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立论基础、主题与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策略论文,理论论文,基础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也是卓越的外交家。邓小平外交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战线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邓小平外交理论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外交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对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立论基础、主题与策略等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立论基础
邓小平外交理论是建立在对时代主题、世界局势及其发展趋势深刻把握基础上的。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形象地表述为东西南北问题。他分析了世界各种关系，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则是对国际形势发展的总估量。正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估量国际形势，在国际交往中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利用和营造国际和平大环境，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立论基础。
1.东西南北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于分析国际形势的概念框架有三：毛泽东在50-60年代用的是“两大阵营”论，具体外交方针是“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毛泽东在70年代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我国属于第三世界，具体的外交方针就是依靠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第一世界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代里，还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一条线，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到8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的新变化，邓小平又提出了著名的“东西南北”论，作为分析国际形势的框架概念。
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东方和西方的关系是以和平反战为主题。在苏东剧变前，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的关系，也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进行角逐的问题。苏东剧变后，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国家利益的对立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消失。美国决定建立导弹防御系统是企图剥夺中俄等国的核威慑能力，造成军事力量对比失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东扩是冲着俄罗斯来的，通过北约东扩迫使“俄罗斯欧洲边缘化”，从而抑制俄再度成为超级大国，并防止社会主义复活。美国力图在东亚建立地区性导弹防御系统，想把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都拉进去拼凑一个“小北约”则是冲着中国来的。在美国看来，欧洲目前比较稳定，不可能出现威胁美国利益的冲突，而亚洲不稳定因素较大，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台海形势的变化，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了挑战。美国出于反共本性和霸权野心，必然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以实现其“西化”、“分化”的战略目标。近年来，美国战略东移倾向已日趋明显。布什上台后，美国将放弃“两场战争”的构想，只假想东亚地区发生争端，其战略意图昭然若揭。因此，和平反战的问题不容忽视。邓小平关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思世界政治新秩序的主张至今仍熠熠生辉。南边和北边的关系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差异上的。这种差异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长期统治的恶果。邓小平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发展”对于“和平”来说更为重要，是时代主题的核心，要和平是为了发展，不发展，和平就没有保证，南北问题解决不好，世界就不会安宁；二是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共谋发展。邓小平指出：“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1]因此，邓小平的基本构想是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共谋发展的全球视野构思世界经济新秩序。
“东西南北”论，把中国放在两种关系中定位，在东西关系中处在东的位置，在南北关系中处在南的位置，从而使中国的国际角色具有两重性。我们的外交工作就是要全方位地推动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世界的主题。
2.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论
在革命战争时期，反对战争和推动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个看法持续到70年代末。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洞察到世界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及时地调整和修改了对时代问题的传统看法。邓小平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一、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1]“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可以避免世界大战。”[1]为什么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一是因为和平反战力量的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就是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和人民，以及美苏两国人民也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二是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它们两家核武器最多，常规武器也最先进，都有摧毁对方的力量，核战争是没有胜负之分的，只能同归于尽，因而形成了恐怖平衡，谁也不敢贸然动手，从而被迫由对抗走向对话，谈判限制核武器。因此，邓小平说：“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1]90年代初，苏联解体，美国就没有了打世界大战的对手。三是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未来世界的竞争将主要取决于经济和科技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这一点争霸国家也不能不考虑到。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是我们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国际大好机遇，也是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
3.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安全
外交政策和行为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国家利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庄严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针对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现状，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1]“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决不能示弱。”[1]邓小平在阐述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时明确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这一立场清楚表明，中国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决地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不会拿国家的主权作交易。中国永远不会接受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为，也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服。
4.利用和营造国际和平环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对外政策的另一个目标就是要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1979年邓小平在《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1]，“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环境里才有可能”[1]。后来考虑到21世纪中叶的整个战略目标，邓小平进一步表示：“我们至少希望有70年的和平时间。”[1]“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1]当代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很大压力，但也提供了难得机遇。继续努力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同时积极而充分地利用有利条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我国外交要不断解决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二、邓小平外交理论的主题
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贯坚持的外交方针，也是邓小平外交理论的主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论有继承、有发展。
1.不对抗、不结盟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对待和处理一切国际问题、国际事务，必须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断，确立政策，不看别人脸色行事，不当大国或大国集团的附庸。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持不与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政治军事集团。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处理同任何国家的关系时都应当避免两个极端的政策，即对抗和结盟。对抗会失去朋友，结盟会失去独立性。最好的政策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它的精髓是：对任何国家都和平友好，但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国际交往中不搞政治游戏，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的牌。只有坚定地奉行这一政策，才不会受制于人，才能有效地阻止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不结盟会不会孤立？如果中国过于弱小，势必如此。然而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不会被人忽视的。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1]
2.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历来就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主张。邓小平1982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霸权主义是指某些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奉行践踏别国主权、侵害别国利益、破坏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政策和行为。在历史上，霸权主义一向是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引发国际战争的重要根源。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主要表现为两极争霸。冷战后的霸权主义主要表现为一极企图独霸世界。由于力量失衡，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毫不隐讳地宣称要当世界的领导者，肆无忌惮地实行“新干涉主义”，到处推行扩张战略，运用各种手段向别的国家施加压力，甚至发动侵略战争。霸权主义不仅仍然是当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而且也时常对我国主权和安全造成压力。因此要维护正义与和平，要维护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要促进“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发展与形成，我国要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国家根本利益决定了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邓小平说：“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1]中国人民深知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也决不愿再回到历史上那种受屈辱的地位。中华民族历来有热爱和平的传统，也有反抗侵略的骨气。中国的发展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进步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3.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初与印度尼赫鲁总理谈判时提出来的，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各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应用。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了过去一些大国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邓小平强调，不管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国际社会都应该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此为准则，处理国际关系。国家间既要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又要尊重别国的利益，不把本国的利益强加于他国之上，应该谋求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友好对话与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这样就可以实现和平共处。
邓小平在论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还特别强调“互不干涉内政”的重要性。他说：“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当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1]不干涉是双方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人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我们尊重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同时我们也要求对方尊重我们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选择。今天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尤为重要。在国门洞开的前提下，又不愿意看到全盘西化的后果，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就成为一条必不可少的自我保护措施。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尼克松时特别强调了不能让外国人指手划脚，他说：“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1]“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1]
4.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如何解决国际争端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邓小平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1]他针对我国面临的国际争端和世界上的一些争端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在解决中苏关系问题上，邓小平主张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账。中苏对立原因有二：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二是边界争端，特别是后者。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发表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谈话。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问题，邓小平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关于边界问题，邓小平当着戈尔巴乔夫算了一笔账，从沙俄占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苏联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不过邓小平申明，他的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求辩论，只想使苏方知道中国是怎样认识“过去”的，这对“开辟未来”大有好处，中国愿意结束过去，但不是要忘记过去的屈辱，只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说：“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1]如何开辟未来？邓小平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后中苏、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证明了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这一主张也是我国处理同其他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解决国际争端时，邓小平认为联合国应该发挥主体作用。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发展，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第三世界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力量在联合国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中国政府一贯支持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积极努力，坚持反对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甚至取代联合国主宰国际事务的行为。
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时，邓小平主张和平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他指出：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1]，通过谈判实现“一揽子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友谊”[1]，为最终解决争端营造气氛和条件。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如何解决？邓小平说：“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1]即不动武，也可以不谈判，把主权搁置起来，“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1]。这是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解决领土争端的可行办法，只有如此才能营造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
5.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础，也是实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足点。邓小平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1]，“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1]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要和平、要发展，不要军备竞赛、不要紧张局势、不要冲突、不要战争、不要流血，这是我们的共同呼声和奋斗目标。因此，在重大国际斗争中，我们始终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站在一起。当然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也有个站法问题，站得好对国家有利，站得不好反受其累。邓小平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1]历史上的英国当头称霸全球，结果把自己搞衰落了；苏联也当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与美国争霸，结果把“社会主义大家庭”搞分裂了，自己也消弱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三、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策略原则
邓小平一贯主张在整个对外工作中，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原则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压力，敢于斗争；在策略问题上要权衡利弊，利用矛盾，灵活务实，处变不惊，韬光养晦。邓小平的外交斗争艺术和独特的外交风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策略理论，推进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全方位开展。
1.世界大三角与多极化
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讲到世界大三角。1985年3月他对日本友人说：“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1]同年6月又对自己人说：“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1]实事求是地估计了我们的国力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实际上，冷战时期是两极争霸，“大三角”是不平衡的，但正确认识和利用大三角的态势，对于我们处理好大国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两害俱全取其轻的策略，联合一角，打击一角、以维护自己的安全，也可以在两角之间寻求平衡，和美、苏都来往，都友好，但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容许那两角联合起来对付我们这一角。50年代，我们联苏抗美，这是两大阵营对抗的历史大环境所决定的，70年代末，我们联美制苏，这是利用美苏两霸之间的矛盾，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对我国安全与主权构成的严重威胁。到80年代中期，中苏缓和的趋势日趋明朗，邓小平又及时地调整了对外政策，放弃了“一条线”战略，同美、苏都发展关系，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获得一个比较超脱的地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两极都有可能向“中间王国”求爱。但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避免被人利用，坚持独立自主，反对任何一极搞霸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苏联解体，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无定局”状态，但世界有定势，即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当今世界，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正利用它的超级实力企图独霸世界，必然遭到其它国家的反抗。面对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邓小平及时地调整了外交战略，在公开揭露和反对美国霸权行径的同时，加强同俄罗斯、日本、西欧及其他地区强国的独立外交，利用美俄之间和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坚决反对美国企图一极独霸世界的野心，从而促进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2.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总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妨碍了独立自主、和平、反霸外交方针的贯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际交往主张。1986年9月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1]1989年10月邓小平对尼克松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1]1990年3月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过去中美作对20多年，同整个西欧长期不合作，中苏之间出现20多年的对抗，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对方的原因，就自己方面来说，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给自己设置合作交流障碍。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所有国家开放。“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1]第三世界要交，发达国家也要交；北朝鲜要交，南朝鲜也要交；阿拉伯国家要交，以色列也要交。只要对中国有好处，就要结交。邓小平指出：“用这种思想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1]当然更需要有智慧，才能做到“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1]，“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1]。实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策略，绝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反，在内政方面，还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和西方打交道的同时，必须防范它们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实践证明，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其结果是朋友变少，动辄闹翻；“超越”以后则是广交朋友、主动灵活。“超越”理论是邓小平80年代全方位外交新思维的集中体现。
3.固本强基，韬光养晦
八九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接着苏联、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邓小平及时地告诫我们：“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搞好经济建设，固本强基。还在第四句话，“韬光养晦”，再加上“不要当头”，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十字方针。与当时主张扛旗的观点相反，邓小平指出：“不要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1]不搞意识形态争论，尊重苏东人民的选择。只要我们能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做到稳定和改革并重，便可以应付一切，悲观是没道理的。邓小平说：“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韬光养晦”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其要领就是：收敛锋芒，隐藏大志，保存自己，徐图大计。实行“韬光养晦”的策略，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形势（西强东弱，北强南弱，敌强我弱）决定的，不仅是应付苏东剧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外交政策，也是今后处理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原则。邓小平的二十字方针是实事求是的，是高瞻远瞩的，它既反了“左”也反了右，从而保证了我国在国际大风浪中经受住了考验。
在邓小平外交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外交战线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睦邻友好周边关系的建立，和平共处大国关系的建立，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关系的加强。三种国际关系的建立与加强，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发展经济开拓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和资金、技术市场，为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赢得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也为遏制“台独”势力创造了必要的国际条件。实践证明邓小平外交理论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是我国外交斗争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外交战线的节节胜利，我国必将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举足轻重的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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