、图书馆或者大企业创办的图书馆学中专教育点20余所[7]。而社科情报方面，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社会情报学专业”本科招生，但这个专业后来无再招生，80年代末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在培养出一批社科情报专业硕士生之后也并无再续。90年代武汉大学获得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后，彭斐章教授开始指导社科情报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96年以后，原有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者或转向或退休，研究队伍进一步萎缩[8]。
为何公共图书馆事业与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研究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发现，公共图书馆早期的服务定位明显的倾向性于“为领导服务，为科研服务”，不久图书馆工作实践发现，政府宏观的决策已有自己完整的智库支持，科学家逐渐拥有了自主检索资源的能力，图书馆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这种面向“高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理念与现代图书馆理念相去甚远，它使公共图书馆日益脱离社会公众的视野，或者受到社会公众的批评。公共图书馆也深深地陷入了发展低谷。类似的，科学情报机构从建立时起就依附于科学研究机构，为学术研究服务。随着学术研究者自身信息素养的提高，以及各种社科信息服务产品的易用性程度提高，科学情报服务的重要性被削弱。1992年，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并将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改为“科技信息司”，之后牵引起的全国各地的情报研究所的“改名风波”，更使得原本就实力不足的情报所将自己置于竞争激烈的信息公司之中[9]。
可以看出，起初公共图书馆与社科情报所都面临着早期的服务定位与后期社会科学发展偏离所造成的相似的困境。但是，公共图书馆在新世纪以来抓住了国家政策的机遇。在国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文化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等政策性文件纷纷出台，图书馆界积极研究现代图书馆理念，以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政策转向为契机，开始探索图书馆事业的制度化、长效化、规范化发展，赢得了社会公众和政府管理者的前所未有的尊重。
在公共图书馆事业走出低谷的同时，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遇到了比其他信息服务行业更大的困境。20世纪60、70年代，国际上社科情报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科学信息需求的特殊性，80年代中国社科情报理论也继承了这一研究重点，这一时期也成为我国社科情报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但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情报机构普遍采用大型全文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提升信息服务能力。大型数据库很好地覆盖了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搜索引擎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比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社会信息服务产品的信息服务能力已经基本解决了社会科学情报需求的特殊性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社会科学情报事业都处在低谷中，起步较晚的中国社科情报事业也不能例外。
2 保障信息公平是社科情报服务新定位
过去的中外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都存在社科情报工作的定位问题，例如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还是管理决策服务，以提供社会科学情报为主还是以提供社会信息为主，以提供原生情报为主还是以提供深度加工的情报为主。而公共图书馆事业坚持现代图书馆理念走出低谷却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我国社科情报部门多为政府举办，其实是一种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机构。这种社会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机构在网络时代还有没有生存的价值？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保障信息公平。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数字鸿沟，正如英国学者约翰·弗舍所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人们制造了高价的信息基础结构和昂贵的利用成本障碍。这种障碍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在信息获取机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10]。除了信息鸿沟，信息垄断、信息歧视等信息不公平现象也开始涌现。这些信息不公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经济信息正常化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利益的原因，许多政府机关、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对公众隐藏真实信息，或向公众提供虚假信息。而信息时代社会公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意识到人是通过权利而具有主体性[11]，公民对信息权利开始加大关注。公众及媒体在非典以及手足口疫事件中对政府掩盖信息的谴责，在2008年的4.28胶济铁路事故、5.12汶川大地震、7月1日的上海袭警案、贵州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对政府及时公开信息行为的赞赏，都证实人们开始主动地寻求保障自身信息权利的手段。
我国的政策中也不乏保障公民公平权利的思想倾向。胡锦涛主席指出：“促进发展的同时，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1]。我国1998年就将政府信息公开作为立法研究课题立项，到2008年5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省市各部门纷纷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等，为维护信息公平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当今社会发展程度不高、信息鸿沟普遍存在、公民信息权利难以获得保障的背景下，我们的社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良知的社会公共信息机构。一般的说，这类机构应该有两个前提：一是具有很好的社科信息技能，能够快速、准确、全面地发现真实信息；二是公益性机构，能够摆脱利益集团的左右。
社科情报机构恰恰符合这两个条件，它与公共图书馆一样同属于社会公共信息机构之一，是国家所设立的公益机构，社科情报机构将自身置于对信息公平的捍卫者的位置上不仅是寻求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它与生俱来的责任与保障公民权利的良知的要求。同时，与公共图书馆相比，它的信息服务能力更加专深，更加有能力成为满足公众知情权、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只要我们的社科情报机构能够坚持定位于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精准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社科情报事业就能够在当今的社会信息服务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受人关注的事业。
3 信息服务内容与手段
公众信息需要有很多层次与类型，需要多种多样的信息服务机构予以满足。一般而言，在国家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日益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科学情报机构不会针对公众的“基本信息需求”提供服务。那么，社科情报机构的信息服务内容应该是什么？
信息权利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信息权利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个人、社会及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社科情报机构在提供信息服务，保障一方的信息获取权利时要注意不触犯其他个人或组织的合法利益，并明确信息接受者对此信息的使用限制。根据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大会的规定，公共域信息应该实施信息公平，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也鼓励各成员国“促进对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内的公共域信息的免费和普遍获取”。因此，在保障公民信息公平的前提下，社科情报机构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应变更为保障公共域信息的自由获取。
公共域信息包含两类信息：一类是信息的法定权利人私有（个人或组织），但权利人的权利失效或自愿放弃权利的信息，即“那些由于或者不受国内国际相关法律保护，或者保护期限已满等原因而能够为任何人不经授权直接利用的一切信息”；一类是法定权利人为公有的信息，即“那些由政府或国际组织生产并且自愿公开的公共数据和官方信息”[12]。
值得注意的是，社科情报机构所提供的公众信息服务应该有别于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图书馆的信息产品。大众媒体传播信息是最为广泛有效的，但它采用单向传播的形式，受众被动接受具有主观性与不透明性的信息，公众容易被这些信息误导，弱势群体的需求也容易被忽视。公共图书馆具有极大的社会包容性，致力于保障弱势群体共同分享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它搜集、整理、加工、利用信息，组建数据库，通过专业解答读者的咨询，协助读者查找信息资源，并提供代查、代检和科技查新等知识性服务。不过图书馆所提供的主要是文献信息，对信息的分析及辅助决策的功能涉及较少，正如日本图书馆协会制定的《关于图书馆自由的宣言》所述，图书馆的重要任务是“提供图书资料及读书环境服务”[11]。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公共图书馆与媒体提供的信息服务各有优势与不足，社科情报机构若想在信息公平的维护征程中建立牢不可破的地位，就应该运用自身的人才以及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所造就的信息分析优势加工信息产品，避免信息接收者被虚假信息蒙蔽或迷失于海量信息中，为信息接收者提供决策参考，充分利用原有的专业、中立、权威性形象形成差异化优势。
具体来说，社科情报机构所提供的信息服务内容主要应包括：
(1)有别于公共图书馆、档案馆所提供的一般性政务信息的更精确的政府信息；
(2)更加精确的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信息，如经过分析的就业、金融、气象等信息；
(3)舆情信息；
(4)公民信息权利相关的企业信息；
(5)重要事件或公众事件的系统性、背景性信息。
信息不公平源于两个方面：经济上的不平等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经济状况不平等是人与人间拥有的信息资源、技术设备方面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它造成了财富金字塔上“富人”与“穷人”利用信息的工具“垂直差距”，而信息获取能力的差异则导致人与人之间使用工具的困难程度以及发现并表达自身信息需求的“水平差距”[11]。因此，社科情报机构首先应该提供信息获取的便捷方式与基础设施，包括设置网络接入节点，为公众提供零门槛的设施，提供多途径的网络访问与及时媒体信息发布，做好信息产品的推送工作。其次，社科情报机构要注意对公众信息素养的培养，通过情报机构的公关宣传树立其在公众心目中的新地位，培养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权利意识，使公众了解社科情报机构的信息产品，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的信息获取内容选择与信息行为习惯的目的。
4 开展信息服务准备
(1)资源保障。对公众的信息服务毕竟与社科情报机构原来针对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的信息内容有较大差别，机构难免会对信息资源的前期积累不足以及重新收集一个领域的信息资源所耗费的成本感到忧虑。其实公众需求的信息内容较为普遍化，具有较明显的公共产品特性，大众媒体以及网络上已经包含了海量的资源，获取的成本较低。社科情报机构所要注意的是在日常的服务中保存好已做出的信息成果及收集的信息资源，并进行归类整理，以便日后建立专题数据库。这样一来可以减少重复工作，二来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发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规律或趋势，得出更有启发性的结论。
(2)人才准备。专业信息分析人员是开展公众信息服务的重要基础，丰富的人才储备是社科情报机构优势之一。不足的是社科情报机构中某些工作人员缺乏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知识结构不合理或缺乏社科情报服务的职业敏感性[4]。所以要让研究人员认识到为公众服务是社科情报机构的责任，向研究人员宣传公民信息权利的保障，信息公平的实现对民生、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强大作用，树立研究人员的神圣使命感以及对职业的忠诚归属感，进而明确社科情报工作人员的职业精神。另外还要培养社科情报工作人员良好的计算机技能和从网络获取信息、组织信息的能力，不断拓展研究人员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丰富其他专业的科普知识。
(3)理论研究。中国的社科情报诞生时中国的情报理论发展形态并不成熟。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科学内部迟迟未形成对现代情报服务的真正需求，社科情报服务规模和水平一直处于低下的状况，社科情报理论在1975年以前几乎是一片空白，这就使得社科情报的理论研究根基存在先天不足的毛病[8]。目前社科情报领域的研究风气也存在浮躁的弊病，近年来社科情报学研究思路不明确，研究重心更换频繁，研究多停留在表面而难以深入，不能转化为可应用的成果。理论研究的薄弱会影响应用研究工作的深度和价值，所以，理论研究的巩固和继续深入也是社科情报研究人员及学者需要关注的。
5 结语
也许，在我国目前社科情报事业普遍不景气的背景下，个别社科情报机构服务的重新定位并不能使这一事业走出低谷。但只要我们能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满足当今社会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权利的诉求，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就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我国的社科情报发展几十年来树立了权威的信息形象及品牌声誉，注定它将在保障信息公平的进程中建立独特的地位，为社科情报工作开拓全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