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与“理”之间：欧战语境下中国“科学”概念的道德困境与意义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中国论文,困境论文,道德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7-0109-14 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东方杂志》发表了章锡琛转译日本《太阳》杂志的一篇文章——《力与道理》，指出欧洲战争是一场“列强各为其生存而图军备之扩张与充实，各为其生存而参加于凄惨之战争”，即是“力重于道理”。“力”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竞争，延伸为思想上的意志主义，政治上的权力主义；“道理”即公理，体现为国家、民族之间的生存权利；各国皆存在于“力”与“道理”的约束之下，应以不侵犯他国生存权利为界限，可一旦发生利害冲突，“所谓权利者，力而已矣”。①由此揭示战争中“力”与“道理”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 “力”与“理”相当于今人理解的强权与公理。“力”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延伸，近代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或隐或显地增加了国人注重物质一边的言说力量，②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如此。但是，罗志田指出五四学人理解的“科学”与晚清以来落在物质或技术层面的“科学”意义相歧，“科学”概念走向精神和方法成为一个异数。③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表明，从清末到辛亥革命时期，公理大多用于指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与上文的意义契合。但到1918年欧战结束时，国人欢呼“公理战胜强权”，公理一变成为平等自由、社会正义的代名词，且认为公理意义转向的缘由之一是“科学”概念在相当多的场合等同于现代常识。④结合以上研究，参考《力与道理》一文的发表时间，可以推测在欧战期间，因为“科学”概念的意义发生转换，影响了“公理”一词的表达方式。 欧战对于近代中国影响甚大，中西文明的批判、新旧思想的论争，无不是战时思想的延伸，但以往研究大多停留在“理”或者是“力”的单一层面，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天然联系，鲜有将二者勾连做动态的历史考察。⑤本文意在顺时而下，梳理与“力”相关的“科学”概念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理路，借以展现欧战语境之下，国人在维护国家生存之“理”的问题上的迷茫与抉择。 一、“力”的威力 1914年，欧战爆发。战争一开始便因其规模空前、战况惨烈引发国人的高度关注。随后，战祸蔓延亚洲，日本强占青岛，战争变得与中国的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欧阳法孝在文章中写道，“中国若干平方厘之土地与生产，将悉为欧洲列强滋补之参苓”，战争“其不利于中国，只有缓急大小之问题，并非有无之问题，而其不利益之最小限度亦比较庚子以前，甲寅以前加倍或数倍之”。⑥强烈的民族危机再一次侵扰中国思想界，凡爱国者都围绕战争发表着各自观感。 战争中德国的强大令国人侧目。寻根求源，他们认为德国胜利的原因之一在于科学发达，当德意志恃科学之力以区区一国弹压全欧，中国人不禁惊叹“大哉，科学之功能”。⑦欧战向国人展示了新型战争的威力，战争不仅是兵力的角逐，更是政治、军事、科技、经济实力、思想文化、国民素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较量。科学技术在战争中发挥着惊人作用，欧洲各国的军备竞赛给了国人最直观的感受：“去岁欧战既开，若飞机，若潜艇，若四十二声之巨炮，如交通邮递之改良，制造原料之代用，经济财务之新组织，因为战争迫不得已而获之新发明，不知若干。今兹犹在秘密中，战争停止，其所发表之成绩，将有与吾人以大可惊骇者，论者以谓此二年中所获科学之效乃胜于其数十年所研求者。”反求诸己，国人不得不承认这是“民族胜衰之差等一大原因”。⑧ 在此非常时期，与战争相关的科学技术成为国内的热门话题。专门的军事杂志，如《浙江兵事杂志》在学术栏研究新式武器的发明与运用。一些有影响的综合杂志开辟专题以展示军事技术发展的最新状况，《东方杂志》登载了诸如《飞行学要义》《千里眼之科学解释》《军事飞艇之通信术》等军事题材的文章，1918年开始连载《欧战中最新智识》，且被其他报刊广为转载。由于艳羡德国科学的发达，他们甚至连战争也一并赞美。《东方杂志》刊载《战争与德意志科学之发展》一文，说德国自开战以来，受到协约国的包围，在日用品方面严重短缺。于是德国化学家大展其能，将非德国所产的必需品一一考察，而搜求替代物，并已初告成功。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本次战争对于德国而言虽然直接损失于战事，不可胜计，但战争中的科学发明却能给德国未来带来不可限量的利益。相比之下的局外国，虽有平安之名，可于战争中的新发明，就是出昂贵的价钱也不可一得，德国人实值得崇拜与仿效。⑨ 落后的屈辱感与救亡的使命感接踵而来，发展科学成为中国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海内外学人举出英国事例，说明“科学”教育的重要。1916年，《大中华》报道说，“英国科学会”认为英国在前线的失利是因为英军缺乏“科学”智识，是英国以往数十年间蔑视“科学”的结果。今次欧洲大战实为“科学”与“科学”之战，蔑视“科学”者，将永无发达之希望。于是决定非实行教育改革不可，欲将科学知识普及于一般国民，并谓此为英国将来能否成为大国的重大问题。⑩1917年的《科学》杂志也刊登了这则消息，说英国因科学教育不足而蒙受战争损失，有36名科学家发表宣言，主张注重科学宜订诸法律，改革学校，政府应聘用深知科学之人，并建议中国重视自然科学教育。(11)同年，李寅恭从英国发回文章再提英国人重组“皇家科学会”之事，且谓如今列国日日竞争于“科学教育”，而我国家竟犹未梦见，此后他将以“科学”为唯一之事业，追随世人，出我不开化之阶级。(12) 不过，虽有国人大声疾呼提倡科学教育，国内的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1916年，有人抱怨说，“吾国假复古之风，已似随袁帝而俱逝，但国内仍有谓学校课程，如博物理科无用者，实孔有人”。(13)任鸿隽自述创办《科学》杂志后，“海内大雅颇不以同人为不可教，怜其款款之愚，惠然以沮疑之词来相劝”，且谓“国人此时未尝需要科学也”。(14)李寅恭致信陈独秀，说他关于农林上的研究，曾为《科学》《农商公报》《神州日报》采登，但“未见有毫末之影响，言之只为中国前途悲也”，希望“先生加以介绍语及评论，尤足使国人注意”，(15)从中大致可见科学研究者的落寞。 由此可见，国人虽震慑于西方的科学成就，却还没能内化为发展科学的现实动力。究其原因，有时人云“吾国人于此，即令急起穷追，为长脚之进步，能逮及何，而况乎是否有此急起直追之意志，均不敢知一也”。(16)此话包含二义：一是客观上中西科学实力反差巨大，即便奋起直追，恐怕还是学犹不及；二是主观上国人须有发奋图强之意志，此意志尚未得见。二者之中，后者尤为关键，因“国家之最后优胜，究非恃有军事上之能力，实恃有道德上之能力而已”。(17)由是，战争中关于物质之力的讨论终以道德为落点，这一现象与民初的国家政情密切相关。 欧战爆发之时，恰逢民国初立，百业待兴，但因“政争汹汹，仅免破裂，人心风俗不见涤荡振刷焕然一新之气象，而转有道德腐败一落千丈之势”。(18)乱象之下，道德救国的主张甚嚣尘上。有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19)提出立孔教为国教；有杜亚泉目睹“二次革命”间的世事纷争，针对物质主义，提出“精神救国论”；(20)亦有陈独秀等人与传统思想针锋相对，提倡“伦理革命”。各家思想虽为异途，却不约而同地主张从道德处着手。 选择道德救国，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的科学现状毫不知情。在提倡孔教救国之前，康有为明确提出“物质救国论”，认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21)杜亚泉被誉为“中国科学界的先驱”，是“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者”。(22)陈独秀则认为科学法则是人类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法则，甚至期待着“以科学代宗教”。(23)以上“科学”概念的内涵或有不同，但“科学”及其所负载的各种力量，都已是各人思想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国家新旧替乘之交，重塑价值似乎比发展科学更为迫切。欧战爆发之时恰逢中国深陷共和危机，德国发达的科技固然令他们目眩，但德意志民族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竞争活力更能吸引他们的目光，他们坚信德国的精神力量才是造就“科学”的根本动力，也是涤荡中国思想界的一剂猛药。 有学者注意到《青年杂志》创办初期，有一种坚韧强悍之气日益突出，(24)言语中时刻闪烁着战斗的激情。陈独秀在文章中大力提倡教育中的“兽性主义”：“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於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25)李大钊认为世界文明较新者，“惟德意志与勃牙利”，“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26)刘叔雅总结欧战给中国带来的教训有三：其一、和平者，痴人之迷梦也；其二，强弱即曲直也；其三，黄、白人种不两立，因欧西白种诸民族正欲联合为一大同盟，并力一心，以歼灭吾黄种而后快。(27)归根结底，国之强弱由民德之盛衰所决定。 欧战初期，几乎整个中国思想界都存在以德为师的暧昧，(28)他们在德国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最渴望的品质，那就是“随在皆有科学精神”，以及“其国民性之精进沉着”。(29)蔡元培一边称赞德法两国“工程之完坚，组织之精密，无不源于科学”，一边追寻两国军人俱能奋勇前进的精神根源，认为是美育造就了参战各国的战斗意志。(30)欧阳仲涛有感于参战欧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而发出对宗教的赞叹。他认为民国以后所从事的道德救国于国民心理均无效，唯有宗教“以灵魂为质，以未来为鹄”，“为灵魂计，则可以牺牲肉体，为未来计，则可以牺牲现在”。(31)不论国人从德国人身上看到的是兽性主义、美育精神，还是宗教的力量，日耳曼民族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实力无疑令国人艳羡。 从根本上言，“一战”是一场生存竞争的能力的较量，“凡近世发明之文物，与诸般身心上特别的要点，经科学上之研究而发达者，泰半足为促进战争之原因”。(32)或曰由科学创造的物质只为“力”之半体，由科学发达衍生出来的“人类最高尚之道德，由战争而发展”，(33)积极进取的意志力成为催生一切强力的精神源泉，二者在生存竞争的哲学体系中分置于形上/形下，互构为战争哲学的整体。对于欧洲各国而言，“科学”内涵由物质上升为精神本有其内在逻辑，但对于概念外发的中国而言，发展科技与激发意志，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却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在物质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以道德或精神救国对于中国而言似乎更为切实可行。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来自东西各国的道德评判逐渐澄清战争的非正义性，国人更深切地陷入道德选择的困境。 二、“理”的忧患 1915年，《进步》杂志转译美国的《欧战探源论》，认为战争是因“哲理上以物质主义为立国之基，而以武力为解决问题之手续”的思想谬误所导致。(34)夏元瑮从德国发来消息，认为此次大战是“白种人权利竞争之结果”。(35)按照《力与道理》一文的作者所言，“道理藉力以为维护，权力藉理以为保障”。但因国际间道德薄弱，“夙夜危惧之事”起。换言之，国际间“力”与“理”缺一不可，道德是平衡二者最基本的保障。但可悲的是，当下“实为国家利己主义之时代”，凡“有国者将皆有臬兀不能自安之势”。(36)在这个无道德可言、“力即道理”的世界中，羸弱的中国将如何自处? 《大中华》杂志上说：“近世之文明与人类之幸福适成反比，其验诸经济、道德、政治与夫物质者……故文明进步，遂为人生一切苦恼之源……凡有欲求真正之幸福，究竟之极乐者，当知超于所谓文明，更有向上之一义。”(37)曾几何时，国人还在笃信西方文明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通道，而此时近世文明与人类幸福已然成为一对矛盾，作者不得不祈求有超越二者之上的极乐幸福，于世界主义与社会主义有所期待。钱智修检讨说，“吾国自与西洋文明相触接，最占势力者厥维功利主义”，四十年前有富国强兵之说，三十年前有格致实学之说，二十年来有民权自由之说，皆因羡慕西方物质文明之享受、欧美盛强之幸福。(38)此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转身成为“由竞争中来，徒为罪恶之渊薮”(39)，前后反差之大，让国人始料不及。但是，如果极乐世界遥不可及，文明与幸福又非此即彼，那中国又该何去何从? 欧战初期，杜亚泉看待战争的心情就颇为复杂。一方面，战争的残酷使他觉得人类前途一片灰暗，“吾侪之死于刑戮、劫杀、病疾、灾难”，“欧洲人民死于炮火兵刃之下”；“勇也，怯也，仁也，暴也，文明也，腐败也，不过世人各从其所择定就死之方法”。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战争恰逢其时。当国人的精神正陷于懊丧、沉滞、颓唐的状态，“欧西之炮火，黄海之波涛，忽而相逼而来，震吾耳而炫吾目，盖世事已成急转直下之趋势，不能许吾人以停滞之机会。生物之精神，皆由感受外界之刺激而起兴奋，国民亦然。今日之大战争，殆将为吾国家未来十年中开一变局，而特以此峻烈之兴奋剂”。因此认为欧战可以“刺激吾国民爱国心”，“唤起吾民族之自觉心”。(40)此乃国家主义与平和主义的内心交战，即“不平和之军国民主义、民族的帝国主义”与“非国家之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41) 战争的爆发印证了杜亚泉战前的观点。1913年他就表示“军国民主义，乃一种危险而褊狭之主义”，随着生存竞争之说浸润人心，随着物质主义的昂进，最终达于战争极点。(42)但是，即便有了思想上的自觉，摆在国人面前的似乎只有两种选择，是饮鸩止渴，还是坐以待毙?杜亚泉先是选择了前者，作《国家自卫论》，以期唤醒国人的血性。他说中国自古以来漠视国家主义，但欧洲战火涂炭，中国“绝无自己保存之力”，此为国家生死之问题，因此提倡“卫国”应先于“治国”，从而求得“卫国”“治国”二者兼备，中国不亡而已。(43)但也有人奉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表示应该维持现状，“即使吾国一时受其屈辱，而如此侵略主义之国家，势必为世界之公敌。亚历山大帝也，拿破仑第一也，其武力足以镇伏一时，然不旋踵而败?盖好战之国民，终遭破灭，吾人正可引为殷鉴者也”。(44) 与此同时，受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杜亚泉对战争的认知从军备之争上升为思想之争。1915年，章锡琛节译日本杂志的文章，谓此次战争乃道德思想之根本差异。参战各国先后在哲学、宗教、伦理三方面各执一词，以证明自己国家的正义与人道。德国的战争哲学以尼采学说为依据，认为战争化一切人事为进步良善高洁之主力，此为“武力即善主义”，英国人讥讽其为“弱肉强食主义”。反战哲学则认为生物以协助为必要条件，世界以协力而进化。(45)杜亚泉进而定性战争为“思想战”，乃德国的生物生存竞争学说与英国的生物协力生存学说之间的对抗，最终以战争的形式实现其思想。(46)由此认为，只要在思想上化解竞争的根源，中国就不必在国家主义与平和主义之间做生死抉择，“吾国民于此时代”应明对抗调和之理，应付纷纭世变，“虽不能遽望战争之消弭，然或不至以新旧思想之歧异，而酿生无意识之冲突，促成可悲惨之战祸”。(47) 杜亚泉的折中思想逐渐确立，在“精神救国”的基础上提倡社会协力主义。理论的核心来源于西方实证心理学的新学新知，宣扬的不再是中国人熟知的孔德、达尔文以及斯宾塞一路以生存竞争、自然淘汰为核心的、单一向度的进化，而是经过心理学改造后的伦理进化模式。战前，他曾将颉德的理性势力、巴特文的心理进化论、胡德的调和的新生命论等理论汇集融合，发展成为哲学思想上的“分化与统整”，认为就人类社会而论，分化即表现为对外的生存竞争，统整则表现为对内的互相协助。人类心理中，常具有互相反对二方面：一为自利的，一为利他的，一为自己之生存，一为与他人共生存。且在人类心理上，常常无法协调，于是演化为理与情、理与欲、性之善恶、智与伦理等各种形式的二元冲突。(48)今此欧洲大战为“科学主义横留之时代，优胜劣汰之说，深中人心，社会之苦祸与罪恶已达极至”，(49)实际就是有分化而无统整，自利与利他的力量失衡而造成的恶果。因此，在“科学”与道德之间应有“调剂平衡之道”。(50)调剂之法为社会协力主义，用道德的力量制衡权力，既可避免极端国家主义的危险，又可减少极端平和主义之弊害。(51)它不仅涉及人类的和平问题、国家主义的改造问题，还涉及人类的道德继承问题、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等重大议题。(52) 具体而言，杜亚泉将东西文明区别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二者“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各自占据了道德与竞争的一端。经此世界大战，“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53)因此，杜亚泉的思想看似折中，却是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调合“科学”与道德，二者还是有主次、优劣之分，即便是“平和的国家主义”，(54)其出发点依旧是平和主义的。 李大钊同样将中西文明区别为“动”与“静”，主张调和折中，却与杜亚泉相反立论。首先东西文明非性质之差，而是程度之异。他说，“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尽管“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李大钊亦言调和，但认为中国特有的“数量之众，忍苦之强，衍殖之繁，爱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坚，智力之优，与夫应其最高道德观念之能力，皆足以证其民族至少亦为最终民族中之要素”，却无益于启发未来人类发展的文明形式。同时举出大量“静的精神”不能适于“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的例证，以证明“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或将物质的生活，一切屏绝，长此沈延，在此矛盾现象中以为生活，其结果必蹈于自杀”“惟以彻底之觉悟，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最终得出结论，中国民族已臻奄奄垂死之期，苟欲其复活，“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55)李大钊虽然祈望融合东西以创造“第三种文明”，但言语中对于本国文明有更多责难。 陈独秀在讴歌德国精神的同时，对于军国主义的膨胀亦有警觉，曾表示“德之军国主义，则非所仰慕”。(56)他同时表示不赞成互助论，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57)从而认为“人类之进步，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58)表现出调和“科学”与道德的倾向。但是，当战争摆在面前，陈独秀还是表现出不得不战的决心。他说：“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人身适当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盖新细胞之代谢，以运动而强其作用也，战争之于社会亦然。久无战争之国，其社会每呈凝滞之态。况近世文明诸国每经一次战争，其社会其学术进步之速，每一新其面目。吾人进步之濡滞，战争之范围过小，时间过短，亦一重大之原因。倘有机缘加入欧战，不独以黄奴之血，点染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一快举。而出征军人所得之知识及国内因战争所获学术思想之进步，可观也。”(59)他不只肯定了战争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和意义，而且还论证我国参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张宝明认为陈独秀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将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强存弱亡”加以科学化和真理化，不但是一个双重道义、正义的标准问题，还有一个不惜以欧战的代价来换取国民猛醒的饮鸩止渴式的启蒙原则问题。(60) 杜亚泉与新文化人之间的思想差异是“科学”概念自进入中国以来认识的承接，在欧战语境下思想冲突尤为激烈。“科学”一词在东西各国坚船利炮的裹挟下进入中国，它不仅是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力”的表征，同时代表了一整套影响至为深远的历史进化主义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同时存在与生俱来的两面性：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向国人展示了造福人类、与天相争的智识的强大，指明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科学”本身就像一把文明的标尺，比对之下，国人清楚地看到自身的差距。另一方面，“科学”带来了恃强凌弱、兼弱攻昧、与人相争的强权。东西各国种种与科技进步纠缠在一起的不道德行径使中国备受其害，且有违中国的道德信仰，国人在追求进化的同时又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欧战语境之下，因国际间道德的缺失使“力”与“理”紧紧捆绑，再一次置中国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无竞争之“力”如何谋求生存之“理”成为国人当下最难解的迷思。杜亚泉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试图通过对“科学”概念的解构，表达他们在“力”与“理”之间的斟酌与考量，体现出国人面对生存竞争的价值体系不能全盘接受又无力完全抗拒的矛盾心态。各种调和与折中，都是在进化与竞争的旋涡中挣扎与抉择的真实写照。 忽略路径上的差异，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表现出明确的道德主义取向。在他们的文字中，“科学”一词往往变换为“力”“争”“文明”等字眼，其实质是由生物进化论引申出来的生存竞争哲学，在战争中物化为军备竞赛，体现为政治上的国家主义，而不是具体的、纯粹的科学与技术。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因为否定战争，“科学”成为形而下的“力”，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相对等，背负了战争罪责而被等而下之。在激进主义者的心目中，因为战争无法避免，“科学”被鼓噪为参与竞争的精神动力，在形而上的层面被高扬。不论公理与强权谁为先决，任何形上之维的道德判断与调和都是对竞争哲学的某种迎合与回应。意识形态上的对话往往在事实上消解了国人对实体的物质科学的关注，而落入道德主义窠臼。唯有远在美国的留学生，思想上的相对独立让他们走出一条超越道德桎梏的“科学”之路。 三、从“建设主义”到“科学救国” 民国之初，远在海外的留美学生是国人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政见或许不一，但于共和政体有相当的自信，认为中国“已购得世界上最完全之政体”，(61)今后将以“建设主义”贡献祖国，促进民智、民德、民力之进步。“建设主义”是留美学生自我标榜的精神之一，(62)它以发展民生为根本，留美学生大多选择铁路、矿物、农工商、政法等实用专业，其观念也多是基于所学专业围绕民生问题而展开。他们提倡实业教育，认为就中国目前时势而论，宜偏重“科学实业”，使中国自然之利可以致用，可以与先进之国争驱，待国富民强，而后使文章玄理，雅艺美术，率先诸学以进开明之福。(63)实业教育应提倡“精益主义”，就是将纯理科学运用于实践，孜孜以求化无用为有用，求至大之实效。(64)1913年以后，国内政治恶象丛生，思想界开始寻求道德救治。海外留学生虽然通过不同管道时刻关心国家命运，但他们毕竟没有身处其中，想法时常超脱之外。杨铨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旧道德失其效力，是因为社会不宁，民困衣食，不暇道德，而非道德失其效力。今日当励精图治，为休养生息之计，与民反躬自省之机，忧世君子则集合通儒，深研孔学，以其精微宏旨。(65)朱进认为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在于丰衣足食，库积仓盈，精神活泼，意志高尚，故物体有本末有始终，提倡民生而后才可以保障民权。他拿美国与法国作为对比，认为美利坚为自然之共和国，而法国仅为勉强之共和国，二者之差距昭昭在目，足为中国急进党之鉴。(66) 不过，国内的纷纷攘攘还是让留美学生意识到民生建设的局限性，虽然坚持生财为中国最急，(67)但开始把致富与兴学相提并论。此时所兴之“学”已非实学，而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朱进说，近年吾国之谈教育者众矣，但所说皆是教育的支流、方术或是艺术(工艺技术之谓——笔者注)的教育，而不是教育的本源、鹄的或是“科学”的教育。只有“科学”的教育万方同概，始终如一。其价值在于当世运险夷、人事无定的时候，可以“培养后生，教授训练，不以习囿，不以俗拘，锐其志，精其谋”。“科学”教育的特点不在记忆而在观察，不在泥古而在知新，不在方术而在理想，不在定式而在系理，不在艺术而在科学，不在仿效而在独创，不在感情而在真理，不在消极而在积极，不在蹈常隶书之习惯，而在标新领异之精神。20世纪的“科学”教育分为本原与具象，本原有四象：穷理、致知，平等、进步，“穷理、致知教育之手续，平等、进步教育之希望也”；四者在德育、智育与体育三个方面都有具体体现。朱进自述其思想来源于英国科学家皮尔逊(原文译为比尔生)，(68)而他的思想在以后的几年间几乎成为留美学生的思想主流。 是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对于“科学”有另一番解释。他曾发表《教育真谛》一文，说：“儿童当受科学的教育，科学无他，方法而已，凡以此方法而求学识办事情者，均谓之科学。今日之法律、政治、历史、心理、教育诸科学，均称之曰科学，不独物理化学等科，科学方法运用在物质上最精，故教育科学恒以物质的科学为基础。”(69)次年，在《与吾国学者某公论学书》一文中，他重申这一观点，“以吾人所见，科学者，乃20世纪求知识之方法也”，凡知识非由此方法而得者不得谓之“科学”，而中国向来所有之无系统的知识即“非科学”。他往往将“科学”与道德并提，认为求学之道，必当尽弃其旧而求其新，做人之道，当新旧斟酌而调和。因为就知识论，我国固有知识的性质与方法无甚价值，当全采他人。但中国特有的人伦道德不可弃。吾国今日言保存国粹者与主张新学者，于此二者多分不清楚，这才是中国最为危险之事，(70)他主张在学校教授科学的同时儿童当受经史教育。(71)蒋梦麟所持的道德调和论与国内的调和主张并无大异，其高人之处在于将“科学”与方法对等。1914年的蒋梦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著名的哲学及教育学教授约翰·杜威，从事他的教育学和哲学研究。据友人回忆，当时的蒋梦麟认为东方不但缺乏科学的基础，而且也缺乏因科学与工业之发达而产生的社会思想与个人行为，对于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则主张要保存并予发扬。(72) 由上可知，同样是崇尚共和道德，留美学界与国内知识界的态度稍有不同，他们没有单纯地强调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而是为新旧社会的转换构建了“科学”桥梁。这种“科学”是一整套的，包括追求知识的方法与精神在内的学术体系，是留美学生教育背景下的本有之物，并紧跟西方学术的发展前沿。针对国内日益激化的新旧矛盾，留美学生本着建设主义的精神，主张通过科学教育，用科学方法调和嬗变。“科学”与道德可以是二元并立的，但“科学”的先决性毋庸置疑。 欧战爆发后，留美学生第一时间表达了战争观感：“今日欧洲战争杀人数百万，流血数千里，数世纪科学文物之盛，扫地以尽。吾于是战而有惧于盟誓之不可守，弱小之不可存，人种文化宗教政治之怨毒深且切也。”(73)当时，美国对于战争有两种态度：主张和平者认为这次战争是欧洲正食此数十年内列强竞增军备的恶果；主张军备者认为这场战争带给美国的教训在于国家无论如何文明，苟无自保其国籍之武力，凡一切和平条约皆属无用。(74)二者之中，似乎后一说法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朱进认为战争虽背弃道义，却是天演公例不可违背：“战争实为人类之特性，人类一日不亡，战争一日不息。”时至今日，绝无人道可言，“吾人先当自求为人之道，而后可以讲人道，否则弱国之民将与牛马同其道，遑言人道?”(75)1915年，面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留美学生更加群情激愤，十之八九主张与日本开战，胡适的“不争主义”反而惹来讥笑。他们意识到，日本在道义上或许与盗贼无异，但以天演论之，却又无可怨之理。(76)对于弱小的中国而言，外患既来，辩理之辞与怨恶之情均非解决之道。 旁观战争，德国表现出来的强大让留学生们羡慕不已。他们得出与国内思想界一致的结论，认为“德国有今日之地位，其原因究属种种而科学占一大部分，而世界列强皆然”。(77)“今日战争，科学的战争”，“今日之战，军器之战”。(78)中国不幸处此列强竞争时代，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物竞天择之公理已为世所公认，若欲为挺然独立之国家，非盛修军备不为功，非振兴工业不为功，而发达科学为一切急务之根本。(79)可悲的是，“我中国贫也，弱也，无学也，外人更视为国民能力薄弱也”，“以学问言，今之世界竞之以学，凡欲自侪于文明之域者，莫不各有代表之学。除野蛮小族不论，其对于学界无所尽力者，莫吾中国”。面对此情此景，任鸿隽悲愤难以自已，甚至感觉“愧死如地”。(80) 强烈的民族屈辱感与使命感，使得留美学生拿起“科学”为武器，提出鲜明的“科学救国论”。早在1914年欧战爆发前夕，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已经使得留美学生意识到“科学”的重要，《科学》杂志缘是而起。35年后，任鸿隽回忆当初情景说，当时我们看见世界各国生存竞争的剧烈，无论是战争或和平，设如没有“科学”，便休想在世界上立住脚。而环顾我们国内，则“科学”十分幼稚，不但多数人不知“科学”是什么，就连一个专讲“科学”的杂志也没有。于是十几个远在海外的留学生为了“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停焉”，就“相与攫讲习之余暇，抽日月所得，著为是报，将以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这样，《科学》得以在1915年1月面世了。(81) 同年，科学社成员蓝兆乾发表《科学救国论》一文，认为唯有“科学”可以救中国。他说，中国先后有革命立宪之说，有理财练兵之说，有振兴实业发达交通之说，有发扬国粹改良教育之说，但都非中国问题症结所在。中国贫弱之症结在于无“科学”，因为“科学”博大精深，一切富强之法，所自而出。蓝兆乾此文亦是因悲愤而作，说其读中国近五十年外交史，而不禁悲愤欲绝，不得不力竭声嘶以倡救国之论。(82) 蓝兆乾最初提出“科学救国”主张的落点在转译“科学”，一是为了引起国人研究“科学”的兴趣，一是提供国人有用之业，宜为简易工艺以扩其生，一是沟通中外，以助汇通，(83)学术气息比较浓厚。此论随即遭到反驳，认为他的立意虽盛，而世人视之无足轻重，未切合时宜。他进而解释说，“科学”为之事大别为二：自然与人事，小别为工艺与学术。但今欲图存救亡，当以兵工事业为唯一重要问题，而尤急于者，飞机、潜艇、无线电、汽车、枪炮之制造，交通之发达；今欲固邦本而拯生民于饥馑陷溺，则首要在于农林水利矿工。其中，“兵工者，竞存之本，农林水利者，生民之急务”，皆由“科学”发达之。今欲发达诸科学，以理化为之本，数学为之基，实验工作为之辅，学会专校为之倡，而今天所谓的物质文明，数理化之变相，三者为“科学”之根本。(84)可见，蓝兆乾所谓“科学”以纯理科学为之基，在以民生为核心的实用科学中加入军事技术的成分以应对战争时局，而这一内涵上的补白从侧面体现了国人对于“科学”形而下的理解与需求。 由此可见，欧战爆发以及国际间剧烈的生存竞争是留美学生创办《科学》杂志的根本动因，蕴含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情怀，其初衷与国内学人并无不同。差异在于，国内思想界由欧战而推崇战争道德，或为避免战祸主张中西文明调和；留美学生另辟蹊径，选择了国内学人力所不逮而与物质力相关的“科学救国”，学术与道德呈二元结构。这一选择缘自他们特殊的教育背景提供的专业优势，也与美国的建设主义的传统一脉相承。胡适的“不争主义”显然不是不争，而是以什么方式参与竞争的不同思考。但随之而来的是，科学社输入的“科学”与国内原有的“科学”概念混淆难辨，“科学救国论”遭遇相当大的阻力。 四、走向精神与方法的“科学”概念 《科学》杂志创办之初，科学社同人特别强调“科学”概念的学术属性，以及学术与社会功用的逻辑联系。任鸿隽曾说，因为中国无学界，从而导致社会“生计凋敝，人相竞于私立私害。……道德退舍，人欲横流，欲为正本清源之策，唯有建设学界，以铸造健全之分子”。又因“国人无向学之诚”，即便是留学生，“数年之课程，无他故焉，曰以谋一己之荣利而已。故方其学也，不必有登峰造极之思，唯能及格得文凭斯已耳。及其归也，挟术问世，不必适如所学，唯视得钱多者斯就之已耳，也不过谋一己之荣利而已”。 谈及建立学界的具体办法，任鸿隽将“学”明确定义为格物致知的“科学”，它首先体现为“求真”，其旁能是“致用”。(85)此“科学”不同于钻研故纸的“旧学”，以及冥心空想的“哲学”，甚至不是他国已成之绩，“吾人今日之从事科学者，当不特学其学，而学其为学之术，术得而学在是矣”。此术为归纳的科学方法：“东方学者，驰骛空想，渊思冥索，其哲理宗教，纯出于先民之传授，而未尝以归纳的方法实验之以求其真也。吾人欲救东方人为学之病，使其有独立不冕，发明真理之能力。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真理，实验的方法，简炼其官能，使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86)因此，次年出版的《科学》杂志发刊词：写道：“抑欧人学术之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科学者，缕析以见理，会归以立例，有思理可寻，可应用以正德利用厚生者也。”(87) 以科学方法衡量，中国无“科学”。归纳法是“实验的”，也是“进步的”，表现为“有统系之智识”。“科学者”可分为广狭二义：就广义言，凡智识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今世普通之所谓科学，狭义之科学也。至于我国那些“如神农之习草木，黄帝之创算术。以及先秦诸子墨翟、公输之明物理机巧，邓析、公孙龙之析异同，子思有天圆地方之疑，庄子有水中有火之说，扬己者或引之以明吾国固有之长，而抑他人种饰之焰。不知凡上所云云，虽足以显吾种育之灵明，而不足证科学之存在”，因“以智识无统系条贯故也”。(88)综而论之，科学社同人提倡的“科学”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为根底、以“求真”为目的、以“正德利用厚生”为致用、以实验归纳为方法并以建立统系为特征的完整的学术体系。 但是，杂志创办后，有人质疑它的效用。有人认为国人大多无心向学，自“辛丑改革之后，受欧洲大战之余波，寝息未逞，偷食朝夕，国内学校其仅而开校者屈指可数，而人心荒荡，末逞学问”。有人认为杂志偏重理论，未能与实际相结合。(89)国人“科学”程度难定，“将言其深者乎，其能读之者几何。将言其浅者乎，则未知肤末之学其为效也几何”。(90)就“科学”概念本身也存在相当多的误解。1918年，任鸿隽归国时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作了一次演讲，他说国人对于“科学”的误解有三：一种说“科学”是玩把戏，于生活上面没有实际作用。一种是把“科学”等同于文学，只会抄袭，不会发明。还有一种说“科学”就是“物质主义”，就是功利主义。他们认为“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太发达了，也有点不好。如像我们乘用的代步，到了摩托车，可比人力车快上十倍，好上十倍了。但是‘这摩托车不过供给那些总长督车们出来，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罢了，真正能够享受他们的好处的，有几个呢?所以这物质的进步，到了现在，简直要停止一停止才是。’再说‘那科学的发达，和那武器的完备，如现在的德国，可谓登峰造极了；但是终不免于一败。所以那功利主义，也不可过于发达。现在德国的失败，就是科学要倒霉的朕兆’”。(91)前两种说法是因为不明白“科学”的真实效用，尚且容易说明，而最后一种说法在当时至为普遍。类似的观念并非一般国人有之，即便是有学之士也在所难免。杂志曾在例言中列有不涉宗教一条，又在杂志发端说以与宗教宣战的伽利略为模范，(92)李石曾因此遐想《科学》杂志有反对宗教迷信之主义，足以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一派对峙，只惜其范围稍隘，未能发挥作用。蔡元培私下认为《科学》“专谈物质科学，亦足以为学术界一方面之代表范围”，非偏重社会一方面，(93)大约因“美国人偏重实利主义，因而偏重办事手段。留美学生不免受其影响”。(94)言语中仍将“科学”与实利主义、物质科学画等号，因其未能造成社会思想上的影响稍感遗憾。 面对如此不良环境，《科学》杂志除了为国人启蒙祛昧似乎别无他法。于是任鸿隽以后论学往往针对国人误解而发，其目的即是告知国人何为“科学”。他回忆说：“当三十余年前一般人还不明了科学究竟是甚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惮烦言地指陈科学的性质是怎样，科学智识和其他智识的差别在甚么地方，这些正是合乎实际的主张，不得以其是关于理论的文字而谓其脱离。”(95)而当务之急便是要将“科学”与功利主义做意义上的切割，以表明“科学”具有形而上的价值。他说物质主义存在物质欲望与自然研究之别，国人但见前者，未闻后者，“但看见科学的末流，不曾看见科学的根源；但看见科学的应用，不曾看见科学的本体”，“是把科学看得太轻太易了”，(96)由此将“科学”宣传引入到科学本体的深处。但是，由于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使得他的论学焦点集中于国人关注的层面，而显露出功利主义的启蒙倾向。 为了引发国人对于“科学”的兴味，《科学》杂志常常强调“科学”的物质之用。如任鸿隽“虑世人不知科学之效用，而等格物致知之功于玩物丧志之伦也”，(97)告诉国人“科学”在物质、智识、科学名词划一以及实业等方面的具体效用。同时，又担心“科学”落入实用主义窠臼，仅被理解为物质之用，偏离其学术本体，不得不反复说明“科学”乃“智理上之事，物质以外之事也。专以应用言科学，小科学矣”。(98)“科学”智识不仅体现为自然科学，凡“科学方法所由应用于一切人事社会之学”，或“凡文之基于事实而明条理因果之关系者，皆可以科学目之”。并认为致力“科学”将影响个人性格，如研求真理可驱好利之心，而达高尚精神；如“科学”可导人入审美之事，而与文学并驾齐驱。“科学”与“小科学”实为理论科学与物质科学的别称，理论科学挟科学方法之力，突破了自然科学的范畴，扩展到人事社会主诸学科的领域，“科学”版图由此扩张。不过，任鸿隽还是严守了“科学”与文学之界，他说“科学能影响人生，变易人生，而不能达人生之意。于此领域中，唯文字为有权”。(99) 随后，任鸿隽作《科学精神论》，将“科学”提升到了精神层面。因为“科学缘附于物质，而物质非即科学”；“科学受成于方法，而方法非即科学”；“于斯二者之外，科学别有发生之泉源。此泉源也，不可学而不可不学，不可学者，以其为学人性理中事，非摹拟仿效所能为功；而不可不学者，舍此而言科学，是拔本而求木茂，塞源而冀泉之流，不可得之数也。其物唯何，则科学精神是”。“科学精神”在于求真，求真的特性表现为“崇实”“贵确”。而“回顾神州学风，与科学精神若两极之背驰而不相容者”有三：一为好虚诞而忽近理；二为重文章而轻实学；三为笃旧学而贱特思。(100) 比较中西学术时，任鸿隽经常将中国之“道”与西学之“真”对举，中西学术根本之别在于中学以“明道”，西学以“求真”。“道常与功利对举”，“执此以观西方学术，以其沾沾于物质而应用之博广也，则以其学为不出于功利之途亦宜。不知西方科学，固不全属于物质；即其物质一部分，其大共唯在致知，其远旨唯在求真，初非有功利之心而后为学”，“是故字彼之真以道，则彼邦物质之学，亦明道之学”。同样是求“道”，“西人得其为学之术，故其学繁衍滋大浸积而益宏；吾人失其为学之术，故其学疾萎枯槁，浸衰以至于无”，此方法即归纳的方法。(101)换言之，如果把“科学”理解为一个整体，功利主义只是西学之用，其亦有“求真”的本体，且具备了由学到道的方法。“科学”概念的全貌至此得以呈现，它包含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质科学、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精神，三者分别对应中国文字中的“学”“术”“道”。如果物质科学是“小科学”，整体性“科学”便是一个完整的兼具形下与形上的哲学体系。 现代学者樊洪业说，《科学》杂志划出了“科学”传播的新时代，它突破了原来“科学”乃“分科之学”的局限，把一整个的“科学”摆在了国人的面前。“科学”一词自从1897年由康有为把日文汉字转变为中国文字之后走到任鸿隽这里，才算是得以“正名”。(102)这样一整个的“科学”涵盖了形上与形下，彻底颠覆了国人以形式区分“科学”的标准，它意味着从今以后“科学”便不再是零碎与支离，而是一个有系统、有价值的整体。它也因此有可能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揽子的方案。尤小立认为任鸿隽求“科学之本”，合乎中国求“道”的传统，求取“科学之本”也是一种得道的途径，全面输入西学的合法性即在“求真”之上得以确立。(103)王东杰认为任鸿隽宣称“科学”的本质不在“物质”，而在“方法”，根本还在“精神”，恰是建立在正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之上。(104)“科学”整体意识的出现成为日后全盘西化的理论基础，这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得以清晰体现。 科学社的做法显然是有的放矢，是为了表明“科学”概念具有超功利主义的本体价值。当有人论及“吾国士夫孜孜为利”，“有心世道者，方当以道德之心压胜之”，任鸿隽解释说物质主义有“功利上之物质主义”与“学问上之物质主义”之别，“科学以穷理，而晚近物质文明，则科学自然之结果，非科学最初之目的也。至物质发达过甚，使人沉湎于功利而忘道谊，其弊当自他方面救之不当因噎而废食也。若夫吾国今日，但见功利上之物质主义，而未见学问上之物质主义，其结果则功利上之物质主义，亦远哉遥遥而不可及”。(105)当国内保守与革新两大思想对抗时，有人怀疑“科学精神为危险不可近者”，任鸿隽亦言“科学精神，以言危险，诚危险矣。其为物也，具大力，能破坏，能使事前进不息”，“力为凶人所用，则危险及于善类；能为善人所用，则危险中有进步可言”。今日中国保守主义当阳日久，变动渐生，“苟不欲其一旦暴发多伤，则以科学精神之普及，为之小决使导，此其时矣”。科学精神作为革新之思想“始或甚缓，然固可为之助长以底于完盛之域”，从事科学研究，是“传输科学精神之唯一方法”。“所谓科学精神者无他，即凡事必加以试验，试之而善，则守之勿失；其审择所归，但以实效而不以俗情私意羼之，是也。”(106)由是，“科学”概念引申为政治上的非暴力、渐进的改良主义，在保守的平和主义和激烈的国家主义之外，为中国指出了第三条道路。 《科学》杂志自创办以来到1918年，对于“科学”的介绍呈现了一个从物质到方法再到精神逐层递进的过程，并含蓄地完成了从学术到政治的延伸，这当然不是社中成员的认知过程。据李醒民研究，当时留美学人受到皮尔逊的影响很大，皮尔逊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为知识和真理献身、为思想自由而奋斗、出自爱心迷醉科学和学术的精神情操和生活信条。(107)社中成员受这一思想感召，认为“科学教授，当以使学者能得科学精神为鹄。其进行之方，以图表之如下：科学事实→科学定律→科学方法→科学精神”。(108)科学方法与精神本是社中成员学识当中的自有之物，且渗透到各自专业的研习之中，浑然为一个整体。 这样一个学术整体在不同时期针对祖国的需要而呈现不同面目。民国初期是实业建国，共和危机之下提倡科学教育，欧战爆发后体现为科学救国，遭遇误解时强调科学方法与精神为国人启蒙。纵而观之，《科学》杂志渐入形上之维的介绍次第，并非他们有意为之，多少有些身不由己地卷入国内各种思想纷争之中。汪晖认为，民初前十年在欧战和共和危机重叠的语境之下，文化和伦理居于思想界的议论中心，(109)“科学”概念裹挟其中，不得不在形而上的层面有所回应，但流弊亦生。由于反复强调科学的方法与精神的启蒙作用，这一范畴渐从概念整体当中析出。它与学术研究虽为整体，却抽离为虚悬于知识本体之上的独立概念，原有的浑融状态被打破，重新回到中国传统的形上/形下的话语格局，滑向唯科学主义的边缘。科学社成员固然能坚守学术底线，启蒙话语不过是其整体“科学”的外在表达，但对于大多数缺乏基本科学素养的国人而言，循着“求道”的途径取其上显得更加地驾轻就熟。由于缺失学术研究作为思想的基底，中国人事实上很难真正体会乃至践行其超功利主义的信仰价值。 1918年秋，科学社从美国迁回后，认为当时国人的“科学”观念正朝着清晰、全面的方向发展，不像1915年前后那样混乱，有关“科学”的书籍与文章也大量出现，感到有必要重回科学研究的本位，(110)于是在杂志的“三四卷后，则渐渐登载国内科学家自己研究的结果”。(111)对于科学社的转身，罗家伦颇感惋惜。他在1919年表示《科学》似乎不如前两年精彩，所以盼望科学社多谈科学方法论，而少有过于专门的东西；因为科学方法论，实在是改中国人“面涂脑筋”为“科学脑筋”的利器。不但治科学的人应当知道，就是不治科学的人也应当看，而且容易看懂。(112)尤小立解释二者之间的差别，认为科学派的科学理想和对科学的认识时时都在消解着他们由于对“科学”启蒙的渴望而出现的科学主义式的宣传。同样是强调观念的更新，同样是启科学之蒙，与新文化派相比，科学派更为务实。在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建立现代科学体系的目标，使他们避免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化的可能。(113)但是，“科学”概念已无可挽回地渐趋形上之维，且在新文化运动中持续发酵。新文化运动鼓动起来的国学热潮，一开始就与科学主义联袂而至，(114)成为“科学方法”最早的实验场。“科学”概念在国故研究这一新的语境下，开始了另一段历程。 美国学者史书美指出，历史研究的中国语境从来就不曾独立于基本的全球等级体系而存在，(115)中国思想的能动多是以对抗西方武力及文化霸权为前提的。欧洲战争用血淋淋的事实提供了全球性的先进/落后的参照体系，将没有道德约束的生存法则赤裸裸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近代以来，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如何在强权的夹缝中求得生存，而这一问题意识在欧战语境下显得格外突出与急切。各种救国方案应运而生，且集中体现于“科学”一词的解读与运用，致使“科学”概念的内部充满歧义与竞争。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概念蕴涵的历史进化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以“科学”为标尺、以进化为目的，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注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背离传统、追慕西方的总体走向。但是，“科学”一词源自欧洲，经日本转译后，东西国家各有政治轨辙，使得由“科学”概念引申而来的变革路径多元并存。国人因理想不同，或因学识所囿，各循进路。《东方杂志》倾向于英美的社会协力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中有着明显的德国哲学的痕迹，留美学生的整体性“科学”几乎是美国的翻版。因此，“科学”概念虽为同名，却为异质，并延伸为政治思想上的同源殊途，甚至衍为冲突。 另一方面，“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是“科学”概念的又一内涵，它与进化主义一体两面，却与中国传统道德相颉颃，国人在追求进化的同时，又想方设法坚守道德底线。杜亚泉的社会协力主义、任鸿隽的保守与革新的相反相成二力说，(116)乃至李大钊、陈独秀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都是期待设计出一条不悖道德的强国之路，竞争与进化可以二者得兼。因此，充满争议的“科学”样态最终延伸到意识形态上，体现为传统道德与西方价值以不同方式的组合重构，反之亦造成“科学”概念的意义多元。《力与道理》的作者曾在文末提及中国，他认为挑起欧洲战争的责任固然在德国，而德国是因人口增殖，实业发达后不得已而为之。依此而论，中国亦“非全然倾于和平乎，惟其弱而已，使其发达亦如德，其能否平和若此，殊未可知”，(117)但是，中国人在欧战语境下表现出来对于竞争哲学在道德上的天然抵抗、在“力”与“理”之间的迎拒取舍都已清楚地表明，中国“不但决无侵掠并吞之事，且亦绝无复仇排外之心，其不至于为极端之国家主义也，固无疑义”。(118)而这一态度在“中国威胁论”泛滥的今天或可作为最有力的反驳。 注释： ①章锡琛译：《力与道理》，《东方杂志》第12卷第9号(1915)。 ②③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21、223页。 ④金观涛、刘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第10期。 ⑤目前在思想层面比较深入的研究有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专门讨论“科学救国”的研究成果有张剑：《从“科学救国”到“科学不能救国”——近代中国对科学的认知演进》，《史林》2010年第3期。将文化论战与科学技术相关联的有周可：《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江汉论坛》2010年第7期。 ⑥欧阳法孝：《欧战与中国》，《大中华》第2卷第2期(1916)。 ⑦欧阳仲涛：《过去一年之感想》，《大中华》第2卷第1期(1916)。 ⑧欧阳仲涛：《国人之一念》，《大中华》第2卷第3期(1916)。 ⑨希韦川：《战争与德意志科学之发展》，《东方杂志》第13卷第6号(1916)。 ⑩法孝：《科学之威力与实业之将来》，《大中华》第2卷第8期(1916)。 (11)张菘年译：《教育中科学之需要》，《科学》第3卷第6号(1917)。 (12)李寅恭：《论今日教育之趋势》，《太平洋》第1卷第5号(1917)。 (13)菘年译：《教育中科学之需要》，《科学》第3卷第6号(1917)。 (14)任鸿隽：《解惑》，任鸿隽著，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5)李寅恭：《李寅恭致陈独秀》，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71-172页。 (16)欧阳仲涛：《国人之一念》，《大中华》第2卷第3期(1916)。 (17)莫安仁：《论国家道德之储力》，《东方杂志》第12卷第4号(1915)。 (18)杨昌济：《教育与政治》，杨昌济著、王兴国编：《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19)陈焕章：《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1期。 (20)伧父：《精神救国论》，《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 (21)康有为：《物质救国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6页。 (22)《东方杂志》编辑部：《追悼杜亚泉先生》《东方杂志》第31卷第l号(1934)。 (23)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 (24)陈方竞：《多重对话：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 (25)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 (26)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 (27)刘叔雅：《欧洲之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 (28)张宝明：《“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意识形态转换的逻辑依据》，《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29)《德意志之国民性》，《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 (30)《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 (31)欧阳仲涛：《宗教救国论》，《大中华》第2卷第2期(1916)。 (32)白雪译：《余之文化促进观》，《东方杂志》第13卷第7号(1916)。 (33)章锡琛译：《辟战争哲学》，《东方杂志》第12卷第4号(1915)。 (34)杰茀生(C.E.Jefferson)、佩我：《欧战探源论》，《进步杂志》第7卷第6号(1915)。 (35)柏林大学格致科博士：《欧洲战祸之原因(未完)》，《东方杂志》第12卷第2号(1915)。 (36)章锡琛译：《力与道理》，《东方杂志》第12卷第9号(1915)。 (37)欧阳季瀛：《呜呼近世之文明》，《大中华》第2卷第1号(1916)。 (38)钱智修：《功利主义与学术》，《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7)。 (39)恽代英：《义务论》，《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1914)。 (40)伧父：《大战争之所感》，《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1914)。 (41)伧父：《社会协力主义》，《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 (42)伧父：《精神救国论(未完)》，《东方杂志》第10卷第1号(1913)。 (43)(44)伧父：《国家自卫论》，《东方杂志》第12卷第4号(1915)。 (45)章锡琛：《欧洲之思想战争》，《东方杂志》第12卷第2号(1915)。 (46)(47)伧父：《论思想战》，《东方杂志》第12卷第3号(1915)。 (48)伧父：《精神救国论续》，《东方杂志》第10卷第3号(1913)。 (49)伧父：《命运说》，《东方杂志》第12卷第7号(1915)。 (50)高劳：《爱与争》，《东方杂志》第13卷第5号(1916)。 (51)(54)伧父：《社会协力主义》，《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 (52)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53)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 (55)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全集》3，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4-46页。 (56)《陈独秀答程师葛》，《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7)。 (57)《陈独秀答褚葆衡》，《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 (58)陈独秀：《陈独秀答李平》，《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 (59)陈独秀：《对德外交》，《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 (60)张宝明：《“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意识形态转换的逻辑依据》，《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61)许先甲：《敬告同学》，《留美学生年报》1913年第2期。 (62)朱庭祺：《美国留学界》，《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第1期。 (63)卞寿孙：《教育为社会进化之本论》，《留美学生年报》1913年第2期。 (64)儒洛史，江苏朱进：《中国社会之研究》，《留美学生年报》1913年第2期。 (65)杨铨：《今日之宗教问题》，《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2期(1914)。 (66)朱进：《吾国政局之解决》，《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1期(1914)。 (67)《民国何急》，《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1期(1914)。 (68)朱进：《教育探赜》，《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2期(1914)。 (69)(71)蒋梦麟：《教育真谛》，《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3期(1914)。 (70)蒋梦麟：《与吾国学者某公论学书》，《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期(1915)。 (72)马勇：《蒋梦麟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4-35页。 (73)《欧洲战祸感言》，《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4期(1914)。 (74)任鸿隽：《美国人对于东西时局之态度》，《留美学生季报》年第1卷第4期(1914)。 (75)朱进：《欧战观言》，《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期(1915)。 (76)任鸿隽：《救亡论》，《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2期(1915)。 (77)陈炳基：《中国宜组织科学研究学会》，《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1期(1916)。 (78)《英伦通信》，《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2期(1915)。 (79)陈藩：《论吾国学者宜互相联结于中国科学社以促进国势》，《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2期(1916)。 (80)任鸿隽：《中国于世界之位置》，《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期(1915)。 (81)任鸿隽：《〈科学〉三十五年的回顾》，《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716页。 (82)(83)蓝兆乾：《科学救国论》，《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2期(1915)。 (84)蓝兆乾：《科学救国论二》，《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2期(1916)。 (85)任鸿隽：《建立学界论》，《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3-9页。 (86)任鸿隽：《建立学界再论》，《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0-13页。 (87)任鸿隽；《〈科学〉杂志发刊词》，《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4页。 (88)任鸿隽；《论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9-23页。 (89)任鸿隽：《〈科学〉三十五年的回顾》，《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718页。 (90)任鸿隽：《解惑》，《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39页。 (91)任鸿隽：《何为科学家》，《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79-186页。 (92)蔡元培：《复吴稚晖函》(1915年6月)，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50、248页。 (93)蔡元培：《复吴稚晖函》(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书信集》上，第248页。 (94)蔡元培：《复吴稚晖函》(1915年4月6日)《蔡元培书信集》上，第239页。 (95)任鸿隽：《〈科学〉三十五年的回顾》，《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718页。 (96)(100)任鸿隽：《何为科学家》，《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79-186、68-75页。 (97)(98)(99)任鸿隽：《科学与教育》，《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61、61、67页。 (101)任鸿隽：《论学》，《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85-86页。 (102)樊洪业：《编者前言》，《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x—xi页。 (103)尤小立：《现代中国科学派科学主义倾向的自我解构——以任鸿隽的科学理念为解读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04)王东杰：《以“明道”之眼观“求真”之学：“宋学”与任鸿隽对科学的认知》，《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05)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16-117页。 (106)任鸿隽：《科学与近世文明》，《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64-165页。 (107)李醒民主编，王士平等著：《科学巨星(9)》，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 (108)郑宗海：《科学教授改进商榷》，《科学》1918年第2期。 (109)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一战”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10)张剑：《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11)任鸿隽《〈科学〉三十五年的回顾》，《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718页。 (112)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 (113)尤小立：《现代中国科学派科学主义倾向的自我解构——以任鸿隽的科学理念为解读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14)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115)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116)任鸿隽：《科学与近世文明》，《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161页。 (117)章锡琛译：《力与道理》，《东方杂志》第12卷第9号(1915)。 (118)伧父：《社会协力主义》，《东方杂志》第12卷第1号(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