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与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代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代本人对中国所知甚少，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找不到他同时代作家如吉卜林、叶芝等人笔下的东方色彩，在哈代生前正式出版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提到中国或中国人的。唯一的例外是在1904年2月19日出版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哈代在发表的致编辑的信中谈到对《列王》的评论时，提到了中国的皮影戏(Chinese Shadows)。（注：Thomas Hardy,"To the Editors of The Times",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February 19,1904,p.53.）除此之外，在哈代生前公开出版的文字中，尚未发现对中国的描述或讨论。
1925年7月徐志摩访问哈代时，哈代问他：“你们的诗用韵不？……但是你们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难极了不是？为什么你们不丢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吗？”（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6、98页。）由此可见，哈代对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确实了解不多。就在徐志摩的这次访问中，哈代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
三十年前有朋友约我到中国去。他是一个教士，我的朋友，叫莫尔德。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他回英国来时每回说话先想起中文再翻英文的！他中国什么都知道，他请我去，太不便了,我没有去。（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8页。）
哈代在这里提到的莫尔德(Moule)，音译应为莫尔。莫尔一家与哈代的关系相当密切，对哈代的事业人生影响很大。哈诺德·奥雷尔认为，“莫尔家族对哈代生活的影响是难以低估的”。（注：Thomas Hardy's Personal Writings,Harold Orel,ed.,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96,p.72.）莫尔家族的家长亨利·莫尔大人(The Reverend Henry Moule,1801-1880)曾在多尔切斯特的福丁顿教区做了整整50年的牧师，在任职期间，他成功地防止了一次霍乱的流行，他在园艺，文学等方面也颇有造诣。哈代的母亲对亨利·莫尔十分仰慕，马修·阿诺德对他也很赏识。至于哈代自己，尽管他对莫尔后期的有些教义并不接受，他还是认为亨利·莫尔相当伟大。亨利·莫尔有八个子女，一个夭折，其余的七位被哈代戏称为“七教友”("The Seven Brethren")。他们与哈代相处融洽，彼此经常通信或拜访，其中霍勒斯·莫尔(Horace Mos-eley Moule)是哈代的挚友，直接影响了哈代对事业的抉择。（注：根据哈代的多部传记，霍勒斯·莫尔对哈代的生活有两次重大影响。首先，作为一位出色的经典学者，霍勒斯·莫尔对哈代从事经典研究并不看好，从而使哈代最终放弃了这一研究；而在70年代哈代投稿受挫时，他又鼓励哈代不要放弃，使哈代坚定了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参见Florence Emily Hardy的The Early Life of Thomas Hardy,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1840-1928,Desmond Hawkins的Hardy,Novelist and Poet以及Edmund Blunder的Thomas Hardy.）在这“七教友”中，有两位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一位是乔治·埃文斯·莫尔(1828-1912)，他是中国中部教区的第一任主教(1880-1906)。另一位是阿瑟·埃文斯·莫尔(1836-1918)，他曾任中国中部教区的主教助手，写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诗歌和文章，并出版了《新旧中国：三十年的个人回忆与观察》（New China and Old:Personal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of Thirty Yea-rs，伦敦，1891年）。从现有的资料来判断，哈代同徐志摩谈话间提到的应是阿瑟·莫尔。在与阿瑟·莫尔的通信中，哈代曾多次提到阿瑟·莫尔对中文的了解和他在中国研究方面的成就。在这些信中，哈代还就事论事地谈过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看法。关于阿瑟·莫尔的《新旧中国》，哈代说他只浏览了一下，就觉得内容十分吸引人，并且预测，由于在中国传教正再度引起公众的关注，这本书将会畅销。（注：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 Hardy,Richard Little Purdy & MichaelMillgate,eds.,Ox
ford:Clarendon Press,1982,vol.1,p.243.）这是因为，当时在上海曾有中国人用英语撰文，要求外国教士离开中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就此事还专门发表了评论。哈代对这一切都很熟悉，并建议莫尔利用此事来宣传《新旧中国》一书。从哈代对当时报刊上关于中国的报道相当熟悉这一点来看，他对中国还是关心的，不过，他婉拒了评论莫尔的这一著作，由此看来，哈代对中国的热情远不及他的朋友。
在1903年10月19致阿瑟·莫尔的信中，哈代较详细地谈到了他对于中国、中国人以及东方文化的看法。他在信中写道：
你认为，如果中国站在英国和日本一边的话，就能确保东方的和平，这一观点不禁使人想起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有，要是她愿意的话，她那众多的人口可以使她轻而易举地成为俄国的缓冲国。这儿，在我们西方，俄国的活动使我们比较起来忘了中国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在宗教方面，东方的民族似乎比我们西方要古老得多。他们对待我们的说教，定是怀着一种欣悦的诧异，犹如大人对待孩童的新闻和说理。当然，这只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并不是说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邪恶的，对他们而言，也谈不上什么损失。（注：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 Hardy,Richard Little Purdy & Michael Millgate,ed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vol.3,p.79.）
由此可见，哈代对于中国及东方的看法是比较客观、深刻的。他对中国的地位有着客观的评价，而对东方的宗教和文化的心态也是开放、包容的，没有帝国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表露。这与当时英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学者对待中国那种既追求全球性文化扩张、又要保持绅士式文化优越感的态度大相径庭。（注：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91-297页。）
哈代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很关心，在这封信中，他对莫尔说：“倘若你不是致力于传教工作，你的中文知识将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使中国民众在多方面了解我们西方人的想法。”（注：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 Hardy,Richard Little Purdy & Michael Millgate,ed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79.）对于西学东渐，哈代的看法也是相当精辟的。他认为，西方的思想将会影响东方的发展。他指出，这种影响“表现在实体艺术、道德风尚以及对低等动物和弱者的人道主义的善待中”。（注：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 Hardy,Richard Little Purdy & Michael Millgate,ed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79.）哈代的视角无疑是极其敏锐的，其后不久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正是哈代所说的西方思想在东方的胜利。而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最初几年中，哈代就已被介绍到中国来了。
在西学东渐中，林纾的文言译本小说无疑开风气之先。不过，在林译一百七十余种小说中，没有哈代的作品。哈代的作品以中文出现最早是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当时哈代的姓名被译为哈提。1921年8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刊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胡愈之译的《哈提短篇小说集》也在其中。然而，这本《哈提短篇小说集》却因故未出，造成了哈代与中国读者的失之交臂。不过，1921年11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的“译丛”栏内，发表了署名英国哈提著的短篇小说《娱他的妻》(To Please His Wife)，译者为理白。在文后的译者附识中，理白简要介绍了陶姆司·哈提（哈代）的生平和著作情况，并作了提纲挈领的评述，指出哈代的著作写的尽是“人生”，而哈代作为建筑师的经历对他的创作大有裨益。文章特别提到哈代是“悲观派”、“宿命论者”、“定数论者”，（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合订本，第20页。）但他认为哈代的悲观对近代文学是个“活泼辉丽的贡献”，因为他的悲观“并不是个人的”，（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合订本，第20页。）而是“哲理的”，而且，他的悲观可以“引起读者心中的一种奇特的深趣”。（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合订本，第20页。）这是中国文坛上对哈代最早的介绍。
在这一时期，对哈代介绍最多、评论最深入的是新月诗人徐志摩。在1923年11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号上，徐志摩翻译了两首哈代的诗：《她的名字》(Her Initials)和《窥镜》(I Look into My Glass)，首次采用了“哈代”这如今通用的译名。在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上，又有两首徐志摩译的哈代诗作：《伤痕》(The Wound)和《分离》(The Division)。后来，这四首译作都收入由小说月报社编辑的译诗集《阿富汗的恋歌》（商务印书馆，1925年）。此外，徐志摩翻译的哈代诗作还有《我打死的他》(The Man He Killed)（《文学周刊》第140期，1924年9月22日）、《公园里的座椅》（《晨报副刊》，1924年10月29日）、《在一家饭店里》（《语丝》，1925年3月9日）、《文亚峡》（《现代评论第三周年纪念增刊》，1928年6月）、《两位太太》、《在火车中一次心软》、《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八十六岁诞日自述》、《对月》、《一个星期》（以上据《徐志摩全集》）以及《多么深我的苦》(How Deep My Grief)、《To Life》、《送他的葬》(She at His Funeral)、《在心眼里的颜面》、《一同等着》(Waiting Both)，《疲倦了的行路人》(The Weary Walker)，《一个悲观人坟上的刻字》(Epitaph on a Pessimist)（以上据《徐志摩全集·补编》），共19首。（注：其中《一同等着》、《疲倦了行路人》和《一个悲观人坟上的刻字》在徐志摩《厌世的哈提》中未单独发表。参见《徐志摩全集·补编3·散文集》第294-304页。而《多么深我的苦》、《To Life》、《送他的葬》和《在心眼里的颜面》四首诗，据《徐志摩全集·补编·诗集》，原未发表，原作者缺，经与哈代原作对照，分别为哈代的诗How Great My Grief,To Life,Sheat His Funeral（原文误为At His Funeral）和In the Mind's Eye，参见The Complete Poems of ThomasHardy,James Gibson,ed.,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79.）
除译诗之外，徐志摩还写了大量关于哈代创作尤其是哈代诗歌的评论，热心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他心目中的“老英雄”。现存的文章主要有：《汤麦士哈代的诗》（《东方杂志》第20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厌世的哈提》（《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5月20日），《哈提》（《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5月27日），《汤麦士哈代》、《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哈代的著作略述》、《哈代的悲观》（《新月》第一卷第一期）。在《新月》纪念哈代专栏的十多万字的文章中，内容重复较多，其中《哈提》与《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内容相同，《哈代的著作略述》、《哈代的悲观》两文均由《汤麦士哈代的诗》中的有关章节改写而来。总体看来，徐志摩对哈代的评论，尤其是对哈代的悲观主义的阐释和对他诗歌成就的评价，是相当中肯的。
徐志摩对哈代的评价极高。1923年，在南开暑期学校讲学时，他对学生说：“哈代是现存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我觉得读他一册书比受大学教育四年都要好。”（注：《徐志摩全集·补编3·散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81页。此外，在给孙伏园的信中，徐志摩还曾提到哈代的Jude the Obscure是他的“生平受益最深的书”之一。见《徐志摩全集·补编4·日记、书信集》，第34-35页。在致赵景深的信中也提到，“能试译哈代，最合我意”。见《徐志摩全集·补编4·日记、书信集》，第38页。）在其专文《汤麦士哈代的诗》中，徐志摩认为，哈代“单凭他的四五部长篇，他在文艺界的位置已足够与莎士比亚，鲍尔札克并列。”（注：《徐志摩全集·补编4·日记、书信集》，第179页。）他还将哈代的裘德(Jude)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德(Hamlet)相比，认为这两个人物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两株光明的火树”，（注：《徐志摩全集·补编4·日记、书信集》，第179页。）艺术成就无人能比。“这三百年间虽则不少高品的著作，但如何能比得上这伟大的两极，永远在文艺界中，放射不巧的神辉。再没有人，也许陀斯妥也夫斯基除外，能够在艺术的范围内，孕育这样想象的伟业，运用这样的宏大的题材，画成这样大幅的图画，创造这样神奇的生命。”（注：《徐志摩全集·补编4·日记、书信集》，第179页。）可以看出，徐志摩对哈代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在哈代去世后的纪念文章《汤麦士哈代》中，徐志摩对哈代的热情依旧，只是对哈代创作的评价更为客观成熟。与早期对哈代艺术性的过分强调不同，此时的徐志摩更重视哈代的思想性，认为哈代的去世“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分明是19世纪末叶以来人类思想界的”“重镇”的失落。（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2页。）“再没有人在思想上比他更阴沉，更严肃，更认真。”（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4页。）
谈到哈代的悲观主义，徐志摩认为“艺术不是科学，精彩不在他的结论，或是证明什么。”（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3页。）“真诚的读者”不会在意这样那样的标签，而要阅读本文，“为自己立定一个‘口味’(Taste)。”（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4页。）徐志摩明确表示反对给哈代贴上“宿命论”、“悲观主义者”或“写实派”这样的标签。他认为，说哈代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似乎是说哈代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才去写作，而事实上，哈代只不过是在作品中很自然地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而已，并未“成心”（注：徐志摩特别强调：“‘成心’是艺术的死仇，也是思想的大碍。”见《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第104页。）去表现所谓的悲观主义。在徐志摩看来，“哈代是一个强者”，（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4页。）他还引用英国诗人劳伦斯·比尼恩(Lawrence Binyon)的话为哈代辩护说，如果哈代真是厌世悲观的话，就决不会一直坚持创作六七十年。
对于哈代的诗歌成就，徐志摩以诗人的眼光作出了独到而生动的评价。“哈代的诗，按他自己说，只是些‘不经整理的印象’，但这只是诗人谦抑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些‘不经整理的印象’放在一起时，他的成绩简直是，按他独有的节奏，特另创设了一个宇宙，一部人生。再没有人除了哈代能把他这时代的脉搏按得这样的切实，在他的手指下最细微的跳动都得吐露它内涵的消息。”（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5-86页。）更重要的是，徐志摩指出，哈代的诗歌对人类的贡献在于，他推进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而哈代的去世则代表着自卢梭以来的人类思想史上从自我意识到现代意识的发展完结。徐志摩认为，人类思想经历了卢梭、尼采到哈代的发展，已是山穷水尽了。“人类忽然发现他们的脚步已经误走到绝望的边沿，再不留步时前途只是死与沉默。”（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6页。）而作为诗人的哈代，他的重要性在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记录了历史人生发展的进程，让人们可以反省和深思。徐志摩对哈代的诗歌特色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哈代的乡土色彩，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注：《徐志摩全集·补编3·日记、书信集》，第187页。）他将哈代与华兹华斯相比，认为哈代的自然概念恰是华兹华斯对自然的观点的反面。这一点现在已是多数论者的共识，而徐志摩正是最早持这一观点的人之一。他还提出，哈代的“诗段变化(stanzaic variation)的试验最多，成功亦很显著”。（注：《徐志摩全集·补编3·日记、书信集》，第191页。）此外，他还具体分析了哈代不少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指出哈代诗的优秀之处在于，“它们不仅结构严密像建筑，同时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像有机的整体。”（注：《徐志摩全集·散文集（甲、乙）》，香港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98页。）徐志摩特别指出，哈代选择了进行诗歌创作的正确时机。由于哈代的思想与维多利亚中期的“肤浅的乐观，庸俗的哲理”相背，所以，倘若“他早二十年便露布他的诗歌，那时决不会引起他应得的注意，至多不过取得一个与‘痉挛派诗人’(The Spasmodics)相似的知名，也许竟至阻碍他那无双的诗剧的成功。”（注：《徐志摩全集·补编3·日记、书信集》，第190页。）这一点是很在见地的。在中国，对哈代的诗歌作品给予这样系统而深入的评介的，徐志摩是第一人，而且，他的评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1925年7月，经友人引荐，徐志摩在多尔切斯特哈代的寓所拜访了这位老诗人。会面不长，却颇令徐志摩一再回味，“心里充满了神奇”。（注：《徐志摩全集·补编3·日记、书信集》，第315页。徐志摩在给友人恩厚之(L.L.Elmhirst)的信中也曾提到，这次会见真是神奇("An unusual sight indeed!")。见《徐志摩全集·补编4·日记、书信集》，第169页。）其时哈代已是84岁高龄，在徐志摩眼中，“他坐着也是奇矮”，“他的脸是怪，我从不曾见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脸”。“正如他的脊背是倾向佝偻，他面上的表情也只是一种不胜压迫的佝偻。”（注：《徐志摩全集·补编3·日记、书信集》，第312页。）徐志摩只得长叹：“喔哈提！”英雄迟暮，廉颇老矣，对浪漫的、倾向英雄崇拜的徐志摩，这自然是个打击。不过，两人的交谈还是很愉快的，谈了不少文坛轶事和关于哈代创作的话题，徐志摩受益颇多。这也是哈代生前与中国文坛人士唯一的一次直接交流。
经过徐志摩的热心译介，中国读者对哈代逐渐熟悉和喜爱起来。1928年1月哈代去世后，《小说月报》在二月号上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三月号又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哈代的葬礼，并译介了英美各国对哈代的三篇纪念评论文章。其后，哈代的作品尤其是小说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来。最吸引中国学者的是哈代的短篇小说。在1925年到1929年的《东方杂志》上，先后在傅东华翻译的《两个青年的悲剧》（22卷5-6号），顾仲彝翻译的《同乡朋友》（26卷13-14号）和《可敬爱的萝娜》（26卷23号）。1929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了虚白翻译的哈代短篇小说集《人生小讽刺》(Life's Little Ironies)。这是哈代作品在中国最早印行的单行本。钱歌川就这本书的翻译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关于哈代的翻译》，除了指出虚白一篇译作《取媚他的妻子》(To Please His Wife)中的遗漏、误译、对原文理解不确之处，还谈到：“关于哈代的翻译，是我十年前的夙愿。他那本名作Life's LIttle Ironies尤其是我早几年的livre dechevet。”（注：《文学周报》第8卷第19号，文学研究会编，1929年5月5日，第573页。"Livre de chevet"为法文，意为“爱读的书”。）除了体现出对哈代的厚爱，也说明哈代的译介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此后，哈代的短篇小说时有出版，先后有方光焘翻译的《姊姊的日记》（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和顾仲彝翻译的《富于想象的妇人》（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等。1934年10月，吕天石翻译哈代长篇小说《苔丝姑娘》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哈代的长篇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此后，张谷若翻译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由上海商务书馆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出版。张谷若先生采用山东方言翻译哈代的作品，自成一格，对于作品悲剧氛围的营造，尤见功力。次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印行了杜衡译哈代的长篇诗剧《统治者》(The Dynasts)。全剧共3部，19幕，130景，是“一部比较太严重的作品”，（注：哈代《统治者》，杜衡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页。）而中国学人不畏艰难，予以译述，可见对哈代的重视。1944年，吕天石翻译的哈代的长篇小说《微贱的裘德》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这样，哈代的主要作品在三四十年代就已基本译介到中国来了。（注：除以上提到的书之外，尚有严恩椿译《黛斯姑娘》（启明书局，1936），曾季肃译《玖德》（上海生活书店，1948）和海观译《归来》(The Return of the Native)（上海正风出版社，1948）等。）
在翻译之外，对哈代的评论和研究也在逐渐增多。不过，大多数中国学人对哈代的“宿命论”和“悲观”的看法，与徐志摩不尽相同。不少人认为哈代是个“定命论者”（即宿命论者determinist），如赵景深（注：参见《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321页。）等。《统治者》的译者杜衡也认为，哈代的作品中“笼罩着一种灰色的宿命论的空气”。（注：哈代《统治者》，杜衡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页。）对哈代的悲观，杜衡认为，哈代的“悲观并不像其他作家似的以对人性的咒诅为归结。人性善良的地方，他是愿意承认。”（注：哈代《统治者》，杜衡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页。）金东雷则认为，哈代的悲观是“把整个的宇宙间的人生，看作如一出绝大悲剧一样，”（注：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11页。）而哈代正是“利用巧合的感觉”（注：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11页。）表现了这种悲观，从而使他“能够超越同时代的各个作家，而成为近代不可多得的新写实主义的代表。”（注：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11页。）对于哈代的诗歌，金东雷认为，哈代的诗歌“异常深奥，带着对宇宙永远不能解决的疑问，”“几乎每个字都具有深刻的意味。”（注：金东雷《英国文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18页。）傅东华则强调哈代诗歌的艺术成就，指出哈代“精到的观察，深刻的讽刺”和“独创的音节”“不是后起作家那种未熟练的歌喉所能几及。”（注：傅东华，《二十年来的英国诗坛》，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7号，见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合订本，第1073页。）
其后，中国对哈代的译介和研究渐趋全面深入，哈代的大多数作品先后都有了中文译本。1954年6月，张谷若译的《还乡》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再版，初版三千册，到11月已再版三次，（注：参见《一九五四年全国新书目合订本》，出版总署图书馆编印，1954年。）可见中国读者对哈代作品的欢迎程度。到80年代末，哈代的主要长篇作品，包括《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卡斯特桥市长》、《远离尘嚣》等，绝大部分短篇作品以及部分抒情诗都已译介到中国来了，（注：短篇小说除了上文提到的以外，还有伍蠡甫译《哈代短篇小说集》（一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初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再版）、顾仲蠡译《哈代短篇小说集》（二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张玲等译《罗曼斯和幻想故事——哈代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和蒋坚柏译《哈代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等；诗歌方面则有蓝仁哲译《托马斯·哈代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和飞白、吴笛译《梦幻时刻——哈代抒情诗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等。此外，哈代作品尚有收入多种其他小说、诗歌合集、选集的，在此不一一赘述。）部分长篇小说还有了两种以上的译本。
在学术研究方面，继徐志摩之后，除了被西方学界誉为“哈代专家”（注：孙致礼《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的张谷若先生外，还有相当一批学者在哈代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其中张中载的专著《托马斯·哈代——思想和创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年）对哈代生平及著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以译述为主，评论不多。需要指出的是，在80年代初期，对哈代的研究曾一度侧重于探讨造成悲剧的社会背景，过于强调哈代现实主义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哈代悲观思想和人生哲学的探讨。
随着根据《德伯家的苔丝》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上映，哈代的影响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中。波兰斯基细腻的导演手法以及金斯基出色的演技将原著刻画得动人心弦，使中国观众牢牢地记住了苔丝的悲剧，也对原作者哈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使得哈代与许多其他外国作家不同，他不仅赢得了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尊敬，而且获得了中国一般读者的青睐。哈诺德·奥雷尔在80年代访华后写道：“哈代是在中国读者最多的英国小说家。”（注：Harold Orel,The Unknown Thomas Hardy:Lesser Known Aspects Of Hardy's Life and Care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7.p.7.）
进入90年代，中国的哈代研究更加全面而深入。对于以往的哈代作品译本，学界进行了再认识，并在肯定的基础上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新的译本陆续同读者见面，接受读者和评论界的检验，如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哈代系列作品等。在翻译之外，学术研究也有了长足进展。王守仁的专文《论哈代的史诗剧〈列王〉》（《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陈焘宇编选的《哈代创作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等，从多方面分析、探讨了哈代的思想、艺术成就。王守仁的论文在仔细研读诗剧《列王》的基础上，对哈代关于人生及宇宙的哲学思想和作品的艺术形式进入深入探讨。《哈代创作论集》则编译了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一百多年来西方学者对哈代的具有代表性的评述。这些著作对后来的研究者都具有启发性。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从事哈代研究的学者群，每年都有研究哈代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发表，哈代始终是中国学界一个不朽的研究课题。而对于普通读者，哈代的小说一版再版，依然广受欢迎。在1997年的中国上海电影节上，由哈代小说改编的电影《丛林人》(The Woodlanders)获得了大奖，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观众对哈代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