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学术公民身份——基于全球参与和社会转型视角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公民论文,身份论文,学术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1)03-0002-16
一、导言
作为交通方式改善、通讯技术进步以及媒体形式增长和多样化的结果，时间与空间的缩小催生了多种形式的全球化，要求以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应对复杂、多样的社会(Giddens，1990；Held，1990，1991，1995)。传统的组织社会的观念以及制度的角色与功能，可能不再符合不断变化的和日益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Castells，1997；Touraine，1988)。大学通常被视为知识经济或新知识经济中的核心组织，在帮助个人、团体、社区、社会在快节奏的全球环境中胜出时扮演着非常显著的角色(Peters & Besley，2006；Rhoads & Torres，2006a，2006b；Slaughter & Leslie，1997；Slaughter & Rhoades，2004)。事实上，因为大学的角色是生产、管理并应用知识，所以人们认为大学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核心地位的重要社会机构。
全球化给大学以及居于其中的行动者带来了新的环境和复杂过程(Rhoads & Liu，2009)。为了全面理解当代大学的潜力，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那些“主力队员”如何与多种多样的、与全球化相连的力量和事件互动。考虑到学生和教职员作为两个特殊群体经常面临各种各样的、交杂在大学生活环境中的全球性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其学术生活中与全球问题和事件相关的复杂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学术公民身份(academic citizenship)，考察贯穿于大学内学生和教职员的学术生活的与基本的权利和责任相关的各种独特的决策和行动路线(action line)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换言之，大学生活为学生和教授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他们对此情况做出的反应可以被解释为公民身份的本质构成形式。在此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接受、设想、行使与其相关的特定权利与义务，应对以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区域和全球的一系列从属于不同地理空间的问题。我们相信，这种形式的学术公民身份的内容和本质将会揭示很多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机遇和挑战。另外，理解作为学术公民的学生和教职员，也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大学和它在日益复杂多样之社会中的作用。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呈现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四所大学的案例研究发现，这四所大学包括：位于中国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简称GDUFS)、位于美国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简称UCLA)、位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简称UBA)以及位于匈牙利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简称CEU)。这些机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目标所决定的，我们希望探明世界不同区域和大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交互影响，因而它们是全球参与的大学的重要代表。本研究聚焦于学生和教职员如何以其学术公民身份应对并参与全球性力量对大学的作用。面对强大的全球力量时，学生和教职员并非无助的受害者，相反，在本研究中他们被定义为重要的社会行动者，努力塑造着他们所在的大学并间接影响更广泛的社会。
这四所学校的选择也考虑了其所在国家和城市的地缘位置，以及背后蕴含的一个或多个由全球化的影响而在复杂关系中引起的核心问题。GDUFS和广州市反映了中国日益增长的世界参与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开放，GDUFS的例子可帮助我们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及其对大学、学生、教职员的深远影响。相对而言，UCLA和洛杉矶存在于一个典型的国际化学术交流与大规模移民的背景中，展示了文化全球化日益加剧和美国作为全球文化影响重要源头的相关问题。UBA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使人想起不断增长的南北分裂和在南半球国家越来越反对的由强大国家主导的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全球机构。转向欧盟的CEU和匈牙利则帮助我们审视区域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方式，以及那些边缘或半边缘国家面临世界日益由中心国家的命令与决策所形塑的挣扎。这些案例作为一个整体，凸显了由增长的全球化力量、尤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所催生的复杂和新兴的学术公民身份的形式。
二、学术公民身份的概念化
全世界大多数大学都有自己明确的使命，尽管他们也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免沦入角色迷失或竞争失败的境地。当然，全球化创造了新的环境，要求多数大学调整自己的战略，尤其是那些追求世界级地位的一流大学。当我们考虑大学和它们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环境时，关于教职工职业活动的问题便具有特别的意义。很多教师通过对大学使命的解读来理解自己的学术事业，从而组织他们的学术工作和生活。不论大学和机构的使命有什么不同，教职员的工作都是一所大学完成其目标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学术公民身份就是研究教师创造性贡献的一种视角。
本文关于教职员的学术公民身份的概念建立在一系列关于重新定义学术的意义与实践的重要著作之上。这些著作的一个重要源流植根于欧内斯特·博耶于1990年撰写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重思学术》。回应对于教师与社会相脱离的批评——譬如德里克·博克的《超越象牙塔》(1982)和《大学及美国的未来》(1990)，博耶提出了教授工作的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相信，超越古老的“教学vs科研”的争论、给我们熟悉与可敬的“学术”以更加宽广和包容意义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此时代，全部学术工作都将获得合法性。当然，学问一词意味着从事原创性研究。但学者的工作也包含回顾已有的研究、寻找可能的关系、搭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有效地向学生传播知识。(p.16)
博耶之后，美国出现了一种关于教师工作的新认识，并开始影响理论和研究，使参与的学者和教师(在“参与式学术”的模型中)的概念更加明显(Boyer，1996；Colbeck & Wharton Michael，2006；Rice，2002；Ward，2003)。吉本斯等人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Michael Gibbons，et a1.，1994)一书中也试图重塑对知识生产的理解。吉本斯指出知识生产的内容和形式正在急剧变化着，已经从模式Ⅰ转向模式Ⅱ，具体而言：
模式Ⅰ中大型的专业学术团体主导了研究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相比之下，模式Ⅱ的知识生产则在应用的情景下进行。(p.3)
模式Ⅰ是基于学科的，而模式Ⅱ是跨学科的。模式Ⅰ的特点是同质性，而模式Ⅱ则是异质性。从组织维度上看，模式Ⅰ是科层化的并倾向于保存自己的形式，而模式Ⅱ则是反科层和易变化的。两种模式拥有不同的质量控制方式。相较于模式Ⅰ，模式Ⅱ更注重社会问责和反思性。它包含一个更加广泛的、临时的和异质性的从业者群体，就特定的和情景化的问题进行合作。(p.3)
学术生活前所未有地接近社会生活，强调应用、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合作，政策制定者因而定义了新的模式Ⅱ的知识生产方式。
沿着同样的路线，博温托·德·索萨·桑托斯(2006)提出了普罗知识对抗大学知识的想法。桑托斯的区分与吉本斯等人划分模式Ⅰ、模式Ⅱ有些类似。例如，桑托斯认为大学知识系于大学的利益、受缚于学科，在将其连接并应用到社会方面十分有限；而普罗知识反映着社会的利益，跨学科，直接适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因此，无论是借鉴吉本斯还是桑托斯，关于知识生产、管理和应用的不同看法催生了不同形式的教职员行为。引申开来，沿着模式Ⅱ的知识生产模型或是桑托斯的普罗观点，教职员一般被认为是作为学术公民而高度参与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工作直接具体地与其需求和社会利益相关。当然，全球化正在改变社会的本质，因此，学术公民身份也自然发生转化。
本文扩展了学术公民身份的概念，使其包括学生，因为他们也在知识的生产、管理、应用中扮演重要角色(行政管理人员也发挥着作用，但在本文的研究选择关注学生和专业教师)。例如，许多学生参与教师的工作来发展自己的研究兴趣，他们经常担任研究助理，研究生则常常领导一些重大的研究活动。从知识管理方面，学生也有其影响。例如，学生选择专业和研究领域，这项决策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能够影响知识获取的形式或合法性。这是一个知识管理的重要方面，许多领域和专业都需要学生的支持，这对大学的利益十分重要。同时，学生在知识应用方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及其承担的任务。例如，学生在其学术活动中将学科与跨学科知识应用于实习、兼职活动。许多学生应用其所学的知识通过大学活动直接参与到公共和非营利组织中，譬如社区服务、服务学习等(Rhoads，1997)。还有一些学生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直接参与并解决社会问题(Rhoads，1998，2009)。所有这些参与的形式，涉及知识及其与社会、社会需要的交叉，都可视为学术公民身份体现的形式。
研究学生和教职员的参与对推进学术公民身份的概念很有帮助，但作为被忽视的一块，我们仍需考虑到这两个群体作为学术公民所拥有的权利。换言之，教职员的研究和写作、学生的参与都倾向于强调其责任，而没有适当地考虑其作为学术公民的权利。在考虑任何一种教育背景下的公民身份时，都有必要同时强调责任和权利，并对此二者充分讨论。毕竟个体要认识并践行其责任——这里指促进知识的扩散和运用(emancipatory knowledge application)——就要拥有能推动行动的权利。我们可以用实例说明这一点，美国大学生可以帮助残障学校的儿童，这仅仅当其有权追求自己的教育并获得其他准许实现公民职责的基本权利时方可实现。
三、研究方法
日益紧密的全球联系是影响当前生活的驱动力量。对在大学中学习与工作的学生和教职员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处在不断变化的、制造并保持巨大的经济、政治不平等的全球景观中，他们的经历是相似抑或不同呢？他们作为学术公民的生活如何被不断增强的国际参与和国际整合而重塑？这些都是四个案例研究的核心问题，而这些案例研究形成了本文的基础。
在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时，研究延续了批判社会科学的诠释传统及其致力于推进解放的目标(Fay，1987)。所谓“解放”，意指研究可以在推进民主与民主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更确切地说，我们认为学生与教职员争取公共利益是一个将大学及其资源和社会相连的重大贡献。这在我们的理论中，是大学及其关键行动者所扮演的一种重要的民主角色，也是我们所理解的参与的、社会转变的大学(Santos，2006；Rhoads & Liu，2009)的任务之一。
从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在本质上与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知识任务的论述相当。对吉尔兹而言，社会研究与其说是“发现意义(meaning)的大陆并描绘它无形的风景”，不如说是“关于意义的猜想，验证这些猜想，并从较好的猜想中得出有解释力的结论”(Geertz，1973：20)。而我们也从经验建构意义的方式对社会行动者感兴趣。这包括了一系列对文化的关注，以及个人建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的方式。阐明这样的意义之网与其说是“一种搜索规律的实验科学”，不如说是“一个探寻意义的解释科学”(p.5)。因此，笔者并不把自己视为检验假设的典型科学家(hard-core scientists)，而是探寻意义的冒险科学家(adventurer-scientists)，试图了解在此全球化时代，不同的人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大学如何定义和体现学术公民身份。不遵循社会科学通用的假设—检验模型并不意味着拒绝其他任何严格社会科学的关键要素。本研究强调面对面的、费时的数据收集策略，常涉及大量密集的实地调查。同时，研究也采用了较细致的分析过程，使用多种分析方法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确实性，包括将一些研究主题置于扩展访谈中以检验初步的研究成果等。
关于研究方法的细节，采用了Robert Yin(1989)的研究路径，笔者认为复杂现象，譬如大学生活，往往需要采用针对特定案例的自然形式的调查。因此，笔者在2005-2008年间于四所案例大学开展了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对某些案例而言则是反复访问和持续性的互动。在研究中，共采访了134位受访者，对其中111位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含56名教授和55名学生，所有的半结构式访谈都被录音记录并逐字整理成稿。其余的23位受访者则接受了开放式访谈，包括一些社区领导人和学校行政人员。访谈记录与笔记，结合田野笔记和关键性文件，构成了本研究分析的资料库。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截取了拥有全球化特质的大学中多种活动和仪式的片段，特别关注的是教师与学生的经验，以及他们所展现的与各种全球化表征相关的学术公民身份的形式。
(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GDUFS)位于中国南方关键城市广州，是一所年轻的大学。它在1995年由广州外语学院(成立于1965年，是中国教育部属的三所外语学院之一)和广州外贸学院(成立于1980年，是四所教育部属外贸学院之一)合并而成。学校有约15000名本科生和超过800名研究生，有1600余名教职员工为学生服务，其中包括近400名全职教授、副教授以及几乎同样多的讲师。另外，该大学通常雇用约50～60名外国专家作为教职员。今天，GDUFS是中国三所主要的外语大学中心之一，另外两个位于北京和上海。考虑到GDUFS的特色在于外国语言和文化以及国际商务和贸易，这些领域的研究继续构成该大学在21世纪的核心认同。
GDUFS的国际化品质在其学校手册的“校长致辞”中也可见到：“通过提升教师领导角色和学生创新精神，我们将依照校训‘明德尚行、学贯中西’，致力于发挥年轻人才的潜力并使之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竞争与合作”；“我们将致力于成为区域教育国际化的开拓者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学校手册也强调相关的国际联系，手册指出GDUFS与超过80家海外机构积极进行学术和文化交流。该校教职员回应了这一观点。一位英语教授解释说：“因为这所大学是外向型的，注重结合东方和西方的理念。就课程而言，除了大学提供的不同的语言课程外，我们也强调国际视角，大量使用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管理、教育以及其他有关课程的正版教材。”
我们对于GDUFS的研究集中在全球化品质的矛盾性及其对学术生活的影响。学生和教授谈到全球化，都认为凡事有两面，中国、广东和GDUFS面临着数量众多的机遇和挑战。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中，最重要的机遇是中国经济走强的预期和新观念在中外交流中的双向运动。然而在持续增长的美国化和西方化潮流中，在环境恶化(包括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经济与职业竞争加剧背景下，挑战也同等重要，最为显著地反映为众多师生对于中国文化被削弱充满了担忧，这种担忧在老教授群体中更为突出，他们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大学作为学术团体和传统意义的单位的性质日趋弱化(Huhua，2004)。GDUFS的学术生活越来越受到由全球资本主义激起的个人主义的影响，而与社会主义相连的传统的集体精神以及单位归属感则越来越不明显。
从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GDUFS正位于由全球化带来的许多挑战与机遇的交叉点上，正在寻找一种有效的角色从而推进、反对、接纳、批判其优势和劣势。作为对这些趋势的反应，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强调英语能力提高的重要性，重视依赖外国和国外受训的学术人才，引入西化教学风格，增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联系。学术气氛中的竞争性日益激烈，“不出版就毁灭”(publish or perish)的文化与营利活动开始挑战“教职员工主要工作是教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许多师生也关注到持续西化、抛弃中国文化规范、来自海外的就业竞争、难以保留人才、人才向西方国家流动等问题，并提出对全球化带来挑战的有力批评。
学术公民身份的意义已在学生和教职员选择解决全球化的矛盾性之方式上有所体现。换言之，他们应对矛盾性的方式对GDUFS的未来以及他们作为学术公民的认同都有极重要的意义。例如，某教授决定反对或支持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传播，能够广泛地影响大学的学术文化；或者一位明星教授选择利用GDUFS的国际联系，到海外寻求职业发展的机会，有可能削弱大学的学术力量。在本质上，GDUFS是否能够“求同存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矛盾，这无疑是一项需要协调的、由教职员和学生共同推进的有意识的任务。
(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我们选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作为本研究的一个案例，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地理位置。事实上，洛杉矶这座城市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性最重要的代表，有时甚至被描述为一个在全球大都市中具有示范效应和扩散影响力的城市(Abu-Lughod，1999；Horvath，2004)。第二种认识反映在Horvath发表于《城市地理学》的论述“洛杉矶作为一种预示”的论文中，该文将洛杉矶描绘为“未来之窗，存在于这里的实践与社会进程未来将在北美其余地区和北美以外地区上演”(Horvath，2004：93)。
UCLA有30000余在校学生，坐落在洛杉矶市较为富裕的一个区域的山丘与大道间。该大学提供的主要学术项目融合了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涵盖不同地区、国家和跨国的贸易，包括国际媒体和流行文化，超越国界的政治力量。最近UCLA新添加了一个专业课程——全球研究跨院系项目。该项目鼓励研究者对于文化和社会、治理和冲突、市场这三个受全球化影响的关键领域进行批判性分析。在该专业中对全球化的探索并不局限于洛杉矶校园，该项目学生也能够参与由全球学习中心提供的暑期海外学习项目。全球研究项目反映了大学及其教职员认为学生拥有在全球化世界中生存、工作的技能与知识十分重要。
除了全球研究项目，UCLA提供了许多有效地证明全球化影响的标志。例如，该校明确宣称将致力于推进全球范围内医疗、政治、文化问题的发展，它也积极参与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展的经济发展活动，而且其学生群体的显著定义是第一和第二代移民以及国际学生。随着这种巨大的多样性，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该校的巴西、中国和意大利研究生，一群长期——虽然暂时的——的跨国移民，其国际研究生教育的经历将其与祖国的社会和地区分离又重新联系。
根据其规模以及本研究希望涵盖不同世界地区，本文选择这三个国家的研究生作为案例。在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环境下，这些学生和他们在UCLA生活、学习的经验，特别是他们所形成和展现的学术公民身份，对学术公民身份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些研究生在UCLA的学习过程中，有关学术公民身份的问题促使他们重新评估他们在其祖国与在美国(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地区)的角色。通过激烈的跨文化交流和置身于美国多元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环境中，这些学生都积极参与创造一种知识的语境化形式——按桑托斯(2006)的术语即为普罗知识，既包括知识的扩散，有时也包括商业化应用。或许最重要的是，创造普罗知识的背景打开了学生的想象力并赋予他们表达公民责任的话语权，这深刻地影响了学生对其未来在不同地理区域的经济/职业、公民/政治、社会/文化责任的认同。例如，一些学生提起在回国后使用他们的知识提升本国利益。另外的学生则关注更广泛的世界区域，如南美。还有一些人更少地被绑定到特定的地理区域，他们认为自己在追求高度机动的职业或专业机会。
在探讨与跨国移民相关联的问题时，巴西、中国和意大利研究生也提出了关于权利的本质的大量问题。美国F-1签证持有人的权利无疑支持他们更好地参与美国社会，这是其他非移民签证持有人难以享受的。但与此同时，在学生们关于未来出路的不安全感和职业机会难以获得等方面，一些最近的评论则反映出国际研究生的流动性。从祖国到美国到全世界，在不同地域背景中，权利与义务相互交叉，因而考虑国际研究生经历的学术公民身份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对于国际研究生的研究能够引起学界对学术公民身份概念的反思，以及对学生和教职员学术投入的地区差异的关注。
(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地处阿根廷中心和最繁华的都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BA)是阿根廷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在阿根廷，约有80％～85％的学生进入公立大学系统学习。UBA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大学之一，为超过300000名学生提供课程，其中大多数是在职学生，没有支付或支付很少学费与费用。UBA成立于1821年，是阿根廷最享有盛誉的大学，并因培养出许多国内政治、法学和医学领袖而闻名。作为世界大学联盟(the League of World Universities)的一员，UBA为本科和研究生在如下学院提供了广泛多样的课程：法律与社会科学、经济科学、精密科学与自然科学、气象、建筑、哲学和文学、工程、医药、农业、牙科、医药、生物化学、兽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这些学院大都位于历史建筑中——有时掩藏在狭窄的街道中，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域及周边。
有趣的是，UBA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兼职教师以满足其迅速增长的学生群体的需求。这所大学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兼职员工，教学只是他们繁忙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一位资深的法律教授解释说，UBA的职员大部分是兼职员工，他们将教学视为一种“传教工作”。收入很低，而全职的教学职位数量非常有限。他也提到，“教员兼职授课，常常把在大学的工作看做对改善社会的贡献。许多教师认为，‘如果我得到报酬，没有问题，但如果我没有报酬，我就要发出声音影响公众’。这与我们国外和其他拉美国家所见的总趋势不同，在那里有全职教授”。这位教授还指出，在UBA只有大约13％～14％的教授是全职的。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计程车教授”，在不同工作之间熙来攘往，另一位教授兼高级学术管理人员指出：“他们也想成为模范教授，但只是没有时间。”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UBA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关于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议题中。在教职员中有一种认识，一些大学学术项目缺乏对社会和未来毕业生实际职业机会的应有关注，一位教授就此问题特别指出：“我们需要一种适应，大学要适应社会的需求。我们必须考虑：对全球经济的理解如何能够更好地将大学与生产、与教育系统的其余部分、与阿根廷已有的和未来将要发生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例如，我们需要解决失业和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和贫困。”另一位教授指出一些大学学术项目没有跟上正在剧变的全球知识生产和管理。这位教授认为UBA的计算机系统与资源大多过时、很少能够为那些期望参与知识经济的学生提供帮助。
但也有正面的看法，一些教师以及许多学生都提到在UBA与核心社区组织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关联，特别是在2001年12月国家经济崩溃后。这些联系使在大学社区中的许多人得以为挑战正在主导国家决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型做出显著贡献。长期以来与阿根廷“左倾”政党的联系常把UBA置于政府反对派的位置，尤其是当庇隆主义者掌权时，一些大学成员全力支持旨在阻挠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反对运动。
在UBA的调查内容受到2001年阿根廷经济崩溃所带来的政治剧变所强烈影响。接受采访的许多学生和教职员把经济崩溃归因于阿根廷当时的政治领袖和超国家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推进的错误政策。随着许多UBA的学生和教职员加入这项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经常被称为阿根廷草根革命(Burbach，2002)，他们以出谋划策、组织政治集会、积极参与街头示威(cacerolazos)的方式表达意见。而随着他们参与的不断深入，学生及教职员开始强调大学作为社会转型的驱动力量这一有力且重要的角色，即便这一角色必需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和“世界级‘大师’”——那些统治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已经被可笑地描述为“世界级‘大师’”(Chomsky，2006；de Jonquières，2001)。
关于UBA的研究与学术公民身份的联系，大学中社会活动者的行动多围绕在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自由主义议题之关系上，以及这些国际组织所塑造社会与经济政策。认识到结构调整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害影响，UBA学生与教职员所表示公民身份之核心是确定现代大学在更广泛的国家背景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基本问题。同时，在国家语境中，当地社区和大学的亲密性对应对新自由主义挑战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建立更长远的“社区—大学行动者”联盟，提升此方面的行动能力富有深远的意义。
UBA教职员与学生参与阿根廷草根革命包含着大学层面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共识，突出了阿根廷的大学日益加深的私有化矛盾，增大了将高等教育视为经济发展工具的压力，重制了阿根廷大学逐渐深重的美国式学术资本主义模式(Mollis，2001，2006；Slaughter & Leslie，1997；Slaughter & Rhoades，2004)。在此过程中，UBA学生及教职员强调了阿根廷国家项目(以桑托斯所言)与大学行动者的持续的相关性，大学行动者们主要进行批判性的检讨、甚至积极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控制。他们的行为和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学生及教职员作为学术公民所展现的作为反对者的深刻的一面。
(四)中欧大学
CEU在1991年成立时，是一个美国式的、英语教学的、主要为学生提供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的研究生院，学生主要来自于中欧、东欧和中亚国家。最初由美国中部诸州学院与学校联合会高等教育委员会认可，CEU凭借纽约州大学董事会颁发的特许状运行。在2005年4月，CEU由匈牙利认证委员会和高等教育与研究委员会认可，获得了作为一所匈牙利高等教育机构的合法资质，名为K
zép-európai Egyetem(直译为CEU)。该大学大部分资金由乔治·索罗斯提供，他是一位匈牙利裔商人和慈善家，其年度捐赠达2000万美元，随后在2001年又捐赠了2.5亿美元。这笔捐赠是当时所有欧洲大学曾接受过的最高额度的捐款。
CEU的一个关键任务是解决后共产主义转变的问题。达成此目标的一种方法是组织教育和课程以帮助学生认识这种社会发展。正如一个教授解释说：“当CEU成立时，它不仅是一所地方性大学。它有着非常特殊的使命去积极参与整个系统的深刻变化……不直接参与政治系统，而是参与教育系统，提供一套相当不同的学科体系和教学方式，所以它在当时是十分创新的。”一份CEU早期的教学大纲强有力地反映了这种论断。例如，从1992年到1996年，政治科学系开设的课程包括：“专政的崩溃”、“民主政府比较”、“公民社会的概念”、“(后)冷战之结束？”、“政治经济的稳定与结构调整”和“历史与比较视野下的后共产主义转型”。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系也提供了一些特殊课程，如“欧洲民主转型比较”和“东欧与中欧的私有化”。法学研究系则开设诸如“言论自由”、“市场法制体系”和“中欧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宪政与权利”等课程。
前文列举的CEU早期课程设置旨在培养学生对后共产主义地区面临的关键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事实上，理解CEU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位置之关键是其诞生时即指向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事实，此过程代表了中欧、东欧和中亚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变革。CEU的存在正是基于通过西方教育(特别是美国学术传统和价值)训练精英而强化该地区向开放社会发展的目标。一位从事国际关系和欧洲研究的教授指出：“起初的使命宣言是促进社会开放，教育培养新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政客、记者、社会活动家、学者、律师，教育并灌输给他们民主和公民自由的价值观。”与这些规范取向一致，CEU的教职员将他们的大部分教学都集中在西式的论题、研究和教学方法，同时强调在后共产主义地区与国家实现。
在CEU成立的前二十年，它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焦点是关于区域问题的重要性，解决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关键的社会变革。然而在第二阶段，这所大学的行为日益被一种对更加国际化的环境之认识所影响，竞争、创业活动、收益增长以及质量控制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就其本质而言，随着CEU愈来愈像一所大学，它经历了与学术资本主义相关的更大的潮流(Slaughter & Rhoades，2004)，其相关政策和实践在今天世界各地都成为大学功能的基石。
当CEU开始把全球相关问题选为目标，其教职员则在一个民主化的环境中继续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保证他们的教学、研究和政策相关活动都是社会参与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学术公民身份的范围不再是限于后共产主义地区。例如在今天，CEU接纳了更广阔的任务——处理世界上任何地区民主化国家的社会转型问题。这些发展体现出一所年轻的高校对社会和经济转型之现实的反应，以及学术工作在为21世纪设计课程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可是，我们仍应认识到，CEU当前的变化依然怀有对其过去使命的承诺，即便以一种经过调整的形式。因此，考虑CEU案例对我们理解学术公民身份和全球化的贡献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如何影响了教职员的学术生活以及他们在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抉择。
(五)讨论
本文所展示的四个案例对有关学术公民身份和全球参与的大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理解(Rhoads & Liang，2006；Slocum & Rhoads，2009；Szelényi & Rhoads，2007)。尽管每个案例都反映出多种值得考虑的要点，但我们更愿将它们作为整体分析并提出以下问题：(1)学术公民身份的核心是学生和教职员，他们最容易得到知识，且处在独特并强大的影响社会的位置；(2)学术公民身份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被理解为是一系列复杂的情况和可能性，既带来挑战也提供机遇；(3)学术公民身份同时涉及权利和义务，与此相关的各种决定和行动路线是由特定的地区作为基准点而催生的；(4)全球参与的大学往往会和全球经济牢牢绑在一起，因此社会往往期望作为学术公民的教师利用他们的知识生产、管理与应用能力，最终促进全球资本主义；(5)除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外，一旦学生和教职员认为全球化的力量有不良后果，就会凭借其独有的知识在某些时刻采取对抗的姿态。
关于学术公民身份的第一个要点是学生和教职员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利用其知识来承担全球问题。由于他们可以获得知识(包括其生产、管理和应用)，学生与教职员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特殊信息和思维方式，而这潜在地有益于他们所处的更广大的社会。他们不仅可以大量获取知识，更普遍地拥有表达观点和追求行动路线的巨大自由。
从案例研究中可以看到另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全球化及其带来的众多变化同时向在全球参与的大学中学习与工作的学生和教职员提出了挑战和机遇。正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几位受访者指出的“凡事有两面”。例如，虽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将全球化和中国的开放视为他们生活中的积极力量，也有一些人，特别是老教授，更多关注他们认为是负面的结果，譬如西方的文化影响。甚至那些强烈支持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增强的地位的人，也有对于来自外部世界的日益增强之竞争的忧虑。与此相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国际研究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他们同样感到他们的祖国在全球化加剧的环境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就学术公民身份而言，许多留学生希望以运用其研究生学习阶段学到的知识帮助其祖国和家乡，而其他人更多关注的是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提供的经济机会和与增强的区域流动性相连的个人利益。
理解学术公民身份的第三个关键方面是学生与教职员如何看待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与责任，以及这些看法与地域的关系。例如一些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国际研究生，其责任感涵盖了更加宽广的全球区域；换句话说，他们的海外学习经历使他们拥有更宽广的对全世界的责任感。但是仍有人将其祖国视为中心区域，他们期待能够以学术公民的身份做出经济、文化/社会或公民/政治等方面的贡献。与之类似，UBA的学生和教职员以及很多CEU的教授(特别是在其建校初的几年)表现出的学术公民身份锁定在为其祖国或故乡服务上，企图应用知识谋取更大的公共利益。此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国际学生中，那些欣然接受全球化和跨国移民可能性的人则强调增进权利和个人经济机会。这些学生倾向于强调个体经济机会，而这种经济机会与全球化增强的背景下权利的重新定义相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国际研究生还强调他们在异乡拥有权利的脆弱性，这种易损性有时会很严重地影响他们在美国的学术经历。
在前面所有的例子中，公民身份所属的区域——学生和教员锁定其权利感和责任感的地理范围——在公民身份如何被认同和行使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于那些将权利感与责任感基于全球性理解的人来说，因其将这些理解与某种更大的集体利益相结合，笔者认为他们表现出一种全球学术公民身份或全球公民身份。从不同的程度上说，案例研究揭示了全球参与的大学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紧密联系，这在教职员的身上表现更多。这种联系经常通过教授的研究和服务而发现，但也在大学开设的课程和专业中有所表现。这一点在CEU最为显著，该大学的任务极大地聚焦在促进全球资本主义与推动地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考虑到CEU所处的匈牙利和当地环境(前苏联的一部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系在其他大学也常常是显而易见的，提升学术资本主义的地方导向形式在不断加强。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案例中，学生越来越多地提及由中国市场化扩大而带来的新机会。对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部分教职员情况也是如此，尽管还有许多人表示有关学术资本主义带来压力增加的担忧，既包括出版奖励基金带来的压力，也包括“不出版就灭亡”的心态带来的压力。
虽然许多受访者认为个人和国家都会从全球化中受益，特别是那些源于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益处，但其他人却认为他们作为学术公民的角色是一种对抗尚未得到抑制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来源。这在CEU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一些具有批判性的教授、以及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一些国际研究生中表现明显。当然，这种学术公民身份的对抗面是在UBA的核心焦点——我们所研究的UBA师生处于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明显位置。
六、结论
本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一所全球参与的大学中作为一个学术公民意味着什么。本研究的一个假设是：考虑到全球化的力量，一所认真的大学必须以某种方式或形式从其学生和教授的全球参与中获得活力。之所以选择这四所大学作为案例进行研究，正是因为他们是全球参与的。我们的假设在大部分研究中作用不大，反而是研究过程中的发现增加了理解学术公民身份和全球参与的复杂性。例如，案例研究表明，在全球参与的环境中学术公民身份有时会呈现更加反动的形式，如当全球过程在一个机构中发生，学生和教职员会因此做出回应。在全球参与的大学中，学术公民身份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映包括全球时间与过程的解释和意义制造的复杂元素。在这里，我们来谈谈一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资深教师在将全球化的某些面状——文化全球化——解释为可能特别危害校园并广泛威胁中国的现象。同样，当大多数受访者将全球资本主义视为对其大学生活和国家的一个积极力量时，UBA的学生和教职员作为学术公民反对全球资本主义不受抑制的形式。
此外，在全球参与的大学中，学生与教职员的思考和行动路线远不止是简单的反动，他们必须积极地参与塑造全球化的本质极其复杂的过程。在所有四所大学的许多师生中可以发现这种情况。例如，CEU的许多教授积极参与塑造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之本质。UBA的学生与教职员则试图同意以一种与他们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方式来定义和影响全球化。而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的几个国际学生设想使用他们的知识改变在全球时代的社会生活形式。同时，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许多学生和教职员期望使用其知识来影响中国与外界互动的方式，因此在塑造自己国家在全球舞台的地缘政治参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从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全球参与的大学中学术公民身份扩展了学生和教职员在知识生产、管理和应用等方面扮演角色的诸多概念。这绝不意味着当地或区域问题不再重要，相反，这些问题可能会以更加全球化的方式被更好地理解。此外，如果大学渴望世界级的地位(也许不是所有大学都应有此渴望)，那么他们必须支持其学生与教职员超越地方环境进入更加广阔的全球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