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80年经济思想的主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主线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回顾80年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主线，对21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一、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侧重点是革命。这个革命，就是要变革旧经济制度，要改变穷人过的那种既饥寒交迫又没有人身自由的生活。“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针对农民来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2]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侧重点是建设， 就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改善生活指提高生活层次，具体为消除绝对贫困并达到温饱水平，再上升到小康水平……
旧中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约占80%，贫农和雇农约占农村人口的70%。按照毛泽东的看法，既受经济剥削又受政治压迫的贫雇农（贫农基本上都属于佃农），同农奴没有什么区别。“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2 ]让穷苦农民翻身，分给翻身的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使无地的贫雇农成为有产者，这一内容突出地反映在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中。
1922年，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中已出现“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的内容。1925年中共中央《告农民书》提出，解决农民困苦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要实行“耕地农有”，也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李大钊说，“耕地农有”在佃农“最多数最困苦”的现实状况下，“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3]1927 年中共五大明确提出《土地问题决议案》，指出解决土地问题首先必须土地国有，然后按照“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4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已经预见到“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5]结果， 没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恰恰成为国民党政权在1949年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1927年“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方针。土地革命涉及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具体方法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自下而上的农民运动，没收一切土地归国有。1930—1931年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将土地国有政策改为土地农有政策，农民土地私有权的确立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937年，中共中央从抗日全局利益着眼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这样土地革命方针就改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方针。改善贫雇农生活相应地采用了一增二减的办法，即增加雇农工资、 减租、 减息。1946年，中共中央的“五四指示”以允许农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土地问题的表态，从侧面再次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消灭地主经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纲领。由“五四指示”引导，各解放区掀起了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强调“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同时也指出“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2]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 又面对一个中国农村经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党内基本上确定了一个设想，就是利用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按苏联集体农庄样式，组织起来搞农业合作化，具体步骤从建立互助组向发展合作社推进。1955年下半年出现农业合作化高潮。1956年1月， 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它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高级社化。1958年毛泽东提出应该并大社，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决议，号召并大社、转公社、一步到位建成人民公社。同年10月底，全国公社化全部完成，出现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 毛泽东力争尽快缩短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的初衷应该说是好的。他的假设前提以及推理是：人民公社→劳动大协作→分配上共产主义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而“吃饭不要钱”的“放开肚皮吃饭”等于完全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人人都能吃饱饭，这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最起码标准。然而客观现实与美好愿望毕竟还存在着差距。随之而来的是“1959、1960、1961年3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1]1957—1966年的10年间，“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但是“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1]
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农民占全国人口80%，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84年邓小平说，“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1987年邓小平又说，“经过将近9年的努力，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两年完成了原定10年内翻一番的任务”。[1 ]中国在1987年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进入小康。所谓“小康”，是指消灭了贫困，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日子普遍好过。1999年农村贫困人口已降到3%， 这是党在农村一系列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成果，其中关键又是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它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重视农民的经济利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49年仅有44元，1978年为 134 元， 到1998年则已提高到2162元，扣除价格因素，1978—1998年平均每年增长7.9%。此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1998年为5425元， 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3倍。1999 年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也实现了。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二、重视合作经济产出巨大效益的功能
主张合作经济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合作经济有个特点，即有计划前提下的劳动协作。[6 ]“合作”具体又要以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存在，其类型多种多样。土地革命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各根据地农民建立了耕田队、劳动互助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通过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以及耕牛农具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抗战期间发展合作经济，在农业方面主要是劳动互助，如变工队；工商业方面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服务合作社等。土地改革期间，毛泽东针对平分土地后发展生产问题说：“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2]
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刘少奇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5 种经济成分即包括“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而且要“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去经营合作社”。同年，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到，供销合作社是把小生产者的生产合作社与国家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的一条必不可少的经济纽带。这样就突出了商品交换在合作经济中的地位。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这些毛泽东在1940年前后已经设想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因素中，包括“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2]
建国后，农村经历了互助合作运动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个体手工业经历了从供销合作到手工业合作化运动，这种合作经济也叫集体经济。又出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则预期把集体经济快速升级过渡到单一的全民经济，“一大二公”式的公社实际就是“大跃进”的共生物。有人甚至把人民公社叫“共产主义公社”。当时中农抵触公社化，其原因无非是“怕归公”。在某些领导人的眼里，集体角度的公有与全民角度的公有这两者的界限一度被消除。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纠正了办人民公社时“一平二调”的过左错误，就对待农民利益问题特别强调“不能剥夺农民”。1961年《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申，这个制度“30年不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对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到1984年底，人民公社体制完全不存在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农业体制从单一形式转变为多种形式并存，合作经济开始增加新的内容。198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文件指出，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合作经济内部的责任制形式，乡、村合作组织主要承担生产服务、管理协调和资产积累3项职能。乡镇企业经党中央认定多数属于合作经济，[7]它们为改革开放后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投资合作带有合作经济因素，比如股份制原本应叫合股制。马克思曾经预言，股份制是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股份制形式带有超制度性。这意味着合作经济也包括资金联合等形式。50年代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应当是既有投资合作又有经营合作。《共同纲领》第31条指出这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当时又叫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这是合作的事业”。[8 ]中共十五大报告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应用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关键只是在谁掌握控股权。对于改革中出现的股份合作制经济，中共十五大报告也予以肯定，认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9]
利用外资也是投资合作的一种形式。实际上股份制最早在建国初期利用外资中已经采用过，如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轮船修理建造股份公司，后来鉴于中国共产党提出采用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模式， 1954年苏联就将4个合资公司中的股份移交给中国。
公有制包括集体经济成分，也包括全民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联合经济成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集体经济成分，这些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中是与强调全民经济处在同等位置的。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生产某些特殊产品的公司、军工企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可见，除此以外很大一部分主要还得通过合作经济来解决。
三、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式的民主革命”或“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二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同”，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这种革命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2 ]毛泽东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2]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制度，具体在中国怎样实现它，建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还在思考中。理论方面给予指导的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方面可供参照的有斯大林的苏联模式，于是社会主义制度就确定为以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为特征。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苏联模式本身存在的弊病以及中国照抄它后所出现的弊病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将怎么走还需要重新探索。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带着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规律这种设想，对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问题做出了初步解答。1956年陈云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格式这一新构思：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10]中共八大成为中国“由革命到建设”这个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中作为“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的“快”，集中反映出党的领导人以超英赶美为鼓干劲的动员令从而尽快使国家“改变落后面貌”的急切心情和良好愿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但是片面图快，结果“好”变成差，“多”导致费（浪费），“省”也就自动消失。总路线实际成了快建社会主义，“大跃进”运动自然随之冒出来。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它确立了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十年动乱中的“抓革命、促生产”误导和之后徘徊行进两年中的“洋跃进”偏向得到彻底纠正。中共十二大规定了到20世纪末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并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中共十三大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按邓小平解释，它的特点是“不发达的阶段”。[1 ]中共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中共十五大江泽民的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9]公有制和计划体制双单一前提下的结合， 曾直接造成僵化的所有制下的僵化的社会主义“短缺经济”，因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并非单一地、只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它还应当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9]
毛泽东曾有过主张“让资本主义绝种”到允许“又搞资本主义”这种认识上的变化，[8]后者作为一种新思路， 是指暂时保留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与此不同，改革开放后出现了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调。很明显，让资本主义绝种与暂时保留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是同一物质的纯成分与非纯成分的区别，而暂时保留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两个不同物质的区别。对此，邓小平特别指出：“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而且旧中国那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当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1]
四、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
要把新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就必须实现工业化。50年代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首先发展国营工业，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这反映出工业化的重点是使国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从1953年到2000年我国制定过9 个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将9个五年计划作为特殊的视角， 通过它可以观察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这一经济思想。
编制“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有两点很重要：突出重点，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增强国家工业基础的建设上；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积极争取利用外援。“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工业建设以苏联帮助的156个重点项目及其配套工程为中心内容，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349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704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8.0%。基础工业和关键性的机器制造业迅速建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
“二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设想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也反映出反冒进思想。但由于“大跃进”给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二五”计划时期（1958—1963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0.06%，其中，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则为－4.4%。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 这样国民经济从1963年起开始恢复，并逐步实现了较快增长。1963—1965年，工业生产年均递增17.9%，农业生产年均递增11.1%。钢和原油产量分别由1963年的762万吨、648万吨增加到1965年1223万吨、1131万吨。
“三五”计划时期（1966—1970年）和“四五”计划时期（1971—1975年）正赶上十年动乱。前者追求“双高”发展（高指标、高速度），后者带有“备战+跃进”特点。“跃进”涉及高速发展钢铁工业，加快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工业。“五五”计划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仍处在十年动乱之中。这10年期间，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国民经济总量是靠1966年以前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开始发挥作用，再加上新崛起的石油工业，才保持了增长。而这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包含有利用高积累率的因素。如“三五”时期积累率为26.3%，“四五”时期为33.0%。这10年间，周恩来在1972年和1973年全面整顿过经济，邓小平在1975年全面整顿过经济，都对扭转经济形势起了重大作用。
“五五”计划实际属于年度计划。1977年在“抓纲治国”思想指导下，主要是全面整顿和恢复经济建设，为1978—1980年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作好准备。在1978年，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由1976年的3158亿元、1378亿元增加到4067亿元、1567亿元。这两年，由于把经济发展过多过急地建立在依靠引进上，致使出现了“洋跃进”新的失误，经济建设在徘徊中前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从1979年开始进入3年调整期。
“六五”计划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体现出在3 个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相结合基础上的一种通盘规划。“六五”计划时期（1981—1985年）大部分指标提前或超额完成，使这5 年成为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如GDP年均增长10.7%， 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0%。
“七五”计划时期（1986—1990年）经济发展很快，如GDP、 工农业总产值等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计划的要求。但同时出现的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等问题，使中共中央在1988年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整顿经济。治理整顿期间，国民经济增长出现大波动。就GDP年增长率看，1989 年和1990年与前3年相比，分别为4.1%、3.8%与8.8%、11.6%、11.3%。
“八五”计划与1991—2000年十年规划是一同制定的。“八五”计划期间（1991—1995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改革开放进程大大加快，5年中GDP年均增长12.0 %。1995年提前完成了中共十三大确定的到2000年实现GNP比1980 年翻两番的战略任务。
“九五”计划与2010 年远景目标一同制定。 “九五”计划时期（1996—2000年）提出的目标之一是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010年的目标是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这一时期，既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又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经济发展成果相当显著。以1996、1997、1998这3年为例，GDP分别增长9.6%、8.8%和7.8%，人均GDP分别增长 8.4%、7.6%和6.7%。在党的经济思想指导下，共和国经济发展成绩巨大。1979—199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7%，保持了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GDP达到902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七。1998 年的工业增加值为3354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49年的159倍。1978—1998年，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5.9%。1997年，我国的煤炭、钢材、服装、水泥、化肥和电视机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发电量、化学纤维、棉布产量居世界第二位。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重要历史结论。今天，我们再次领会中共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更能悟出“发展是硬道理”与圆富强之国梦二者关系的真谛。
标签：经济建设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毛泽东论文; 经济学论文; 小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