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思想史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效应论文,思想史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界致力于马克思学说对欧洲近代思想传统尤其是启蒙传统的出离与批判关系的探讨。不过，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思想史效应，并没有得到清理和分析。本文的探讨将表明：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政治批判以及日益自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术基础，建基并贯穿于对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当时诸多思想流派的批判，并且连同这一系列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观念史前提。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奉，到《德法年鉴》时期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步展开并在后半生近40年中系统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呈现了马克思愈益清晰的古典自由主义批判活动。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从早期资本主义向上升及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的转变，自由主义传统也完成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包含着对马克思有关古典自由主义批判思想的汲取与回应；此后现代思想界形成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诸政治思潮冲突激荡的新格局。晚近以来全球性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则激活了马克思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的当代视域，全球资本主义及新古典自由主义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包含着对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变种展开理论与实践批判的时代课题。
古典自由主义是与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及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强调基于私有财产及其法权关系的个人主义，认为国家富裕应当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上，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古典自由主义连同空想社会主义、左翼社会运动、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等在19世纪上半叶泛起的欧洲社会政治思潮，均在不同程度上是启蒙的后果。在诸多思潮中，古典自由主义是当时欧洲主导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并直接影响着英法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演进，因而主导和统领着当时的诸多社会政治思潮。马克思正是在自身思想发展过程中从早期接受古典自由主义转变到日益自觉地展开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从而突破了启蒙传统及其相关社会政治思潮，进而把他自己所开创的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带到历史的中心舞台，实现了欧洲激进社会政治思潮从古典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转变。
列宁曾精辟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这一概括提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社会现实及其经验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实质上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现实的批判，从而在不同的理论资源及学术背景上贯彻着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
古典自由主义首先在英国扎根。英国先进的工商业及其从属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马克思展开古典自由主义批判进而展开其社会主义历史构想的最典型的文本。当时英国的状况最为鲜明地反映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冲突，冲突的实质是不断加剧的异化劳动及其人的异化。但这一基本矛盾被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意抹杀：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马克思，第50页)，而不具体分析劳动过程，并且有意避开劳动在从主体到活动及其关系各个环节发生的分离，也即有意掩盖劳动的异化。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把私有制看成一种常规现象，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性。对马克思而言，问题的根本在于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践批判；基于此，他不仅直面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与生存状况，而且要求赋予英国工人阶级以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使命。而当他赋予这样的使命以先进性时，也就确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性质。
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个人的解放如何与集体的解放相统一的思考，更主要的是承继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之遗产。在法国启蒙运动主导下，法国古典自由主义并不那么强调苏格兰启蒙运动在经济层面扩张的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而是转为强调个人在思想、言论、信仰以及法权等政治层面上的自由。在这里，随着“法国国族建构”而形成的集体主义观念与强调个人自由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度达到过某种平衡。但由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越来越表达为第三等级及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空想社会主义渐渐离弃此前同样未必自觉的农民及无产者，进而丧失了政治主体，乃至于退化为一般的民粹主义，因而不足以消化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自由主义的负面效应，而社会政治矛盾则不断激化，最终使法国大革命不可避免。对马克思来说，必须针对支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展开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将历史主体确定为无产阶级及其普罗大众，重新规定现代政治社会及其政治国家，扬弃法国启蒙传统中的集体主义及社会主义，并重构社会主义。虽然对于法国的思想界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属于政治批判，但如果真正要深入到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则必须借助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
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精神回应英法启蒙传统的结果，是启蒙的“德国版”。黑格尔批判了边沁式的个人主义及自由放任主义，把政治哲学的领域确定为国家哲学与法哲学，把经验主义及实证主义转变为彻底的观念论，把在法国启蒙中强化的一般的人类解放转变为由日耳曼民族精神所主导的世界精神，在观念的层面也实现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消化与扬弃。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展开的意识形态批判，其经验基础一度并不是落后的德国，而是英法先进国家；马克思也曾肯定并利用了在当时德国兴起的自由主义，并以之应对诸如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当马克思着力于展开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时，德国的现实即成为其批判的对象，而德国人的解放则被真正赋予主体地位，此时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性才逐渐转化为马克思理论的彻底性，古典自由主义所设定的资本主义永恒论，被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历史转变所代替。
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结果的，或与这场运动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演进相关联的，并不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而是牵涉诸多社会政治思潮以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除各种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流派外，还有与之相随、相关或相反的诸多流派，如左翼社会运动、激进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民族主义，等等。诸多激荡冲突而又交织纠结的社会政治思潮，本身又是启蒙思想及其古典自由主义陷入困境的表现，它们同样也在不同程度上构成马克思主义加以批判的思想资源。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值得进一步清理的思想史研究课题。
马克思自己的学术历程清晰地显示出从出离到明确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进程。
中学时期的马克思即是一位理性进化论者，推崇黑格尔；大学期间的马克思则转向青年黑格尔派。此后，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告别了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并形成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此前后，马克思已经确立起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认同。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从哲学史及认识论角度论证原子自动偏斜理论；这种努力其实表现为政治哲学上的个人自由，而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的认同也表明了这一点。个人自由及其自我意识，正是启蒙及其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但在此之后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一方面，职业记者生涯及其接触到的社会现实，巩固了马克思已经形成的理性自由主义。在黑格尔与古典自由主义之间，马克思反而肯定后者，并称之为“先进国家”的观念。与青年黑格尔派将政治批判归结为宗教批判有别，马克思越来越要求把宗教批判转变为政治批判，他希望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推进启蒙——因而已经区别于强调教化与解释的启蒙传统。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正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物质利益的难题”。面对这一难题，马克思感到无论黑格尔的法哲学还是英法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都不可能提供现成答案(而且本身就应当予以批判)。这说明弄清“物质利益难题”必须另辟道路。
这一新的道路本身就经历了一个探索历程。《莱茵报》之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逗留了一个夏天，自称“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即通过学术方式解决此前的困惑，其间研讨了大量的政治、法、历史文献，包括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政治哲学著作，以及亨利希的《法国史》、蒲菲斯特的《德国史》、林加德的《罗马人第一次入侵以来的英国史》以及相关的古代史著作，这些著述及文献的基调即古典自由主义。而马克思在同一时期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显然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在该著作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揭示了黑格尔有关“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念何以是思想与现实的双重颠倒，并确立起“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念，这一观念本身即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据。费尔巴哈用“类”概念反黑格尔的“国家”概念，但“类”概念还不是“市民社会”，费尔巴哈也不可能实质性地理解市民社会。事实上，马克思自1842年起即鲜明地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中政治维度的缺乏。由于该著作撰写过程中马克思同时在大量汲取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源，因而其前后的风格与内容也有很大差别：前一部分较多地运用费尔巴哈的主谓逻辑，且总在各种概念之间兜圈子，表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探讨还没有进入实质层面；后一部分则越来越多地从政治、法、经济、历史等方面展开，尤其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实存性的揭示与强化，破解了政治社会的实体性，进而破解了黑格尔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并暴露了政治社会以及政治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质，明确指出市场社会本身并不是法权关系而是经济关系，从而为此后的政治解放学说以及唯物史观埋下了伏笔。
当然，马克思的努力绝不止于向古典自由主义还原。实际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论犹太人问题》已经表现出激进民主主义，并由此对古典自由主义中的保守主义倾向展开了批判。而马克思此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乃是对为古典自由主义所“坐实”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本身进行批判。仅仅把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颠倒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不够的，因为市民社会本身还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旧唯物主义的社会现实基础。问题还在于对作为市场基础的市民社会本身进行批判，揭示其“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这既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起点，也是其自觉展开对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的起点。
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市民社会批判包含政治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层面。关于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批判，在当时的激进政治话语中，政治批判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展开的。但是，在马克思的政治定向中，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批判其实是通过激进民主主义进行的，并指向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以及整个人类解放。因而，政治解放不仅只是“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还要“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即为人的彻底解放创造政治条件。通过政治批判及其历史分析，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直接把握为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还需要从政治经济学入手：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使得马克思更加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性，这项工作的正式开启则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他已明确形成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的学术自觉。
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经历了从政治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这是重心的转变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转变。在其早年，身处落后即低于批判水准的德国，受英法先进国家启蒙思想及其古典自由主义的感召，马克思强化了政治批判，而《德法年鉴》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及其政治批判，表明马克思已开始区别并告别古典自由主义及其改良主义立场。此后在1845年至1848年间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新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进一步巩固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如果说其政治批判还保留着一定的法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因素，那么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对全部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居住伦敦40年间展开的《资本论》研究与撰写，正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展开的系统的和历史性的学术批判。
概言之，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展开的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包含如下四个层面：
其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动力机制的揭示。通过对人类社会活动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考察，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等一整套从经济、政治再到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及其动力机制。通过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内在分析，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四个环节的关联及其病理机制。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包含这一套范畴及概念话语，但其给出的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机制，并渐渐与一种受线性的经济决定论及其恒定的社会进化论支配的社会哲学范式同一起来，从而难以展开资本主义制度批判。马克思给出的则是反思的和批判性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及其动力机制的历史理论：这种理论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进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终结及其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转变，由此巩固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信念。
其二，揭示了资本主义即剩余价值的生产的秘密并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坚决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推崇的一般劳动价值论。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而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则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理据是强调一定权力结构中的人对财产的从属关系，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并且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制度安排均须以不同的财产关系为前提。由此，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具有一般的合法性，并且越来越表达为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表达为现代社会的恒定状态。但是，对马克思而言，问题不仅在于批判私有制的一般形式，揭示其何以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而且要特别揭示资本主义法权关系下的私有制，并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批判。
其三，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学说的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总是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联在一起。其中，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试图以市民社会去弱化国家，法国传统则是把国家看成具有高度国族意识的“政治社会”或“市民社会”，黑格尔则干脆以政治国家规定市民社会，因而实际上巩固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国家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对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的构想，即包含着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批判。国家的实质依然还是政治国家，有其阶级本质及其归属性，因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必然要求表达为国家批判。在马克思的构想中，国家连同阶级、民族等社会实在，均将扬弃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中。但是，对于任何在现存世界中否定国家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及其民粹主义，马克思也是坚决批判的：在马克思的批判谱系中，这样的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究其实质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的表现形式。
其四，对自由主义及其商品拜物教观念的批判。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些基本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这些价值可以称为与现代性相适合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价值，它们特别为古典自由主义所表述。但古典自由主义随即陷入资本主义的困境，使得它不仅不可能兑现其所承诺的人道主义价值，反而使得承诺这些价值的话语成为掩盖越来越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虚假而抽象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不仅要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要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即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道主义价值的虚假性。但是，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并不是把这些价值本身看成是虚假观念，而恰恰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还原这些价值的真正的普遍性与人类性。马克思批判古典自由主义，也批判自由主义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拒绝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人权本身。这些现代价值的确为资本主义所捆绑，但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所承诺的所谓抽象价值时，不应当否定这些价值，更不应当拱手将其奉送给资本主义。实际上，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进程中，都一以贯之地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及人权价值，并要求通过社会主义真正实现这些价值。基于此，马克思特别批判了商品拜物教。不同于传统时代的超验崇拜，商品拜物教反映了世俗时代尤其资本主义时代的“信仰”，并为古典自由主义所强化。商品拜物教反过来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物化处境及其现代人的异化状况。商品拜物教曾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随物，但其一旦出现即形成对现代性及其现代人的侵蚀，以至于日益加剧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物化及异化状况。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是其由政治批判及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通向人类解放学说的必要环节。其中，依马克思的思路，商品拜物教从属于资本主义，但并不直接等同于现代性意识，因而在将商品拜物教纳入资本主义批判时，实际上是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并将不断地从过程、制度到价值各个层面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现代性构建与其科学社会主义统一起来。
考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必须考察这一批判对社会主义运动以及现当代自由主义等相关政治思想的复杂影响。
马克思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正果，即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1848年前后，随着《共产党宣言》的问世，社会主义思潮取代了自由主义，成为欧洲最具活力的社会政治思潮，并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主导了世界范围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变革。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即“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而言，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3页)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空想社会主义。不过，真正体现启蒙理想的恰恰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古典自由主义当然是启蒙的成果，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制度形式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却反过来制约了启蒙；马克思则通过超越启蒙思想，并通过切入、积聚并超越激进政治思潮，创立了影响现代世界的科学社会主义。
但是，与此同时，自由主义传统也在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变。
尽管社会主义成为现当代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潮，但西方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依然是自由主义，是一种变革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自由主义传统正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的变化、并回应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政治思潮的强大挑战与批判的情况下，完成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
古典自由主义实际上只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19世纪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逐渐经历了从早期资本主义向上升时期以及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的转变，自由主义也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尽管罗素、伯林、哈耶克、阿伦特、罗尔斯等现代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思想家们都认为，19世纪4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取代古典自由主义成为欧洲激进政治思潮，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退出了政治舞台。实际的情形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成为激进政治思潮，同时也激起了自由主义传统的变革。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无疑意味着欧洲激进政治思潮的巅峰。就在同一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该著作宗旨十分明确，即“祖述”斯密及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实际上，穆勒在该书中已经开始修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注国家及其福利政策。穆勒试图克服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并要求自由主义同社会团结关联起来。在随后的《论自由》中，穆勒论证了自由主义何以应该脱离此前与个人主义的同一状态，论证自由主义何以从日益增加的社会团结中区分出自由的可能性，也论证了自由何以不只是法律的规定，而是一种基本的现代教养。穆勒之后，格林则在19世纪70年代明确提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亦译“社会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明确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一定的限制，并初步提出了福利社会的概念。在此之后，随着霍布豪斯以及马歇尔等人的持续努力，尤其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面来临，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的主导意识形态，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政治实践效应。
20世纪20年代，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朝圣山学派开始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反对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回到古典自由主义，该学派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古典自由主义在凯恩斯革命及其国家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并不是显学，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行新政，新古典自由主义连同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一起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显学。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兴起乃是自由主义传统克服、修复新自由主义的矛盾并回应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态势的结果。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之后，回应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现实，西方特别是美国开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另一方面，福利社会的建立及其社会心态的改变侵蚀了资本主义的效率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冷战即将终结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再度激起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冲动与想象。
新古典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回潮。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则因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而再度问题化甚至干脆被搁置。依古典自由主义，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只不过是从属于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所开出的价值设定、财产关系和制度模式，均被看成是消解甚至否定了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的国家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并被看成是异质于自由主义的极端模式，哈耶克、伯林、波普等现代不同种类的自由主义者不断强化了这一观点。新自由主义传统框架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立，显然被新自由主义在其后期从属的冷战国际背景所巩固。但是，随着所谓“历史的终结”，一个新的以资本与技术扩张为主题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全面来临，西方国家此前因外部扩张受到限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再度扩张且释放出更大的势能。此轮扩张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直接在经济帝国主义版图上扩张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利益，从而直接增强了资本主义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古典自由主义中已有所表达的作为应对现代激进政治主义及其从属的现代性进步逻辑的守成主义，亦得到肯定和贯彻。
总的说来，在当代自由主义的构架中，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源的参与是严重不足的。其中的“客观”原因似乎在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已经成了“过去时”，新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则认定其在超越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已经吸纳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实践则干脆被视为现代性的歧路。但问题其实还是发生在“主观”方面，这就是，自以为从制度上历史地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其早期历史进程中存在着重蹈空想社会主义覆辙、甚至于僭越实践而导向乌托邦灾难的情形，而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则是放任自己无批判地认同或屈从于新自由主义及新古典自由主义图景。如果说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则高度，那么19世纪中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一直存在着原则高度的“下降”态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将这种态势切入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但并没有改变这一态势。人们可以想想：何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并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活动的参与？何以阿尔都塞及其同道的《读〈资本论〉》中的主题是政治批判与历史科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著作所强调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及其实证主义历史观的一个翻版。人们还会看到，在晚近西方兴起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也不是从经济学内部而是从非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方面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其思想史原型更多地对应着青年马克思的政治批判，而不是成熟时期更为彻底的古典自由主义批判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激进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对自韦伯的消费理论以及同时代的边际效应理论以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实质性的对抗与批判。至于时下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诸多总往新古典自由主义“贴靠”的新左翼思想，其实已没有能力重拾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遗产。
因此，问题再次回到对马克思有关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的当代意义的探讨，这一探讨当然还连带着对现当代自由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无论在具体的现象层面，还是在一般的和总体的层面，均有着显著的当代性。就具体的现象层面而言，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虽然特别针对着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现实，但并不因现当代西方世界进入上升或晚期资本主义而成为单纯的“过去时”；这是因为西方国家自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经国家资本主义到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变的只是私有制的形式，而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尤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因资本扩张所导致的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新古典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前所未有地巩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今日新自由主义及其新帝国主义的全球空间中，那些主动或被动卷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广大非西方世界，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和应对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境遇及其苦难，而且，因承接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转嫁的矛盾以及应对由此而加剧的国内矛盾，非西方世界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显得尤为严峻而迫切。
就一般的和总体的层面而言，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蕴含着对自由主义的一般批判，即对自由主义所迷信的市场化及其直接信从的资本逻辑及其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是对自由主义在演进过程中不断累积的削弱和消解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与做法的批判，也是对现代性进程中不断强化的资本主义永恒论的批判。资本逻辑及其商品拜物教在提升物化层面的现代性的同时，也因为其物化而在经济、制度、社会以及精神文化各个层面侵蚀现代性，现代性将始终面对资本逻辑的挑战。因此，面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必须要求坚持对自由主义的一般批判，并由此强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意识，确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信念。基于此，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始终要求保持在场性。
对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而言，立足于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及其发展要求，展开对古典自由主义及现当代自由主义的批判，进而谋求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人类发展模式，更是理所当然且责无旁贷。事实上，现当代中国已经置于马克思主义与新老自由主义及其相关思潮的激荡与互动之中。中国的发展并不外在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球空间，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亦不断加剧着国内诸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固化，尤其是贫富的分化与固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普通百姓的利益，防止国内权贵资本或垄断资本与国际跨国资本的联姻，是中国发展道路需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以及政治敏感性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这一问题从理论角度讲，涉及如何在今日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继续拓展和深化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
标签：自由主义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思想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