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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0)05-0022-06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许多文明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是不同的人群创化的结果，反映不同人类种群的智慧，各种模式分别对人类的文明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其中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为深远、波及最广的则是英美模式和法德模式，这两种模式代表了近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方向，二者在精神意涵和行为规则上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1]。本文欲从其文明发展模式上论述其各自的特点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一、英美模式的形成及其特征
英国人的现代思维方式是在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中形成的，这是一种对经验极为尊崇的理性思维方式，它有别于宗教的盲从和迷信，也有别于德国人的那种过于抽象的形而上的理性主义及浪漫主义，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观察与分析，但对待理性则非常审慎，甚至有贬抑人类理性的倾向，“一般说来，理性在人类事务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也就是说，尽管人类的个人理性是有限的，并且也是不完全的，但她还是已经取得了她拥有的一切成就。”[2]他们认为，人并不具备高度理性和智慧，而不过是十分缺乏理性、又易犯错误的生物。个人的错误只能在社会的过程中得到修正，这一过程的目标在于最有效地利用非常不完全的材料。这种思维方式使英国人十分重视经验，热衷于从经验中学习，轻视严格的逻辑一致性和漫长的论证过程。在处理事实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的问题时，更倾向于把二者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划归为两个世界的东西，认定从事实中推不出价值来，真与善是不一致的，至真的未必就是至善的，二者不能相互取代。由此他们主张：一切事物依其自然的程序而发展，人类只能经验地把握它们，相信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除了经验之外，人类并不知道其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英国人据以行事的依据，也是他们极为珍视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对任何未被经验证明的事物，都惯于以漠然的旁观态度对之，他们从不轻易地去热烈拥抱某种新理论或扑向一种新事物，总是以怀疑的态度等等看，或者小心翼翼地试着瞧。他们认为，没有观念同样能干一番大事业，所以英国人把光荣革命确立的立宪政体看作是传统与变革的完美结合，光荣革命可视为既是传统的沿袭，又是变革的手段。以此为基点，形成后世英国历史上两种主要的政治倾向，即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两种倾向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英国式发展道路的形成。
英国的保守主义是一种稳重守成的力量。它并非一味地顽固抵抗变革和进步，而是对变革规模、程度及方式持谨慎和稳重态度。“保守”非指倒退或抵抗变革，而是指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传统事物，并且在不得不变革时，把变革的幅度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对英国人来说，保守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是人们对未来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恐惧与惶惑，是守旧求稳、保持传统的连续性的心灵基础[3]。因此，当现存制度尚需维系时，它就坚守阵地，拒斥变革；但当已有的体制已不适应需要时，它则允许一定程度的变革。不过，它常常把这种变革解释为维护传统，并从传统中援引其依据，变革的结果，反又成为保守主义守卫的新地盘，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和反对变革和倒退的新的基础，从而将其融入强大的传统中。“希望进步和害怕前进中的危险，这两种心情在表面上是矛盾的，而在实际上却是相互补充、互为条件的…进步依靠守旧思想来使它成为明智、有效和切合实际的行动……人们在整个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首析，虽然不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以合理的比例来调和这种倾向，既不至于过分大胆或轻率，也不至于过分慎重或延迟。”[4]
“激进”(Radical)一词源于拉丁文“根基”(Radix)一词，它有两种含义：一是“刨根究底”，“触动根基”的含义；一是“归根到底”、“正本清源”的意思，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却涵纳在同一词里，这正反映了英国激进主义的特色。激进主义也是光荣革命后形成的，它认为英国制度千疮百孔，弊端丛生，必须经过彻底改造才能符合人民的要求。因此，它要求对现存制度进行变革，主张用平等、公正与正义的尺度来衡量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并得出必须改革的结论，因为无论何时，用理想的尺度进行衡量，现实总是不足的。从这一点看，激进主义也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不过，由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从光荣革命所形成的历史传统中产生的，二者具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所不同的是，激进主义强调变革，并以此为依据，说明变革的合理性。保守主义则主张维护传统，甚至将光荣革命本身也说成是恢复传统，将变革说成是标新立异，有很大风险，不宜提倡。当然，保守主义并不排斥“有保留的变革”，它也无法否认光荣革命乃是对现存的一种变协，这表明它有接受变革的基础；另一方面，激进主义又天生地含有传统主义因素，试图用一种更古老的传统来为其否定传统寻找根据[3]。这样，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就非两种截然相反的力，而是可以在某一点相互契合，相互有待，以便有效地控制“政治机器”因过势而导致的灾难。这就是英国何以能在传统与变革的相互交融中稳步前进的原因。
美国人的文明模式有着与英国极为相似的特征。在文化传承上，它继承了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并将之发展为实用主义。事实上，美国的文明传统主要源自清教主义、经验主义，同时也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份，但这样“杂烩拼盘”全被美国化了，而且这种演化逐渐变得越来越彻底。清教主义已非原来意义上的清教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神学思想，而是渗透了世俗思想；它已摆脱不了信奉国教的压力，不再是一个教派的挑战，而成为哲学的工具。启蒙运动也完成了它的启蒙任务，但没有诱发战争和革命，没有造成阶级对抗或过去与未来的冲突，由于不需要克服教会和国家的障碍，不需要清除丑恶，也就避免了大量的流血牺牲（美国人未经历等级制的封建专制社会，没有极端不平等和阶级压迫的历史）。启蒙运动在法、德曾引起爆炸，但在美国却被熔化，而变得温和、平静和普遍，它使对立的事物融为一体。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历史特征，使得美国人发明了实用主义，并使其成为美国人的哲学、思想和行为的理论基础。因此，在美国历史上，也出现了类似英国的现象，这就是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对峙和融合，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植根于本土的清教——扬基——中产阶级传统利益和文化结构。它坚持国家政权应由殷实古老家庭的绅士君子式领袖人物执掌。其政党理想是以道德良知治国，在发展经济、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强调人性净化和社会合理秩序。激进主义及其改革思潮则以广大移民（1890—1920年新移民浪潮带来2000万人口，聚集工业都市）和新进知识界为靠山，要求机会均等和广泛民主，造成改革压力。这两种政治势力交替统治、互为补充并相互制衡、彼此牵制，使美国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但是二者的行动都非为消灭和吞噬对方，而是依据宪法合法行动，这就避免了法德那种由于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理性主义思潮所造成的革命和法西斯主义后果，避免了流血事件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使社会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顺利发展。
总之，英美传统文明模式正是在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只是契合点更接近于经验主义。在这种文明模式中，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作为两股均衡势力相互激荡，依法而动，彼此牵制，相互监督，保守主义主张变革是次要的，而遵循传统至关重要，即使有变革，也要把变革纳入传统中去，并在传统中找寻变革的依据、轨迹，用传统予以说明，将变革说成是传统的因子和延续，因此也就是传统本身。对激进主义来说，理想的价值更为重要，社会充满了弊病，必须彻底改革，要革弊图新，大刀阔斧前进，以图建立一个更合乎理性、人性的世界。正是这两股势力的碰撞交融，才使得英美模式走出了一条渐进发展的文明进化新途径。
二、法德模式的形成及其特征
与英美传统相反，法德文明模式是在启蒙运动的旗帜下，把“理性”推上了至高无上的殿堂，尽管法德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特征，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体验：即饱受专制政体的百般蹂躏、毒害和外侮欺凌与压迫，十分渴望国家的强大，希望借助启蒙运动，开辟一个新时代。在法国，它表现为人们要与传统彻底决裂和追求民族再生的强烈冲动，以及人们对财富的厌恶（法国人认为财富是剥削、不平等和堕落的根源），对平等理想的痴迷和渴求；而在德国则表现为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并由此形成了国家有机主义或国家整体主义的理念，以摆脱外侮，成为统领世界的霸主。启蒙运动的后果，就是以理性至上的形式把人们对旧制度和旧历史的痛恨转向对建构新理想世界的期待和呼唤，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使这两个民族更关注建立理想的价值世界，而对英国式的慢腾腾的进化模式不感兴趣，它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自己的理性，通过革命，摆脱专制和外侮，构造一个理想的国家。于是两个都具有浪漫主义精神、富于幻想的民族，在启蒙运动的感召下，将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溶为一体，形成了特有的新文明模式——法德模式，这种模式大异于英美模式，它关注价值世界，期待不断革命，忽视个人自由，追求民族再生，期望创造理想神话。
在法国，由于封建专制传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统治阶级内部，君主的专制与贵族阶级有一定的矛盾，于是弱小的新兴资产阶级就利用君主反对贵族。这样在思想领域里，法国的理性主义从一开始并非直接反映资产阶级的具体要求，而是以比较抽象、比较空洞的观念形态表述着经济、社会制度中正在经历的变化，揭示理性的行动怎样才能在历史的进程中取得进展，这就使进步蒙上了一层唯灵论的色彩，认为人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获取知识和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而达至一种使个人和所有的人都融合为一体的完美境界。所以，法国最初的理性主义表现为普遍的人寓于每个人之中的抽象观念。到了启蒙运动时期，高扬理性，主张理性至上，成为时代主题。由是，启蒙主义的浪漫精神也被保留下来。法国大革命后，理性主义虽然日益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不过仍带着这种浪漫的、富于幻想的特质。旧制度下的法国，封建贵族享有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特权，他们既可避税，又独占高官显职。而且贵族阶级也日益封闭和僵化，它使资产阶级分子很难跻身贵族圈子，成为其中一员，这就断绝了靠个人能力提升自身地位的开放之路。同时贵族自身因传统偏见而不愿经商，逐渐变为享有特权的寄生虫，日益加重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的负担，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和其他各阶级共同的敌人，因此，法国人极其热望平等权，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激进性、彻底性所刻意追求的价值迷梦，它只能导致人们只一味地追求绝对平等权，而忽视其现实操作上的可能性。
另外，在法国人的价值语系里，“民族再生”与强大，乃至上价值追求。为达此目的，他们主张同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重建法兰西，这与其民族性格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及处处力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民族心理相关。对他们来说，一切现成的东西无疑都有陈旧之嫌，都应抛弃，法国必须弃绝旧传统，以便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民族，实现民族再生和强大的理想。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法国人在1789年作出了任何其他民族都不曾作出的巨大努力，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并在他们迄今为止的历史和他们所希望的未来之间开出一道鸿沟。为此，他们谨小慎微地极力不把任何过去的旧东西带到新的环境中来，并给自己规定了种种限制，力图形成一套不同于他们父辈的习惯。总之，他们殚精竭虑地要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5]但要实现上述理想，就只有通过革命，于是，革命，再革命，不断革命，就成了法国人的信念，也是他们追求理想梦幻的手段。当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法国也影响甚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宗教思想，加上对平等理想的追求，和传统决裂的信念，寻求民族再生的冲动，使法国人失却了对自由的热爱，忽视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一味地强调人民主权和民主，不断地求新和独行，乞求理想的价值世界，并由此畸形地发展了一种大众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即偏好创新、新异、倡导革命，厌恶传统，反对保守，这样就使社会万马齐喑，失掉了稳重审慎的保守主义，其实，无论是雅各宾派还是其他派别当政，都无一例外地铲除异己，并把这种行为视为正当，不容忍任何反对派存在，根本不依据宪法行事。
再看德国，德国的历史发展自古代起就走了一条与大众不同的道路。当恺撒的军队横扫欧洲时，日尔曼人却偏安一方，从未臣服过罗马帝国，相反，他们还曾在历史上大败过罗马军队，德国人一向以此为傲，这就使希腊文化与之无缘，而罗马文化对之影响也不大。进入中世纪后，德国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并处在长期分裂、战乱不止的状态中，致使德意志陷于混乱与衰微之中。当文艺复兴的曙光开始显现在西欧时，不幸的德意志仍在黑暗中徘徊。16世纪的路德宗教改革本为德意志带来一丝新世纪的曙光，可是，农民战争的失败又使之重陷黑暗之中，被称为有两百年不见于政治上积极的欧洲国家之一。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动乱的中心和列强争霸的战场。这样，最早由宗教改革产生的理性主义，由此绕了一个圈，重又回到宗教和纯思辨的领域。这种理性主义又受来自法国文化和俄罗斯所代表的东斯拉夫文化的强烈冲击，一方面是追求平等和人民主权，并要与传统决裂的法国理性主义，一方面则是深受黑格尔理性主义影响的俄罗斯文化，俄文化是专制文化、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以及善良、人道、柔顺，并杂烩民族主义、个人主义、无个性的集体主义而成的。在这种独特的历史和强大的外来文化的双重重压下，德意志人迷失于民族自卑感和民族妄自尊大感的交互冲突中；在哲学上以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表现出来，以普鲁士精神为其依托，以追求民族统一和自强为目的，在文学艺术上以浪漫主义形式体现出来，于是，这种由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奇妙结合而生的文化传统，蕴育出了德国特有的民族精神：“荣誉、忠诚、顺从、勇敢”与臣仆奴性、绝对服从，冷酷迂腐，极端民族主义相伴生，而对自由、民主则表现出极大的冷漠，对平等的热爱幻化成了对国家自强、与欧美列强平等的强烈冲动。于是，在德国人的民族精神里，明显地存在着相互冲突地价值取向：一是古典人文主义为代表的理性精神，它主张宇宙的中心是人，应恢复人的原有面貌地位，尊重人的本性，维护人的尊严，提倡理性、宽容和人道主义，追求世界大同，这是通向民主、自由传统的精神层面；另一种是浪漫主义，这是一种与启蒙运动背道而驰的思想，它主张创造性，喜欢标新立异，轻视传统惯例，回避现实，要求回到中世纪去，对未来充满幻想。他们惯于发泄自己，感情用事，过分强调情感的作用，把德意志人描述为最纯洁、精神上最丰富的高贵民族，并肩负着引导全世界走向“真正大同”的使命，这就使之易与极端主义相结合。在国家学
说上，他们认为国家是由许多人组成的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他们通过血统、遗传、传统和历史紧密地联为一体。这样的有机体具有它自己的精神和个性，由于它是由古老、悠久的传统所组成，所以国家中的每个人都不能采取独立的违背传统的行动，他的所作所为只能是祖先行为的继续，从而和国家融为一体。这就使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国家、民族这个有机体中丧失殆尽，成为牺牲品。[6]
可见由于德国的特殊历史和民族习性，使德国的文化传统逐渐为浪漫主义所左右——因为这种精神是导向国家强盛、满足民族虚荣心的最好形式，这种根植于德国人的民族精神的浪漫主义思想，很快演化成一种关于共同体的有机的民族主义理论，从个人的个性演化成民族和国家的个性理论，并通过19世纪初期的众多的德国思想家——特别是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以及黑格尔的理论发展而成。它抛弃了启蒙思想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说，认同超个人的创造力量，用独特的个人材料构筑成一种精神的整体，并由此创造出具有这种精神的具体的社会政治组织和制度体系。于是体现着民族、国家理性的社会就凌驾于个人之上，并取代了社会进化的理论；同时，又由于该社会被视为独特的个人材料构筑成的一种精神整体的创造物，所以，个人服从这种社会组织就等于服从个人的意志，个人意志与国家意志合为一体，并最终屈从于国家意志。如此以来，德国的文化传统和独特历史最终导致了对民族整体的性格、意志和理性力量的无限夸大，为极权、专制政体的出现种下了祸根。
三、两种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两种文明模式给人类留下了诸多经验和教训，对于英美模式来说，传统与变革乃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二者相互有待，彼此制衡，社会按特定的程序发展。这种模式偏好工具理性，它具有务实、提高效率和生产力、节约能源和资源的功能；在政治上，它关注政治制度的有序运作和实际操作规程，避免过激行为，以免给社会带来动荡。但这种模式也因过于偏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易招致片面追求效率、满足感官欲求的畸形发展，失却对人生价值、意义世界的终极关怀，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的关系更趋紧张；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模式过于漠视人的情感、精神价值的实质，一味为功利、效率目的所驱动，甚至视为唯一目的而导致行为方式的“常规化”，使社会生活缺乏多元价值的创造性。反观法德模式，传统则被视为阻止其进步和心智发展的障碍，心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必须完全抛弃或与之彻底决裂，才能在此基础上，创造社会发展的新契机。但完成这一过程的手段只能是变革或革命，变革或革命所诱致的结果，必然是一个全新的美好社会，因为它剔除了旧制度中所有的污垢，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为人民所支持和拥护，于是，这种指向未来的具有至善论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价值目标，就成为法德模式刻意追求的迷梦。为达至这种目标，他们沦为自己激情、理想和信仰的奴隶，他们不计后果，只要认定是有益于这一价值实现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哪怕是暴力、恐怖手段均可以接受和实施，并被视为维护正义、镇压邪恶的必要手段。其结果却是为极权暴政法西斯留下口实。不过，也应看到，法德模式因其关注意义、价值世界，追求至善，能使人们更注重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从理想的角度塑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由于人性的释放和理性的扩张所造成的人类困境问题。因此，考虑一下二者的结合问题，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善举，或可将人类提升到一种新的视界来透视人生价值和生活世界本身。
当然，于后进社会来说，首先应选择一条稳妥发展之路为要，以保证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稳步过渡。至于社会发展的最佳模式，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人类的有限理性永远只能使其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之间进行选择。有鉴于此，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代表传统与变革的两大势力应该成为彼此分离、各自独立的两大合法系统。二者彼此发挥其功能，相互承认自身有局限性并允许相互监督。但要保证彼此恪守其责，互不越界。批判者不能以为自己的蓝图可以立即实行，实践者不能认定自己的政策是最佳选择。二者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和互动关系，任何一方不要企图兼并或吃掉对方，合一便是灾难。理想、至善，作为人类的精神追求，其本身是无罪的，灾难和罪过在于用它们去指导一场社会实践，这才是一切祸患的魔窟，希望历史的镜子以史实昭示后世，以为后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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