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路向何方？——基于全球化时代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时代论文,经济论文,何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的中国，国家的未来政治经济走向日益成为民众和学者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关的争论也比较激烈。在过去几年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频频出现。一方面，不少学者总结“中国模式”特别是其经济治理模式的内涵、特征和演进轨迹，①有的学者用现行的某些制度安排或政策宣示作为“中国模式”的特征，②有的学者强调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内在联系与连续性，③有的学者发掘“中国模式”对于民族崛起的意义。④一种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成功的模式”。⑤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则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国进民退”、改革阻力重重等表示忧虑，呼吁积极推进改革，避免体制的固化。⑥他们中有人指出，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⑦海外学者则往往评估“中国模式”对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挑战。⑧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体现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人们对中国未来前进方向的不同构想。鉴于“模式”常常包含多个维度，本文集中考察经济治理模式。那么，中国经济治理模式未来的演进方向在哪里，中国优化其经济治理模式路在何方？为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不妨把视角放大，在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里考察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本文把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与国际上主要的经济治理模式——美国的经济治理模式、欧洲的经济治理模式、东亚的经济治理模式——放在一起，梳理它们各自的特点并考察它们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演进轨迹。通过借鉴其他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情况，学者可以为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方向提供更合理的构想，决策者也可以为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优化选择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向。这不仅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因为中国是处于世界之中的中国，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必然与其他经济治理模式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全球化时代，不同经济治理模式会相互影响，同时都需要回应全球化的时代要求，因此，考察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对于探索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架构的改革和中国在此架构中的权力增长等议题非常关注，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⑨然而，全球经济治理不仅包含制度架构的维度，还包含经济治理实践所体现的理念的维度，不仅包含国际经济治理，还包含国内经济治理。⑩而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经济治理所存在的模式竞争、路线辩论、理念变迁等，虽然对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但受到的关注却不够。(11)本文对经济治理模式的考察主要着眼于美国、欧洲、东亚的日韩等国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所体现出来的理念特征，试图弥补以上所说的关注之不足。同时，国内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讨论大多仅就中国经济来谈中国经济治理模式，只有少数学者在借鉴其他经济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经济治理模式。(12)本文把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治理模式、欧洲的经济治理模式、东亚的经济治理模式等作比较，并在一个坐标内把它们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大体演进路径进行描述，考察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动态变化，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关于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研究视野。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节将梳理美国、欧洲、东亚的日韩等国以及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的特点。第二节回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上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并探讨其趋势。第三节分析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背后的原因。第四节讨论中国经济治理模式未来的演进方向。
一、主要的经济治理模式
在探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治理模式时，有四种模式值得我们集中关注，它们分别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欧洲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和“中国经济治理模式”。这四种经济模式是各主要经济体长期以来相互影响、不断变革而形成的，并且这些模式本身仍将处于变化的过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治理理念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长期呈对立之势。社会主义阵营奉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为圭臬，而在资本主义阵营内，欧美国家大都经历了福利国家的发展过程，奉行“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这种理念是建立在国内干预的基础上的多边主义，是市场与社会的调和。(13)然而，欧洲与美国的经济治理模式一直存在差异。美国经济治理模式更强调个人与企业的自由和市场的效率，而欧洲经济治理模式则更强调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强调对效率与公平的兼顾。(14)欧洲国家长期深受社会民主思潮的影响，注重社会保护，用社会福利体系来缓解市场对社会的破坏性效应。而在美国，“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等观念则深入人心。同时，在欧洲国家中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的划分，欧洲的福利国家大体可分为：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英国)、法团主义—国家主义福利国家(德国)、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瑞典、挪威)以及地中海福利国家(意大利、西班牙等)。(15)这四种福利国家模式大体对应于欧洲经济治理模式的四种子模式。(16)尽管欧洲内部存在这些差异，我们还是可以把欧洲国家的经济体制统称为欧洲的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以区别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17)在东亚，日本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于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治理模式被查默斯·约翰逊总结为“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它的特征是发展导向的精英官僚对经济实行遵从市场原则的干预，特别是通过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提升经济的竞争力。(18)这种经济治理模式不仅在日本，还在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被实践。(19)而在中国内地，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改革开放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被长期实行，尽管有一些独特之处，如农村存在很小规模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内嵌的自由主义面临强调自由市场和开放经济并主张减少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的巨大挑战。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所推行的改革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它强化了英美经济的“自由市场”特征。1990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总结了一系列与新自由主义相一致的政策主张，包括私有化、减少政府规制、削减政府开支、保持健康的财政政策、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等，这些主张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有关经济治理的理念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意味着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处于其巅峰时刻。(20)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治理模式基本上已经丧失其合法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因此，能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竞争的就是欧洲的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和东亚的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自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既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治理模式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又保持着许多独特性。近几年来，随着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治理模式加入有关经济治理模式的话语场域，这反映了过去十年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话语格局的变化。
下面我们梳理四种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图1列出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等国家的总体政府收入(General Government Revenue)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由图中可见，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较低，北欧国家如瑞典等国的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最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则居中。然而，总体而言，欧洲国家的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高于美国、日本和中国。不仅如此，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应该也比美国、日本、中国等要高不少。
图1 各主要经济体的总体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eptember 2011,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1/02/weodata/index.aspx.
相比较而言，虽然欧洲、美国、东亚的日韩以及中国都强调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但欧洲国家的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比美国更积极，日韩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多，而中国则是最多的。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各国虽然也强调私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但非常重视产业政策的制定，政府在产业发展规划和对市场进行干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东亚各国还倾向于通过长期追求贸易顺差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东亚地区几乎一直维持着对其他地区特别是对北美地区的巨额贸易顺差。(21)虽然亚洲金融危机令发展型政府的经济治理模式受到质疑，并且一些学者也反思发展型政府的缺憾，(22)但这种模式的基本要素或多或少在东亚各国家与地区的经济体制中存在，并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也形成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大体上与发展型政府接近，虽然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低于欧美等国(如图1所示)，但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已经上升了不少，并且政府积极地干预市场的运行以规划、引导、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尽管如此，中国还具有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所不具备的特点。第一，中国的国有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2011年9月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316家，占500强企业总数的63.2％，这些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的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84.69％，其资产总额占500强企业资产总额的90.35％，其实现利润占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83.72％。(23)第二，中国的政府不但对经济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能有效推动发展目标，而且对社会也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三，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在经济崛起阶段面临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更高，因而中国经济中外国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和发挥的作用更大。第四，目前，中国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与日韩等东亚发展型政府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
综合以上对四种经济治理模式的描述，我们可以用表1来概括它们的特点。
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
为了厘清九十年代以来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我们可以把以上四种经济治理模式的代表经济体的经济政策变化按照两个维度进行梳理，一个维度是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程度，另一个维度是社会福利提供水平。只选择这两个维度是因为：在表1所列出的四个维度中，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社会福利提供水平通常是高度相关的，而美国、欧洲和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体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都很小，国有企业影响力在这三类经济体之间差异不大，更谈不上什么变化。此外，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韩国、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体制经历了较大的变革，这一时期大多数有关发展型政府的研究文献都关注它们而不是日本，因此本节对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的描述主要是关于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
在图2中，四个圆点分别表示在九十年代初时美国、欧洲、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以及中国所处的位置。在这些经济体中，如前所述，美国的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是最少的，而中国是最多的。在社会福利提供水平方面，欧洲的水平最高，而中国的水平最低。同时，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经济治理模式与中国是最接近的，但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要低于中国，而社会福利提供水平要高于中国。
图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治理演进轨迹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理想经济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在有关经济治理的话语场域内居主导地位，而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左右派政治势力之间的讨论焦点不是关于如何改革其经济体制这样的质的改变，而是关于应该减税还是增税这样的量的调整。虽然如此，九十年代初以来，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还是朝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提高社会福利提供水平的方向有所迈进。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奉行既反对自由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在财政政策上增加投资和削减国防与行政开支并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政府吸取了日本和东亚发展型政府的经验，通过政府投入来促进技术开发，成立了国家科学委员会，以专门的投资税收信贷政策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参与国际竞争。此外，克林顿政府还制定了美国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确定六大出口产业以鼓励出口。(24)其后，小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其任期内实行了三次减税，加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消耗，留下了巨额的财政赤字。(25)与克林顿相比，小布什总统更倾向于相信藏富于民和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小政府”，(26)但总体而言，他并没有对美国的经济体制做出大的改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成为大势所趋，因而来自民主党的主张“变革”的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上任以来，奥巴马对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与规制，特别是于2010年推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成为法律；第二，改革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使美国的医保覆盖率上升到95％；第三，提出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财政支出计划或减税计划。此外，在美国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因共和党在国会的阻挠而难以施展的情况下，美联储实施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总体而言，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克林顿与奥巴马两位总统的任内，通过加大经济规制与干预的力度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开支，美国的经济治理在向欧洲模式和东亚模式靠拢。我们可以在图2中把美国经济治理模式的这一演进轨迹表示出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英国较早开始新自由主义风格的经济改革、重视市场力量、引入竞争、重视教育与创新以外，大多数欧洲国家由于较高的福利开支、较高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缺乏灵活性的劳动市场，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竞争力上表现明显逊于美国，其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甚至被学者称为“巴黎共识”(the Paris Consensus)。(27)然而，虽然在八九十年代曾经历危机，但经过改革，丹麦、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探索出了一条新路，把削减福利成本、让其福利制度更灵活与提升对教育、研究和技术的投资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在欧洲经济里表现最好的一些国家。(28)不仅如此，欧盟各国于2000年启动“里斯本议程”(Lisbon Agenda)改革，试图缩小与美国的竞争力差距，甚至希望到2010年成为“最具竞争力和动力的基于知识的经济”。(29)德国更是在2003年开始“2010年议程”(Agenda 2010)改革，采取降低所得税、削减医疗开支、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失业救济制度等政策来促进就业。总之，从八九十年代开始，欧洲的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靠拢，一方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另一方面削减社会福利的开支，尽管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学者巴斯提安·范阿培尔多恩甚至效法约翰·鲁杰的“内嵌的自由主义”，把欧洲的这一进程称为“内嵌的新自由主义”(Embedded Neoliberalism)。(3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倡议并实施对金融市场加强监管的改革，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这个维度上有所增强，从而偏离原先在两个维度上都向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靠拢的路径。另一方面，2010年欧债危机发展至今，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纷纷推行“紧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许多国家积极采取提高退休年龄、改革养老金制度、削减福利开支的措施，这些导致社会福利削减的举措，使欧洲国家在社会福利提供水平这个维度上继续呈减少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把欧洲模式的演进路径在图2中表示为一根折线。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化的推进，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治理模式朝着提高福利提供水平和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这样的方向演进。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许多国家与地区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部分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如韩国)接受西方的银行业标准、开放金融服务业、促进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增加政府与商业部门的透明度等。(31)同时，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体普遍提高社会福利提供水平，一方面是由于东亚的发展型国家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发展，已经完成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另一方面是由于民主化使主张增加社会福利的民间团体有机会参与福利政策制定过程，促使政府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提供。(32)例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已经实现全民医疗保障。可以说，九十年代以来，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既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提供水平向欧洲模式靠拢，又通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向美国模式靠拢，它的演进路径如图2所示。
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治理演进轨迹在图2中呈现为两个阶段，1992年至2003年为第一个阶段，2003年至今为第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国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为此，中国逐步取消价格双轨制，实施了外汇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建立分税制的税收制度，并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以经济分权为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的积极性非常高，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又有利于放松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33)这一过程的总的方向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与干预，建立以现代企业为市场主体、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根本机制的经济体制，是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治理模式靠拢的。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采取“抓大放小”策略，许多国有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采取减员增效的做法，产生大量的下岗和失业人员。从1995年到2003年，我国的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从历史最高的11261万人减少至6876万人，减少了4385万人，而从2003年到2010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只减少了360万人，降到2010年的6516万人。(34)第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客观上削弱了原先计划经济给国有企业职工提供的社会安全网，同时非国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保障又非常薄弱，因而社会福利的提供水平是下降的。在2003年以来的第二个阶段里，中国在提高社会福利提供水平方面进展巨大，不仅更为重视教育、科技、卫生的发展，还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35)在这个阶段，我国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并且确立和完善了基本养老制度、基本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过，收入差距的扩大则部分抵消了社会福利提供水平提高的效果。在市场化方面，第二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相比则显得进度较为缓慢，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还经历短暂的市场化进程停顿。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幅度较小，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然而，近年来，我国政府推动了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扩大民营资本进入的领域与范围，这些都是推动市场化的举措。总体而言，在第二个阶段，中国经济治理的调整方向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尽管进展速度较第一阶段慢)和提高社会福利提供水平，因而是既向美国模式靠拢，又向欧洲模式靠拢。
总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规制与干预，并提高社会福利提供水平，欧洲经济沿着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方向调整，而东亚的发展型政府经济体以及中国则大体上沿着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提高社会福利提供水平的方向发展。通过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欧洲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的考察，我们发现，如图2所示，四种经济治理模式都呈现向五角星位置移动的趋势。也就是说，自九十年代以来，这四种经济治理模式呈现相互学习、相互靠拢的趋势。
三、演进趋势背后的若干因素
那么，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相互学习、相互靠拢的趋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趋势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化。它所包含的全球性的经济竞争和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推动了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相互学习、相互靠拢。
(一)全球性的经济竞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大体进入全球化的阶段，通信与海运成本的下降使资本和生产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和转移，带动国际贸易与金融迅猛发展，生产和市场走向全球一体化。(36)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竞争的全球化使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出现同等化的趋势。第一，由于全球一体的经济格局与众多国家构成的分裂的政治格局并存，这样的局面使资本比政府和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强、选择更多，因而国家竞争策略发生巨大的变化。(37)正如著名学者苏珊·斯特兰奇所指出的，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以争夺市场份额的形式出现。(38)由于生产与市场的全球一体化，越能参与和利用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链的经济体在竞争中就越有优势，因此，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都不得不更加开放，更加注重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不论欧洲的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还是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和中国经济治理模式，都倾向于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都注重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提倡自由贸易并利用全球生产网络来实现经济增长，因而它们都倾向于向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靠拢。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市场应当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但并非只依靠市场的经济治理模式就是最具竞争力的，相反，政府若能提供有效的政治、法律与制度架构，并承担起鼓励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稳定市场、加强对教育科技的投资等发展职能，那么该经济体就在全球竞争中更具竞争力。(39)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无论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还是欧洲的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都倾向于让其政府越来越多发挥一定的发展功能，从而也向东亚发展型政府和中国经济治理模式有所靠拢。第三，面对高度发达、高度复杂的全球经济，政府只充当“守夜人”是不可能的，经济的健康运行需要政府实施有效的规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就这一点达成共识，美国与欧洲都在近年来加强了政府对金融部门的规制，从而进一步向东亚发展型政府和中国经济治理模式靠拢。总之，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个维度上，欧洲、东亚、中国分别向美国靠拢，同时欧洲和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向东亚和中国靠拢，因此出现了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同等化趋势。当然，由于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和文化背景等不同，各种模式之间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同等。
另一方面，虽然不同经济体的福利水平差异将长期存在，但全球化推动各经济体的社会福利水平也走向同等化。关于全球化与福利水平的关系，学术界存在分歧，认为它们的关系是正的、负的和曲线关系的理论都存在。(40)然而，笔者认为，由于全球性经济竞争的作用，全球化会导致部分国家的福利水平的下降和其他部分国家的福利水平的上升。在全球化时代，市场一体化和资本流动性的增强，使社会福利提供水平较高的经济体的竞争力遭到削弱，因为其产品价格中包含较高的福利成本；同时，福利水平偏高的经济体往往对资本的吸引力下降。因此，全球化削弱了福利国家体制，这导致过去三十年里欧洲国家几乎一直面临着改革其社会福利体系的压力。(41)同时，如果新兴经济体不重视社会福利的提供和劳动条件的改善，那么它们依靠低福利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会带来持续顺差，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42)反之，社会福利提供水平的上升会缓解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体和中国的国内总需求的不足，使其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因此，东亚各国和中国也越来越重视提升社会福利的提供水平，从而向欧洲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靠拢。
综上所述，全球性的经济竞争促使主要经济治理模式向图2中的五角星位置靠拢。
(二)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化还形成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制度层面的政府间组织体系、社会层面的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话语层面的全球公共领域(Global Public Sphere)等，(43)这一多层次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力量，它能促使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呈现相互靠拢的趋势。(44)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成功推动旨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与规制的法案在国会通过，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全球公共领域内对金融机构不负责任投机行为的批判有密切关系，也与政府间组织体系特别是二十国集团的系列峰会要求加强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与规制有关。(45)奥巴马推动对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实施改革，部分是美国国内公民社会长期抗争的结果，也是与全球公民社会对普遍医疗保障权利的争取和全球公共领域对此的讨论分不开的。(46)全球治理体系中政府间组织体系、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公共领域等所发挥的作用，体现了权力的多样性和弥散性。
四、中国优化经济治理模式之路
在全球化时代，虽然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会保持其特色，但已经呈现出相互学习、相互靠拢的趋势。把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置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其未来的演进方向和优化之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既然在全球化时代各主要经济治理模式都在相互学习、相互靠拢的过程中，那么这样的趋势告诉我们，中国经济治理模式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尽管当前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挑战，但我们不能把“中国模式”固定为政府主导和控制市场，更不能以此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47)事实上，美国、欧洲、东亚、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相互靠拢，这表明一种健康的经济治理模式应该以市场为调节经济的基础，同时又能保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必要规制和对经济发展的有效引导，以及社会对市场的监督和对政府的问责，从而让市场、政府、社会形成健康和谐的关系。这样一种遵循中庸之道的经济治理模式以效率为优先考虑，但又能兼顾公平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更坚定地促使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向图2中的五角星方向移动。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向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学习与靠拢，甚至走向融合。不仅如此，我国的经济治理模式还应努力克服东亚发展型政府经济治理模式所存在的政商关系混乱、缺乏透明度等问题，而要这样做就需要和该模式所走过的一样，实行更多的市场化改革，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48)未来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优化之路，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促进社会福利提供水平的提高。为了实现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优化，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第一，政府的职能应当转变，加强其作为市场的规制者和监督者的职能，减少其发展者职能。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经济分权增强地方政府的发展职能，通过以经济政绩论升迁的地方官员竞争机制激励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49)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过去成功的制度安排很可能会成为失败的罪魁祸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债务软约束可能形成巨大的风险。正如美国在反思其经济治理模式中市场的角色和政府的缺位，而欧洲在反思其经济治理模式中社会福利支出的水平，中国应反思其经济治理模式中政府的角色和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如果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已经加强对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的规制，那么中国不仅应完善对企业的规制，还应加强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制度约束，这是更重要的“规制”。为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和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单向的由上级政府监督和激励下级政府的体制常常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激励问题，我国亟须完善人民针对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信息反馈机制和评议机制，并推进司法改革。这些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必要条件。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为政府的决策，还体现为制度的建设。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我国经济对外商投资的依赖和对出口的依赖，反映了我国在法律、政治、金融、公司治理等方面制度的落后，制度建设拖后腿使我国在培育本土民营资本、促进国内市场成长方面不尽如人意。(50)因此，推进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对于优化我国经济治理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深化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是纠正经济结构失衡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我国为创造和保持“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压低普通劳动者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水平、压低资源价格和环境成本、压低人民币币值，从而实现巨额贸易顺差。而我国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又部分地导致全球经济失衡。(51)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表明，这种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的价格的经济环境以及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它们所带来的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而言也是一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大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使中国经济增长真正有利于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消除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利影响。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使资源价格和资本价格(利率)真正由市场决定，同时政府积极保护环境和劳工权益以提高环境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工资水平)，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手段。中国经济的内需不振归根到底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和行业间收入不平等是造成收入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对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进行改革以消除垄断利润，改革户籍制度以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以降低官员腐败寻租的机会，这些市场化改革的举措将有效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均，(52)从而使我国经济治理模式能更好地提高社会福利提供水平。
总之，在探讨中国经济治理模式的未来演进方向时，我们应该以更广的视角考察中国经济治理模式与其他模式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同时又应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在一定时期的特点。2004年，乔舒亚·库帕·雷默在其《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中强调“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和试验。(53)所有的模式都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改革与创新是常葆活力的途径，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也应该常处于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之中。
*作者感谢《外交评论》编辑部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本研究获“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特表感谢。
注释：
①参见梁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第16～20页；程恩富、王中保：《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前线》，2009年第10期，第22～25页；武力：《试论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重大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0期，第67～76页；黄志亮：《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1期，第46～51页；孙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轨迹与演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第170～175页；常修泽：《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第13～19页；孙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和新模式的构建》，《理论学刊》，2010年第9期，第36～39页；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第69～84页。
②程恩富、王中保：《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张宇、张晨、蔡万焕：《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③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
④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⑤吴强：《中国经济模式是走向成功的模式——访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红旗文稿》，2010年第8期，第8页。
⑥关于继续推进改革的呼吁很多，如郑永年：《当前改革主体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凤凰网财经》，2010年11月24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1124/2943387.shtml；吴敬琏：《当前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
⑦高尚全：《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人民论坛》，2012年第19期，第66页。
⑧参见Suisheng Zhao,"The China Model:Can It Replace the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9,No.65,June 2010,pp.419～436; Shaun Breslin,"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7.No.6,2011,pp.1323～1343。
⑨例如，曲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第57～65页；韦宗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第8～14页；杨洁勉：《二十国集团的转型选择和发展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6期，第50～60页；洪邮生、方晴：《全球经济治理力量重心的转移：G20与大国的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3期，第38～46页。
⑩这一点可以从著名学者詹姆斯·罗森瑙关于全球治理的论述得到支持。见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Vol.1,No.1,1995,pp.13～43。
(11)例外的是孙伊然对主导性经济治理理念的变迁的讨论。参见孙伊然：《全球化、失衡的双层运动与“内嵌的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102～123页；孙伊然：《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变迁：重建内嵌的自由主义？》，《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16～32页。
(12)例如，邹升平：《中国与瑞典混合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求实》，2011年第3期，第71～75页；徐礼红、刘焕明：《现代经济条件下经济治理模式的辨思》，《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86～89页；李旭章：《三种主要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与借鉴》，《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2期，第49～51页。
(13)John Gerard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 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93.
(14)关于欧洲经济模式的较为全面的介绍与评析，参见王鹤：《欧洲经济模式评析——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欧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17页。
(15)G
sta Esping-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0; and Gsta Esping-Andersen,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6)王鹤：《欧洲经济模式评析——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第11页。
(17)事实上，许多学者都认为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社会经济模式并对其进行研究，参见Olivier Blanchard,"Is There a Viable European Social and Economic Model",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No.06～21,July 11,2006,http://papers.ssrn.com/so13/papers.cfm? abstract_id=916606##; Alois Guger,Thomas Leoni,Ewald Walterskirchen,"European Social-Economic Models",Annex 3-EUROFRAME-EFN Autumn 2007 Report,2007,http://www.euroframe.org/fileadmin/user_upload/euroframe/efn/autumn2007/Annex3_WIFO.pdf; Indermit Singh Gill and Martin Raiser,Golden Growth:Restoring the Lustre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Model,The World Bank,2012.还可参见王鹤：《欧洲经济模式评析——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此外，把欧洲的经济治理模式称为“福利国家经济治理模式”，而把美国的经济治理模式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治理模式”，并非表示美国政府不具有福利国家的职能，而只是表示欧洲国家更加强调福利国家的职能，它们之间存在由程度差异带来的体制上的质的不同。
(18)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Chapters 1,and Chapters 9.
(19)Robert Wade,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Tuong Vu,"State Form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Korea and Indonesia",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41,No.4,2007,pp.27～56.
(20)John Williamson,"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in John Williamson,ed.,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0.
(21)Nicholas Lardy,"China:The Great New Economic Chall-enge?" in C.Fred Bergsten and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Next Decade,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pp.128～129；张红力、刘德伟：《东亚—北美经济失衡与再平衡分析》，《当代亚太》，2010年第4期，第27～31页。
(22)见Meredith Woo-Cumings,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Adrian Leftwich,States of Development: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in Development,Oxford,UK:Polity Press,2000; David C.Kang,"Bad Loans to Good Friends:Money 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1,2002,pp.177～207; Mark Beeso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The Vicissitudes and Implications of East Asian Interventionism",in Linda Low,ed.,Developmental State:Relevant,Redundant,or Reconfigured? 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04.pp.29～40。
(23)中国网(china.com.cn)，《中国企业500强发布，国有及控股企业仍占主导地位》，2011年9月3日，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11-09/03/content_23346398.htm。
(24)刘振亚：《克林顿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世界经济》，1997年第1期，第18页；张云峰、林涛：《克林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对我们的启示》，《理论探讨》，2000年第2期，第46～49页。
(25)李石凯：《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与美国经济增长》，《中国金融》，2008年第17期，第60～61页。
(26)郑志刚：《美国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1期，第70～76页。
(27)Karl Aiginger,Labour Market Reforms and Economic Growth——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n the Nineties,WIFO Working Paper,No.232,Vienna,September 2004.
(28)Karl Aiginger,"Towards a New European Model of a Reformed Welfare State:An Altern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Model",i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2005,No.1,Geneva and New York:United Nations,2005,Chapter 7.
(29)European Council,"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3 and 24 March 2000 Presidency Conclusions",http://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lis1_en.htm.
(30)Bastiaan van Apeldoorn,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nd the Struggle over European Integration,RIPE Studies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2.
(31)Donald C.Hellman,"A Decade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Reg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after in a Globalized World",Asian Survey,Vol.47,No.6,pp.846～847.
(32)Joseph Wong,"Adapting to Democracy:Societal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40,No.3.Fail 2005,pp.88～111; Huck-ju Kwon,"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East Asia",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36,No.3,2005,pp.477～497; and Huck-ju Kwon,"The Reform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Vol.18,April 2009,pp.S12～S21.
(33)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6年第10期，第6页；杨开忠、陶然、刘明兴：《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4～18页。
(3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表4-2，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35)中国新闻网：《温家宝：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对得起人民》，2012年4月25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4-25/3843708.shtml。
(36)关于通信成本与运输成本的下降对国际贸易额增长和全球市场形成的促进作用，参见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and Jonathan 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and Culture,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70～171。
(37)Ronen Palan and Jason Abbot(with Phil Deans),State Strategie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Pinter,1996.
(38)Susan Strange,"The Name of the Game",in Nicholas S.Rizopoulos,ed.,Sea-chang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0,pp.238～273; John Stopford and Susan Strange(with John S.Henley),Rival States,Rival Firms: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39)关于全球化与竞争性政府的文献回顾与批判，参见Tore Fougner,"The State,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Is There a Future beyond the 'Competition 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2,No.1,January 2006,pp.165～185。
(40)David Brady,Martin Seeleib-Kaiser and Jason Beckfield,"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Affluent Democracies,1975～2001",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0,No.6.2005,pp.921～948.
(41)有关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压力，见Nicola Yeates,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London:Sage,2001; John Clarke,"Turning Inside Out?——Globalization,Neoliberalism and Welfare States",Anthropological,Vol.45,No.2,pp.202～204。
(42)有关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参见Keith Hennessey,Douglas Holtz-Eakin,and Bill Thomas,Dissenting Statement,January 2011,http://fcic-static.law.stanford.edu/cdn_media/fcic-reports/fcic_final_report_hennessey_holtz-eakin_thomas_dissent.pdf;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80th Annual Report,Basel,June 28,2010,pp.10～12,http://www.his.org/puhl/arpdf/ar2010e.htm。
(43)本文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倾向于沿袭詹姆斯·罗森瑙的理解。他曾给全球治理下过一个广为人知的定义：“全球治理被认为包括人类活动所有层次(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在这些规则体系中，通过对控制的运用，对目标的追求具有跨国的影响效应。”参见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Global Governance,Vol.1,No.1,1995,pp.13。本文接受该定义所传递的信息，即尽管政府继续发挥重要的职能，但非政府实体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的治理行为体，并且不同治理体系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然而，本文对全球治理的理解的独特之处在于把话语领域的全球公共领域也纳入全球治理体系。
(44)这里所言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是指一种权力形式，它是理念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参见Elisabeth de Zutter,"Normative Power Spotting:An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aisal",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7,No.8,December 2010,pp.1106～1127。
(45)有关公民社会施加压力要求加强对银行业规制的信息与讨论，见Ben Thirkell-White,"Dealing with the Banks:Populism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5,No.4,2009,pp.689～711。有关国际机构与相关方对银行业规制的意见的讨论，见Avinash Persaud,"The Locu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Home versus Host",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6,No.3,2010,pp.637～646。
(46)关于公民社会争取医疗改革的历史以及奥巴马医疗改革前夕公民社会的努力，见Beatrix Hoffman,"Health Care Reform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Vol.93,No.1,2003,pp.75～85; Jonathan S.Ross,"Health Reform Redux: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and History",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Vol.99,No.5,2009,pp.779～786。
(47)高尚全：《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
(48)参见David C.Kang,"Bad Loans to Good Friends:Money Pol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49)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第33～40页；Hongbin Li and Li-An Zhou,"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89,2005,pp.1743～1762。
(50)Yasheng Huang and Tarun Khanna,"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Foreign Policy,July/Aagust 2003,pp,74～81; Minxin Pei,"Why China Can't Adjust",Project Syndicate July 5,2012,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why-china-can-t-adjust.
(51)Paolo Guerrieri,"Multipolar Governance and Global Imbalance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6,No.3.2010,pp.681～692.
(52)陈钊、万广华、陆铭：《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65～76页。
(53)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May 2004,http://fpc.org.uk/fsbloh/244.pdf.
标签：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全球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福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