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发展思路 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方式论文,发展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经济增长不断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阶段，生产力正在上新台阶，出现新飞跃，主要表现就是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发展，不仅是其构成因素的变革和更新，同时经济体制和思想观念等环境条件也必须实现相应转变。在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思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建国初期的发展思路长期指导着经济建设，形成粗放型经济增长，至今仍然是增长方式转变的严重障碍。因此，转变增长方式，必须首先转变观念，更新发展思路。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一、建国初期的发展思路与粗放型经济增长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迸发出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壮志豪情，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缺少建设经验，这种美好愿望和雄心壮志并没有同科学求实态度结合起来，于是便产生出急于求成的建设思想。在这种急于求成思想的驱动下，新中国的创业者们作出了超越国情和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选择。
建国初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49年，农业人口占90%，国民收入中农业比重占69.4%，工业只占12.5%，因此实现工业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当时，我国刚刚开始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或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社会需求是人们的温饱需要，社会资源极度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按工业化规律，应充分利用资源比较优势，在加强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轻纺工业，这既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广阔市场，又为重工业发展和经济起飞准备资本、技术、市场等条件。可是，由于苏联发展模式的示范效应和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孤立封锁，使人们对重工业情有独钟，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实现工业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最好途径，同时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这种环境条件同当时的急于求成思想相结合，便使我们选择了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来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它的发展是以较大的资本投入和较高的资源禀赋为条件的。但是，在当时我国的资源存量中，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十分短缺，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素质又非常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借鉴他国经验，从而加速工业化进程。然而，我国在较长时期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把工业化战略同国际市场隔离开来，这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只能通过动员国内资源来实施。为保证重工业发展的资源供给，我国迅速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即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通过城市全面国有化和农村人民公社化，尽量把现有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以便集中控制和分配；另一方面，通过低价格、低工资、低利率、低汇率等宏观经济政策，以保证重工业投入的低成本并实现高积累，从而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资源动员能力达到最大化。
这样，在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以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制度保证，在实施赶超战略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过程中，便形成了以追求速度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思路。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曾一再提出加快发展速度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计划。1952年12月，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大约15年的时间实现工业化的目标。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同时，还提出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要求。在六、七十年代，又多次提出以高速度、高指标为特征的发展目标和经济计划。
在这种发展思路指导下，形成了我国改革前30年经济增长的如下状态：（1）由于单纯以产值产量为目标，形成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据统计，1949—1980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由466亿元增加到6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5.1倍，平均每增长9.4%，但是，国民收入年均增长仅为3—4%，因而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提高幅度不大。（2）由于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结构失衡型经济增长。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49年的7.9%提高到1978年的42.6%。重工业特别是重加工业的超前发展，一方面牺牲了农业和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轻纺工业的滞后和基础工业的“瓶颈”，从而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3）由于长期热衷于低水平基本建设，形成资源高耗型经济增长。1952—1978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共6000亿元，仅形成4000亿元固定资产，而1952—1979年的科技投入仅为340亿元，占同期工农业总产值不足0.5%，造成经济素质差、资源消耗大、经济效率长期低下。改革前，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基本处于徘徊状态，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
这种经济增长状态，从投入产出关系来看，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高速度低效率相结合的增长模式，属于典型的粗放外延型增长方式。一般说来，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为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通过外延型增长扩大生产能力，有其客观必要性，我国也同样是必须的。改革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在于外延型增长本身，而是在于：（1）把数量扩张当作固定模式，没有根据经济发展的宏观要求不断提高增长质量，使经济效益长期低下；（2）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既脱离当时的社会需求，又没有充分利用资源比较优势，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3）忽视科技进步和资源素质提高，造成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使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束缚。这些都是违背工业化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这种经济增长的长时期延续，使人们形成一种观念，即片面认为经济增长就是数量增加和外延扩大，并只能实行高积累、高投入。于是，便形成重数量轻质量、重外延轻内涵、重投入轻产出、重速度轻效益的发展思路。在这种发展思路指导下，使粗放外延型经济增长又得以长期延续，使我国经济多次大起大落、病态运行、停滞不前，不仅没有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差距越来越大，甚至被亚洲“四小龙”远远抛在后面。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他指出：“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①]“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②]
二、改革中的发展思路与经济增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逐步转变，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这就为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环境条件。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党中央的发展思路开始发生重大转变。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量力而行，符合客观经济规律。1981年11月，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指导思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系统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思路，主要内容是：（1）强调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2）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均衡发展；（3）提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这说明，中央决策机构的发展思路已经实现重大转变。与此同时，党中央提出新的发展战略。十二大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到本世纪末力争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规划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提出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在80年代，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同改革前的传统发展战略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传统发展战略单纯规定产值产量目标，强调数量增长，新发展战略不仅有数量增长目标，而且还有增长质量要求，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整体推进；（2）传统发展战略规定总量增长目标，新发展战略不仅有总量目标，还规定人均产值增长，强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3）传统发展战略规定在短期内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脱离国情，违背规律，新发展战略从国情出发，按客观规律要求量力而行，从而把强国富民的愿望同科学求实态度结合起来。
在我国经济建设新时期，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实行了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17年来，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传统体制和计划机制作用逐步削弱，新体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通过改革，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正在从单一的政府配置转变为企业、市场、政府共同配置，政府配置也由中央集中配置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多层次配置。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在不断扩大和深入发展，正在同国际市场全面接轨。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17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4%，人均产值年均增长8%，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5.76万亿元，提前五年翻两番，与此同时，结构失衡有所缓解，增长质量有所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正在转变过程之中，处于新旧交替和并存的时期，这对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就发展思路来说，中央决策机构的转变比较早也比较快，但其他层级组织的转变则差异甚大，许多地区、部门和基层单位转变滞后，甚至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速度是硬道理。发展战略的转变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许多地区和单位并没有从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对转变增长方式具有决定意义的科教兴国战略的认识和贯彻差距还相当大。在体制转变中，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仍不完备、不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还有待完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资源配置主体的向下转移，传统发展思路也主要依附于中、低层配置主体。改革前，传统发展思路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头脑发热和投资冲动，而在新旧体制交替中，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速度偏好和数量攀比则比改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粗放型经济增长便以放大的形式重新出现。
随着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和利益强化，日益成为本地区资源配置主体，在地方利益和以速度考核干部“政绩”的驱动下，以追求速度和数量赶超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思路再度兴起，甚至变本加厉。80年代以来，各地都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盲目发展高税率、短平快的加工工业，造成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分散化、“小而全”和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许多国有企业也随着自主权的扩大，为追求承包期内的预期利益，主要投资于价高利大的长线产品，甚至不惜占用流动资金和更新改造资金。同时，非国有经济伴随着改革而迅速崛起，并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由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都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更是通过大量要素投入和数量扩张来实现其发展。这样，在宏观调控弱化的情况下，以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相组合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就在改革中以更大的规模重演。最明显的表现是改革以来的数次投资膨胀。1978年、1985年、1988年、1992年和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都比上年增长20%以上，其中1993年竟高达58.6%，从而造成总量失衡、通货膨胀，结构进一步恶化。据有人计算，改革后的社会资源耗费量相当于改革前30年总耗量的4倍。可见，正是在传统发展思路的作用下，粗放型经济增长还在延续和发展。
三、传统发展思路与新阶段经济增长的扭曲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工业化大体经历三个基本阶段：（1）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表现为以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2）工业化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表现为以重化工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3）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和向更高级阶段过渡的阶段，表现为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发展。经过47年的经济建设，我国经济同建国初期相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不仅经济总量已经有相当大规模，而且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改革后的迅速发展，人均收入有较大提高，人民生活正向小康迈进。按照H·钱纳里和S·库兹涅茨等著名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和判断，从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比较劳动生产率、消费水平和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方面的综合指标来看，我国经济已步入工业化第二阶段，即工业化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进入工业化第二阶段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其主要特点是：（1）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总量已达到一定规模，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社会需求结构将发生重大转换；（2）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要求产业结构相应调整，不仅出现产业间数量比例变动，而且形成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3）产业结构的上述变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将发生变化，需要素质更高的生产要素。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是通过经济结构的较大变动和经济素质的提高带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目前，从我国经济现实情况来看，经济增长主要面临以下任务；（1）产业结构合理化。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突出矛盾是农业基础十分薄弱，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形成“瓶颈”制约，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造成经济运行不畅，发展乏力，因此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协调运行和均衡发展。（2）产业结构高度化。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向高质量、高档次发展；各产业的技术装备出现新的要求，需要用更先进的技术更新改造，因此机械、电子、汽车、石化、建筑等部门将作为支柱产业有较大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3）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由于传统体制的“条块”分割使我国产业组织小型化、分散化、专业分工与协作不发达，因此必须进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一方面，在有规模经济要求的产业组建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按专业化分工协作的要求，发展企业间横向联系，在大企业周围形成一批配套的中小企业，实现优势互补，密切协作。（4）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素质。目前，我国资源素质低下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经济粗放增长的重要根源。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技术资源等），因此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是现阶段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可见，我国发展新阶段经济增长的侧重点正在转变，主要不在于增长数量，而是增长质量；主要不是靠增加资产数量带动经济增长，而是通过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不是加大要素投入搞外延扩大，而是通过科技进步和提高素质，实现内涵扩大。这就要求发展思路必须适应新阶段的新情况和新任务。可是，目前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总是把数量增长摆在首位，忽视质量和效益；重视增加要素投入，轻视资产存量调整和盘活；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忽视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这种发展思路同新阶段的要求之间显然存在着严重扭曲，结果造成我国近年来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由于只注重增长数量，忽视产品质量、品种和更新换代，结果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社会需求，造成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互相拖欠，债务日益沉重，微观经济效益下降；由于追求高投入、高速度，忽视结构优化升级，导致投资膨胀、总量失衡，结构矛盾不断加深，经济运行受阻，严重影响宏观经济效益；由于热衷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忽视科技进步和经济管理，造成资源消耗大，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率下降，等等。总之，目前我国经济中的众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传统发展思路与新阶段经济增长要求之间的扭曲，因此只有更新发展思路，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更新发展思路，推进增长方式转变
在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当前正处于阶段性转折时期，实现这种转变的客观要求显得更加突出。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发展科学教育等等，一直力图实现增长方式转变，但是到目前为止，总体效果并不理想，粗放型增长方式反而有加剧之势。为什么增长方式转变如此艰难呢？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如果我们从社会全局的高度进行深层思考，就不难发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遇到两大障碍，即传统发展思路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体制转变对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意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更新发展思路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几十年经济建设实践已经证明，传统发展思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形成之后一直十分顽固，当前它不仅还有旧体制的土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自动传播和延续性特点，并形成强大的习惯努力。因此，更新发展思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重大课题，特别是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实现观念的根本转变。
（1）树立质量和效益观念。按传统发展思路，经济增长被单纯理解为产值产量增加，认为数量增加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这是一种片面理解。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存在，经济增长也同样，既包括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也包括质量和效益提高，二者紧密联系、互相影响，不可偏废。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数量增加，忽视质量提高，这种粗放型增长造成经济生活中出现许多矛盾和困难，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目前，我国的产出数量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主要工农业产品总产量居世界前列，而经济增长质量却一直很差。主要表现是：产品品种少、质量差，缺少名优产品；产品档次低、加工深度低，技术含量低；生产消耗大，产品附加值低。这样，就使供给与需求之间差距加大，产品成本过高，造成市场竞争力差、占有率低、库存积压大，经济效益下降。近年来，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0%以上，财政赤字和债务超常增长，正是增长质量下降的综合反映。我们更应当看到，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对增长质量和效益有更高的要求。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社会需求正在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加速转变，无论是消费品需求还是投资品需求都指向更高质量、更高档次的产品；同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向小康迈进都以经济效益提高为基础。全面提高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已经成为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摒弃单纯数量增长观念，树立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观念。
（2）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念。传统发展思路把经济增长片面理解为物质资本增加和生产规模外延扩大。这使我国多年来单纯重视物质资本投入，相应增加劳动投入，由于投入要素的质量和素质很低，长期形成低水平扩大生产规模。这种经济增长造成如下后果：一是国民经济的科技水平低下，我国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2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8.7%，而发达国家一般为60—80%，工业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6、日本的1／17。二是通过外延扩大形成的生产能力，只能靠资源高消耗来维持。目前我国的物耗、能耗过高，木材和钢材利用率分别为50%和60%，而发达国家已达95%和85%，我国能源利用率只有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相当于日本的6.1倍，美国的2.3倍。三是投资效益差。“八五”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流动资金投入共7.3万亿无，而新增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7万亿元，即每投入2元才增加1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四是在经济规模已相当庞大的基础上，为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必须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从而不得不增加信贷和货币投放，结果屡屡造成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这种低水平的外延增长使国民经济难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当深刻认识到，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要求提供各种更高素质的资源，这就必须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经济素质，走内涵扩大再生产之路。为此，应当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向科技进步要速度，通过内涵扩大增效益，因此必须抛弃“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习惯，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
（3）树立资源优化配置观念。按传统发展思路，经济增长被理解为资产数量增加，认为资产数量增加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而资产如何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则受到忽视。这样，我国多年来十分重视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使工业资产规模已居世界前列，但由于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当，造成资源配置很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最突出的是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等基础产业薄弱，长期制约着经济发展；二是建设项目小型化、分散化，使我国企业的生产规模和社会化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甚大，在国内外市场失去竞争力，许多产品市场被国外产品占领甚至垄断；三是企业管理水平低下，不少国有企业“以包代管”，粗放经营，甚至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同时，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要求加强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向结构优化要速度，向科学管理要效益。因此，必须抛弃忽视管理和粗放经营的传统习惯，树立资源优化配置观念和集约经营思想。
（4）树立投资效率观念。按传统发展思路，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使我国多年来投资主要用于基本建设，严重忽视现有基础的更新改造。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关键设备、关键工艺经过全面改造的仅占15—20%，局部改造的占50%，尚未改造的占30%左右。我国国有企业正是以陈旧落后的设备和技术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使其陷入产需脱节和竞争乏力的双重困境之中，这是传统固定资产投资模式造成的严重后果。如果这种投资模式不改变，继续大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那就是复制古董，再造包袱，投资效率将继续下滑。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不仅要求新兴产业应当用高科技武装，而且传统产业和老工业基地的技术装备都必须提高到当代先进水平上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传统投资模式，新增投资应主要用于技术改造，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和原有企业的资源潜力，这是投资少、见效快，提高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因此，必须放弃重基建轻改造的传统投资习惯，树立投资效率观念。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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