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阿金》的札记——鲁迅的民众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备忘录之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形象论文,札记论文,备忘录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3-0022-08 杂文《阿金》(1934.12.21，《且介亭杂文》)内容如下①： 1934年，住在上海租界里的叙事者，他家的斜对面是个外国人家②。那家有个名叫阿金的女仆。叙事者家的前门斜对着那家的后门。那个女仆的行动干扰叙事者的工作，她引发的事情让叙事者非常困扰；甚至叙事者一直以来认为的中国旧社会的女子是弱者、牺牲者，因着阿金的这一连串的表现，他的想法动摇颠覆了。 这篇论文旨在探求以下两个问题③：1.叙事者(鲁迅)写作《阿金》意图何在？2.《阿金》给鲁迅带来了什么？ 二、阿金生活的社会和时代 (一)阿金的工作作风 《阿金》的主人公阿金是在上海租界打工的下层女性劳动者。可以推测她大约是从封建的农村出来的。1934年被外国人雇为女佣，“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阿金》，第198页)。 就经济方面而言，阿金是一个从贫穷的农村来到繁华的都会打工的女性；就伦理方面而言，阿金是从封建礼教的旧社会向规范淡薄的租界都市社会迁移。这个女子是在传统共同体规范几乎崩溃的上海底层社会工作。 阿金的女友很多，有一天时间已经很晚，她那里聚集了很多女友，大声地在巷子里“开会”。她对大家说：“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阿金》，第198页) 她们这样旁若无人地说着家长里短实在太吵了，乃至洋人出来用脚踢，她们才逃散。 阿金在规范松散的上海底层社会，除了做女佣，就是追求感觉的自由和享乐的自由。 她大概是在女子无法自立的农村环境中长大，没有机会受教育，缺少迈向觉醒的契机，这是底层劳动女性所处的境遇(这不能说是她个人的责任，只能说是社会的历史的状况使她落入那样的境遇)。她懂得洋话，当那印度洋巡捕过来处理她和老女人吵架，她是可以直接上去申辩的④。那之后，和她吵架的老女人报复了阿金： 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人这里来了。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H.Ibsen)戏剧里的彼尔·干德，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阿金》，第200页) 对于从彪形大汉那里逃来请求避难的情夫，她早已将门关上拒绝，任凭情夫惨遭殴打。“无情，也没有魄力”(《阿金》，第200页)，可以说，这显露出她的虚无的享乐的利己主义的态度。 另外，这从她的工作作风中也可以窥见一二： 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阿金》，第198页) 阿金晾东西的时候晒台下的走道很危险，会有东西摔下来伤着人。 (二)1934年的上海阿金的出现 身处1934年上海的叙述人(鲁迅)的身边，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1933年1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鲁迅也加入其中。但是同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6月20日参加葬礼。另外，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将149种新文艺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列为禁书(其中鲁迅著书译书超过十几种)，5月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上海设立。1934年11月，《申报》主编、申报馆总经理、民权保障同盟会员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⑤。 1934年，租界都市上海，是由外国人支配的租界城市⑥。即使外国人的佣人(中国人)因为过失害死别人，也很难成为问题： (避开东西砸下来——中井注)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阿金》，第198页) 另外，在租界都市上海，有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男性雇员称为西崽： 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题未定草(二)》，1935.6.10，《且介亭杂文二集》) 外国人支配下的租界都市上海，出现了那种给洋人做事的西崽⑦。我认为，给外国人做女佣的阿金身上出现了和这“西崽相”相似的东西⑧。可以认为，阿金的存在对鲁迅来说是一个新的认识对象。 三、阿金的诸相 (一)和《阿Q正传》的比较 《阿Q正传》(1921.12，《晨报副刊》，1921.12.4-1922.2.12，《呐喊》)情节上的两个支柱是：对中国人国民性恶习(精神胜利法等)的批判⑨；对辛亥革命真实情况(中国旧社会难以变革的实情)的认识。 与此相对，我的想法是：与其说《阿金》是对中国国民性恶习自身的批判(作为第一动因的国民性批判)，不如说鲁迅更着眼于对阿金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进行沉痛地批判。 理由如下：第一，我认为1928年以后，鲁迅不再把中国人国民性作为第一动因加以考虑。1928年以后的鲁迅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国民性是它所在历史的社会的诸条件下形成的产物，即便有的时期有的社会国民性自身的确存在，但是那个国民性不是第一动因⑩。因此1928年以后鲁迅纵使对国民性进行批判，也是在将国民性放在历史的社会的诸条件的产物的前提基础上，提出作为结果而存在的国民性问题(11)。第二，《阿金》写的是1934年租界都市上海的一部分，描绘了受雇于外国人的下层民众女性劳动者的形象，描写了围绕阿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就是说，阿金揭示了1934年租界都市上海出现的一个典型(12)。阿金的同类，男性为西崽，女性即以阿金为表现。这是外国人支配下的租界都市，如上海那样的都市出现的女性的一个典型，但是这描写的不是全国普遍存在的国民性(13)。所以第三，相比1921年的《阿Q正传》的意图是把阿Q作为国民性传统的恶加以描写，《阿金》则是鲁迅在1930年代的租界上海对受雇于外国人的下层劳动妇女阿金形象的忠实描写，而这一结果产生了指向国民性的批判。 《阿金》叙事者的矛头有直接指向阿金的部分，同时主要指向产生阿金和让阿金流动的那个时代的租界都市上海的支配结构：社会结构。进而言之，鲁迅是暗暗指向容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中国当政即国民党政权。 换言之，这个《阿金》的意图：第一，针对上海社会现状，鲁迅要揭露像阿金这样的存在得以出现的1934年的租界都市上海；第二，这个揭露把在这样的下层社会上建立起来的租界都市的社会结构、在租界中占支配地位的外国人乃至对拿外国人无可奈何的国民党政权的批判，连成一片(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政权的检阅机关才敏感地禁止刊载此文)。对于在《阿金》里，在1934年的租界都市上海的底层社会过着虚无的享乐的利己主义生活的阿金无情且没有魄力，对于这个在租界都市上海受雇于外国人的底层社会劳动妇女的典型，亦即对于这样一部分民众、女性，鲁迅有了新的认识和批判。我们无法否认这个批判。 但是，阿金不是作为应该批判的中国人的传统的国民性的典型(像1921年的阿Q那样的)被提出，而是作为1934年租界上海产生的受雇于外国人的底层劳动者的一个典型(女性的话如阿金，男性的话就是西崽)被放在台面上：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且介亭杂文〉附记》，1935.12.30，《且介亭杂文》) 《阿金》的意图就是对这样的地方(租界上海)这样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支配下的租界存在于中国，而且中国的国民党政权施行压制的1930年代)进行抗议。 (二)《采薇》中的“阿金姐” 小说《采薇》(1935.12，《故事新编》，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鲁迅全集》第2卷)中也有个叫阿金姐的鸦头(女仆)出场。周代的小丙君府上的鸦头阿金姐，是在租界都市上海的女佣阿金的延长线上，但是稍稍有些知性的色彩。阿金姐听了小丙君对伯夷和叔齐的评论，即使那个评论不是出自她自己，她用那些话抢白理想主义者(伯夷、叔齐)，致使二人昏过去。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在《阿金》里，阿金用她自己的言行致使叙事者(鲁迅)的理想主义，即在中国旧社会女性是弱者、牺牲者的这样的偏见在事实面前崩坍了：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阿金》，第201页) 换言之，在《阿金》里包含了相信自己的信念主张的叙事者——对中国旧社会或是租界都市的女性在现实中充当的角色没有十分的把握——对理想主义、观念论的理想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和反省。由于阿金的行为致使叙事者的观念论的理想主义被击碎。 《采薇》里，对于现实社会没有足够的认识，死守着自己的理想，没有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观念论的理想主义者(伯夷和叔齐)具有讽刺意味，但也不尽是嘲弄，虽然结果让人感觉到讽刺，但从中也可以读出同情来。 就这一点而言，《阿金》针对观念论的理想主义深含着叙事者的内省，《采薇》里对观念论的理想主义则有讽刺和同情。鸦头阿金姐的所言击碎了伯夷、叔齐的观念论的理想主义。关注这个共通的主题，进一步可以窥探到《采薇》里有《阿金》小说化的一面。被击碎了理想主义的《阿金》的叙事者，即这观念论的理想主义者又在《采薇》中以伯夷、叔齐的形象登场，成为讽刺和同情的对象。 但是，《采薇》没有到此为止，鸦头阿金姐进而成为了煽动者的角色： 后来又有人说其实恐怕是故意饿死的，因为他从小丙君府上的鸦头阿金姐那里听来：这之前的十多天，她曾经上山去奚落他们了几句，傻瓜总是脾气大，大约就生气了，绝了食撒赖，可是撒赖只落得一个自己死。 于是许多人就非常佩服阿金姐，说她很聪明，但也有些人怪她太刻薄。 阿金姐却并不以为伯夷叔齐的死掉，是和她有关系的。自然，她上山去开了几句玩笑，是事实，不过这仅仅是玩笑。那两个傻瓜发脾气，因此不吃薇菜了，也是事实，不过并没有死，倒招来了很大的运气。 “老天爷的心肠是顶好的，”她说。“他看见他们的撒赖，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您瞧，这不是顶好的福气吗？用不着种地，用不着砍柴，只要坐着，就天天有鹿奶自己送到你嘴里来。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那老三，他叫什么呀，得步进步，喝鹿奶还不够了。他喝着鹿奶，心里想，‘这鹿有这么胖，杀它来吃，味道一定是不坏的。’一面就慢慢的伸开臂膊，要去拿石片。可不知道鹿是通灵的东西，它已经知道了人的心思，立刻一溜烟逃走了。老天爷也讨厌他们的贪嘴，叫母鹿从此不要去。您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吗？那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采薇》，第401页) 鸦头阿金姐承认自己奚落过伯夷和叔齐，而且也承认那之后他们就不吃薇菜了。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阿金姐加以发挥，讲了伯夷和叔齐是因为他们的贪欲招致饿死的母鹿的故事，认为他们饿死是自作自受。 如果从《采薇》的叙事者来看，纵使伯夷、叔齐的活法带有观念论的理想主义，成为讽刺同情的对象，但他们至少还是为着理想尽了绵薄之力去实践，为理想献身(14)。《采薇》的叙事者在最后一幕让鸦头阿金姐登场。阿金姐的传言将他们的生存方式拉入人性贪婪卑俗的故事里(15)，饿死就成为他们咎由自取了(16)。透过这个说明，人们对于为理想献身的伯夷和叔齐之死，隐隐存在的良心苛责缓解了： 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采薇》，第412页) 阿金姐在《采薇》中以一个更加恶辣鲜明的女性的知性形象出现。这个阿金姐是伪善文人小丙君的对应物(17)，是以古代恶辣的生动的知性女性形象出现的(18)。 对伯夷和叔齐那样为观念论的理想主义殉道式的生活方式，把现实的情况具体推动一步的力量很微弱(向武王谏言，并饿死也不食周粟的抵抗方法)，对这种彻底地坚守信念的高洁生活方式，叙事者带有同情地加以讽刺(19)。但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叙事者描写了阿金姐的流言和对这流言欣然接受的人们。由此可以看出，与其说叙事者讽刺伯夷和叔齐高蹈(高洁)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强烈地流露出爱惜之情。对于小说中的伯夷和叔齐，除去最后的结尾部分，之前内容里隐约可见的同情，在最后的一幕升华为爱惜。 叙事者(鲁迅)通过《阿金》开始认识到在1934年的租界都市上海，外国人支配的阶级社会(更大的视野，国民党支配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阶级社会)，受雇于外国人的底层社会的女性不再只是牺牲者、弱者，而且，她们在不知不觉之中也支持迎合着这个支配体制。 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阿金》，第202页) 于是，在《采薇》里，叙事者让知性的鸦头阿金姐出场，他对这个支持迎合以武力统一的周朝统治体制的女人形象，比批判阿金更加鲜明。进而《采薇》中阿金姐的女性形象就带有鲁迅受阿金的冲击以后为研究女性形象而进行的各种尝试的一环这样的特质。 《阿金》的叙事者(鲁迅)的意图主要是想揭示1930年代的租界都市上海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于1930年代的租界都市上海受雇于外国人的底层社会女性阿金的存在、行动，鲁迅有了新的认识和批判(与国民性问题的批判相关，但不是第一动因意义上的批判)。新的认识促使叙事者(鲁迅)省察观念论的理想主义。 基本上可以说，鲁迅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认为孩子和妇女属于中国旧社会“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的弱势群体(20)。但是通过《阿金》，鲁迅对在1934年的租界都市上海受雇于外国人，无意识地迎合支持统治体制，在那个体制中享受自己感觉的自由与享乐的自由的底层劳动女性典型形象的存在(男性则为西崽)有了新的认识。鲁迅直到1934年都强烈认为女性形象在旧社会是弱者、被损害者。这可能使他无法看到女性形象的另一部分：迎合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有时是以强者出现的底层社会的女性形象(21)。1934年租界都市上海的阿金迫使鲁迅突破女性认识的盲点，对民众、知识分子形象进行再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各种地域、现实的阶级社会中的具体的女性形象进行再认识再思考。从这个意义来说，鲁迅对阿金的新认识具有很大的价值。 之后对女性的再认识再思考的结果一部分就成为《采薇》中阿金姐，是不是还有凯绥·珂勒恵支的母亲形象、战斗女性形象(《〈凯绥·珂勒恵支版画选集〉序目》，1936.1.28，《且介亭杂文末编》)，还有《女吊》(1936.9.19-20，《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等女性形象呢？ 在1930年代中国旧社会这样的阶级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女性也和男性一样，以不同的地域中不同的角色在鲁迅视野中得以具体表现。 ①根据《〈且介亭杂文〉附记》(1935.12.30，《且介亭杂文》)所载，《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吴朗西、黄士英主编，1934年9月创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发行)的；然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南京中央的)不准登载，后来在《海燕》第2期(1936.2.20)发表。鲁迅把它编入《且介亭杂文》(1935年末自己编辑，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时，检阅时划出的杠子都被保留。 ②根据《鲁迅年谱(增订本)》第3卷(鲁迅博物馆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鲁迅1933年4月11日搬入施高塔路(现在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这是鲁迅在上海时期最后居住的地方。 ③我看过的和本文主题有关的论文，详见文后的参考文献。 ④短篇小说《桂花蒸 阿小悲秋》(张爱玲，1944.9，《张爱玲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里有做外国人女佣的阿小，她就能用外语和外国人交流。 ⑤根据《上海史年表》(高桥孝助等编：《上海史——巨大都市的形成和人们的生活》，东京：东方书店，1995年)，《鲁迅年谱(增订本)》第3、第4卷。 ⑥根据《公共花园》(public garden)([日]真锅正宏：《言语都市·上海1840-1945》，[日]和田博文等编，东京：藤原书店，1999年)，公共花园(现在的黄浦公园)里，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告示牌，1928年7月1日被撤去。从那以后，开始销售“一年内只要一元”的记名通票，通过这种办法苦力被拒绝入场。([日]内山完造所著《花甲录》，1939年的项目，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 ⑦《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未名》第2卷第8期，1929.5.25，《三闲集》)里这样说：“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 ⑧《谈〈阿金〉像——鲁迅作品研究外篇》(孟超，1941)这样说：“在鲁迅先生的笔底下，如果说阿Q是中国特有的农民型；那末，阿金便应该说是在半殖民地中国洋场中的西崽像了。”《鲁迅“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阿金〉？》(李冬木，2008)里这样说：“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阿金’这个人物创作的基点与其说是史密斯的‘仆从’，‘服务生’，不如说是鲁迅自己的‘西崽’‘西崽像’延长线的一个想法。” 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1925.5.29，《集外集》)中这样写道：“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⑩《艺术论》(鲁迅译，1929.10.12译完，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这样说：“我们所必要的，只是注意于据斯泰勒夫人的意见，则国民性乃是历史底条件的出产这一件事。但是，倘以为国民性并不是显现于所与的国民的精神底特质之中的人类的本性，那又是什么呢？ 而且倘若所与的国民的本性，由那历史底发展所创造，则它之不能是这发展的第一的动因，是很明白的。但从这里，却可以说，文学——国民底精神底本性的反映——就是创造这本性的历史底条件本身的出产。那意思，便是说明他的文学的，并非人类的本性，也非所与的民族性的性质，而是他的历史和他的社会底构造。斯泰勒夫人是也从这观点，观察着法兰西的文学的。她献给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文学的一章，是想由当时的法兰西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从那对于帝王权的关系之中观察出来的法国贵族阶级的心理，来说明这文学的主要性质的，极有兴味的尝试。”(《艺术论》，G.蒲力汗诺夫) 我认为1928年以后鲁迅非常认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蒲力汗诺夫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国民性是历史的诸条件的产物，是根据历史的发展形成的东西。国民性不是人的本性，不是出自民族的性质，而是历史的诸条件和社会结构共同生出的东西。 (11)关于民众如散沙一样的状态，鲁迅在《沙》(1933.7.12，《南腔北调集》)中这样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鲁迅认为民众未必就是散沙。民众知道关乎自身利益时，就会发起实际的行动，蜂起请愿造反。即使现在也存在着民众请愿之类的。“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民众就被如散沙一样的大小的沙皇(统治阶层)巧妙地分而治之，压榨剥削。那么全中国(包括民众)就呈现散沙的状况。指出中国大小统治阶层的巧妙的分而治之。 在这里，鲁迅关于全中国散沙一样的现状不是在民众自身国民性里去探究原因，即非把国民性作为第一动因，而是对历史的诸条件和当时社会状况加以分析，从那里探求原因；论述作为历史社会产物的中国的散沙现状(表现为国民性)。此处可以看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里是指历史唯物论)的鲁迅的新面貌。 另外，在《致尤炳圻》(1936.3.4，《鲁迅全集》第13卷)的信中，也可看出鲁迅关于国民性是历史的社会的诸般条件的产物这一想法。 (12)《鲁迅“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阿金〉？》(李冬木，2008)里这样说：“这个作品(指《阿金》——中井注)里，鲁迅对‘国民性’抱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我认为，《阿金》里的阿金形象是浸透了关于国民性的问题意识，但是并不是仅仅把国民性的问题非常强烈地表示。鲁迅在《阿金》里不是把国民性考虑成第一动因，以国民性为主要问题意识提出的。毋宁说，鲁迅要描写这样的地方(租界都市上海)、这样的时代(1934)受雇于外国人的底层劳动妇女的具体的形象。其结果阿金的形象成为一种典型。虽然阿金的形象和国民性的存在有联系，但是就鲁迅的意图而言，国民性的问题意识是以社会的历史的诸般条件的产物为前提，因此国民性问题本身不是《阿金》最重要的所在。 关于典型，《社会科学综合词典》(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92年)这样定义：“个别的感性的艺术形象，通过艺术表现能够具有普遍性称为典型。艺术离不开感性，作品里面表现的人物事物都必须是具体而生动的可以感觉的个体。这样的个别性和普遍性集中加以表现就成为典型。 (中略)类型是失去个别性的普遍性，典型则是个别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中略)恩格斯重视把人物的典型问题和‘典型环境’相关联，把现实主义作家归结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13)在《写于深夜里》(《夜莺》第1卷第3期，1936.5，《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关于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鲁迅这样描述：“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在这里，鲁迅描述作为母亲(包括乡下的母亲)的女性对子女的爱。还有，《阿金》的最后部分，叙事者(鲁迅)“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这就显明，叙事者(鲁迅)从执笔之初，就一直没有把阿金当做国民性的标本来描述。 (14)伯夷和叔齐把命赌上向周武王谏言，之后为理想饿死殉了道。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亚拉借夫[《工人绥惠略夫》([俄]阿尔志跋绥夫著，鲁迅译，1920.10.22译完)中的一个人物]以自己的死来证明“爱”的存在。伯夷和叔齐以自己的死来证明“义”的存在。 (15)在《采薇》整个故事的描述里，叔齐的正义感比较强。例如，他认为周武王的行动不孝不仁，他拖着伯夷冲过队列向武王谏言。他善解人意，因为伯夷昏倒了一位老妇人送来姜汤，叔齐不忍心让老妇人遗憾，勉为其难把剩下的姜汤都喝了；另外，他还特别谨慎(例如在首阳山不公开身份)。故事里还能够看出，叔齐并非贪吃，他很爱哥哥(例如他努力在首阳山寻找食物，弄好了先给哥哥吃)。从这些可以看出阿金的话是流言，故事框架里已经融入读者可以判明的内容。叔齐的性格是友爱，充满温情的，关于这一点《用历史比照他们现实的丑态》(李希凡，1980)也有指出。 (16)这个自作自受的说法使人联想下面的事件。根据《死地》(1926.3.25，《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和它的注释，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三·一八惨案”后，林学衡等对机枪扫射徒手请愿的大众造成惨重伤亡的执政党的暴行没有指责，而是把执政府建筑前门当成“死地”，非难那些唆使请愿的指导者，把那些青年、市民的伤亡描绘成自己找死的自作自受的结果。这里鸦头阿金姐说自作自受，和当时的林学衡等的姿态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说，他们用虚言把真的问题所在掩盖起来了。 (17)小丙君由于是妲己的亲戚受到提拔，他却看到周武王势力强大，加盟其间图取保身。全无主义和信念的小丙君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自省。伯夷和叔齐要贯彻自己的理想批判周武王的不孝不仁，不食周粟，在诗歌中抒写他们的思想。小丙君则从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出发对这些诗歌横加批判。 (18)1925年女师大事件，杨荫榆校长是勾结军阀势力镇压学生的女性知识分子，鲁迅取为原型。鲁迅笔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校长恰如封建大家庭中的封建家长一般的做派：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女校长的男女的梦》，1925.8.6，《集外集拾遗》) 杨荫榆校长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驱使流言的女性知识分子，即使在1925年可以考虑她是为支持旧社会的女性形象的一个典型，鲁迅也认为她是少数。鲁迅当时更加关注的是与他们抗争的女师大学生。所以，1935年的阿金姐的形象是取了1925年的背景的同时，鲁迅把阿金姐作为自己的新课题，作为新女性形象的一个典型提了出来。 (19)《阿金考》([日]竹内実，1968)论述如下：“鲁迅在这个‘女人’身上叠加了他最讨厌的阿金的形象。庄重严格的‘义士’，被不把男人当男人的女佣一句话就击垮了。这个‘义士’的狼狈不堪的死亡方式，使以庄重严格的形式保持的儒家道德的‘义’，显示出在现代的真实境遇来。支持这个‘义’的是中国封建社会，与此打成一体的封建政治理论的全部体系。阿金姐的一句话将它们埋葬了，面对这个场面是鲁迅高声的哄笑。” 毋庸置疑，《阿金考》是《阿金》研究方面开创性的非常详细缜密的论文。但是，我不认为鲁迅这时将“义士”当做封建文化的代表而成为嘲笑的对象。 另外，《〈采薇〉初探》(韩日新，1982)认为，《采薇》主要讽刺隐士的楷模伯夷和叔齐。但是，我认为《采薇》的主旨不仅是对伯夷和叔齐的讽刺和批判。故事的后半部分是能够看出叙事者对为观念论的理想主义殉道的“义士”的同情和惋惜的。 (20)这些从《我之节烈观》(1918.7.20，《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8.15，《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10，《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11.1，《坟》)可以看出。 (21)《离婚》(1925.11.6，《彷徨》)里的女性爱姑向封建农村的统治阶层反抗斗争，失败。爱姑也是一个中国旧社会的牺牲品。标签：且介亭杂文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伯夷叔齐论文; 采薇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阿q正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