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四种公共文化需求
文/陆文荣
据杭州市统计局统计，2017年杭州常住人口达到946.8万，较上一年净增28万，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已达616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近期，笔者通过分层抽样对杭州城区558名外来务工人员开展文化生活和文化需求问卷调查，基于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笔者认为构建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从4个方面着手。
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现代生活技能
在农村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相对简单。农业耕作构成了农村社会的物质基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一种生产作息规律，农耕技术在一代代农民手口相传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城市社会是一个更大地域范围的分工协作社会，生产环节无限增加，生产工艺更加复杂，对个体人力资本和生存技能有更高的要求。农村社会人口规模较少，地域范围有限，社会结构简单，农户的生活世界和村庄社会世界基本重合，农户与农户的同质性很强，面对面的直接交往是常态。城市社会人口规模较大，地域范围更广，社会结构复杂，充斥大量的物流信息流。所以对外来务工人员而言，掌握现代城市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技能是进城的首要条件。调查选取“阅读报刊”“用笔写信”“用手机发短信”“用电脑上网”“银行ATM取款”作为测量农民工现代生活技能的指标，赋值1-4分。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被访农民工在这些技能的掌握水平上都给予较高的自我评价，均值都在3分以上，特别是手机使用方面的自评得分最高。但是笔者也发现，农民工在现代生活技能掌握方面存在分化。与新生代农民工（80后和90后）相比，老一代各项技能水平更低。与管理层和专业技术层相比，普通工人的各项技能水平更低。与低学历相比，高学历者的各项技能水平得分更高。
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组织方式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定位自己。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与农民的联结方式主要基于血缘、姻缘和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表现为家族、亲戚、邻里社区等亲密关系社群，构成了“乡村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农民们共享地方性的集体情感和非制度化规范。现代城市社会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个体社会交往半径扩展，从原有亲密社群中走出来，基于求学、工作、共同兴趣等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从各种专业性社会组织中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笔者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进城之后在城市依然延续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往对象还是局限在家人亲戚和老乡，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外来人口聚居区。他们与城市居民混合居住的比例很小，只有三成（32.31%），并且一半多（56%）与城市居民很少甚至没有交往。在主观上，农民工也更加看重老乡关系，60.3%被访者认为“如果自己被欺负，老乡肯定会帮我”，66.68%被访者认为“如果老乡吃亏，自己肯定会出手相助”。农民工参与现代社会组织生活的比例很低，被访农民工加入工青妇等组织的占6.2%，加入文体、旅游、学习等兴趣爱好团体的仅占2.8%。
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生命意义系统
生命的意义是个体追求的一种终极价值，从根本上指导个体的行为。个体生命意义总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规范中。在农村社会，人情、面子、伦理道德等构成了主要的社会规范，个体淹没其中，更多是一种集体性存在。在这种文化情境中，农民养成了“重感情”“安土重迁”“推崇经验”“知足常乐”等文化性格，在追求“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中，在履行“送父母归大地，抚子孙成大器”的社会任务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城市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生活世界构成，各个生活世界之间的逻辑可能完全不同，这是城市异质性的魅力。但是，习惯了简单农村生活世界的农民进城之后，因为无法理解和把握不同生活世界的逻辑显得茫然和无力。他们习惯用自己的经验对外界做出判断，但是外在复杂的城市社会已经远远超越他们的经验。他们离现代性如此之近，却又如此陌生。他们在城市成了一种个体化的存在。就比如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同样的动作，是完成某件电子产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他们却无法感到工作的意义和快乐。笔者的调查数据表明，被访农民工中33.69%觉得“我经常感到自己在混日子”，34.82%觉得“我不清楚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意义”，69.68%认为“工作就是为了赚钱”，38.31%不赞同“工作是获得社会认可的方式”。
制定了《2018年秦州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实施方案》，成立了以区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指导工作开展，明确全区16镇是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工作的责任主体，把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书实行目标管理，将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与地膜覆盖技术推广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
外来务工家庭的成员们在杭州青少年发展中心少儿社会体验馆参加活动
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闲暇时间安排
马克思指出，休闲和劳动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双重社会生活基础，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之一。休闲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将人们从外在环境压力中解放出来的相对自由的生活。对农民工来说，休闲活动是他们在闲暇之余调节身心、纾解压力的重要方式。但是大量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工群体在流入地城市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具体表现为文化消费意愿低、能力弱，文体活动参与少，休闲方式单调。笔者的调查数据显示，看电视（66.31%）、玩电脑/上网（52.51%）和聚会/聊天（41.89%）是农民工最常见的三种休闲方式，而旅游、下棋、养宠物、摄影、收藏等花费较大，或是对居住空间要求较高的休闲方式就很少有人选择。随着教育程度提升，选择看书/阅读、健身/运动、旅游等休闲方式的倾向显著提升，而对看电视、打牌、打麻将、喝酒等方式的偏好则显著降低。年轻人相比年长者，更愿意选择健康的休闲娱乐方式，表现在80后出生的人群更少看电视、打麻将、喝酒，而更多选择阅读、运动和旅游。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选择玩电脑/上网、看书/阅读、健身/运动和旅游的比例明显更高，而老一代中的绝大部分都用看电视来打发时间，除此之外就是聚会/聊天、逛街、麻将/打牌、喝酒等。
工程施工需增设乏汽分配管道、凝结水管道、抽真空管道和蒸汽隔离阀，散热面积分别增加16.7%、33.3%、50%、66.7%时，工程静态总投资分别评估为600万、800万、1000万、1200万元，静态计算投资回收期分别为3.1、3.0、3.2和3.8 a。
作者单位：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科青年基金“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7CRK010）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基金项目（16YJC71003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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