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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发布信息，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作为目前我国审计领域唯一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的单位，自2011年招生以来，工作站已招收了5批共计16名博士后。已出站的7名博士后中有5名被审计署录用。日前，《中国审计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几位，倾听并记录他们的成长经历。 偶然中的必然 本科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后在吉林大学计算机学院读硕士和博士，2003年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工作。可以说，来审计署工作以前，吕天阳的经历基本上是在高校里。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工作时，吕天阳和他的同事做了第一个社保联合审计系统。由于忙于在各个省市做部署，无法挤出大块时间读博士后，对在高校搞科研的他来说，一直是个遗憾。 时间来到了2011年，审计署审计科研所的博士后工作站获批。从审计署计算机技术中心的同志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对吕天阳来说，恰逢其时。既有计算机专业知识背景，又真正和审计工作结合过，机缘巧合，让吕天阳成为第一批审计博士后。 2012年，是博士后工作站公开招聘的第二年。博士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的戚艳霞，在北京昌平的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工作已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审计署网站上看到公开招聘审计博士后的信息，其在网上公布的博士后研究选题，与她的研究方向息息相关。一直进行政府会计研究的她，感觉机会难得，视角新颖的选题，也一下子吸引了她。 2013年7月15日，杜宏伟清楚地记得这一天。这一天，审计署网站发布了招收博士后工作的公告。硕士就读于西北政法大学，博士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作为应届毕业生的杜宏伟，看到公告中的一个研究课题是“审计监督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为博士学的是行政法，这样一个选题和自己的专业对口，又很具前瞻性，杜宏伟提交了申请。 当时还在浙江财经大学任教的唐志豪，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计算机审计教学和研究，偶然间在网上看到审计博士后招生公告，在截止前最后一天，提交了报名资料。 说起当初的申请经历，在互联网上发现招收博士后进站公告是偶然，然而任何偶然的背后，都有着必然的因素，多年来各自的研究经历，注定了他们会与审计结缘。而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是因为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将审计理论与实务结合的平台。这，是他们最看重的一点。 理论与实务结合的平台 和其他博士后流动站不同的是，审计科研所博士后工作站有一个非常强的优势：它的科研和审计实务完全融合在一起。“多参与审计实践”，是科研所领导对博士后的要求。刚进站一两个月，博士后们就分别参与到审计项目中去了。 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底，戚艳霞参加了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类科目资金审计；2013年3月到6月，她又参与了与自己研究方向直接相关的中央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这两次审计，给戚艳霞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收获都很大。她在出站报告中的致谢中写道：“两年中，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思维打开后研究范围的宽广，是将学术思维扎根实践土壤的过程。” 说起审计署的科目资金审计办公室，很多审计人都记忆犹新。科目资金审计时，7天定期开一次会议，当时戚艳霞记的笔记就有厚厚一本子。“每天都在讨论，每天都在进行思想的碰撞”，戚艳霞说这对自己以前的思路有很强的冲击，是她更为直接地了解国家审计的重要阶段。 接触审计人多了，她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大家一起加班，一起攻克一个难题，“这种精神很让人难忘。虽然很累，但问题被一个个地解决了，感觉特别充实”。现在，每次在电梯里遇到当时在科目资金审计办公室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她都感觉非常亲切。 进站之前从未关注过审计的杜宏伟，上学时只是知道审计属于监督。2013年11月底，杜宏伟参加了财政存量资金审计项目。2013年底到2014年3月，又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算执行审计。结合他的专业背景，科研所决定让杜宏伟到法规司交流一年半。期间，他接触了很多具体的业务工作。 从2004年到2012年，吕天阳一直从事计算机社保审计。说起这个，他特别感谢审计署领导和计算机技术中心及社保审计司的历任领导。“能够有一整块的时间长期从事一项工作，非常感激。因为比较难得，能够专心地做一件事情。这个好处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看书本就能看出来的，也不是短期突击能突击出来的，而需要长期的积淀，不断地摸索……” 2012年12月，吕天阳利用大数据分析，为解决社保审计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受到了审计署表彰。说起这段经历，吕天阳把功劳归于几万名参与审计的审计人员，“我觉得这些人才真不容易。只是机缘巧合，我被放到这个位置上了……”不过，他还是很开心，因为“做了一些工作，意义很重大”。 2013年底，吕天阳从工作站来到审计署工作。当时，审计署决定在计算机技术中心成立国家审计仿真实验室，由吕天阳和财科所的一名财政学博士后负责。吕天阳指着隔壁办公室笑着说，“有一批工程师和高校学生一起帮我们做事情。这很重要，相当于博士后把审计实践和科研的能力结合起来。” “审计科研教学实践”是署领导对实验室的定位。当科研能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有了新的理念时，应该在审计人员中传播开，这就是实验室的任务。吕天阳认为这个实验室对很多有志于此的博士后来说，是个非常好的平台。“说得俗一点，我干这个事很快乐，那就干呗。就跟学生选专业似的，你千万别说这个专业挣钱多，因为干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是很痛苦的。你喜不喜欢它，得问你自己。这不是别人能回答的，要看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态度、信仰及其他 在审计署网站上，有这样一则旧闻：“2013年4月3日下午，审计长刘家义与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他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审计实践，沉下身子，潜心研究，通过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全面把握我国国家审计的运行机制和规律，在自己所研究的专业方向上有所建树。” “沉下身子，潜心研究”，代表一种做学问、搞研究的态度。 拥有三位导师的吕天阳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科研所非常费心地为我一个人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师团队，相当于一个专家组和老师团来指导我。如果再学不好，真是对不起署里和科研所费的这番心思了。” 当时时任副审计长石爱中主管计算机技术中心，他曾跟吕天阳说过，“小吕，干计算机审计是需要信仰的。”时间长了，吕天阳越品这话越觉得有味道，“这话说得是有道理的，没有信仰你干不了计算机审计。干计算机这个行当的实际情况是，我学生挣的都是我的好几倍，一毕业工作年薪就二三十万元。我已经工作十多年了，还是副教授呢。这种落差看你自己怎么消化。如果你把它当一个问题，那这辈子估计很难过去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需要自己找到精神上的依托。” “社保审计从来都不是给别人锦上添花的一个领域，它从来都是雪中送炭。如果真心热爱它，天然就应该对锦衣玉食有排斥心理。”一边干社保审计一边学社保审计的吕天阳非常认同这个理念，“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能够为了大家好，那个人的事情就要放到一边。我就觉得我干得挺高兴。我喜欢通过算一个数据，说出一个观点。如果审计结果能够转化成一个政策，那就更好了。” 计算机审计不光是冷冰冰的数据。吕天阳说，“数据本身就是1234，但是如果数据分析本身不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和价值判断，你是做不好数据分析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数据本身意味着什么。当你意识不到它真正的社会意义的话，不可能分析出一个有社会意义的结果。” 导师的“严”与“真”，给杜宏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站开题时，作为导师的副审计长孙宝厚提出三个“真”，即“真研究，真成果，真水平”。孙宝厚对他说：“来了之后，就不要说出去在外面做些其他的事情。既然来到了工作站，就要利用好这个平台，潜心地研究一下审计制度，通过研究写出自己的一些东西，而且要让别人看了觉得是真有水平。” 孙宝厚的一句“你可以说我水平低，但不能说我不努力”，让杜宏伟也记忆深刻。“他的意思是说，我的能力和智力可能赶不上别人，但是要通过努力尽量做到最好。不管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或任务，都要努力地好好去做。” 这样一个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让杜宏伟觉得，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认认真真地、踏踏实实地去做，努力地去做，争取做到最好。 你的支持，我的亏欠 在审计机关工作久了，与家人的分开，也成为一种常态。 一位博士后在出站报告的致谢中写道：“感谢家人的支持。”这种对家人的歉疚直到现在，还让她记忆犹新。她对记者讲述了一件让她印象深刻的事——一个“五一”的假期，审计人员在外地有一个项目，大概五六十名审计人员租了一个大巴，停在小区门口。5月3日晚，审计人员要走的时候，很多家属在车前送行。车轮一开动，有的小孩跟着车一边跑一边哭…… 入站之前，跟刚出生的女儿仅呆了两个月，就在外面“跑”，吕天阳说，当时觉得稍微有点麻烦的，就是回哈尔滨看孩子。周末不加班的时候，吕天阳就周六回哈尔滨的家，周一一早再回北京。他算了一下，这样折腾一年，估计能绕地球一圈。直到2016年年初，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让吕天阳特别开心的是，现在终于可以每天教女儿学数学了。 “对孩子是最大的亏欠。”唐志豪说，“记得那时孩子刚上学，不认识作业题目里的字，赶上爸爸也回家晚或出差了，就只好‘远程遥控’念题目，常常晚上在办公室边的楼道里打电话念，念一会，楼道的灯自动灭了，就跺跺脚再把灯跺亮继续念。好在一切都慢慢好起来了。” 2012年戚艳霞入站时，儿子2岁半。经常加班晚归的她，无论多晚，都要陪一陪儿子。如果加班太晚，儿子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她时会打电话说：“妈妈，等你回来，等我半夜醒了告诉你。”前一次出差回来，正好赶上母亲节，儿子在床头放好了自己做的爱心卡片，用刚学会的拼音写的贺卡。这让她非常感动。 杜宏伟前不久休年假时，在家呆了一周，专门陪2岁半的儿子去公园、超市，带他玩玩具，杜宏伟感觉这样就挺好的。 当时一起入站的博士后们，孩子差不多都是3岁左右，忙于工作和课题的他们，说起儿女，都感叹平时经常加班和出差，一有时间就创造条件陪陪孩子，尽量弥补亏欠孩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