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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十一五”经济版图上，经济界人士将天津滨海新区与浦东、深圳并称为中国沿海北部、中部、南部三大具有相似战略功能的“极点”。
在今年的两会之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被列入国家发展规划。自此，滨海新区的开发定位由天津的新区跃升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天津滨海新区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南快北慢”的局面。
四大优势奠定“引擎”位置
天津的“10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重大决定发轫于13年前。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曾用“天津市的制胜一招”来概括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如今，滨海新区已经成为环渤海、全国，甚至是全球的关注热点，其作为增长极的效应正在显现。
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对此感触最深，过去他的办公室一个星期只接待两三个外来考察团。去年以来，每天要接待两三个。“过去，天津到外地参加会议，很少人理会，如今外地商业、媒体、研究机构纷纷找上门来。”
多年的开发开放，滨海新区聚集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对环渤海和东北亚地区辐射作用日渐增强，已形成向环渤海“引擎”位置转换的四大发展优势。
首先，滨海新区良好的区位环境，具有比较强的对内吸引和向外输出的双重的有利条件，正成为中西部地区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道”。
目前，天津港与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天津港70％以上的货物吞吐量和55％的口岸进出口货值来自其他省市。
“第二个优势是目前滨海新区已初步拥有向周边地区延伸产业链的条件和能力。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有七十多家在新区投资落户。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刚认为，滨海新区拥有石油、天然气、海盐等资源及1000多平方公里开发价值较高的土地，具备摆放大项目的条件，这在国内外港口大城市中也是不多见的。
“对东北亚地区的聚纳和辐射作用日益增强，这是滨海新区的第三大优势。”天津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十多年来，天津滨海新区累计批准三资企业项目近6000个，实际利用外资200亿美元，占整个环渤海地区的7％以上；外资企业出口总值占整个环渤海地区的10.1％。尤其是，滨海新区已成为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来华投资的聚集地。
尤其难得的第四大优势是，经过多年开放开发，滨海新区拥有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海洋高新区、出口加工区等最集中的对外开放功能区，逐步建立起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运行机制，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的开放型人才。同时，滨海新区依靠京津两大城市，科技创新得天独厚，已经拥有一大批国家级和市级的科研机构、创新孵化器、企业研发中心和博士后工作站，多层次的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人才创新基地均已初具规模。
京津冀发展不存在龙头之争
滨海新区要发展，要担当振兴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显然，与北京的关系将是一个绕不开的“心结”。
“北京和天津是协调发展的关系，不存在谁做龙头。”在谈到有关京津合作、滨海新区发展的有关问题时，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表示，京津两市优势互补，互相支持。天津滨海新区拥有港口、土地资源丰富等优势，而北京的优势是科技力量强。京津两市在产业发展方面既竞争又合作。
对此，天津市市长戴相龙给予了高调回应，“发挥天津的优势来服务大家，同时也发展了自己。这不是与‘邻居’争夺资源、争夺市场，而是分工合作，共同发展。”
“对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既是国家的战略布局，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家共同发展，实现的是共赢”，戴相龙如是说。
采访中，一位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更取决于分工。整合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功能，发挥整体的带动作用可能是最迫切的。“下一步的发展再也不能闹出前几年的笑话，北京利用天津港是最经济的，却另起炉灶在唐山建港，造成资源效率的极大浪费。”
天津在近代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曾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带动了唐山、秦皇岛等地的工业发展。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北京大规模的工业化，资源要素向北京集中，削弱了天津传统工业优势的发挥。更为突出的是，由于财政“分灶吃饭”驱动，导致京津各自埋头发展、无序竞争，京津之间的共生关系被扭曲。两大城市“既生瑜何生亮”的竞争情结愈发浓烈。
“先进的城市，落后的区域”，人们曾这样描绘环渤海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滞后，尤其是去年一度公开披露的环京津贫困带调查，让人们见识了在这两大繁华都市周围的贫困现状。
“发展天津和滨海新区必须处理好与整个环渤海区域发展的关系，尤其是京津冀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滨海新区关键是要发挥它多年积累起来的比较优势，如果有条块分割，比较优势就发挥不了。必须消除条块分割，滨海新区的发展很难单兵突进。
“北京‘十一五’规划首次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列入其中，表明北京也意识到‘一枝独秀不是春’的道理。”天津市发改委有关人士说，北京和天津的发展都不能单兵突进，必须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层面对发展仔细考量。
加强区域经济发展在京津冀高层已逐渐取得共识。2004年初在国家发改委组织协调下，京津冀3省市就推进区域合作达成“廊坊共识”。2005年以来， 国家发改委启动了京津冀、环渤海京津冀地区城市轨道交通网规划。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工作由前期准备阶段进入了实质性工作阶段。
而且，三个地区的高层还利用论坛、座谈会等不同场合，表达合作的意愿。从京津两市的总体规划上看，分工的明确为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去年，国务院原则通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明确首都不做“经济中心”，新北京总体规划首次把京津冀区域协调作为一项重要命题。
与此同时，国务院对天津的发展也已明确，那就是启动滨海新区这个发动机，使之像当年浦东开发一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明确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不久，戴相龙率代表团上门拜访了北京、河北，寻求区域发展的共识。天津的这一努力，得到了北京、河北的积极回应。
“按照国家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开发的整体部署，发挥首都科技创新和研发中心集聚优势，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机遇，建立交流合作的长效机制。”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要加快京津城际铁路及第二高速通道建设，加强电子信息、汽车、旅游、物流等产业合作。
河北省省长季允石表示，“天津滨海新区战略地位重要，综合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河北省将把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作为加强两省市经济技术合作，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
以体制再造寻求创新
采访中，一些专家和官员分析说，从具体的时点来看，滨海新区的启动有别于当年深圳、浦东起步的时代环境，以体制再造为核心的“改革”，可能取代此前以中央资源倾斜为核心的“开放”。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立群认为，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发展，靠“给政策”吸引资源的模式已经过时，一味依靠税收、土地等扶持政策促进区域发展已经不再现实。滨海新区需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以获得持续性的整体发展优势，在尽快做大自身的同时，更要带动环渤海区域发展。
“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将和特区、浦东的地位同等重要，但滨海新区的发展模式要遵循科学发展观，靠体制、机制创新。”皮黔生表示，目前，国家已同意滨海新区作为新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要承担更多的先行先试重任。滨海新区将率先开展产业投资基金、金融综合改革、自主研发等多个方面的先行先试，开拓创新。
而观察家们认为，滨海新区要承担更大重任，还需破解诸多难题，如自主创新能力急需增强，资源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土地和资金供应趋紧等。
刘刚认为，滨海新区自主创新能力亟须增强。滨海新区七大高新技术产业群已初具规模，但目前国外的技术、品牌占有绝对优势。“如果说上一个10年在利用外资上有了很大突破的话，那么在下一个10年，必须在培育具有中国自身的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方面有大的进步和突破”。
记者了解到，根据滨海新区“十一五”发展目标，初步测算，未来五年，需要建设的1亿元以上项目达200个，加上其他项目，累计投资在5000亿元。保持这样大的投资力度，显然必须拓宽思路，通过多种途径筹措资金。因此，加大民营资本的进入是一个重要手段。
目前，滨海新区民营经济发展慢，比重太小，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只有10％。专家们认为，滨海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窗口和体制创新先行区，应成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聚集区，尤其应突破体制和政策障碍，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支持民营经济进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垄断行业。
此外，滨海新区服务和辐射功能也有待培育拓展。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和制约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皮黔生告诉记者，从着眼于提升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整体竞争实力出发，滨海新区将利用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契机，着力推进各项改革，探索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模式，探索自主技术创新和国际枢纽港的管理方式。同时，将充分发挥滨海新区的区位、港口、土地和功能优势，加强与周边省市的交流与合作，打好“服务牌”，促进环渤海、中国北方、东北亚区域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