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市场竞争，现代企业制度，经济运行符合经济合理性和效益最大化原则，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富有现代意识、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府，是后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它既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解决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性，更充分地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展示出来，是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意识
党的十四大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理论和改革目标的确立，是我国经济10多年改革成就的高度总结，是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艰苦探索的科学结论，是历史昭示的必然选择。
百年探索——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确立，是中国100多年来对国家现代化道路艰难探索的必然结果。中国曾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元代和明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还处在世界前列，清初也是如此。但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国家相继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中国却愈来愈落后。经过甲午战争的割地赔款，沉睡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才开始惊醒。自此，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四处寻找强国富民的道路，但从那时到现在，又经过了百来年，一批批国家和地区超过了我们，而我们则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蓬勃发展的机会。解放前的旧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连年的战争硝烟使现代化步履维艰，进展极其缓慢。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应该说可以顺利发展了，但40多年了，我国还没有实现强国富民和现代化的目标，反而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1987年底和1988年初，根据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的测算，即使剔除汇率可能导致的扭曲和偏差，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均实际国民收入方面的差距，至少也有10倍。以此为基础，假定从1980年起，发达国家人均GNP每年增长2%，我国每年增长5%，我国需要121年才能赶上发达国家。如果弄得不好，发达国家每年增长3%，我国每年增长4%，按官方汇率则需要363年才能赶上发达国家。90年代，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在加快，但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上仍有巨大差别，仍没有实质性改变，甚至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从产业发展上看，无论是与发达国家比，还是与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比，差距也在扩大。例如，我国电子工业的水平，在50年代起步时，与日本相差不远，但到60年代后期，就已经落后于日本，现在的差距已十分巨大。韩国的电子工业起步则比我们晚得多，但1987年他们已经能够批量生产1兆位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随机存贮器，并试制了4兆位的样机，而此时，我们还处于试制64K存贮器的阶段。泰国、马来西亚电子产品的出口也比我们多。又如汽车工业，我国的起步时间跟日本差不多，但现在两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水平，简直无法相提并论。韩国1968年才开始发展汽车工业，比我们晚10多年（我国是50年代中期），而今天韩国的汽车工业远远超过了我们。与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年中，有一大批国家和地区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正在向高收入国家靠近。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继取得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实现了发展经济学所说的“经济起飞”，或现代化“大冲刺”。按照社会学家所说：我们同“亚洲四小龙”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为什么它们能够迅速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而我们则不能呢？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总结它们成功的经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经济资源的经济体制；一是有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并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府。其中前一个条件最为重要，无论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还是后继的现代化国家，都必须建立一个有效分配和利用资源的经济体制，从而使社会经济活动符合经济发展合理性原则。这个经济体制的基础就是竞争性市场机制。
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资源，是一切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经验。先行的发达国家如此，后继的现代化国家亦如此。英国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国内统一市场很快形成，并且在政府的推动下，迅速扩大了国际贸易。相比之下，法国虽然在重商主义时代，政府也采取了推动国际贸易的政策，但在国内，却采取了一些不利于统一市场的作法。法国从17世纪末开始，依靠地方势力，采用“包税制”征集税收，结果关卡林立、市场分割、互相封锁，致使法国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形成和产业革命的起步比英国晚了差不多100年。日本于1853年在美国威胁下被迫对外开放以后，迅速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国内市场的形成。特别是1873年进行的地税改革，直接促进了国内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工业化进展奠定了基础。地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明确土地的私有产权，并允许土地在市场上自由转让，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国内的形成。日本战后在经济高度增长以前，通过农村土地改革，解散财阀，消除了经济体制中残存的封建性因素。紧接着又推行“道奇方案”，实现了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韩国60年代初，也在建立竞争性市场体制和政府宏观管理体制两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建立起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台湾60年代初期提出“10点财经改革”，同样是致力于建设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这些工作对以后的高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对于后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经济现代化，仅仅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或市场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富有现代意识、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政府，是后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是由后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特殊条件决定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特殊条件是经济的“二元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开始都是单纯的农业经济或农业社会，当工业化扩展、波及到发展中国家以后，就出现了农业社会向二元经济的转换，经过二元经济时期后，再向现代经济转换，在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过程中，经济会相继出现一个常规增长阶段和超常规增长阶段。能否达到超常规增长，是二元经济完成向现代化经济转变的关键，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关键的一步。跨越这一步，需要有四个方面的条件：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建立；农业基础的奠定；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工业的发展。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作用，正是对上述四个方面条件的准备和创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高速增长，一致性地显示了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台湾的例子就有充分的说服力。台湾当局在为经济高度增长创造条件时，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恢复市场价格功能，放弃对经济的管制。被誉为台湾经济起飞之父的尹仲客（经济部长）曾经总结国民党大陆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就是直接“管制经济”。所以，他在政策制订上，坚决反对管制经济，决不允许破坏市场价格机制。他认为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必须在财、税、金、贸诸方面互相配合。在开放市场的同时，采取贸易紧缩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2）以整体经济发展为目标，注重产业发展之循序渐进的次序，尤其是注重基础设施建设。50年代台湾对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大量投入，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3）在经济转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注意加强科学、教育、立法等配套工作，尤其对教育高度重视。
根据上述我们对现代化条件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为什么通过百年探索，仍然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原因了：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1842～1949），中国既没有富有现代意识并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政府，更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来有效分配和有效利用资源，经济现代化自然断无可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有了强大而统一、并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决心把中国推向经济现代化的政府，也就是具备了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条件。但是，由于我们一开始就盲目地向老大哥学习，模仿苏联，而且建立了一个与苏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套经济体制是以价格的严厉管制和行政命令协调为主要特征的。因此，不具备经济现代化的另一个条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地阻碍技术进步、浪费大量宝贵的经济资源、压抑个人和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助长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等弊端。针对这些弊端，从1956年开始尽管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经济管理体制调查，并试图对此进行改革，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也曾多次进行了体制上的调整和局部改革，但由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竞争性市场机制是合理利用资源的唯一有效方式，没有认识到市场竞争和现代企业制度，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同样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经济起飞和向现代化“冲刺”，致使我们在近30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打转，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悲剧。
实践检验——计划经济体制行不通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历经百多年而没有完成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盲目和无知。而其中最大的盲目就是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盲目推崇；最大的无知，就是对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无知。
那么，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在我国行不通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计划经济是怎样组织经济运行的：（1）社会的一切经济资源都收归国有，由政府（官员）进行资源配置，决定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2）社会的一切人力资源（人的智慧、劳力、创造力等）都要收归国有，由政府长官决定一个人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应该做何种工作，应该学习什么，不能学习什么，个人不能独立地进行发明创造，一切科技活动都由国家统一组织完成，个人不能有选择工作的自由，甚至不能有选择居住地或学习何种专业的自由。（3）消灭商品关系，消灭市场交换关系，用计划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社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配给和调拨进行分配，不容许任何市场交换关系存在。（4）消灭贸易。所有的经济计算都用所谓的非贸易结算方式进行，劳动者的工资以“劳动券”、“工分”来计算，银行几乎是种摆设。（5）一切价格（包括商品和劳务价格，如工资、利率、汇率、房租等）都由政府实行管制，不反映任何市场供求关系。而要完成上述组织经济运行任务，势必在政府和国家机构的构成上造成如下弊端：（1）庞大的政府机构。据统计，我国与前苏联的政府官员与国民之间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政府官员的数目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因此，在计划体制下，精简机构统统是徒劳的，甚至越简越多。我国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行政等级森严，支配资源的权力，自上管下，一级高于一级，总理支配资源的权力必然大于省长，省长支配资源的权力必然大于县长，如此等等。任何单位（包括企业或非企业组织）都有行政级别，经济的推动是依靠纪律、服从和行政命令进行的。因此，有人说，计划经济是一种权力经济，即通过行政权力协调经济运行。（3）加大税收负担。庞大的政府机构的日常开支必须靠增加税收来支撑。据统计，我国政府部门开支，在80年代以来就每年高达1400亿元。
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行不通，其原因在于：
（一）理论前提存在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会消亡的构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有过这样的设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能够把整个国民经济当作一个“大工厂”来管理，因而，它不再是商品经济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构想，是因为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中，对于产权的存在是否定的，社会经济资源全部所有权唯一落在代表全社会成员意志、利益的“社会中心”身上。既然财产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且由“社会中心”为代表进行支配，那么就可以不考虑国与国之间的财产流通界限，一国之内的产权没有必要划分开来，而应作为一个整体由“社会中心”代表全体国民所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资源将怎样运用呢？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详尽叙述过的“社会中心操作说”。“社会中心”作为所有权的代表，作为全社会所有财产的支配者，对于财产的运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社会中心”运用资源的经济运作方式，又是以共产主义的道德论、信息完备等一系列社会条件为前提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上是基于以下几个基本假设的一种经济体制：（1）利益一致，即国家全体公民的经济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不存在任何独立的分散的个人利益。这就否定了个人独立的经济利益，也就否定了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冲突，产权的明确界定不仅不可能，也毫无必要。（2）需求统一，即全体公民的消费偏好和需求也高度一致，没有差别。“社会中心”可以依照统一需求，来制订生产和分配计划，把生产的产品分配给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3）信息和知识完备，“社会中心”有能力掌握生产计划、生产组织所需的一切技术、资源、人力供给的信息。（4）道德高尚和行为自觉，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其道德情操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从而能保证“各尽所能”参与生产。上述四个假设，如果在实际经济中能够成立，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就能行得通。反之，如果这四种假设在实际经济中不存在，那么计划经济体制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只要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计划经济体制的这四种假设的理论前提，在经济运作的实际过程中是根本无法存在的。
（二）机制的根据缺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实践证明，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采用行政权力的协调方式来配置稀缺资源，突出存在两大方面的机制障碍：一是信息机制障碍。在现代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瞬息万变，如果要求中央计划机关及时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得出资源配置的正确结论，作出科学决策，制订出统一的计划，再层层分解执行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生产往往带有盲目性。二是激励机制障碍。由于集中的计划体制否定了企业和个人的独立利益，没有明确的资源产权界定，所以计划体制不存在有力的激励机制；又由于计划体制没有一种公平竞争的标准，来衡量具体企业及个人的生产贡献，加上利益和劳动生产贡献之间的脱节，使管理者自身也缺乏监督约束的动力。这样一来，计划体制的必然结果是：（1）生产者缺乏积极性和创造力，“大锅饭”不可避免。不仅人力资源利用低效，其他资源亦是如此。（2）由于缺乏约束和监督机制，决策的随意性和失误也就会接踵而来，导致资源浪费。
（三）个人活力丧失。个人活力是推动经济繁荣的原动力。这是被世界经济发展经验长期证明的真理。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行政协调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又演变成一种按权力等级协调的机制。其特点是：（1）对资源分配和利用的权利，依照行政级别进行划分，权力大或行政级别高的人拥有较大的资源支配权。（2）经济生活中的纠纷不是依照法律和人们所公认的行为规范来调整，而是依靠行政权力、纪律、命令来解决。（3）对企业的成立、投资方向和生产品种实行审批制度，往往采取的是层层审批制，如一方卡壳就行不通，并且时间长。（4）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没有主动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的任务只是完成上级的指令。这种经济运行依赖“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协调体制，最后演变成一种纯粹的权力经济。权力经济的直接后果是个人经济活力的完全丧失，它既扼杀了企业家的首创精神，也扼杀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在计划经济中，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不取决于它自身的优质产品、先进技术和良好的管理，而取决于企业的领导是否有较高的行政级别，是否有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这样一来，企业的职工上班无事干，不是打扑克，就是聊天。领导呢？成天“一杯茶，一根烟，一张参考看半天”，“憋不住了，开着小车到处转”，效能极其低下。
事实证明——市场竞争能创造经济奇迹
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市场竞争机制能创造奇迹。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出现奇迹的，大者首推日本，小者首推台湾。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自然资源奇缺，人口密度大，又处于海岛之中。按照一般的经济发展理论，它们不具备经济腾飞的条件。另外，它们还有一个重要之处：它们都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启示。如果说欧美发展历史长久，文化背景相应悬殊，不足为我们所借鉴；如果说，香港、新加坡弹丸之地无法与我国地广人多比拟；那么，日本、台湾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吸取的。前者是人多地少，资源短缺，后者则都是中国人，文化背景没有差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人均年收入不到200美元的日本，80年代初，人均国民收入达8000美元。90年代初，日本人均收入竟达24000美元，雄居世界第一。日本计划在2000年，实现人均年收入51700美元的“人均收入第一”。不仅如此，“日本科技第一”，在世界机器人数量中，日本占220000万部，美国37000部，前西德22000部，意大利10000部。日本的工程师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专利，达34500件，美国10200件，前西德50000件，法国20000件。在世界十大电机生产厂商中，日本公司占了4家，日立公司年营业额509亿美元，松下电子产品公司年营业额431亿美元，东芝公司年营业额295亿美元，日本电气公司年营业额246亿美元。在全球科技产业半导体生产的最大厂家中，日本占了6家，其中，日本电器公司、东芝公司、日立公司占据世界前三位。在左右世界金融的十大银行中，除了法国和德国各有一家银行占居第七和第九的位置外，其余八家均为日本银行。其中高居榜首的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存款额达3148亿美元（接近我国一年的GNP）。在世界十大汽车生产厂家中，丰田汽车名列第二，日产汽车名列第四，本田汽车名列第九，日本公司汽车总产量占全球产量1／3还多。在国际发展管理学院一年一度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日本企业的经济竞争力总是排在第一位。
台湾出现的经济奇迹也是令人羡慕的。台湾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1万美元大关。在1991年的世界经济竞争能力报告中，台湾排在第二位。其实台湾的经济，也是在战后废墟上开始重建的。二次大战几乎毁尽了台湾的主要产业。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产业，主要是供应日本市场的糖、米业，或是供应日本军需而毫无经济基础的炼铝业。原本只有600余万人口的小岛，突然从大陆涌进200万的军人和难民，可见，当时经济发展的基础甚为薄弱。然而，奇妙的是，如此“一穷二白”，居然发展起来了。它们成为世界经济腾飞的典范。根本原因是他们选择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奇迹，主要是因为：
（一）从资源配置最优化的角度看，它可以有效地同时解决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的问题。首先，在信息机制方面，市场经济机制主要是通过价格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经济运行的，价格具有：（1）传递市场信息；（2）影响人们的收入分配；（3）依据需求的变化而波动等三大经济功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随着价格竞争的自然调节，就可避免人们的主观人为因素（如：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弊端），最大可能地减少资源的浪费。其次，在解决激励机制方面，通过自由竞争可以有效地发挥个人比较优势和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和冒险精神，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企业家有权自己决定，无需考虑行政干扰。
（二）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市场机制可以统一地解决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合理化（资源配置效益）、生产者和企业组织者对其所有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微观运作效益）这两个效益问题。市场经济承认每一个生产单位和个人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然后通过市场机制来协调所有人的利益，进而使个人或单位利益符合社会利益，这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市场机制是通过自由竞争构成的相对价格体系和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制度，来实现上述两个经济效益的。在市场价格机制下，各种商品相对价格的高低，反映了它们各自的相对稀缺程度，各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根据价格的涨落自主作出决策，就能保证资源的部门配置和地区配置等等的优化。同时，市场机制使有效率的生产者能支配更多的资源。一个单位效率越高，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可占有的资源也就越多，这样就保证了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的统一。
（三）从总体来看，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是依靠机制的共同作用。主要有：（1）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2）充分竞争的现代企业制度；（3）追求自身利益进行自由选择机制；（4）明确界定和保障产权的法治系统；（5）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把信息系统和激励系统联结在一起，使它在有效分配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方面，比其他任何体制都有效。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格·费里德曼所说：“价格体系的真正美妙之处——完全在于：依信息而行动的动力伴随着传递出来的信息”[①]。市场竞争创造经济奇迹的原因正在于此。
必然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计划经济行不通，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创造经济奇迹。我国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运行符合经济合理性和效益最大化原则。那么，我国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一）市场经济不是单一的，而是各具特性。迄今为止，世界上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它总是与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还有东南亚的“出口外向型市场经济”，印度的“从半管制走向自由化的市场经济”，瑞典的“社会福利型市场经济”等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运行的，因此，就必然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市场不是万能的。世界上并不是所有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创造了经济奇迹，无论是英法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印度等二战后出现的新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不少经济发展不尽人意的事实。在当今世界取得成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中，一般都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现代市场经济。我国要建立的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我国40多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我们要在落后的条件下迅速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除了吸收它们的有效管理机制和经验外，还必须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它既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解决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率性，更充分地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展示出来，是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
首先，它是由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经济上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从政治上说，是以共产党为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又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有统一的核心领导和强有力的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特别是有国有及由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作坚强后盾，经济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在保证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节约资源和市场有序运行方面，将会发挥自己特有的优势。这是与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的特征之一。
其次，它是由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原则决定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基本原则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财产的私人所有必然导致私人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收入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展开合理竞争，同时又不会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因为：（1）以公有制为主体，会使私人资本的膨胀受到制度制约，凭借私人资本参与分配会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2）经济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和劳动力的自由竞争，有助于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减少不同地区和企业间的非劳动因素造成的个人收入差异；（3）个人天赋和劳动能力差异毕竟是有限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政权性质是社会主义。为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地发展，消除贫困，政府会通过自己的调节机制和社会政策，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另一个特征。
再次，它是由我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客观需要决定的。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要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上优于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否则，我们就会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满足这一要求。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一方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即社会关系市场化、企业行为自主化、宏观控制间接化、经营管理法制化。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相通相似，两者大体上差不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与资本主义相似”。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个性，即（1）公有制占主体；（2）市场竞争更有序，贫富差别虽然存在，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就能做到既有高效率，又有公平性，因而，它在实际经济运行中能够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成功。
注释：
①《弗里德曼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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