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人格魅力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人格魅力论文,谭嗣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谭嗣同，晚清思想界的一颗流星，以其璀璨夺目的人格光辉照亮了中国中世纪的漫漫黑夜。作为近代“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他的牺牲如同闪电一样撕裂了沉沉压顶的乌云，在撼人心魄的雷鸣声中奏响了近代国人人格新生运动的序曲，也为现代人及未来人的人格雕琢留下一个永恒的启迪。
一 沉沦中的人格超拔
人格是人之为人的社会特质，是个体做人的尊严、价值、性格、品质、境界等等特征的总和。任何人的人格都不是超历史、超阶级、超社会、抽象化了的绝对存在，一个人的人格取向不可避免地受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受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生产方式的制约。个人人格的背后是广阔而又深沉的历史帷幕。
中国文化根植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经济模式与“家国同构”、“忠孝相通”的伦理范式都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西周宗法制度虽形式已废，可其精神犹存。家族政治化与国家家族化的双向互动结构使政治、经济、教育等社会制度的外在控制与三纲五常的内在伦理制约紧密结合，修身即可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孝两全的殊荣感使人们津津乐道崇古、唯上、忠君、重道等思想观念，心悦诚服地维护既定的价值系统。价值世界的稳定与统一强化了中国文化的融摄力与生命力，历史上“外夷”的一次次入侵都无可奈何地以自身文化被同化的结局而告终。但是，文化至尊的优越意识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陶冶着国人的人格。夜郎自大的价值取向与统治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训诫教化相契合，共振性的心理放大使国人尤其缺乏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认知系统。他们对传统社会的种种流弊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泱泱大国的迷梦酣畅而又长久。其中虽然有屈原那样以死来超脱安邦定国的政治理想与污浊社会现实的激烈冲突，以求洁身自好的忧国忧民者；也有嵇康、阮籍那样痛恨现实而又无力变更现实，只好把完美的人生理想与强烈的参与意识寄托于“抱琴半醉，酣歌高眠”的佯癫佯狂者；还有李贽那样以“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理论勇气，挣脱精神枷锁，寻求人性张扬和人性解放，充当反抗封建礼教斗士的离经叛道者。但在两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这样的警醒者仅可谓寥若星辰。在举国上下酣梦依旧的整体氛围下，他们的奋争与努力犹如一丝微风掠过潭湖水，小小涟漪稍闪即逝。
虚骄与懵懂的国人睡眼惺忪地步入了近代社会。自认为富强康盛的泱泱大国转瞬间变成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这一历史狂流猛烈地冲击着爱国者的心灵与情感。魏源“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龚自珍呼唤风雷，渴望“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那样人才的出现；郑观应力主“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王韬为“自握其权利，自濬其利薮”， 倡导“民办”工业，反对“官办”垄断。他们虽然没有跳出“变器不变道”的理论樊篱，但毕竟重新估价了自己的价值，勇敢地正视了政治窳败、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他们胸怀挽狂澜于既倒之大志，奔走呼号，殚思竭力。但是，渐渐泯去铁血气节的国人“不闻余言，但闻鼾声”（龚自珍语），在鸦片战争的炮声稍稍沉寂之后又昏昏睡去。
甲午海战，“天朝大国”败给日本一蕞尔小国，惊醒了国人四千年之大梦。思想敏锐的谭嗣同历经“馈而忘食、寝而累兴、绕屋彷徨”的心理苦痛，对自己的生活理路进行了通盘的反省：“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士。不敢专已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1〕谭嗣同没有满足于自我反省与检讨， 他超越个人人格的自我营构，把批判的视角投向了沉眠不醒的国人心理世界。他沉痛地揭橥：一般民众虽火燃眉睫、存亡在呼吸，却如同沃水于釜，鱼游其中，不知烈火燔其下：这是一代封建臣民人格的冷漠与蒙昧；士大夫者流虽有感于时事，但主战者不问所以战，主和者不察所以和，敌兵一旦不至，就认为可以长治久安，高枕无忧：这是封建官僚阶级人格的麻木与沉沦；至于世俗腐儒，更是贻误非浅，他们在仁义道德的名义下，无视人人皆应有的物欲，使得一般民众丧失了生存的根基，不得不铤而走险，群起反叛，而同类操戈必授人以可乘之机，既不能抵御外侮，也无法医治痼疾：这是传统儒生知识分子人格的卑微与空疏。在谭嗣同看来，自古及今，任何国家的死亡都是先自亡而后外敌因之，中国的危机不在进窥边陲的西方列强，而在沉睡不醒的中国国民自身。在举国鼾睡之际，谭嗣同以伤心刺耳之谈，鍼膏肓而起废疾：“斯时也，则任外人之戎马蹴踏我，任外人之兵刃脔割我，谁为我父母护翼我？谁为我长上捍卫我？”〔2〕自己的命运只能靠自己来把握。谭嗣同忧心如焚， 大声疾呼：“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吾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目不远矣”〔3〕。 自尊是谭嗣同启动国人人格的阿基米德点，他以此为圭臬，对遮蔽人格光辉的一切束缚力加挞伐，誓死冲破虚空而无极的重重网罗。
纯粹的理论悬设不等于问题的现实解决，谭嗣同的思想一经初步形成就投诸忘我的实际行动。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在湖南的长沙、浏阳、衡州、湘乡、常德、岳州、郴州、宁乡、巴陵、善化、武冈、沅州等地广办学会、学堂、书局、报纸。“以守旧闻天下”的湖南世风为之大变，深闭固拒、顽梗之谬俗得以破除，风气之开为各行省冠。百日维新开始后，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进入朝廷，在后党占据上风的情况下，甘冒极大风险，游说袁世凯发动兵变，谋划救国大计。政变爆发后，他拒绝出走，昂然宣布：“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4〕， 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狱中仍泰然自若，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慷慨激昂，从容就义。“大仁至极大勇生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浓烈的社会变革意识超拔出大无畏的人格情操。谭嗣同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他是时代的先觉者，站在时代浪潮的峰巅独领新潮的豪迈与悲壮，更在于他在困境中勇于开拓，为唤醒民众做出了不惜牺牲生命的尝试与努力。
二 夹缝中的人格裂变
人是多维的存在：心理的，行为的；物质的，精神的；自然的，社会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人格理论探究的最高目标，也是个人人格践履的最佳境界。人格是由知、情、意三要素组成，完整的人格是知识力量、情感力量（道德力量）、意志力量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有机系统。但在历史上，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同时期人格诸要素的组合建构会有所差异，因而会出现不同类型的人格模式。谭嗣同对理想的人格模式进行了精心的构思：“谈者至不一矣。约而言之，凡三端：曰‘学’，曰‘政’，曰‘教’。学不一，精格致乃为实际；政不一，兴民权乃为实际；至于教则最难言，中外各有所囿，莫能折衷，殆非佛能统一之矣。言进学之次第，则以格致为下学之始基，次及政务，次始可窥见教务之精微。”〔5〕这是“学”、“政”、 “教”相统一的总体人格。
“学”是谭嗣同理想人格系统的基础要素，标志着传统“道德型人格”向近代“知识型人格”的转化。在传统文化中，显居要位的儒家思想主张“去人伦，无君子”，认为人以其天赋的“仁”、“义”、“礼”、“智”四端之心殊异于万物，优异于万物，视天理良知为“圣人”人格的主导；墨家的“义侠”人格虽然反对儒家的等差之爱，但仍固囿于义利之辨，未能超越道德人格的理论视域；道家的“真人”苦苦追寻“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仁弃义”的神仙世界，佛家的“佛陀”孜孜求索“常”、“乐”、“我”、“净”的涅槃佛果，同样忽略了人类知识理性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于是传统人格仅只得到偏重和畸型的发展，最终形成片面的道德型人格。谭嗣同把掌握“格致之学”看作是精通天文、地理、生理、思维等学科的先在前提，把科学纳入了人格系统，并以之充当近代人格重建的最重要因素，这可以说是与传统人格迥然不同的全新的观念。
“政”是谭嗣同理想人格系统的又一重要要素，标志着传统“依附型人格”向近代“独立型人格”的过渡。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其特色在于把家族关系中的长幼之序普化为一般伦理法则，形成社会伦理的尊卑等级之别，更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秩序。在这种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下，每个人首先考虑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的源于等差之爱的责任和义务，人格主体因个人权利的薄弱而无法挺立。谭嗣同有见于此，并从发生学的角度追溯其本根。在他看来，生民之初，本来无所谓君与臣，后来社会治理之需使君臣应运而生，故“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民办事者也。”〔6〕但后世君主却把这种关系全然扭曲颠倒。本来君主非有两头四目，智力亦非超人，却“赖乎三纲五伦字样”，“制人之身”，“兼制人心”。（同上）这就是说，三纲五常是君主将人非人化的工具，君主是人格化的三纲五常，“君主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相制为当然矣。”为此，谭嗣同主张用朋友一伦改造三纲，朋友一伦为何？“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权而已矣”。若人人有自主权，那么于君臣一伦，可以导致上下通而民权兴；于父子一伦，可以导致家族内部的平等关系；于夫妇一伦，则可认定男女同为天地菁英，同有无量盛德。谭嗣同以中国传统“民本”论与近代西方“自由”、“平等”观为武器，捍卫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人不再是纲常名教的附庸，而是权利的主宰。
“教”是谭嗣同理想人格系统的一个必要要素，标志着谭嗣同人格理论体系的完成。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走了一条由器而道的渐进之路：从鸦片战争，中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国人从器物上学习西洋文明；从甲午战争，中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国人从制度上学习西洋文明；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国人进行东西文明的全面比较，从文化心理上学习西洋文明。与此相应，近代人格理论系统的建构也经历了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渐次融入的过程。时逢制度层面的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国门的谭嗣同，没有人云亦云地醉心于单纯的旧制度的革新与新制度的建立，而是独辟蹊径，在强调“学”是“政”与“教”的基础的同时，又说：“教不行而政敝，政敝而学亡，故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其政术、学术，亦或其为杀人之具。”（同上）谭嗣同所说的“教”不是狭隘地意指宗教，而是泛指包括中国传统“民本”观及西方自由、平等观在内的精神文化。这样，谭嗣同将文化心理层面的“教”置于人格价值序列的至高点；他一方面强调价值理性（“教”）要以知识理性（“学”）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用价值理性重新规整与扶持极易蜕变为杀人之具的“学”与“政”。谭嗣同为我们精心营造了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人格结构。对此，梁启超于1923年才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书中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谭嗣同建构的“学”、“政”、“教”相统一的人格理论体系较早地注重了国人“旧心理”的改造，这是近代中国“全人格”重建运动的先声。
“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这是社会转型期的普遍现象。谭嗣同的一生都无法挣脱极为尴尬的人格二难境地：他痛斥“凿空说经、无当生人之用”的八股文，而又不得不悉心加以揣摩；他鄙薄达官显贵，而又迫于父命出任南京后补知府；他指斥孔教为人间地狱，却又慨叹孔教未能遍治地球；他宣称二千年来，君臣一伦，最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却又号召国民剪除国贼，保全“圣上”。谭嗣同反叛传统却又无力摆脱传统的羁绊，他自己并不讳言叛异传统又回归传统的二重人格心理冲突，在发出冲决网罗的呐喊后又说：“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 ”（同上）儒家绝对理念本身是至真至善的，本无网罗可言，故人们才有可能冲决网罗。谭嗣同对传统的离异恰恰是站在认同传统的基础上。
人格践履有着人格理论锻造所无法包容的鲜明个性。谭嗣同在传统面前的踯躅与彷徨离不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他生于具有书香遗风的官宦之家，五岁受书，十五学诗，二十学文。他的老师毕莼斋、韩荪农、欧阳中鹄、刘人熙都是儒学经脉的秉持者。谭嗣同虽喜“为驰骋不羁之文，讲霸王经世之学”，可仍不过是传统文化内部的小小转向。耳濡目染中，传统早已化作潜意识隐藏在心灵深处，体现在举手投足间。
在传统文化母胎中孕育而出的谭嗣同，对传统文化有一种似本能的体认。耐人寻味的是，传统同时又赋予他一种似本能的反抗，他执着地去挣断那无形的脐带。谭嗣同自幼丧母，不得父欢，又受尽父妾的虐待，“遍遭纲伦之厄”，忍受着非常人所能承纳的苦痛。“五日三丧，唯亲与故，岁以凋谢，营营四方，幽忧自轸。”〔7〕祸不单行的超常体验使他操心危，虑患深，直悟到变革传统的必要性与迫切性。1884年，他开始了十载漫游的历程，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结交豪杰，视察风土。长期的奔波使他对广大民众血泪交流的悲惨命运有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体会。“少小思年长，年增但益悲。”〔8〕与日俱增的愁懑与悲凉充分展示了他丰富而又深刻的人生内涵：他的心灵是清明而又敏锐的，故可体察瓜分豆剖、蚕食鲸吞之危难时局；他的情感是炽热而又持久的，故能与广大民众心心相印；他的意志是刚直而又坚韧的，故能不畏艰险，勇于挑起时代的重任。
个人的人格形象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模塑，人格冲突是社会冲突及文化冲突的伦理及心理折射。谭嗣同的人格悖论是东西文化冲突的个体代表。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从明清之际开始在下坡路上急急滑行，“康乾盛世”的短暂辉煌无法阻挡历史的脚步，传统文化赖以绵延不绝的整合力病态地向对立面转化。人们未曾细细品味固步自封掩盖下的自我内部嬗变的苦痛，就毫无准备地迎来了战火弥漫下的西方文明。“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9〕西方列强的隆隆战鼓强烈地震撼着明哲之士的敏感心灵，谭嗣同洞穿了旧学的壁垒，也开始了对西学的探寻。但他了解西学的主要渠道是阅读傅兰雅、李佳白、李提摩太等外国传教士译著中所夹杂的零星的自然科学知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他主张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学当通《新约》、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这种古今中外、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与其说是体现了哲学的圆融智慧，不如说是反映了文化迷失与意义失落中的一种茫然四顾、急不暇择的心态，尤其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疏离感与陌生感。近代的先知们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对抗西方列强海盗式的侵略与掠夺，维护民族的独立与自尊；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担负起介绍、消化、融纳西方文明的重任，借助西方文化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以求传统文化的新生。以敌人为师的沉重使命逼迫他们在夹缝中寻求一条艰难曲折之路。谭嗣同就是其中的一位率先垂范者，他那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仁学哲学就是在文化夹缝中偷生的畸形儿，其形态虽然粗陋破敝，但也充分体现了文化主体的顽强生命力与意志力。
三 危亡中的人格形上价值追求
谭嗣同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大同理想是他个人生命的终极关怀。在理想的大同世界里，没有国家，没有战争，没有权谋，没有猜忌，人人享受自由。谭嗣同把消除一切差别的绝对平等当作价值世界的基石，从整个人类生存的意义出发，不惟发愿救本国，而且把包括西方列强在内的一切“含生之类”都看作是自己的普渡对象。他以此为标尺，剪裁自身的价值：“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10〕在人类整体价值的规范下，他独辟个人人格的实现途径：“或为救全世界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种之人而流血焉；或为救一国之人而流血焉；乃至或为救一人而流血焉。其大小之界，至不同也。然自仁者视之，无不同也。”〔11〕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为光绪帝一人流血，即可以无慊于全世界。谭嗣同用满腔的热血抒发了世界主义的浪漫情怀。
谭嗣同在理想与幻想的交织中去应对现实：一方面，他积极投入维新实践，努力用西学“开民智”；另一方面，他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重构国人心理世界。他把人心分为“心力”与“机心”。“机心”是一切劫难的根源。“西人以外在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以内在之机械，制造劫运。”〔12〕崇尚“机心”的社会风尚一旦形成，就会有一批人专以攻击为事，谈人之恶则大乐，闻人之善则大怒，把谩骂看作是高风亮节。时间一久，好恶、是非的标准已不复存在。崇尚“机心”的人如同釜中虾蟹，嚣然内哄，火燃烧得越旺，水越热，内斗得越激烈，大劫大难也就为期不远了。中国人和西人相比，委靡、猥鄙、粗俗、野悍，要么瘠而黄，要么肥而弛，要么萎而伛偻。“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同上）这种结局固然与中国人生活愁困劳苦紧密相关，搬弄“机心”更是直接的原因。“机心”其根“皆由于疑忌”。“缘劫运既由心造”，“无术以救之，亦惟以心解之”。（同上）谭嗣同抨击“机心”是为了消除国民的猜疑心理，使人们从“窝里斗”中幡然悔改，把用于内耗的精力聚集起来，团结一致，抵御外侮。解心之心是“心力”之心，佛一名“大无畏”，即不畏死，不畏恶名，不畏不活，不畏恶道，乃至不畏大众威德。谭嗣同将孔子的“仁”、佛家的“慈悲”、墨子的“兼爱”并列，构建一个能将三者涵盖并予以沟通的圆融体，即“慈悲心”。这是他为涤荡廓清19世纪狂飚风沙而给国人注入的一针强心剂。抵御外敌，不仅需要国人齐心协力，更需要的是超越一己私利的决心和勇气！
政治恐慌与学问饥慌的双重时代危机使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畸形放大。传统人格形象在这架病态的历史透镜面前尤显得不合时宜。以“克己”为基础，以“温”、“良”、“恭”、“俭”、“让”为其本质规定的儒家“谦谦君子”。面对西方“强盗人”的血盆大口尤显得孱弱而无力。自立、自主、自强的理想人格的重塑是近代仁人理论与实践的聚焦点。谭嗣同用“慈悲心”来强化国人的自尊心，其用心可谓良苦。但是，西方文化与侵略者同出一辙，自尊极度受损后的心理恐惧使他不惜寻求一切可能的形式去维护自己及民族的尊严。谭嗣同将格致之学及耶教的平等观硬生生地楔入佛教，改造佛家的“慈悲心”，这是一种文化自尊的心理满足。“批判的武器”无法取代“武器的批判”，他以这种精神自足的形式去迎战现实的种种压力与桎梏，其流血牺牲在所难免。
儒、释、道互补的传统文化结构凝缩到知识分子群体身上表现为二元的人格结构。他们一方面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积极投入变革社会的实践；另一方面，一旦无法超越现实政治与习俗的羁绊，便急急转身向后，要么退隐田园，要么皈依佛门，寻求自身心灵的安顿，寻找个人精神的寄托，倒向自甘淡薄、与世无争、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避世主义、逃世主义及出世主义。谭嗣同用佛家理想寻回了自我，但没有为此而改变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他虽笃信华教，但不是为了独辟心灵宁静与愉悦的港湾，而是以“慈悲心”来激励国民警醒自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明知救世理想无法实现，却没有走上以山水田园补偿心灵匮乏与空疏的老路。“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他的佛教哲学是用淋漓的鲜血灌注而成的硬挺挺的力行哲学。他以“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13〕的广阔胸襟去拥抱世界，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学古义注入了历史新内涵。“呜呼！其无使死者从生也！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魂当为厉，以助杀贼。”〔14〕以死来超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亡国亡种之时代逼拶出的唯一人格价值取向。谭嗣同的生命乐章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的人格悲剧是时代精神的样品。
四 血雨腥风中的人格淬砺
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困扰使谭嗣同在人格画卷上涂上了色彩黯淡的一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二元分裂倾向，意志力量的凝结又凸显了其人格的光辉。人格意志是指在人格认知的基础上，控制喜、怒、哀、乐等情感，超越内心障碍及克服外部环境滞碍的坚韧意志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志自主是人格自主的集中体现。人格理想可以高远或者虚幻，而人格的现实操作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内在的人格会因外在行为的提升而提升。谭嗣同的人格魅力在于他保持内在人格意志力量与外在行为的一种高度一致性。“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15〕不在屈辱中苟且偷生，而是在滴血的屠刀下奋然前行，是他走出心灵幽谷，奔向光明的不灭的价值信念。《仁学》一书“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以肆无忌惮、惹是生非的文字向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血洒十字街头，更是对他“一小众生不得度，誓不成佛”的人格意志的一种悲壮印证。其中虽不乏有“戴山知重、感激涕零”的君恩感召，更主要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的英雄主义进取和奉献。
谭嗣同在时代的纷扰中做“盗火取种”的营生，他的死可谓一意孤行。“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16〕唤醒国民的心愿没有付诸东流。“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吴玉章语）。邹容悬其遗像于座侧，题下“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一诗以示激励。震惊四野的《苏报》案中，事前早已闻讯的章炳麟不肯出逃，面对来到门口的巡捕和警察，自报家名，迎上前去。邹容得知章炳麟入狱，自动投案，以求患难与共。忧时感事的陈天华激愤难遣，毅然蹈海，以求八千留日学生能卧薪尝胆，刻苦求学，振兴祖国。黄兴向世人宣言：“丈夫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为国杀贼而死”。唐才常临难前高唱：“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秋瑾满怀“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忧思从容赴死。历史的轮回并非纯属巧合，人格信仰与实践的高度合一使谭嗣同成为近代志士仁人中的杰出之士。三十四个春秋可谓短暂，可那泓生命之泉在血雨腥风的涤荡下越显清澈，并终于融汇成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惊涛骇浪。正如一代大儒熊十力所赞：“戊戌政变，首流血以激励天下之动者，谭复生嗣同。……尝与友人林宰平、梁漱溟言，自清季以来真人物，唯复生一人足当之而已。”据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谭氏满载时代悲怆的人格力量，也许比他冲决网罗的理论呐喊与圆融中西的仁学哲学体系本身，更具有说服力和直接现实性。
注释：
〔1〕谭嗣同：《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
〔3〕谭嗣同：《报章文辑·论全体学》
〔4〕梁启超：《谭嗣同传》
〔5〕、〔6〕、〔12〕、〔13〕谭嗣同：《仁学》
〔7〕谭嗣同：《莽苍苍斋诗卷第二，湘痕词八篇并叙》
〔8〕谭嗣同：《莽苍苍斋诗补遗》
〔9〕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餐丛脞书卷一·与唐绂丞书》
〔10〕谭嗣同：《书简·上欧阳中鹄》
〔11〕梁启超：《仁学序》
〔14〕谭嗣同：《致康有为》
〔16〕谭嗣同：《致梁启超》
以上皆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2〕、〔15〕《谭嗣同全集》第168页、303页。三联书店195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