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战争 让女人自己说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话论文,战争论文,女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二十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中，“战争”是最早确定下来的选题，说到它的起因，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一九八八年，“妇女研究丛书”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不期引起一批曾经参战的革命老人的关注，有人（这个问题是由吕正操将军的夫人刘沙女士提出的，她们一批曾经参战的女性当时多半离休，正在编写回忆录，自觉力量不足，希望学界能够介入。）专门寻到我，问：“为什么你们不研究战争中的女性？”甚至有人提议，用录音采访的方式为参加过战争的女人做传，先把资料录下来，以免当事人过世后的遗憾——这种方法已经接近“口述史”了，但我当时对“口述史”这一概念毫无所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海外，见识了各式各样的战争研究文本，尤其是女性对战争（包括“正义”战争）的反省，比如《战争中的女性：核年代的不可或缺的声音》(Women on War:Essential Voices fromthe Nuclear Age,ed.by Daniela Gioseffi,Simon and Schuster Inc.UAS,1988)；《战时妇女：1939-1945民意调查》(Wartime Women:Mass-Observation 1939-1945,ed.by Dorothy Sheridan,London,1990)；《生动的和解：妇女反压迫、战争和军事力量的策略》(LivingReconciliation-Making Peace:Women's Strategies AgainstOppression,War and Armament,ed.by Elisabeth Benzing,etc.Nurnberg,1992)，激起我诸多思考：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妇女与战争的关系可谓“密切”，自一八四○年到二十世纪中期的百余年间，战火连绵，战争范围极其广阔，使得妇女的参战成为中国妇女社会参与的特殊篇章，可我们对此研究甚少，不要说研究，就是相关的资料也十分匮乏。时过境迁，到哪里去收集这些资料？怎样着手这项研究？都是十分棘手的问题。一九九一年底在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女子学院图书馆第一次接触到“口述史(oral history)”这个概念，并且翻阅了该馆征集的“美国黑人妇女口述史”项目资料，豁然开朗——“口述史”和“战争”课题从此在我脑海里结缘，暗自决定以口述方法做我的“中国妇女战争研究”的起点，并因此带出了整个“二十世纪”（妇女口述史）。
人类与战争的纠葛，是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非，它都这样或那样改变了人类社会进程和个人命运。但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土地上，战争的形式和性质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即使是同一场战争，如二次世界大战，在不同地方、不同人群中的表现形式不同，使得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乃至战后的影响也会很不一样。
仅就二十世纪而言，中国本土上有过不同形式和性质的很多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农民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五十年代以后，也还有过“抗美援朝”、中印、中苏边境战事、“对越反击战”……所有这些战争、战事、战乱，无不影响到妇女生活。从我们现有的口述资料看，六十岁以上的人生故事或多或少都与战争有关，绝大多数人（包括普通农村妇女）在叙述中都会涉及到战争：“战争”于二十世纪中国女人，不是一个“事件”、一个时段，而是她们曾经的生活内容或生活环境。这种情境影响到中国妇女对战争的态度：由无奈到不得不参战，由个别人的自由选择走向群体动作；与历史上的女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妇女（特别是欧美妇女）的参战方式以及她们对战争的态度，因此有很大差别。
在我们现有的口述资料中，涉及战争最早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伐战争，最晚近的是八十年代的对越反击战；但我们在研究中只节选出两个片段：一是农民战争（即“土地革命”），二是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前者突出了阶级矛盾；后者是民族矛盾——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军阀混战或党派之战（我们发现，妇女的叙述中很少此类内容），这两种战争最富传统色彩（王子今教授对此有专门研究，详见《中国女子从军史》，军事谊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也最具（二十世纪）时代特征，深刻地作用和影响了中国妇女生活和她们的发展道路。
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史上最激烈的矛盾之一，这一矛盾在二十世纪前半叶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国民党中央农业部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一份报告指出，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农田土地的81%；全国无地的佃农、雇农和游民达一点八六亿人，占农民总数的55%。）所谓“土地革命战争”，从形式上看，仍然不过是局部的、地方性的“农民战争”，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战争的延续——不同的是：历史上的这类战争多半以改朝换代为最佳结局，从来没有给劳苦大众和女人（包括参战妇女）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而二十世纪的“土地战争”有了现代政党的介入，与“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结合，将妇女“解放”纳入穷人“翻身”，使参战妇女（特别是底层贫苦女性）直接受益——这与西方国家由中产阶级妇女引发并为中坚以及与民族独立国家以上层妇女为主体的解放道路很不相同，形成了“妇女”与“被压迫阶级”结盟态势，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妇女的战争态度，直到今天。
相比之下，“抗日战争”对中国妇女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其广泛性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上阶层妇女（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女性）的自觉介入，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携了整个中国妇女社会参与的层次和程度——与西方中产阶级妇女的觉醒不同，中国知识妇女的觉醒多半起于“民族革命”而不是“妇女解放”，其“民族意识”先于并远远高于“女性意识”和“个人意识”，由此进一步鲜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特点：不仅在女性意识中深嵌“阶级”，更是与“民族”、“国家”紧密纠缠在一起——这一特点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得到强化，将“战争”和“革命”的印记写遍几代女性的人生。
在中国二十世纪妇女史中，由上述两种战争导演出妇女与战争的特殊关系，无论底层或中上层妇女，无论她是文盲还是知识女性，都有可能通过“参战”走出家庭、走上社会、走向“解放”，成为世界范围女性社会参与的独特风景——由此不难理解，比较其他国家妇女对战争的态度，为什么许多中国女人对“战争”多有“美好的”记忆，而少见谴责；为什么将“妇女解放”与“革命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少有反省——这曾经是我的问题，为此，我在本项目开始时设立的第一个选题就是“战争”，亲自主持这个课题，多次专文警示，却收效甚微——直到我将数百篇与战争纠葛在一起的人生故事读尽了、读懂了，才终于明白：战争于沉闷千年的女性生活可以是一次变革的契机，其中的恩怨得失可能远在战争之外；女人的战争记忆，其实很不同于我们这些后人和历代史家居高临下的反省，她们的个人故事在妇女争取解放的道路上可能获得另类解读：战争是残酷的，女人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但战争却可能为参战妇女走出传统性别角色打通道路（二次世界大战欧美妇女的广泛就业和中国妇女解放道路都证明了这一点）——并非我们有意在战争中寻找妇女解放的踪迹，相反，我们原本企图发见更多的苦难以警示女人和社会——这部“战争卷”出人意料地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读本。
做“口述史”的艰难在典籍之外的田野功夫和人际沟通，而它的长处则在访谈双方的理解和互动，使项目过程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些做项目的人不断提高、不断检讨的成长过程。就我个人而言，原本是出于“和平”的立场，企图敦促妇女校正有失偏颇的战争态度，不期却有意外的收获。
比较历史上战争中的妇女，二十世纪中国女人参与战争的深度和广度都堪称史无前例，其突出特点不只是“送郎当兵”，不只是坐守空房，而是直接参战。随着世纪初的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二十年代的北伐战争、三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四十年代的国内革命战争，女性参战人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遗憾的是，无论战事胜负，被记录的多是战场英烈——我们因此已经无法统计也就无法知道，在国民革命军中，在苏区、在国统区、在延安、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究竟有多少女性参与战争？我们很少知道女人在战争中的真实处境、女人以怎样的方式参战以及她们怎样承受战争，更少反省战争（无论其是否“正义”）对女人的实际影响——一旦我们进入“战争中的女人”，这些问题显得十分触目：从来的战争史总在记录“战役”和“指战员”，女人在如此记录中难寻踪影；总结战事一般只看前方胜负，不计后方功过，女性的行踪因此消失殆尽……我们（后人）的脑海里被“宣传”烙上了“样板戏（歌）”式的印象，而罕见有人追踪思索：
——比如“十送红军”，是女人送男人、送儿子和丈夫，岂不知那“郎”的队伍中也有女人！送郎的女人总在盼郎回来，可有谁知道：究竟多少儿郎重返故里？那些“十送”的女人们其实有着怎样的生活？
——比如长征中的女性，走下来者为数寥寥，有些人有幸留下了姓名（一方面军有此记录，留下姓名者三十人，仅为走过来的人；而女兵最多［约八千至一万人］的四方面军却没有详细记录。），我们因此知道她们“走下来了”，且多是“领导干部家属”，却不知道她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以及她们在长征中身为女性的切身感受。
——又比如我们对战争的理解，总说妇女是战争的受害者，男人有义务保护妇女儿童，可“西路军女战士”的遭遇却是另类证言：它证明了女人掩护主力、保护男人的参战能力和牺牲精神，更证明了女人的受难不仅因为战争，更在人们（包括革命党人）对女人的传统姿态。
…………
通过亲历战争的女人的口述，我们得以深入了解妇女在战争中的作用（位置）——不可否认，这种作用很像是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延伸——诸如吃喝拉撒睡；洗衣、做饭、征粮、扩红、救伤、宣传、支前、被服厂……即所谓“后勤”，一天一刻、须臾不可或缺，正像历史上女人的角色：细微、琐碎、重要——却一样不受重视、不被记录，不见经传。
在参战队伍中，我们还发现，越是正规的部队中，越没了女性指战员的影子，如国民党军队中，女性将官不多；红军中不少女指战员，在抗战队伍中就十分罕见——可见战争的体制，也同社会管理体制，越是规范的，便越是男性中心的。
面对如此浩瀚的资料，不由你不思索：究竟战争有没有性别？
无疑，正如人是有性的，战争故事因此不可避免地会烙上性别的印记——但如今我看战争，再不会贸然断言“战争是男性的”；战争因它的参与者的性别而显出不同的性别色彩，只有将这色彩鲜明出来，才能认识女人在战争中的处境以及战争对女人的影响，看出女人与战争的关系，其实很不同于男人。
拿参战动机来说，男人的参战动机通常与“阶级”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比如土地革命中，自觉参加革命队伍的人多半来自底层，是无产者、贫雇农，说“自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迫于贫困、迫于“拉壮丁”……他们参战的动机很现实、很具体：“打土豪、分田地”，与改变个人社会地位密切相关。而“民族战争”的自愿者更多的来自中上社会阶层，有财产、有知识者往往成为民族解放的中坚力量，究其动机，在抵御外敌、捍卫民族尊严的旗帜下，很自然地也包含着保护个人财产和社会地位的成分。
相比之下，女人有所不同：不同于底层社会男性参军，妇女的参军参战多半是自愿的；即使在战时，社会上其实很少动员妇女直接参战，更罕见对女性“拉伕（妇）”现象。从大量个人故事中我们发现，女人参战的动机多半与改善女性的婚姻状况有关：一是摆脱童养媳的处境（如苏区）；二是摆脱包办婚姻，即逃婚——女人参战多半与“逃出”（逃婚，或逃出家庭）有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参军参战几乎就是（除出家和卖淫之外）妇女逃避传统婚姻、走出家庭的最佳出路，我们因此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
“一九三三年我参加了红军，当时十七岁，就是因为童养媳太苦了。”
“九岁那年就做童养媳，从小嫁给人家，好可怜，因为共产党可以解放我们，使我们有个出头之日，所以共产党红军来后，我参加了工作。”
“当时我们家里比较穷，从小离开我母亲，把我给了人。我很早就听说红军要来，还没有引（夫家娶媳妇进门）的时候，红军就来了。我们九个（在一起的小姐妹）一块儿都参军了。”
…………
参军以后又怎样呢？
从参战妇女的叙述中看，参军的确有效地改变了女人的道路，却最终不能改变她们身为女性的传统命运：嫁人以及嫁了怎样的男人，仍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人的前途；无论她在战争中曾经怎样勇敢或怎样有所作为，婚姻（男人）还是最终决定了女人的身份、境遇和历史评价，无可逆转地改变了她们的个体命运——此类例子很多：从西路军女战士、红色娘子军、“红留”人员，到解放后的入疆女兵……有趣的是，相比之下，在我们看来是对妇女个人生活影响最大的生育问题，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战争年代甚至战役中，女人仍然生育，却没有多少女性因生育（自然—生理因素）改变命运或影响工作——这与婚姻（男人—社会因素）对妇女的影响形成太过鲜明的对比；可见，即使在非正常秩序下的战争年代和革命队伍中，女人的社会身份和人生道路，仍然更多地取决于传统社会男性中心意志，而不尽是她的自然命运。
我们在项目中强调的是“个人记忆”而非“历史事件”，是因为事先已经顾虑到两个问题：
一是女人的叙事，可能与“宏大叙事”有一定距离，她们是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囿于个人学识和见识，可能并不清楚整个“事件”，我们因此不要求她在叙述中对整个事件负责或一定要她具备丰厚的历史知识；二是考虑到“个人视角”的偏颇，以及在追忆时难以避免的“记忆”偏差，因此，在这里，我们只是把“事件”作为叙事背景，看它对人、对女人、对个人日常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说出来就好；错便错了，并不要求她的叙述对历史细节的真实性负责，这种做法可能更接近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涉及到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历史与个人的关系”：
传统的记史方式总在讨论“个人—伟人”的作用，重视“创造历史”的人与事以及事件本身的真实性；而这里的叙事则侧重于“事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让身临其境者以真实的生命体验对历史发言：个人感受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它对人的影响不会随岁月流逝而流失，相反，可能更加强了。
但是，我仍然有许多遗憾。
百余年来，妇女参战时间长、涉及范围广泛，就“持久”而言，因我们动作太晚，世纪初参战的一批杰出女性（从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多已作古，我们已无法用口述方法“倾听她们自己的声音”。
就“广泛”而言，我们的记录再多，也只是一个片面。囿于两岸长期阻隔，我们现有口述资料中国民党方面的很少，只能从部分个人经历中看到零星线索，如云南（卢汉）战地服务团、山西（阎锡山）女兵连、战时儿童救助团……不知这些遗憾会不会在两岸三通、两岸人民和平相处的未来得到缓解：人心可以等待，岁月却不饶人——口述史的珍贵和它不可弥补的遗憾，都因了这不饶人的岁月啊！
（“二十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李小红主编，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