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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我国城市化滞后程度的探讨
研究城市化多半起因于我国城市化水平低，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现在流行的观点是“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如曾令华先生的《我国现阶段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城镇化》（以下简称城镇化）一文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收入水平”，理由是“参照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我国1999年的城市化水平应大约为46.5%，但该年实际上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0.9%”。这一判断表面上看理由充足，其实有两个问题值得深究：一是运用钱纳里的所谓标准结构，说明我国城市化水平理应达到46.5%，这是否科学？二是1999年我国城市化实际水平是否只有30.9%？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肯定，那么我国城市化滞后程度超过15个百分点，可谓“严重滞后”。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依据都缺乏科学性。
从理论上讲，钱纳里发展模型只是一种平均结果，而不是一种“标准结构”，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各国都必须达到这种平均水准。正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和波金斯等人主张的：“这些模式只不过是对诸多状态进行比较后得出来的平均结果而已，并非一个国家应该去做些什么的指导原则。”“它们只能提供给我们经济发展出现后关于趋势预期的总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正常模式’而用‘平均模式’可能更好些。”
关于199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实际只有30.9%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因为这一数据反映的只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城市化实际水平在量上由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衡量更为科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政府明确提出发展市场经济，农民外出打工合法化，他们以自己的勤劳和技艺在城镇立足谋生，并不断吸引更多人到城镇打工。虽然他们没有城镇户口，但事实上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他们离不开城镇，城镇也离不开他们。这是城镇常住人口大大超过城镇户籍人口的一个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国城市化实际水平虽然与同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但并非如现在流行说法（30.9%）那么低。不顾各国实际国情，不考虑工业化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机械运用钱纳里发展模型，同时又不顾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常住人口的迅速增加，坚持过时的户籍统计方法，得出“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以此为依据指导实施城市化战略，很可能会引发另一种倾向，值得警惕。
二、我国城市化水平低的主要原因
正确认识我国城市化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实施城市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前提。《城镇化》一文作者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收入水平，这是由于我国长期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这种观点在城市化问题研究中较为多见。我们认为，传统户籍管理确实阻碍人口自由迁移，特别是由农村到城镇、小城镇到大中城市的迁移，直接影响城市化进程。但是，户籍管理服务于经济管理体制，长期以来真正导致我国城市化进展缓慢的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计划经济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各类原材料和产成品，而且包括人力资源。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城镇职工的教育、就业、工资、医疗、住房、生育、养老等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一方面使劳动者拥有择业自主权，他们可以跨越城乡分割栅栏，谋求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以效益最大化为原则招聘人员，因此，户籍管理对人口流动和就业的约束相应减弱。与此同时，市场的扩大和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凸现了城市的聚集效益和中心地位，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践证明，凡是市场化进程快的地区，城市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可见，造成我国城市化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计划经济配套的户籍管理制度应当改革，但是不能认为消除户籍障碍，城市化问题就迎刃而解。只有全面加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发展中进一步拓展市场体系，让市场对资源配置真正起基础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城市化水平。
三、对城市化目标的探讨
在国外，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在我国，城市化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当然，预测和规划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目标是否科学？是否包含应有的内容，体现时代的要求？现在讨论城市化目标，流行的说法是五年或十年内城镇人口比重应达到多少。我们认为，简单把提高城镇人口比重作为实施城市化的战略目标，是传统单纯追求速度和数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城市建设中的表现。以此指导工作，很可能引发新一轮扩城运动，忽视城镇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历史上把城市化等同于“城市病”，人为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确有不妥，但现在把城市化简单归结为提高城镇人口比重，以此衡量城市化水平也有问题，值得探讨。对此，新颁布的国家“十五”计划纲要为我们以质量为中心实施城市化战略提供了科学、有益的思路。
首先，纲要并没有列出五年或十年内城镇人口比重应达到的目标。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国国土辽阔，地区差别悬殊，有的城市化率已高达60%，有的尚不到20%，全国一个目标对各地无实际指导意义；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了防止把实施城市化战略等同于提高城镇人口比重，单纯追求数量，防止地区之间在城镇人口比重上相互攀比，影响城市化应有的质量。事实上，城市化是伴随产业结构升级而出现的城乡人口结构空间布局的调整过程，它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人口素质和国民生活质量。在拆除不合理的体制障碍后，人口的流动应顺其自然。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致力于优化城市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因此，纲要不仅不设提高城镇人口比重的指标，相反告诫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进程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要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如此指导，相当明智和必要。学习纲要有关实施城市化战略的要求，笔者建议在城市化问题研究中，淡化提高城镇人口比率指标，强化城市化质量目标体系。
其次，围绕提高城市化质量，“十五”计划纲要在城镇经济、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城镇管理等四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要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提高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城镇居住、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等功能”；“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中心，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污染综合治理，改善城镇环境”；“加强城镇规划、设计、建设及综合管理，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风格，全面提高城镇管理水平”。此外，纲要还明确提出城市建设质量的几项关键指标：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到35%，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0年减少10%，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45%，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60%。这些要求和指标说明，实施城市化战略，既要提高城镇人口比重，更要提高城市综合文明程度，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质量，这是时代赋予21世纪城市化的新特征。
审视我国城市化现状，不难发现，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但城镇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也低。在许多大中城市，“城市病”已相当明显，如失业、贫困、污染、腐败、犯罪、交通堵塞和住宅紧张等，有的方面已相当严重。据有关部门资料反映，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约有400多个城市缺水，90%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染。大气污染也很严重，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对53个国家272个城市大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这三种完全污染物的浓度进行测定，重新确定全球十大污染城市，我国贵阳、重庆、太原、兰州、淄博、北京、广州和济南八个城市位列其中。噪音污染在加剧，环境监测资料表明，我国城市噪音比西方国家约高12分贝，近2/3的城市居民在超标准的噪声中生活和工作。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低，处理方式落后，在600多城市中有200多座城市陷于垃圾包围之中。
环境的退化和恶化使我们一再记取恩格斯在工业化早期发出的警告：“不要过份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因此，纲要把发展城镇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和提高城镇管理水平作为实施城市化战略的目标体系是极其必要的。可以讲，如果只有城镇人口比重提高，而没有城镇综合文明程度的提高，城市化战略就是失败的。
当然，在提高城镇建设质量方面，目前也有一些城市做得较为出色，值得总结。如历史上的鱼米之乡苏州，2000年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达94%，城市化率已接近60%。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结果，也与地方政府努力营造和优化三大环境相关，即优美和谐的生态环境、方便舒适的生活环境和规范有序的社会环境。为保护水资源，在1999年“太湖零点行动”中，苏州关闭了278家污染企业，其中包括几千人的大厂。政府特聘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及吴良镛等院士为顾问，成立城建规划咨询委员会，同时制定相关法规，形成高水平和高约束力的城建规划。围绕“水更清，地更绿，天更蓝，居更佳”目标，政府投资11亿元综合整治水环境。苏州的富民、亲商政策和切实有效的环境建设，吸引了众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落户苏州，至2000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03亿美元，涉外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39%。
总之，城市化过程是提高城镇人口比重和提高城镇综合文明程度相统一的过程，城市建设现代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是当代实施城市化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只有全面把握城市化目标体系，重点提高城镇建设和管理质量，城市化才能健康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