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发展重在经济质态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加速发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速经济发展，尽可能迅速摆脱经济落后被动的局面。这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进行改革的基本动因和目的，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因此，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多次强调必须加快发展速度。但人们对此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这个历史命题的把握也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就表明，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更加准确地理解加快经济发展这一历史性命题。
一、加速经济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要求
发展包括多方面的含义，但是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发展命题的核心。这首先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决定。可以说，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之所以存在种种矛盾，最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发展水平不高。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在人均GNP水平上，进入90年代，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NP为35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NP为2220美元（其中的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为153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NP341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人均GNP为19590美元（其中发达国家，OECD国家为20170美元）。同期，我国人均GNP为360美元，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50美元），距发达国家水平（20170美元）相距甚远。
中国作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若以人均GNP水平作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与发达国家距离不能以落后十几年、几十年而论，而是要以世纪论。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差距，中国经济不加速发展行吗？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自1980年到21世纪中期赶上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际上是以承认我国发展水平较最为发达国家落后百年为前提的，并在此前提下提出加速赶超的目标。
如果从产业结构上看面临的赶超任务则更为艰巨。在工业化未完成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关键取决于农业在效率和产出提高的前提下，其相对比重下降的程度；或者说，非农产业在农业效率提高基础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相对比重的扩张程度。这是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质的标志。以此为标志，现阶段，在三大产业就业结构上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57%左右，而发达国家则在6%以下，我国比发达国家高出50个百分点；在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上，我国现阶段农产值比重为20%略强，而发达国家则在3%左右，我们与之相差有17个百分点。我国目前的这种产业结构状况，大致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差距也近百年。这就又从经济质态上提出了加速发展的历史要求，而且应该看到，缩短经济质态差距是相当艰巨的。如果说数量上的差距在短期内还可能见到改善的成效，那么，结构上的差距则在短期里难以见到显著缩小的成效，因为结构差距缩小反映的是整个经济质态的变化，需要长期增长的积累。
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要求必须加速经济发展，这一点在改革开放18年之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变得愈加强烈和迫切。
二、加速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结构的转变，并不在于简单的数量扩张
如果把完成现代工业化作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目标，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以现代工业、制造业替代和改造传统农业，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切实使我国经济实现现代工业化。这一进程，与其说是数量增长的过程，不如说在本质上是经济结构发生根本转换的过程。
以结构转换为本质内容的经济发展，其进展过程当然离不开经济增长，发展是在经济数量不断扩张过程中实现的。但增长不等于发展。因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数量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指标，工农业产值指标增长了，但同时国民经济结构却没有随数量指标的增长而有所改变。比如我国自1952年至1978年，国民经济总量逐年扩张，增长率也在10%以上，但结构变化不大，（农业就业比重仅由82%降为70%，不到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不仅未上升却反而有所下降）。因而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并未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无明显改善。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的某些时期也曾出现过。实现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并不很困难，因为经济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数量放大，不要求技术进步，只要求增大投入，在短期内即可见效，年度之间便可显示出效果。但要实现结构转换意义上的发展就不容易了，因为它要求各部门的增长，扩张以不同比例、不同速度进行，因而不仅要求增大投入，尤其要求技术进步，要求不同产业间技术进步率不同的技术创新。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加速经济发展，最根本的不在于加速数量扩张，尤其不在于强调扩张数量指标的高速度。加速数量增长若不是在结构升级的前提之下，就不符合发展的本质规定，不仅推动不了经济有效发展，反而会从根本上损害发展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数量增长，必须是在产业结构效益、技术进步率不断提高过程中的增长。所以，作为与发达国家结构质态相比落后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所面临的加速经济发展命题，关键在于加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结构转换，即经济质态水平的提高，切实缩小在发展质态、发展阶段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数量指标上的，如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的差距，说到底是结构质态差距的数量体现。
应该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具有加速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也具有实现的历史可能。
一方面，从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纵向地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比，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规定的发展阶段大体与主要发达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似，尽管与不同国家相比较，与其最为接近的历史年代并不相同，这是由于各国工业化的历程在时间上有先有后，但在经济历史内容上，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进程相比，都是一致的，即均与其工业化加速时期的结构最为接近。横向地与当代世界经济相比，就三大产业产值结构而言，我国现阶段三大产业产值比重分别是18%、49%、33%，这一结构与当代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较接近，当代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为：17%、36%、50%。其中由于体制的、历史的原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我国差别较大（50%∶33%），但在反映工业化进展水平上的第一产业比重极为接近（17%∶18%）；就三大产业就业结构而言，我国现阶段大约为57%、22%、21%左右，当代下中等收入国家大致为54%、17%、29%左右。下中等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再到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恰恰也是工业化进展最为迅速的发展时期。因此，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比，还是与当代世界经济各类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现阶段成长阶段均为工业化加速期。从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结构变化迅速，无论是日本、德国，还是英国、法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结构变化率最高，即产业结构变化速度（结构变化值）最快的时期，均是工业化加速期。也就是说，处于工业化加速期的我国，实现高速发展，即高速的结构转化是有经济史在内的根据的，发达国家历史上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均是以高速结构变化为基础的。从我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改革前我国经济数量增长速度也十分快，但发展意义并不突出，以最体现发展难度的就业结构为例，自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里，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不到13个百分点，结构变化值仅为25.6；而1978年至1994年仅仅16年，我国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比重便从70.7%降为57%左右，下降13个百分点以上，结构变化值达到25以上，对我国来说，最具有发展价值的，并不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数量的扩张，而在于结构的迅速演变。
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工业化加速时期能够加速结构转换以加速发展的重要可能还在于，能够享受“后发展利益”，即通过对外开放，更迅速、更有效地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适用技术，从而降低发展成本，缩小发展差距。战后的日本，以及70年代以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奇迹的发生，重要的一点便是充分在技术上享受“后发展利益”，技术的引进能够极大地缩短结构转换的历史时间，从而支持加速发展。这一点不仅反复为各国发展实践所证明，而且也为我国发展实践所证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产业如电子、汽车等充分享受“后发展利益”，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达到了国际80年代先进技术水平，有些产品甚至达到了90年代的先进水平。
三、加速经济结构转换要符合经济增长的历史逻辑
工业化加速时期的发展体现为结构的急剧变化，但这种变化不是无序的，是有内在规律的。体现经济质态进展的结构转换，只能在一定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条件的规定之内，尤其是在经济成长的历史逻辑规定之内才能实现，任何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构升级，比如工业化时代追求后工业化时代的结构特征，脱离农业基础片面追求工业化率等，均是不现实的，因而也是无效的，最终必然被经济成长的客观规律强行纠正。历史上，我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已十分高昂了。比如我国重工业比重在1980年以前，有两个最高年份，一是1960年，一是1978年，但这不仅不表明我国工业化的深入，恰恰相反说明我们的结构转换脱离了经济发展可能，是“虚高度”，因为正是在这两个时期，我国经济最困难，也正是从这两个年份开始，进行了两次重大结构调整，不得不将重工业比例降下来。
这就是说经济结构的转换，基本指导思想和要求之一，便是不但要推动发展，还要切实符合国情，符合历史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效益。因此，我们在加速结构转换的进程中，一方面不能忽略我国现阶段农业基础的薄弱，不顾农业的约束，不以提高甚至以削弱农业基础产业效率为条件，片面提高工业化速度；另一方面，不能无视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即工业化尚未完成但已进入冲刺阶段）的历史事实，在总体上不以工业、制造业扩张为实现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寄希望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必须认识到，工业化加速期的经济，无论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无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产业的产值水平，还是对劳动力的吸纳，对技术创新的推动，对其它产业的带动，以及要素效率，工业制造业均居首位。这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并仍在证明的规律。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严格地说是工业化成熟之后的经济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第三产业落后，需要大力发展，但发展第三产业主要目的和作用是以此来完善市场发育，因为市场机制的构造实际上在部门构成上是第三产业的培育，如金融、商业、通信、交通等部门，它们既作为第三产业，同时又是支持市场机制存在的产业基础。工业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国家指望依靠第三产业发展来直接实现经济增长，指望超越工业化阶段来实现经济发展，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
四、必须从结构转换意义上理解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如上所述，作为一个长期过程，一国经济发展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进展，本质上是经济结构转换过程。无论是把结构变化视为经济增长水平（以人均GNP为标志）的函数，还是把经济增长水平视为结构变化的函数，经济史的经验都证明结构转变对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这种关键性意义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为此，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地把在2000年实现人均GNP翻两番，在2010年实现GNP比2000年再翻一番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这也正是邓小平“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一步。
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当代实现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从结构演进上便是实现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下降20个百分点，就业比重下降30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产值、就业比重上升15—20个百分点，第二次产业产值比重稳定上升，就业比重上升15个百分点的历史过程。
如果我们把中国自1980年起至2010年的30年视为从低收入发展至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那么1995年恰是这一进程的一半。1995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从总量上也就大体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到2010年则要实现从下中等收入水平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若从结构进展上分析这一发展目标，则前15年（1980—1995年）不仅总量目标基本实现，结构转换进程也大体一致；后15年（1995—2010年）不仅需注重总量目标的实现，而且更需强调结构转换，真正的困难也在于此。
就结构转换而言，重要的进展是第一次与第三次产业间关系的变化。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前期，在就业结构上，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由近70%降为56%左右，下降近14个百分点，以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发展过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30个百分点为国际一般历史标准，中国用近15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进程的一半；第三次产业15年间就业比重上升近9个百分点，这一结构进程与世界一般进程相符，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上升15—20个百分点，中国在15年里已上升9个百分点，再用15年，按照世界一般趋势实现这一结构转换指标应是完全可能、而且必须超越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3）。
在产值结构的转换上，从80年代初至今，中国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由30%左右下降20%略强，按世界一般进程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这一比重应下降20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基本实现一半，已下降了10个百分点，再用15年再下降10个百分点应是可能的，第三次产业产值比重由80年代初20%左右上升为30%左右，上升10个百分点，这与世界一般趋势基本一致，在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各国一般第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上升15—20个百分点（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3）。
如果说自1995年至2010年是中国由下中等收入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的阶段，那么除在总量上2010年实现GNP比2000年再翻一番目标外，在结构上突出的任务是：首先，如何在1995年基础上，使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再下降15个百分点以上，使第一次产业就业比重达到45%上下（80年代中等收入国为44%），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下降10个百分点，达到10%左右（80年代中等收入国为12%）。显然这需要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以非农产业发展并有效吸纳农业劳动力为条件。若按届时15亿人口计，按现在劳动力与人口数量的比例，总劳动力将有7.5亿，农业劳动力比重若按45%计，总量上只能有3亿左右，而我国目前农业劳动力便超过3亿。这就是说，在今后15年劳动力增量在数量比例上应全部由非农产业吸纳，这是工业化的关键，也是极为艰巨的任务。其次，如何在1995年基础上，使第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再增加10个百分点，从而使1980年至2010年发展过程中，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上升20个百分点左右（世界一般低收入至中等收入期间，这一比重上升15—20个百分点），使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达到或超过30%（80年代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为34%），同时，在产值结构上，在1995年基础上再增长10个百分点，使之达到或超过40%（80年代中等收入国家第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48%）。
实现上述结构转换，从发展意义上说，关键在于第二次产业的发展，重点在于第二次产业本身的结构改变和效益提高。尽管这期间第二次产业比重在量上上升幅度不大，但在工业化时期，真正为改造农业，提高农业效率，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物质条件的，主要还依赖于第二次产业的发展；同时，第三次产业历史性地增长，也只能建立在第二次产业效率提高和有效发展的基础上。
当然，保证发展的质量和有效性，需要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而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又包含一系列深刻的体制要求。在微观上，必须使企业在制度上接受市场硬约束，以保证企业的竞争性，使企业的行为确立在市场竞争的效益提高基础上，这是经济加速发展，发展质量提高，结构转换加快同时总量均衡的基本制度前提。在宏观上，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经济体制和政府调节机制更是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