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死了吗？（注：本文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死了论文,浙江省论文,研究成果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认识论之死”的由来
自从维也纳学派创立以来，科学哲学在这八十多年的时期内，出现了比之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得多的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学派——科学实在论——反科学实在论——后实在论时代的科学哲学，如此等等。科学哲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但是，与此同时，在这繁荣的背后，却又隐藏着一种认识论的危机。
1971年，费耶阿本德宣告“科学哲学——有一个伟大过去的学科”，他认为，科学哲学是在习惯于统一性的陈腐观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1985年，范·弗拉森在《科学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一文中指出，“三位一体、灵魂、殊相、共相、第一物质、潜能等这些概念困扰着你吗？它们在封闭时空的不可想像的他性（otherness）、事件界面、EPR关联和依靠自己的力量的模型旁边显得苍白无力。让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一样，把他们的认识论的、本体论的承诺悬置起来，对这些概念之谜的理解作出贡献吧！”(1)1986年， 亚瑟·法因也宣告，由于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不存在统一性的解释框架，又与传统的经典力学、相对论解释相抵触，所以，哲学无法对其加以统一的概括，任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观点都与之不相适应。因此，科学家可以毫不考虑自己在哲学上究竟正确与否，也不必按照哲学理论来思考正在从事的研究。科学家自己目明耳聪，无须借助认识论的助听器，认识论已经死了。法因认为，科学家们无须求助于哲学家的理论，因为哲学家们所追求的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对真理是什么无法作出任何具体的概括，也无法对真理被排除在外的科学领域作出任何具体的概括”。 (2)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列奥塔认为，知识也就是话语，认识是自动的话语，因此，语言在认识中占居支配地位，我们是通过语言这一中介来认识世界万物的，知识是与经济、权力相关的，它的合法性取决于商业、企业、公司的资助，取决于权力的支持。这样，认识论就失去了它的基础，知识的真理性就失去了它的标准。既然如此，哲学与认识论根本就谈不上是一种科学的模式、方法或理论框架了。
另一派哲学家德立达、拉康、福柯等人也主张，命题与实在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符合关系。他们认为，所指是被指示的，能指是占支配地位的，因此，命题与实在之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确定关系。人们的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语言的意义是通过大家的约定与共同的使用来支持，而非通过必然性来支持的。这种见解无非是表明，认识的基础已经丧失，认识论已经成为多余的东西。
“认识论已死”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从内在根源上说，它是由西方哲学独特的形而上学思考方式本身所造成的；从外在根源上说，则是由工业化社会的迅速发展所导致的。
（1）“认识论之死”的内在根源
自古以来，西方思想界一直走着极端化的道路。从中世纪时期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到十七世纪以来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特征。“认识论之死”的口号的形成是遵循着这一发展的道路的。
第一、它是科学哲学在继经验论与唯理论斗争之后，新时期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斗争的必然产物。
众所周知，一切科学实在论都坚持科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的真理性，他们肯定，科学理论是累积性的，成熟的科学理论是渐趋于真理性的，科学在预见上的成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科学认识的目的是求真。
与此相反，反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们则从科学史实出发，从整体上对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加以否定。尤其是自库恩以来的工具主义科学哲学，把科学认识看作是主观的构造。库恩由于否认了前后相继的理论在本体论承诺上的一致性，主张前后相继的理论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而否认科学认识是通向真理之路。库恩哲学的明显特征是：通过降低本体论承诺在科学说明中的地位，否定了科学认识的真理性、累积性。与此相仿，拉里·劳丹则使库恩的观点更加明朗化了，他认为，科学认识不是累积性的，“后继理论把前驱理论作为一种有限的情形包含在自身内”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使在那些基本本体论无所改变的地方，许多理论也不能保留原有理论所有的成功解释”。(3) 劳丹是一个科学认识的不可知论者，他认为，“就我们所知，科学并不是提出真的，甚至是高度可能的理论。同样，现在是公开承认培根派的乐观主义命题亘古永错的时候了”。(4)
正如尼古拉·雷谢尔所说的那样，反实在论的哲学观点就是主张真理多余论，主张认识的基础已经丧失，理论的标准在于它的应用能力。
第二、它是当代哲学对待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化的结果。
一切持实在论观点的哲学家们都坚持存在着一个确定的世界，这个世界所包含的实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人类行为而存在的，科学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对确定的并且是可能的世界结构的认识，科学从本质上能正确地把握世界，科学理论与世界结构之间存在着对称性关系。
但是，从整个科学史来看，科学也并非万能，也并非绝对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与发展，客观实在世界的个别现象与理论不相符合，这就是所谓的反例。一旦理论确定之后，反例便会接踵而来，并且越来越多。自从量子力学建立之后，科学发现的不确定性也日益在扩展、增多。因此，西方一些哲学家看到了这种不确定性，并与以往的“唯能论”、“电子论”对物质的否定一样，他们也用不确定性来攻击确定性，替代确定性。并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不可能以确定的理论来把握不确定的世界，以往的认识论已经无能为力了。
第三、它是对待认识的客观标准，以及对待证据、事实等因素中渗入个人意见的形而上学化理解之误。
在人的认识中，证据、事实、观察、实验等难免会有个人意见的介入。因为，人们在认识世界时，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的，带有一定的意图，受着个人信念的影响。因此，证据、事实、实验等因素就会受到个人意见的污染，以致科学家们在对待这些因素时经常不能取得一致性。工具主义夸大了这种主观成分，并以主观性替代了科学理论中的不可抹杀的客观内容，并由此把科学理论看成与文学、艺术相类似的话语，把科学理论当成科学家们游戏的产物。
（2）“认识论之死”的外在原因
十七世纪以来，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一直激励着人们。科学知识成了支配人们一切行为的理性力量，它取代了宗教，获得了它在文化中的权威性与自主性地位。认识论也因此而走俏于哲学界，各派哲学家无一不涉足于这个领域。
然而，自从“二战”之后，科学技术以快捷转化为生产力的形式迅速发展。特别是由于1945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知识的信息化彻底改变了现代知识的状况与运行环境，知识生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境遇，根据法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列奥塔的研究，也就是形成了“后现代状况”，即后现代的文化、知识的状况。他认为，这一变化是类似于《共产党宣言》那样的科学、艺术等领域的“永久性革命”。这场革命所涉及的主题是知识的商品化、信息化的问题，是知识的合法性标准的根本性动摇，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因为，随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一切知识都面临信息化的问题，并由于知识与生产结合在一起，致使知识成为价值的一种形式，凡是与生产有着密切结合的知识是合法的，否则便得不到公司与企业的资助，就是没有价值的、不合法的。而启蒙时代以来，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来自哲学和政治的那种状况已经荡然不存。因而，靠认识论来论证知识的真理性的局面已成为历史。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为知识本身的价值所替代。列奥塔说：“知识的本性在这个普遍信息化的背景中不能不发生改变。仅当知识被译成大量信息时，知识才是适应于新的通道、成为可操作的。我们可以预言，在此意义上，任何不可转译成信息的知识构成体都将被唾弃，新的方向将为那些最终能转译成计算机语言的研究所领导。”(5)
由于以上哲学思维与后现代知识状况的共同作用，“后实在论时代”的哲学家们就提出了“认识论之死”的口号，并迅速地在西方学术界泛滥开来。
2 认识的内在矛盾的解决
“认识论之死”是真理之有无、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客观性与主观建构性等内在矛盾所构成的。然而，要解决这些矛盾，不仅需要我们在方法上转换视角，而且也需要我们对某些具体问题加以归类、分析。
（1）对认识的内在矛盾的解决方法的确定
西方科学哲学对认识之内在矛盾的解决，历来采取极端化的措施，无视辩证的综合性方法。他们或者是经验主义的，或者是主观主义的。这些错误的方法论的主要本质在于：
第一、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性是由于实践变化发展的原因。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夏皮尔曾在《理由与求知》一书中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纲领时说：“…最致命的弱点有以下这些：首先，它注重理论的形式结构而忽视科学观点的发展方面，实证主义者甚至否认这些发展方面具有任何哲学意义……。第二，逻辑经验主义关于‘科学’术语（在科学“内部”出现的术语）和‘元科学’术语（用来“谈论”科学的术语）的区别……在我看来是很成问题的。” (6)由于科学的发展，对原先认识的成果必然会提出修正的要求。然而，建构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则把这种要求看作是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存疑。这显然未能正确地对待科学发展的本性。“无疑，科学的发展不仅在于改变对自然的基本观点，而且在于改变对科学的描述语言；改变有关被这样描述和分类的自然的问题本身；改变衡量这些问题的真实性和重要性的标准；改变探讨这些问题的方法；……甚至改变对科学目标的看法。”(7)
实际上，我们总是可以找到理由去怀疑科学理论的某些方面，甚至包括那些肯定的理论。但是，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这种怀疑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动因，正是由于这些否定性因素的存在，科学理论才得以不断修正、完善和更新。波普尔给我们的启示是，理论一经形成，便是相对稳定的客观知识，随着实践的发展，它便成了我们批判的对象，对理论的这种批判是科学精神之所在。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理论与发展着的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否定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从而否定科学认识论。
第二、他们没有注意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同一世界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现象，这些现象正是客观世界丰富多样的本性。确定性是世界所具有的一种相对静止的属性，也是宏观世界的最显著特征；而不确定性则是物质运动、变化、发展的属性，它也是微观世界的较为突出的特点。对于这些不同类型的物理现象，我们不能独断地夸大不确定性，以之代替确定性。确定性、决定论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原则、是前提，而不确定性是以确定性为基础的。同理，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以宏观世界的认识为基础的。如果我们在认识中发现微观世界不宜用宏观世界的原则、定律，那么这只能说明微观世界具有与宏观世界不相一致的类型，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当通过有分别的认识，发现不同类型的原则。
由此可见，对认识内在矛盾的解决方法应当是：一方面，必须辩证地看到各种复杂情况，既看到科学理论在确定的时期所包含的真理性，也看到理论本身发展的需要；即看到客观世界确定性、决定论的一面，也看到其不确定性、非充分决定论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分类方法对理解各种复杂现象时的作用，“多个世界”的概念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认识世界的各种复杂现象时归类出来的。这种归类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也可以对理论加以分类，各种不同类型的理论相应地对称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现象。
（2）对认识的内在矛盾的具体解决
要具体解决认识的内在矛盾，仅靠片言只语是不可能的，但却可以表明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原则与观点。
第一、解决认识之内在矛盾的基本原则是确定认识的目的，并根据认识的目的确定认识的本质。人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就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能够解释世界，即认识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改造世界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但是，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其实质只是利用客观事物的功能，形成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因此，发现、预见、建立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认识的直接目的。
在此，发现、预见与建立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既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性，也体现了这种反映的能动性。发现与预见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关系，也就要发现客体自然存在的功能、作用、属性，以及这些功能、作用与属性对人来说有何价值，特别是对自然物本身自发的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是人实现对自然的选择性的前提，只有对自然的运行作出选择，才能对人本身的行为作出选择。而建立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则表明，自然界是一个混沌无序的客体，它本身自发的表现仅仅是一个方面，实际上有着很大的潜能可以利用，而要利用这些潜能，我们就必须设法建立起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开发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在人的参与下实现这些相互作用过程。
正是由于人的认识存在着“发现”与“发明”（即“建立”）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也就出现了认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争。这就涉及了认识的正确与否的标准问题。
第二、解决认识之正确与否的标准是造成事物相互作用关系的实践结果。认识的建构性质往往为我们提供多个相互竞争的理论，那么，在这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我们何以能鉴别谁真谁假呢？R.N.基勒却说，对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我们无法独立地检验哪些理论是正确的”。 (8)由此说来，难道真的没有标准可言吗？如果我们承认认识是发现、建立客观事物的相互作用关系，那么，认识的标准也就必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表现出来：
首先，我们可以按照理论的要求，设计出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有效性来确定理论的正确与否。恩格斯曾指出：“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9) 相互作用过程的有效、无效及效果是否与我们的目的相一致，是相互作用过程结果的最终表现。
即使如此，我们对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并不排斥对具体某个事物的孤立的认识。因此，只有认识到相互作用关系的诸要素，我们才能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我们对于孤立事物的认识之正确与否，也只有在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才能得以验证。由于物的功能、属性、本质关系都是通过相互联系表现出来的，孤立的事物是无法释放出自己的潜能的。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价值之大小来评价理论之真理性。因为，理论是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想模型。此理想模型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通过它对人类的价值之大小来评价。当然，理论的实践价值的大小，决非看个别科学家在解难题或在实际使用中的满意程度来确定，而是取决于大多数科学家乃至社会因素的评价。因为，科学是无私人性的、无地域性的。
由此可见，理论之真理性的标准决非单一的因素，而是辩证的、综合性的。
第三、要解决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决定论与非充分决定论之间的矛盾，我们就必须根据客观世界的决定性程度把理论加以分类。由于科学认识的发展，使得建立一门灵活的以适应多样化世界为宗旨的科学认识论成为必要。客观世界存在着一定的层次性，当今的自然科学已经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决定论与非充分决定论并存、必然世界与偶然随机性的世界并存、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并存、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并存的世界图景。根据这个世界图景，我们要象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建立或祈求科学的统一是不可能的，科学的统一只能是在关于某一类型的客观世界基础上的统一，而无法实现总体的统一。因而，也无法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总体认识的真理性。反实在论者以及主张“认识论之死”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他们因此而否认一切理论的真理性的作法又是片面的。所以，辩证地对待这一问题，即把理论分类为决定论的与非充分决定论的、关于可能世界的以及有关语用的几种类型，是解决西方科学哲学关于“总体性”争论的有效手段。在这方面，笔者已在《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上撰文作了说明。
第四、对科学认识目的的重新认识，是解决有关认识论争论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当今西方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其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的目的是求真；而反实在论者则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解难题”（库恩、劳丹），或者是求得“理论在经验上的适当性”（范·弗拉森）等。实际上，从整个人类的科学认识史来看，科学活动及其发展不仅仅是为了单纯地追求真理。假如我们要对科学的目的加以具体表达，那么，我们认为，科学的目的应当是：发现自然界的奥秘，探索和建立自然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建立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通过人类的活动来实现这种相互作用关系。只有从相互作用关系来考虑，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理论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争，一切主、客观性质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可以在形成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中得到解决；一切理论术语所指称对象的实在性与否的问题，也可以在这样的相互作用中得到证实。
通过以上种种方法，那么认识论的内在矛盾应当可以得到灵活的解决。鉴此，形成一种灵活辩证的科学认识论将是必要的。
3 建立以相互作用为基础的辩证认识论，是认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
多少年来，我国哲学界一直强调以物质第一性为基础的认识论原则，强调从物到感觉到思想的认识论。这似乎对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了不足的理解。尽管在强调能动性方面过去曾一度犯了错误，然而，其错误的实质不是因为我们忽视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而是在于把未经证实的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导思想，和无视实践对理论的评价作用。正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了错误的哲学观点的指导，所以，我们后来的拨乱却没有完全返正，我们对能动性问题的理解似乎一直存在不足。
实际上，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一方面强调对于客观世界的发现与探索，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建构相互作用关系。特别是对后者，应当是人类在把握客观世界发展的道路上越益显得重要的方面。发现世界虽然是基础、是前提，但认识越深入，就越需要我们去大胆地构思、大胆地建立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大胆地证明这种相关性关系的有效性。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际过程中，需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也不一定要完全按照实际，因为实际是一个既确定又不确定的存在，况且对实际的分析又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与分歧。因此，更重要的却是在发展中解放思想，大胆地构思事物的相互作用关系，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与评价这些关系。先有客观存在还是先有观念意识的问题本身是辩证的关系，我们不能因客观存在决定观念意识而忽视我们的主观创造性。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西方哲学大都是唯心主义的、是观念意识决定一切。然而，如果没有观念的建构作用，那么我国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有重大突破的理论吗？“实事求是”虽然是前提，但是“实事求是”是需要我们去发现与建构的。
因此，如果我们以认识的本质为基础，那么必然会形成一种灵活的辩证的认识论。这种辩证的认识论通过对科学认识中发现与建构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以及通过科学实践对这些相关性关系的评价而表现出来。它将通过这些发现与建立相关性关系的认识过程的研究，推进科学知识的成长；通过对客观世界与理论类型的研究，解决理论与事实的对称性关系；通过对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对立统一的研究，推进实验科学与改造世界的实践的发展；通过对个人意见在理论形成中的作用的分析，推进我们对科学理论的解释；通过对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增进我们对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理解等等。
把科学认识论建立在发现与建立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基础上，也是我们解决西方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走出后现代哲学的困境的较好途径。E.J.苔奇曾认为，当今的科学哲学是“走向辩证化的科学哲学”。这已经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它确是解决当代科学哲学争论的关键。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产生，只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一个方面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科学哲学家对自己理论的修正，逐步使之辩证化，诸如范·弗拉森、普特南、夏皮尔、萨普等人均是如此。科学认识论的辩证化是一种趋势。
辩证的科学认识论与以往的科学认识论相比，主要是使研究方法多样化，具有兼容性、综合性与可变化性，从而克服以往认识论的片面化、绝对化的缺陷。一旦我们确立了这样的方法，那么就将激活科学认识论的生命力，使之得以健康发展，使“认识论已死”的咒语彻底破产。
注释：
(1)P.Churchland and C.A.Hooker（eds）：lmages of Science,Chicago 1985，P258.
(2)A.Fine:The Shaky Game,（“And Not Anti-realism”），Chicago 1986，P150.
(3)L.Laudan:Science and Values,California 1984，P168.
(4)劳丹：《进步及其问题》，方在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244页。
(5)J.F.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Minnesota 1984，P4.
(6)(7)夏皮尔：《理由与求知》，褚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导言，第10页。
(8)R.N.基勒：《自然化的科学哲学》，载《哲学译丛》1989年第1期，第4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